评电视剧《蜗居》　　

邋遢道人　　

电视剧《蜗居》开播就引起轰动，很少见到网民们对一部电视剧的关注和议论达到这样的热度。本来想写些东西，看到很多网友已经有评论，也就算了。今日看到广电总局某负责人突然不阴不阳地批评《蜗居》“有很大的负面社会影响，靠性，靠荤段子，靠官场腐败，靠炒作来吸引眼球。”，于是忍不住想说点什么。　　

《蜗居》或许是一部久违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　　

《蜗居》轰动与主人公海萍那句“现在的房价是没有最高，只有更高，不断的更高，越来越高”牢骚与普通市民产生共鸣有很大关系，况且所谓“蚁族”-“网民”-“蜗居者”几乎是一个群体，更使各种言论汇聚成网络洪流。贫道觉得，《蜗居》的价值绝不仅仅揭示了房价飞涨对老百姓正常生存的威胁，因为就目前毒瘤般的房地产市场对普通老百姓的伤害，对国家经济的威胁，不仅有很多非主流学者用更翔实的数据和有力的逻辑进行了揭示，而且普通市民早已怨声载道。《蜗居》的价值，在于作品通过几个城市“小资”企图通过个人奋斗实现“中产阶级”梦想的不断破灭，精神生活的逐步异化，较为准确地描绘了当今号称中国人良心的文人阶层完全被肉欲所绑架，精神酱缸化的现实；揭示了三十年来精英们极力主张的“人性”实际上不过是“兽性”，以及“个性”如何在资本面前被研磨成“奴性”。　　

《蜗居》的出现是差不多消亡了七十年的中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回归，是新时代的《家》、《春》、《秋》。从这个角度看，无论如何褒扬这部作品，都不足以反映这部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文艺作品的力量在更多的时候比枯燥的理论叙述和激扬的文字更加有力。一部《蜗居》鼓起民众对被权利和资本绑架的房地产市场的愤怒，抵上10把“牛刀”。　　

所谓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本来特指19世纪欧美一些作家的作品。批判现实主义总汇了十八世纪以前的文学经验，补充了文艺复兴时代现实主义历史具体性之不足，摆脱了古典主义的理性原则，克服了启蒙时代现实主义的说教成份和浪漫主义的主观性。着力揭露社会的黑暗和罪恶，具有极强的批判精神，被高尔基称为“批判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主人公往往属于“小资”和底层文化人，作品通过真实描绘他们的个人主义，个人奋斗梦想如何在现实中破灭的过程。卡门、于连、吕贝卡-夏波、毕巧林、罗廷……等人的精神和经历简直就是海萍和海藻的前世。　　

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出现有它的必然性。19世中，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俄国的社会先后进入这样一个阶段：一方面经济上高速发展，大量物质财富被创造出来；一方面贫富分化迅速加剧，人们被撕裂成生活在完全隔离的两个世界中——互相不了解、互相不理解的两个群体。富裕群体花天酒地、荒唐淫逸；贫困群体越来越感到无助和绝望；人们的价值观被物欲所引导，传统的温情、互助越来越淡泊或边缘化。而被认为是民族良心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小资”，大部分心甘情愿地成为富裕阶层的附庸。　　

这时，狄更斯、福楼拜、萨克雷、梅里美、左拉、莫泊桑、都德、小仲马、罗曼罗兰、威尔特、斯托夫人、马克吐温、杰克伦敦、巴尔扎克、雨果、普希金、冈察洛夫、屠格涅夫……无数灿烂至今的文艺巨星都出现在这个时期。他们要么写出《大卫·科波菲尔》、《雾都孤儿》、《悲惨世界》……揭露社会的黑暗和穷人的困苦无助，要么写《镀金时代》、《欧耶尼·葛朗台》、《红与黑》……揭露富人的贪婪和无耻和小资们的堕落，　　

这批批判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无论对当时和以后的平民以及青年知识分子甚至权势阶层、富裕阶层都有巨大影响，成为一种道德、伦理的标杆，一个明确的价值取向，为此后西方社会主义意识的产生和中产阶级化创造了条件。假如西方国家在这个时期整个文人群体完全被富裕群体所俘获，没有这样一批作家出现，难以想象他们会出现后来的社会进步。　　

稍加注意就会意识到，中国实际处于早期资本主义很接近的形态：工业化和城市化高速发展，财富被迅速创造出来的同时，贫富分化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人群同样被撕裂成两个无法互相理解，无法对任何事情形成共识人的群体。由于中国基本没有对农民工给予福利保障，最低工资制和薪水保障的制度保障要远低于现代西方甚至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更接近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状态。中国的社会状况恰好很接近19世纪的西方国家。也就是说，中国正是一个该大量涌现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时期。　　

