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竹内好何以成为问题

第一次看到竹内好的照片，就为他明亮的双眸和专注的神态所吸引，这种思想者特有的目光仿佛在吸引和召唤着挑战者、批判者。

竹内好之于今天的中国读者，理所当然有一层更为特殊而敏感的意义，这就是如何理解和处理战争问题，乃至如何处理中日关系问题。在这方面，竹内好战后的思考从总体上说就是：对于昭和思想史――这一段“战争思想史”、“暴力思想史”之“纯洁性”的狡辩或者诡辩。

在战后，没有哪个日本知识人象竹内好那样，一直公开地、直言不讳地声称：“战争并没有结束”：尽管现实中的战争、“总体战争”结束了，但是“思想战”却根本没有结束。所谓“思想战”是臭名昭著的保田与重郎的说法，保田在被视为战犯受到“公职追放”的从轻发落后，一直在大肆重复、宣传这个说法的，就是竹内好。

竹内好对“昭和精神史”的全盘拯救和打捞，是在战后、特别是1960年代全球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语境中进行的，而正是通过这种巧妙的语境置换，他成功地把昭和时代的战争思维从具体的、残暴的历史语境中抽离出来，从而把这种帝国主义战争思维的昭和暴力思想，改写成反抗帝国主义的进步思想。

但是，对于思想史的研究者而言，通过这种语境的置换从事脱离历史语境的思考，这本身也就是否定历史的诡计。

竹内好无形中给人一个印象：日本虽然战败了，但是从“近代思想”的意义上说，日本却没有过失败。

因此，竹内好的思考，可以被理解为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基础，因为正是在竹内好为之心仪的“近代的超克”视野中，太平洋战争才被解读为笼统的“亚洲”反抗西方列强的战争，是对“亚洲”的解放。在这个意义上，不但近代以来，日本在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的支持、唆使下进行的甲午战争，在英美军费贷款直接支援下的日俄战争，都被不加分析地鼓吹为“亚洲对西方列强的圣战”，而且，在竹内好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过是帝国主义之间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争斗，它没有任何民族解放和民主扩展的意义。

正因为作为思想家的竹内好是从维护思想的复杂性、神圣性的角度，去总体上维护“昭和精神史”的合法性的，所以，无论谈论1930年代日本左翼还是谈论竹内好，也都不仅仅是个单纯的学术问题和思想问题。对于今天的很多研究者来说，是否需要对于包括左翼在内的1930年代抱有一种批判和反思态度，而不是一概、笼统地强调其“深刻”，这依然还是个问题。

借用鲁迅的话来说，昭和前期（昭和元年是1926年）的日本思想界和知识界，就是“打着滚的”、擅变的投机家们的舞台。但是，这种思想投机时代之造成，却并不能归因于令竹内好所痛心疾首地“日本没有自我”，恰恰相反，这只能说明，日本的“自我”只有通过具体的时代变迁才能被认出：特别是，当日本得到西方列强纵容、照应的时代，往往就是“脱亚论”一边倒的时代，而当日本的野心受到列强遏制的时候，日本上下批判、排斥“西洋”的声音就会热闹起来。因此，所谓“日本的自我”，说穿了也就不过就是日本的实际利益，根本没有什么抽象的“日本自我”。

明治维新/“西南战争”――近代危机与“超克”的起源

竹内好成为思想史上的旗帜和代表人物，主要就是由于“近代的超克论”。

“近代超克论” 首先是一种对于日本近代“起源”的追问。而种种关于“日本起源”的叙述，无非是将日本置于同周围世界（特别是中华帝国）的对立和分裂中来回答“日本是什么”的问题。竹内好的“近代超克论”同样是这样的叙述，只不过，与近代日本主导性的“脱亚论”形式上正相反，它是通过与整体的“西洋”的分裂与对立，以及作为“亚洲价值”的代表的方式，来回答日本近代的起源问题的。

而关于“近代的超克论”，竹内好自己曾经这样说：

“近代的超克”是所谓日本近代史中难以逾越之难关的凝缩。复古与维新，尊王与攘夷，锁国与开国，国粹与文明开化，东洋与西洋，这些在传统的基本轴线中所包含的对抗关系，到总体战争的阶段，面对解释总体战争的理念这个思想课题的逼迫，而一举爆发出来的，便是“近代的超克”的讨论。