让人很悲哀的是，中国这十几年来竟然几乎没有出现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余秋雨沉浸在无病呻吟中，二月河注意的是帝王们的文治武功，张艺谋、冯小刚的作品越来越靠无背景的社会、虚构的冲突、华丽的画面、夸张的表演来表现无聊和无厘头。“武打”这样一个本来描写侠客反抗暴政的题材，被用来宣扬抽象价值的工具。就算 “主旋律”题材的作品也基本脱离现实：大量农村电视剧里那成堆的年轻人就根本不存在，遍布 “386199部队”（妇女、儿童、老人）才是农村的社会现实。城市生活剧老板、官员、社会名流形象占据大部分舞台，少数描写城市平民生活的作品要么是在表现脱离了真实社会背景的所谓“人性”，要么是借机控诉改革前社会制度的闹剧。就算有些批判官场腐败的作品，也基本采用说教形式，细节基本不真实，连现实主义都说不上。　　

到了现在，无论小说、电影还是电视剧都越来越缺少细节真实，作家、演员和导演一个个江郎才尽。当小沈阳高喊“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在舞台上一个亮相，各路大腕们黯然失色。以至于张艺谋不把小沈阳拉进麾下，连个三流贺岁片都拍不出来了。因此，现代题材的作品无论小说还是电影电视剧，贫道一概不看。　　

而《正道》、《潜伏》、《亮剑》等历史题材的革命浪漫主义作品，顶多让中国人还意识到他们曾经没那么堕落，曾经是有精神追求的人，其作用无非是麻痹一下心灵。　　

比较好的作品大概只有李亦中的《狗小的自行车》和赵本山演的《落叶归根》。这两部作品揭示了中国人在精神上被撕裂成两块的现实。由于这些作品描写的是社会最底层，很难在以小资为主体的文学欣赏圈子内得到共鸣。上映后几乎没有反响。　　

没有作家能面对现实，全部为资本和权力所俘获，这让贫道在几年前就感到悲哀。其实道理很简单，想想前几年很多人就说的中国的“上层阶级”是“官、商、学”铁三角或者“官、产、学、媒”构成，那么中国人的“良心”部分就基本被资本和权力所俘获，他们要么在“改革”中从资本盛宴中分得一杯羹而成为物质上的既得利益者，要么在“改革”中被“全球共识”和“普世价值”所俘获，从而成为失去人性的物欲追逐者。如果不是这样情况，怎么可能在十几年市场化后几乎找不到以现实主义态度看待社会的作者？　　

《蜗居》这样的作品，40后，50后的人是写不出来的，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人一旦已经成为“作家”，早就被酱缸文化所毒化。80后和90后也许功力还不足。只能是六六这样60后或70后的作者比较有希望写出来。　　

《蜗居》的价值在于中国总算有了一个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作品继承了批判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重现了“多余的人”和“堕落的人”人物性格特征。虽然该剧还有很多让人遗憾的部分，但作品描写的人具备十分强烈的典型性，对人物性格的刻画细致而准确。就连后几集狗尾续貂的官场剧情也显示了时代特征。　　

一些网友对贫道将《蜗居》归类为批判现实主义不以为然，觉得有过度褒扬之嫌。不过，批判现实主义并不是文学创作最高标准，批判现实主义无非是特定时期出现的一类比较能反映时代特征，有积极意义的创作样式罢了。说《蜗居》“或许”属于批判现实主义，无非是从作品同样通过描绘一批小资们的生活经历，基本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社会矛盾，比较准确地刻画了这个群体的思想和个性特征。因此与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样式比较接近而已。如果让说同期现实主义作品哪一类更好，贫道早就推荐了《狗小的自行车》和《落叶归根》。　　

当官做什么最愚蠢？批判一部一定成为文学史上会有地位的作品最愚蠢。广电总局电视剧司管理司司长李京盛先生就做了一件最愚蠢的事情。他的这几句话，最后会被写在中国文学史上的。　　

当同情、感恩、单纯属于危险性格　　

与《红与黑》中的于连和《名利场》中的蓓吉相比，出场时的海藻思想要简单得多，经历直白、思想单纯。前几集观众甚至不会意识到她会成为全剧最重要的主人公。假如于连和蓓吉因为从小就浸泡在浓重的个人价值欲望和强烈的个人奋斗精神，终因世事乖舛而命运不济，那么一个复旦大学毕业的女大学生，生活目标也就是能有个稳定的职业，一个爱自己的丈夫，一个不大的安乐窝，几身把折打到底的二流名牌就满足的海藻，似乎应该一世快乐。但是，海藻最终自然而然的，心甘情愿的，水到渠成的沦落为权贵的生孩子机器。　　

是海藻还有什么性格缺陷或能力缺陷使她命运也这么不济吗？剧中很难看出来。也许有人认为她选择留在上海有问题——如果待在老家可能就没这个悲剧。不过这个理由很难成立。大专毕业后，农村学生涌向城市，小城市的人涌向大城市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必然。就算上海是富人的天堂，花花世界，也需要大量白领和蓝领呀。没有穷人哪里有富人呢？没有职员房地产老板靠什么发财呢？任志强的“买不起房子就该回农村”狂妄话不解决问题，如果真按任老板的主张，恐怕连华远集团要有一半职工就该回家的。　　

造成海藻最后堕落的性格缺陷剧中写得很清楚：她有同情心，有感恩思想。她同情姐姐没有房子，不能把孩子带在身边的痛苦，对姐姐对自己长期帮助有感恩思想，因此要在姐姐困难的时候要做些什么。同情心、感恩思想一直是中国人最赞美的个性特点。但在现实社会就是一种危险的个性特征，一种可能给自己带来伤害的坏习惯。剧中很清楚地告诉大家表现同情与感恩在今天属于“慷慨”范畴。宋思明对海藻讲得很透彻：虽然“人把慷慨，当做一种赞美，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今天的“人之所以慷慨，是因为他拥有的比挥霍的多”。也就是说，富有同情心和感恩思想可以，但千万别付诸行动。能够慷慨地表现同情心和报恩的只有那些“拥有的比挥霍的多”的人。今天的海藻不具备有同情心，有感恩思想，心底善良的“资格”！如果执意要表达自己的同情心，属于过度“挥霍”，结局就是掉到权贵或老板的窠臼中。　　

《蜗居》的情节主线描写了一个很普通的，无非有点同情心和感恩情结的女孩，如何因为“顽固”地“挥霍”自己的同情心和感恩，而一步步地掉进权贵的圈套中。作品真实展现了这样的事实：从海藻第一次筹集6万元，到第二次筹集10万元，以及解决苏芮被拘问题，这些任务都是海藻力不能及的。实际上，这一家人小人物，哪一次离开宋思明能够度过难关呢？显然都不能。他们连如何向日资公司讨还应得的奖金都一筹莫展。没有宋思明一个小指点，海萍休想大获全胜。这就是现实。作品很清楚而自然地给出小人物在上海这个大舞台上混，遇见点小波折后会怎么样。　　

海藻另一个“性格缺陷”是单纯，单纯得像一个“梦游娃娃”。这在当今社会是危险的！宋思明天天经历各种花天酒地的场所，阅历女孩无数，但这些地方要么是风月女子，要么是会算计的，或会放得开的。对于一个心思很重，时时事事算计得点滴不漏的官员，自然会知道挂上这样的女孩的风险。即使海藻这样单纯的人，在彻底做二奶后，还在缠着他。从要求满足于偶尔见面到要求一周见6次面。因此，梦游娃娃很成为宋思明这类官员捕捉的目标。放浪和想得开不危险，因为有这种性格女孩把这种过程看做一种各得其所的交易。可单纯就危险，单纯最后受到的伤害最深。电视剧开始就把海藻描写的傻乎乎的，直至最后也还是傻乎乎的，是很有匠心的。　　

一个思想单纯、随遇而安、富有同情心和有恩必报的女大学生性格特征，成为一种危险的性格特征，还有比这更古怪的社会吗？　　

很多网友批评《蜗居》没有明确的爱憎，甚至看完后还会产生对“疑似反面人物”的同情。不过贫道看来，《蜗居》好就好这里，细节真实自然，甚至带点海派文学“甜腻腻”的味道，勾引小资读者和观众内心那些浅薄，让他们不知不觉地对海藻甚至宋思明产生好感。其实，只要没有嗜痂之癖，即使曾经在观看过程中有点同情海藻和宋思明，过后也会自责自己这么没判断力，很少从此爱上宋思明的。贫道认为该剧最后几集是有意狗尾续貂，海藻最后结局、宋思明的死以及官场戏部分明显是生硬拼接的。至于作者为什么这样写，大家心知肚明就可以了。　　