如果我们设想一下，在竹内好的内心深处，承当这一“难关”或者危机结构的隐喻――他所谓“凝缩”，究竟是什么？换句话说，最能够“象征”、代表、隐喻这个难关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究竟是什么？――在我看来，与人们惯常性的将日本近代的开端与明治天皇与明治维新联系起来不同，竹内好心目中最能象征“起源”的历史人物，却最有可能是被视为“最后一个武士”的“西乡隆盛”，而作为象征和“凝缩”的历史事件，其实也就是“战争”，特别是指“西南战争”。

从1934年写作《鲁迅》到1959年写作《近代的超克论》，在竹内好对“难关之隐喻”的论述中，实际上一直有一个独特的历史事件被贯串下来：竹内好不但一直将西乡隆盛领导的西南战争，与中国的义和团运动相提并论，而且，他一直把西南战争－义和团运动，与明治维新－戊戌变法互相对应，同时视为日中近代的“开端”。这种叙述在近代史研究中无疑是相当独特的，实际上，在竹内好思想深处，离开了“西南战争”，也就不能理解“明治维新”，正像离开了义和团运动，也就不能理解戊戌变法和中国近代史。

西南战争和义和团运动的比附，的确是竹内好的一个洞见。首先，这两个运动的宗旨和口号其实非常相近，在西南战争是“尊王攘夷”，而在义和团运动则是“扶清灭洋”，其次，这两场运动都分别为当时的统治者所利用、出卖和镇压，前者为明治政府所利用和出卖，后者则是为清政府所利用和出卖。――也就是说，其历史命运也极其类似，特别是，无论作为“最后的武士”运动还是作为“义民”的暴动，西南战争和义和团运动都是非常特殊的“日本现象”或者“中国现象”，这种现象在普遍主义的科学视野中的确是没有地位的，因而它只能通过“历史的叙述”才能重现。

西南战争，是指1877年在鹿儿岛爆发的以西乡隆盛为领导者的下层武士反抗明治政府的暴动。19世纪以降，由于西方列强的经济和军事压力，使得日本下层武士的生活、地位均受到严重打击，他们从而将江户幕府视为不能代表日本“国体”的“卖国势力”，正是在这个条件下，下层武士打出了“尊王攘夷”、“王政复古”的旗号，将明治天皇从京都迎入江户，改江户为东京，开始了明治维新。

但是，武士的胜利不过是昙花一现，当得知明治政府成立伊始，就准备立即接受连江户幕府都不敢承认的不平等条约的消息时，武士集团感到自己被出卖了，他们随即在西乡隆盛领导下发动了新的暴动。明治政府以武力平息了这场暴动，残酷镇压了在天皇复位和明治维新中立下汗马功劳的下层武士，并借此彻底废除了武士制度，――而曾经是明治维新功臣的西乡隆盛，则于1877年9月毙于鹿儿岛的汤山。

曾经是明治维新功臣的西乡隆盛，悲剧性地对明治政府发动了“革命”，他因此就成为近代“革命”的象征。也正是这“最后的武士”的形象，成为竹内界定一切“战士”和“革命家”的尺度。甚至可以说，竹内好在谈论近代革命家的时候，他很大程度上是在谈论“最后的武士”。

当竹内好把“西南战争”视为日本近代的开端，他其实就是这样把日本近代史置于一个“西洋－亚洲”对立的危机结构中去了，而所谓“超克”，首先也就是直面并且力图克服这种危机的方式。于是，在竹内好那里，无论鲁迅还是孙文，其实都不过是西乡隆盛的影子罢了，这也正如近代中国历史不过就是近代日本历史的影子。

所以竹内才这样叙述中国近代史：

正像前面略有言及的那样，日本的西南战争与政治文学之关系，如果把时代错一下位，那么就和中国的戊戌变法以及义和团事件之与政治文学的关系很相像。如果这种比附成立，那么尽管情况有别，也正像把辛亥革命同“文学革命”联系起来一样，把国民革命与革命文学联系起来，也就并非生拉硬套了。或从另一个角度说，这种关系也和满洲事变后的政情与民族主义的兴起很相近。