说实话，中国精英们真的已经在偌大中华实现了思想文化一统天下，个人主义深入人心，人人都成为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杨朱信徒，做点好事连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就算贫道自己，也远没以前干净。现在，蜗居和蚁居的小资们没有不认为个人幸福就是人生全部的，追求“过把瘾就死”的人并不少。看了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对小人物即使堕落也同情是正常的。看《红与黑》同情羡慕于连的读者多得是。但不妨碍《红与黑》揭露社会毒害青年的文学价值。　　

贫道觉得，大概是我们很少读现实主义尤其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读《家》、《春》、《秋》、《骆驼祥子》就没有读《雷雨》受感动。我们习惯的是革命浪漫主义的作品。贫道这样说，并不是认为批判现实主义就是文学创作最好的终极标准，只是认为一个时期一种创作样式更适合表现。有时候所谓“更合适”，仅仅是因为它比本来“更合适”的创作样式能让更多的读者受到震动而开始清醒认识社会而已。　　

《蜗居》很多细节表现出群体的麻木，人物麻木得让观众也跟着麻木。海萍因为要业余时间赚点外快，对公司天天加班很生气。但是，她无论给谁说这件事，无论是同事还是丈夫，无论海藻还是小贝，都觉得海萍有些过分，都说“那个单位不加班呀”。一些观众也觉得加班正常呀。无报酬加班就是剥削，本来是违法的事情，但没人觉得这侵害了劳动者权益。大家觉得海萍很可笑，很小心眼。这是什么？这是现实。不仅反映在作品人物身上，也让小资读者跟着进去做了一次傻瓜。每个人读奥博洛莫夫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而顾影相恋，这就是批判现实主义的魅力。　　

作品没有给出爱憎，是要你体验爱憎。你自己在生活中遇见这些事情是麻木的赞同还是有明确的厌恶？很难讲的。贫道感觉是，多数人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像在网上那么爱憎分明。在网上你见到“老板”一词就觉得面目狰狞，但也许你有的朋友就是老板，而你从来没觉得他们有哪些不得当的地方。在论坛上你可能为农民工呼吁，但见到邋里邋遢的农民工又想绕着走。麻烦的是你自己，不是电视剧《蜗居》。　　

汶川地震让中国人“慷慨”了一回，早已沉浸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思想里，几乎人人投机钻营干点阴暗勾当的中国人总算找到一个表白自己还没完全堕落的机会，于是，中国人无私、高尚了有那么一俩月，此后一切照旧。因为现实如此，不是每个中国人都“拥有的比挥霍的多”。汶川地震时期的中国人不真实，平常的中国人才真实。　　

表里如一的宋思明　　

贫道很多朋友做官，自己也做过官。很多刚做官的人体会是做官很累，要有两个面孔：对朋友和家人一个面孔，你要变成真实的自己；到官场另一个面孔，你必须扮成一个成熟、智慧、能办各种事，能说得体话的人。每天不停地转换面孔很难受。而做官时间长的人就异化为另一个人。一个个面孔一样，内心完全没有了真诚，而是充满了卑鄙和龌龊，工于算计。现实主义作品追求的是典型形象，就这一点来说，《蜗居》塑造的很成功。《蜗居》塑造了一个“久经考验”的官员典型。他无论面对官员，面对老板，面对老婆孩子，面对海萍一家，都只有一个面孔：成熟、智慧、能办各种事、能说得体话。但内心肮脏而工于算计，无时无刻不去捕捉对方的弱点以便获取利益。　　

有些观众认为该剧把宋思明塑造成了个正面形象：工作上精明能干，成熟睿智，而且对海藻的爱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因此是个坏作品。贫道倒是觉得这正是作品成功的一面：一个年轻女观众在生活中，也能被宋思明这个典型人物所蒙骗的。因为作品塑造得太典型了，官员们真戏假唱，假戏真唱的水平太高了，以至于坐在电视机前都能上当。　　

宋思明与海藻的交往真是出于爱情吗？剧中通过海藻自己，海藻的老板的疑虑以及宋思明自问的话表现一个意思：海藻是个比较平常的女孩，长相一般，思想简单。这样的女孩为什么会打动宋思明呢？而且让他时时想念呢？是宋思明下意识里喜欢这种类型的女孩？在想到海藻时平时那些智慧、算计都抛在脑后，变成一个真实的男人才这样做的？贫道一点也看不出来。贫道看出来的是，正是宋思明完全变成一个把算计一切的习惯浸透到骨髓里的官员，连下意识都与面孔一致的官员，才去选择海藻的。宋思明是个非常精明的官员，也是个非常精明的男人。很多人听到宋思明这段对海藻说的话，不见得知道宋在表达什么意思：　　

“现在的社会太现实太残酷了，没有人再认为亲情是重要的了。但我告诉你，凡是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大问题。人这一辈子，有许多困扰是无法解决的，比方说生老病死，比方说众叛亲离，比方说勾心斗角，比方说不再相爱。所有的这一切，都比房子啊，钞票啊要严重得多。一个人可以背金钱的债，却不能背感情的债。背金钱的债你有还清的希望，而背了感情的债也许到死都会愧疚。”　　

宋思明是在打消海藻借钱顾虑时说的这段话。这段话清楚显示宋思明很明白这个道理：有些事情能用钱摆平，有些事情摆不平，钱再多也没用。一个现职官员要讨个二奶，拿钱就能办到，这一点宋思明很清楚。但什么事情办不到？假如这个二奶野心太大，或者会闹得非要自己离婚不可，或者贪得无厌甚至非要给做官才行，这都不是钱能摆平的。宋思明见过无数官员因此栽跟头的事例，以他的精明程度，虽然在日常见到比海藻漂亮得多、有韵味得多的女孩，做到了下意识地拒绝。而见到海藻这样基本漂亮、思想单纯的梦游女孩，就下意识地作为选择对象。贫道看来，正是他能做到这两个下意识，才说明这个人真是被官场文化浸泡透了。以至于宋思明自己都奇怪为什么见到那么多可以到手的漂亮女孩都没心动，倒是见到海藻就心动了。这不是一个男人的特征，这是一个老谋深算的官员的特征。　　

有人会说证明宋思明真心爱海藻，甚至有离婚与海藻结婚的潜意识，因为宋思明在春节带海藻去见朋友，明摆着会让自己老婆知道。这是没有注意一个细节：这场聚会是检查部门设的圈套。也就是说，宋思明自己被算计了。　　

另一个被很多人感动的情节是宋思明在最后知道海藻出事情后立刻驱车去医院并因此死亡。但这说明什么呢？宋思明这么见多识广、心高气傲的人在已经知道事情被监察部门盯上而且破绽无法弥补后自己的结局是很清楚的。这时他无论做什么都对他本人没什么损害了，甚至选择自杀都可能。同时，贫道始终有最后几集属于硬拼接的感觉。　　

有人评论说作品把宋思明描绘得太精明能干，看问题太透彻了，这有点美化贪官。这是不了解官场的缘故。宋思明确实不像“典型”的政务官。典型的政务官不需要具备这些特质，他们目标是混更大的官，能力表现在处理官场内各种“关系”上。把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的能力是不需要的。宋思明是一个“典型”的吏，一个不以升官为主要目标，以满足实际控制欲为目标的官吏的典型。这类人确实很能干，处理政务能力比市长、书记要能干得多，处理问题恰当得多。市长经常换，政府办公厅的秘书长和众多跟着各位市长的副秘书长和办公室主任不经常换。一个从来不了解工业的人为什么会被派去做工业主管副市长？因为他们有秘书长、秘书。有了这些人，你听他们安排就可以应付工作。　　

作品里的宋思明是典型还在于他确实很能做事——无论做坏事还是做好事。确实，90年代以来，一个男人要想有点成就，做什么最能展现自己才华呢？一个是做老板，一个是做官。能干而且有点野心的男人都去做这两件事了。钱场、官场向个黑洞，把各种本来可能做点为人民办好事的人都给吸走了。于是，大量本来很优秀的人最终被改造成恶棍，他们做坏事的能力比一般人强得多。若非如此，中国能在短短十几年，基尼系数从0.25攀升到0.5，成为世界典型分配不公的国家；从愿意做为人民服务的老黄牛，到一个个都乌眼鸡似地一心为自己，道德败坏到如此程度而且群体麻木吗？作品中的宋思明越精明能干，这个社会越悲哀；作品中的宋思明越是肮脏地表里如一，越让人害怕。　　

多余的人　　

《多余的人》本来是屠格涅夫的一个中篇小说，讲述了一个男人，爱上一个有未婚夫的女人，认为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的故事。俄罗斯这个时期很多作家，如契科夫等，写了很多这类人物。如《一个文官之死》，《胖子和瘦子》，《变色龙》等，写的都是小人物，小职员、小官吏、小自由职业者……也就是我们习惯说的“小资”。这些人以自我为中心，半径也就是直接接触的那些人。生活中斤斤计较，看似精明，实际很麻木，奴性十足。既对底层人的痛苦毫不关心，又对政治毫无兴趣。　　