在这里，竹内好首先是把鲁迅和孙文当作民族主义意义上的革命者来理解和肯定的，但是，他对于鲁迅和孙文的最大误解也恰恰就在这里。首先，作为“民族主义者”的孙文更是一个强烈的世界主义者，（这甚至构成了孙文与他的许多革命同志的重要区别，以至于积极参与中国革命的北一辉，一直批判孙文是个“美国人”。）也许与竹内好更重要的不同是，孙文毕生对于帝国主义的批判，从来没有笼统地成为对于“西洋”的否定，这正如鲁迅被视为现代中国的“良心”，但是鲁迅本人却是一个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一样。

而且，这就是为什么在关于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叙述中，竹内好偏偏漏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原因。这不但是因为五四运动的直接矛头就是日本的侵华政策，而且，更是因为五四运动首次将中国反对专制主义的民主运动与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将争取民主的运动与争取国家主权的运动紧密结合起来，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和新的“民族主义”时代的开始。

同样，五四运动其实也标志着日本的“亚洲政策”和“中国政策”全面失败之开始。五四的两个口号“庶民的胜利”与“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在日本看来不过意味着中国知识界中了美国和俄国的圈套，意味着中国开始“离开亚洲价值”，例如对长期卷入中国革命的北一辉来说，五四运动后的国民党的改组和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的兴起，都没有被从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的意义上去理解，而是被狭隘地理解为辛亥革命中的日本留学生群体，被亲俄派和亲欧美派精英所取代。

特别是：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随着苏俄放弃在中国的不平等权力和美国在亚洲遏制日本的政策调整，日本感到它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已经遭到了严峻的挑战，正是这种挫折感和失败感，最终理所当然地要通向“满洲事变后的政情与民族主义的兴起”，或者――按照竹内好的说法，现在只有靠日本自己来坚持“亚洲的原理”了。于是，在同样的意义上，“大东亚战争”正是因为其“失败”，才成为一场真正的解放和革命“战争”。而这才是1930年代末期“亚洲原理”、“超克论”在日本兴起的真实语境。

更为令人惊讶地是，竹内好甚至还认为：在战争的语境中提出所谓“近代的超克”，“这既不是来自自己心底里潜藏着的反战、憎恶战争的心情，也非源自于讴歌战争、欢迎开战的情绪，而是日本这一存在本身所具有的难以名状的悲哀，一种将我的心诱向那种悲哀的无可言说的悲哀。”

当然，“近代日本的存在本身是一种悲哀”，这样的说法恐怕就更是一个洞见了，不过，这种“悲哀”抽象地说，就是近代日本一直处在 “复古与维新，尊王与攘夷，锁国与开国，国粹与文明开化，东洋与西洋，这些在传统的基本轴线中所包含的对抗关系”挣扎之中，然而，如果更深入地把话说白了，近代日本最为“有苦说不出”的窘境（悲哀）其实就是：近代日本这个“蛇”，先是被西方列强鼓励、纵容，力图去吞掉中国和俄国这两头“大象”，而当它被死死卡住、或者咽住的时刻，西方列强却突然出手，猛击其七寸。――而这的确是“近代日本这一存在”所具有的“难以名状的悲哀”之实质。

今天的“竹内好主义者”为了强调竹内好“近代的超克论”具有超越现代的先进性，为了推崇竹内好对于整个现代性反省之深刻程度，总是力图撇清竹内好与战争的关系，这种“撇清”，也总是通过强调竹内好对于日本现代性彻底的反省态度来达到的。但是，在我看来，竹内好对于日本现代性的反省，并不意味着他对于战争有什么反省。

当然，竹内好从来没有拒绝对明治以来的近代史进行反省，他的思想与拥护天皇制恐怕也没有什么简单的联系，相反，站在西南战争和武士义理的立场上，他确实是“反省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现代性”的积极倡导者，（为此，他才提出了“西南战争”作为近代史的另外一个开端。）不过，如果根据竹内好的逻辑对“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现代性”进行反省，那却意味着：必须反省自己对“最后的武士”的遗忘和袖手旁观的“看客”立场，――换句话说：对于近代日本来说，不但天皇有负于“最后的武士”，而且一切没有从精神上参与和援助西乡隆盛起义的“旁观者”，都应该对历史抱有愧悔和负债的态度，今天的人们起码没有资格去嘲笑“失败者”的失败。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终于可以理解，竹内好为什么、以及怎样树立起了一个终身“愧悔”的复仇的鲁迅形象，他为什么是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鲁迅的文学的。竹内写道：对于那些历史上失败的革命者和革命――

然而在鲁迅那里，留下的却是一种触及到内心的影响。可以想象到，他终生都埋着一颗悔恨的种子，去之无术，只能日夜咀嚼着痛苦。他也想过亲自操刀复仇。他的没能复仇，是因为胆怯吗？不是的。因为他不想致图一时之快，而是决心付出终生的代价。即想当一个文学者。

上述对鲁迅的阐释可能是独特而深刻的，但是，这种独特和深刻之达成，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来自特定的日本武士伦理――义理（ぎり）。当直面忠与正义不可破解的难局的时候，要么怀着对这难局负债般的愧悔度日，要么以死来面对它――这也就是所谓“义理最难堪”。在这样的语境里，最没有觉悟、无可救药的人就是看不到、不敢直面这种人生难局，从而“负恩于历史与社会的人”。

因此，如果不将竹内好的思想首先置于他所生活的日本文化的语境中，而是一下子就将他的思想普遍化――甚至将竹内思想一概理解为对于整个现代性的反省和批判，那恐怕是既失去了对于现代性的理解，也失去了竹内好。

附带的说：非常不幸的是，正是由于有了失败的英雄西乡隆盛，有了最后一个武士的失败和被杀，明治以来的日本近代史，就由一部“加害史”，变成了“被害史”――既然武士以死成全的是“德之两难”的义理，这样的失败者当然是真正的革命者。不过，我们务必不要忘记：必须在竹内的“革命者”前补上“义理”二字，因为他所说的革命者，其实首先是“义理”意义上的“真正的革命者”。

而我不得不说：这恰好也是靖国神社的逻辑：不能批评那些“为国家而战死的人”，即使他们是战犯；因为我们对这些“失败者”怀有“义理”。

危机时代的精神状况

竹内好对于今天的最大意义是：他提示我们要将历史和现实理解为危机的结构，并且将思想投身于这种危机之中。但是，竹内好的局限却在于：他代表的处理和寻求危机出路的方式是不祥的、甚至是有害的。作为毕生倡导以批判的、主动的主体姿态介入社会危机的思想家，特别是作为战后“安保斗争”一面旗帜，竹内氏的批判中缺乏的，恰恰是对于日本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切实分析，尽管这些批判洋溢着浪漫主义的色彩和道德的义愤，但也正如马克思所说：道德的批判不能代替社会的分析，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在这个意义上，竹内氏批判立场的浪漫和道德化色彩没有强化，而是弱化了他的思想力量。甚至在某些时候，当面对着思想的严峻矛盾和现实的两难选择，他的解决方式（超克）好像是义无反顾选择一端，如果选择错了或者失败，那就“自杀以谢天下”。――这与其说是“浪漫派”，不如说是武士伦理的鸵鸟政策。因此，就其提供的“超克方案”而言，竹内提供的出路并不能说是现代的，或者是对现实困境的突破，是对现代性矛盾的克服。

明治维新以来面向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运动，无可避免地将日本分裂为高高在上的现代官僚社会和传统社会，城市市民社会和乡村小农社会，而这两个社会分别操着自己的语言：一方面是西洋的、先进的、时髦的语言在城市社会不断地流行着，大正以来知识界不断花样翻新的思潮：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这些林林总总的争论，正如内阁里无意义的争吵一样。布尔乔亚的语言与其说是基于日本自己的问题而产生的，不如说是对世界潮流的追随和模仿，从大正到昭和前期的“众声喧哗”，不过是丧失对日本问题的自觉性、丧失自己语言的“精神危机”的一个面相罢了。