现在中国人中，往上剔除权贵、老板和与权贵粘的上的精英，往下不计农民和城镇蓝领，中间这一大批人属于所谓“小资”。这批人现在多得很，尤其世纪初大学扩招后，每年上千万的小资从大学、中专和农村高中出来。农村出来的进城市，小城市出来的进大城市。做公司职员、做教员、做小生意……再低一点的站柜台、做推销员。他们或者“蜗居”在市区的居民房里，或者“蚁居”在城乡交界的城中村中。　　

这批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就是有一天成为中产阶级。　　

他们早就受到充分的“教育”，知道所谓中产阶级的构成确实主要是白领和小业主，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加坡、韩国、台湾等都是如此。于是，中产阶级的标志：一套房子、一辆车子，女儿吃进口奶粉，穿标志“女色”的内衣，就成为他们实现理想的标志。这一点，无论海萍和苏淳还是海藻和小贝，目标都是很明确的，都坚定不移地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他们早晚有一天要成为中产阶级的一员。　　

他们也不缺少追求的动力，因为他们从上学时候开始无论在报刊上还是作品中都获知：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追逐物欲是正当的；个人主义是伟大的，集体主义是落后的；向前看就要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只要“跟着感觉走”就能“突然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我”；生存竞争、适者生存、个人奋斗，知识改变命运等等价值观。他们与下层人，无论是农民和农民工还是城市的所谓小市民在思想上格格不入。不仅鄙视这些人的习惯，而且无法也不愿意与他们在思想上沟通。虽然他们同小市民一样会为几滴油几度电斤斤计较，但他们觉得他们已经“脱俗”，属于精神贵族。他们在没有直接感受的时候，不厌恶权贵、老板和精英，因为这些人就是奋斗的成功者。他们在精神上是权贵、老板和精英们的附庸。　　

他们追求目标的态度是坚决的。由于坚决，会不知不觉地抛弃以前认为还有价值的东西，比如事业、爱情、夫妻之间的理解等。　　

看起来《蜗居》中这些小人物的追求是很正常、很正当的。他们的要求并不高，他们所追求的并不是他们不该得到的。但《蜗居》通过海萍、海藻、苏淳、小贝在大城市中十年左右的奋斗史让人得出结论：他们如果不搞点歪门邪道，实际上是无法用他们的个人奋斗或知识改变命运来实现自己目标的，那些目标对他们来讲实际是遥不可及。该剧最后一部分生硬地对前面的剧情做了修正（海萍有可能通过办外语学校发财，苏淳有可能通过办电子商务网站成功，海藻在海外直接就进入中产阶级了），但这些修正与生活逻辑并不相符，给人以为了某种原因故意狗尾续貂生硬拼接的感觉。全剧基本反映这样一个生活真实：现在蜗居或蚁居在中国各大中城市中的这几千万小资们最终是不可能成为中产阶级的。他们的前途就是成为新的城市贫民——一群希望不断破灭，为生存苦苦挣扎的蜗居或蚁居者。　　

他们的全部悲哀在于他们生在中国，或者生在发展中国家。因为除了发达国家和少数因东西对抗被西方培育的小国外，其他国家没有形成中产阶级的可能性。　　

中产阶级不仅仅是一种消费水平，更重要的是一种制度安排——一批人处在相同的“生存方式”中。这种生存方式是：占用世界80%的物质资源和80%的先进生产力，用暴力的、强势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维护一种剥夺世界80%人的现代化空间的制度安排。当今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更接近雅典城和罗马城里的公民——没有几倍与公民人数的奴隶和殖民地人，就没有标志公民身份的生活享用。只有整个“公民”都可能在同一个生存方式中生活，为同一个生存方式奋斗时，才会产生中产阶级。一个一部分人的财富主要通过剥夺本国另一群人才获取的国家，不会出现中产阶级，也不会存在真正意义的“票决民主”。　　

中产阶级不是那么好混成的。西德兼并东德后，为了让东德老百姓中产阶级化，西德对东德进行了大量的财政补贴，在短短10年东德人均补贴达到5万多美元，折合人民币40多万元。40多万元，买辆车买套房子应该差不多了。但是东德大部分人至今也没中产阶级化。　　

中国13亿人，比全部G8人加起来还多一倍。中国中产阶级化？那要再给一个地球才行。　　

这是大背景，真正的大背景。即使中国没有把房地产市场搞成赌场，没有把老百姓住的房子搞成赌具，能让海萍实现拥有住房梦想，也脱离不了这个大背景。中国这种经济社会结构，在全球经济中所处地位，决定中国中产阶级化不可能实现的。　　

但是，精英们没告诉大家真实是怎么回事，而是描绘了一个只要中国经济发展快了，财富这块饼做得足够大，离负责分饼子人最近的小资们起码能分得大一些。他们还不断给这些人打气，说他们应该追求物欲，让他们认为大房子、名牌服装、进口奶粉、漂亮女人和歌剧院本来就是任何人最高目标。既给了他们希望，又鼓起了他们的斗志，于是这批人一辈子就在希望和努力中奋斗——失败——再奋斗——再失败……　　

为什么批判现实主义作品都把作品人物对着这批小资呢？因为他们的希望最多，失败最多，希望最近，痛苦最多，甚至比下岗工人、农民工还多。3000万下岗职工和两亿农民工早已被最近获得经济学最高奖的著名专家，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厉以宁先生告知：“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八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要他们习惯这样的道理：“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情绪早已不高，受点罪就不容易叫唤。怕就怕被鼓起了希望，又噼里啪啦打回去。此前赵本山的《落叶归根》和电影《狗小的自行车》等反映底层人生活的，没多少人响应。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主人公一般都是这些小资，包括中国30年代的《家》、《春》、《秋》、《伤逝》呀什么的，一写出来就很轰动。因为小资是文学欣赏的主体，他们的声音有地方反映，喊叫起来声音洪亮。因此写他们作品有市场。　　

小资的特点是喜欢将个人的感受推广为全民的感受，觉得自己就代表了老百姓。其实他们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给点甜头就摇尾巴，受点委屈就叫苦连天。他们既不是“三个代表”，也不代表老百姓，属于“多余的人”。　　

这里专门议论一下最后几集。贫道之所以说最后几集与全剧不协调，存在有意狗尾续貂的拼接，是因为在剧情冲突达到高峰时，由于那个老外突然要给海萍投资办学校并带海藻出国，成为海萍一家的救世主，使一个贯穿全剧的悲剧气氛突然消失，变成一个正剧了。这不符合一般作品的规律。同时，三十多集没出现过的几个“领导”在最后几集里扮演主角，完全靠几句台词表现性格，也不是文学创作的方法。贫道觉得，作者的创作能力不至于这么低下。　　

性、荤段子和官场腐败　　

《蜗居》里有几个官员和老板形象，可惜没有学术精英。其中描写比较细的是两个，一个是市政府跟着某市长的秘书宋思明，一个是房地产老板，大江置业董事长陈寺福。其他人则若隐若现。　　

广电总局电视剧司管理司司长李京盛先生概括《蜗居》内容是“性、荤段子和官场腐败”，有限偏颇。不过官场、性、荤段子和腐败的关系倒是很近。　　

《蜗居》的背景是上海，跟着市长的秘书应该至少是个处长或政府副秘书长。作者对宋思明作为一个官员的生活描写得很真实。官员们日常除了文案和市里会议外，主要就是与中国老板和外国老板打交道，与他们一起吃饭，解决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是中国的现实。你见过一个政府干部与普通人一起吃饭、聊天的吗？宋思明虽然到钉子户老太太家去过一趟，空聊了几句，既谈不上交流，也谈不上解决问题。官员日常工作主要对象是老板们，考虑如何在不引起普通百姓过分反感情况下为老板们排忧解难。　　

对很多网友说宋思明这个人的形象写得太“正面”，贫道想不通。一个共产党干部，天天与老板和精英们泡在一起，有什么让人觉得可爱的？有这种看法的人，往往已经对这种情况习以为常，认为在“经济工作是中心工作”情况下，这种做法没什么了不得了。　　

宋思明看起来工作一帆风顺，有权利也有钱，家庭也很和谐，为什么最终非要搞个大贪污项目呢？恐怕只有也去当一个阶段官才会有体会。如果你的一个月工资也就那么几千元钱，每天工作对象都是些腰缠亿元，挥金如土的老板。而他们见你还都点头哈腰，发财的事情几乎全依仗你的帮助，你会心理平衡？肯定不平衡。你会觉得凭什么我这么穷？如果你每天工作的对象是下岗工人，是被欠薪的农民工，是因为住房、医疗、教育发愁的市民，是否会有另一样的心境？恐怕会有。人都是环境决定的，人的异化都与环境有关。　　

如果说早年，也就是五十年代主要警惕的是干部队伍里滋生的官僚主义，那无非是指干部失去了联系群众、关注群众疾苦的传统作风。当时没有老板，不存在围着老板转圈子的事情。官僚主义、不联系群众无非是指缩在干部圈子里听汇报而不调查研究，不体恤民情。现在的情况已经与那个时期有根本区别，因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代表先进生产力，要搞出GDP政绩，就只能与掌握生产资料的人打交道，促进他们投资，为他们投资创造条件。与不掌握生产资料的农民工，普通工人和下岗工人打交道，经济建设无从谈起。　　

因此，今天的官员只与老板交朋友，不与老百姓交朋友，已经不是什么“官僚主义”给出的，而是体制给出的。做官就必须“站在党的立场上说话”，不能“站在群众立场上说话”。只要从上到下的官僚体系都认定一个道理：经济发展和增长是老板带动的，官员们的行为特征就不出格，就很正常。　　

而且解释起来这还天经地义：发展经济本身就是一种资源配置活动。既然资本中大量存在外国资本和私人资本，你就不能不与资本家一起设计资源配置。而且你不给他们点甜头，他们就跑到别的城市去配置资源了。资本主义，就是承认资本才是财富创造源泉的主义！如果注意到仅仅从2005到2008年三年中，非国有经济占全部工业的企业数从90%上升到95%，资产比重就从52%上升到56%，利润总额从56%上升到70%。房地产公司中94%是中国老板和外国老板。商业服务业中基本全部是私营和外资，就连金融业，国有资产比重也已经低于英国和美国（金融风暴后）。官员们“工作重点”越来越围绕私营和外资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事情。　　

如果毛泽东在六十年代提出“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反映在党内”，那么现在就根本不同了。现在党的干部直接就与资本家泡在一起了。天天一个酒桌上吃饭，一个酒场、歌舞厅、桑拿房里谈工作，阶级斗争在这里根本就不存在。　　

最后评论一下作品中的房地产老板。记得前年看凤凰台一个关于房地产的节目，里面一个所谓专家说房地产是很有学问的行业，要很多智慧。贫道当时就觉得很可笑。可以说，《蜗居》里大江置业董事长陈寺福就是房地产商的典型形象：头脑简单，心狠手辣，精于拉关系疏于管理。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是所有行业中最不需要头脑精明、善于管理的老板的。房地产商只要具备一个能力：能从政府和银行套出土地和贷款。除此之外，什么能力都没有就可以变成一个身家数十亿的老板。甚至越傻越成功。他们不要说与开发、设计、制造、销售产品的生产企业的老板相比，就连一个开饭馆的老板相比，也不需要更多的能力。在今天有点房子就排大队的情况下，有地就发财了。有了地就有贷款。设计有设计公司，基建有监理公司，销售有销售代理公司。只要老板会拉关系，剩下只有财务人员就干起来的房地产公司都有。因此，什么王石、潘石屹……等，都可能是很蹩脚的经营者——即使他们成功也不妨碍他们可能是。至于那个成天放炮的任志强，基本就是个京城混混。掌握着雄厚的国有资源，房地产做得很不怎么样。装得像个成功的房地产老板，查一查资料就知道了。华远集团的房地产规模别说在全国，就在北京也算不上什么。如果不是靠上市救了命，能混多长时间都难讲。任志强也就是靠认识了几个经济界精英，扮演他们在行业内的发言人而已。所以，当贫道看到《蜗居》里的陈寺福时觉得很亲切，很真实——除了贪婪，只剩下做些下三滥事儿的能力。　　

《蚁族》一书透露了这样的信息：蚁居和蜗居的小资们，未婚人数占93%，未婚者中没有恋人的占49%。与异性同居的人占到被调查对象的23%，但这群人中最近一个月内有性生活的人占到被调查对象的33%。显然，小资们的生活中本来是没有“性”的。他们没有条件有性，没有胆量有性。同居一个月中三分之一没有性生活，要这样看，《蜗居》是不是有点细节不真实？其实细节很真实，小贝与海藻同居好长时间也没有性关系。他们倒不是没有条件，而是没有胆量——因为还有更远大的目标，精神紧张得像“革命不成功就不结婚”一样。《蜗居》所有性生活场面都是官员与二奶的。这怎么不真实？真实得很嘛。　　

李司长说《蜗居》里有黄段子。其实官员们在饭桌上主要交流的就是这些黄段子，比这黄的多得是。包括女干部一样能说一串。李司长这时候一定也不会落后。　　

当然，《蜗居》并不是一部完美的作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后面的狗尾续貂，让一个悲剧气氛的作品变得不伦不类。其实，即使不这样写，也能有所交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