同时，在另一方面，作为精神危机的“另一个面相”，广大的日本农民、特别是小农，却没有自己的语言。所谓“没有自己的语言”，这尤其意味着：他们在议会制度的无聊争吵中找不到自己的代表，――正如马克思所说，这意味着：在一个剧烈资本主义化的社会里，小农被与其他社会阶级分隔开，从而形成一个“阶级”，但是由于在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集中体现――“议会民主制”中却没有自己的“阶级位置”，从而没有自己的政治代表，所以这样的制度里它又不是、或者“不算”一个“阶级”。

正因为小农没有自己的代表，所以，它才需要皇帝作自己的代表，正因为小农没有自己的语言，所以它只能选择“军服是他们的大礼服，战争是他们的诗篇。” 明治维新的主要成就是建立起近代日本庞大的国家机器，它的主要构成是官僚与军队。明治15年（1888年）颁布的《军人敕谕》，更将军队置于天皇的直接控制之下。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农民，或者说是“小农”，而在形式上的议会民主制中没有自己的代表的日本小农，当然需要天皇来代表自己，同时，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反过来也给天皇赋予了巨大的力量。――“真正的日语”就体现在《军人敕谕》中天皇神秘的声音中――而这就是所谓日本民族主义与“声音中心主义”之关系的最好注脚。

在短命的“大正时代”，日本社会尽管笼罩在西洋自由民主的祥和氛围中，城市社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乃至阅读大众、消费大众蓬勃成长，但是，当时的日本依然是农民占主体的国家，而大正时代的资产阶级的政治不能代表广大的小农的利益，小农则迫切需要自己利益的代表，――大正时代繁荣的背后存在的，其实是这种潜在的政治合法性危机，而1930年代政治合法性危机，由于经济危机的促发，就为天皇与军队的互相利用创造了条件。

实际上，如果要寻找明治维新与“昭和维新”之间的联系，那么这种联系的关键词其实就是“军人”与“政变”。明治维新可以被视为下层武士造反，而从推翻浜口雄幸内阁到“九一八事变”、刺杀犬养毅首相，同样也与下层军官的叛乱密不可分。1930年代正是一个笼罩在“政变”的阴霾中的时代，――在讨论1930年代的时候，我们务必要把这个背景放在心头。

1927年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大崩盘，使得世界资本主义秩序陷入危机，而随着1927－1930年美国爆发的严重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秩序中的“新兴力量”的日本，陷入了内部的严峻动荡。由于世界市场对于日本纺织品、棉花和制造业需求的严重萎缩，以及日本当局为了迅速工业化而实行的压低粮价政策，盘剥农村，所以危机到来的时候，日本政府面临着城市失业和农村贫困的双重压力，即当日本经济陷入了严重的混乱之际，1930年代的日本则同时陷入严重的两极分化的社会。

而面对这一混乱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局面，政府采取了矛盾而暧昧的政策：即一方面大幅度削减军事预算和政府开支，另一方面，为了防止经济危机时代共产主义思潮的兴起，则颁布了《治安维持法》，压制社会民主运动、取缔日本共产党。――而恰恰是浜口这一左右不讨好的处理社会经济危机的不祥方案，反过来极大地加剧了社会危机，他的政策导致的反乱将包括犬养首相在内的几个大臣的性命也陪了进去。

首先，大幅度削减军事预算和政府开支，激化了政府与军队的矛盾。1930年，由于浜口内阁接受了“伦敦海军会议”要求日本将军舰控制在一定数量的决议，不但加剧了生活陷入贫困的农村出身的下层军人对政府的敌视，而且更进一步触怒了对削减军事预算大为不满的上层军人集团，结果，浜口本人被极右翼的下层军官刺成重伤。随后，1931年9月18日，日本陆军绕过软弱无力的内阁，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正像日本历史上历次“改朝换代”往往是由下层武士发动的一样――这次政治危机的导火线依然是下层军官。由于出身农村的下层军人的家庭在30年代经济危机中成为牺牲品，使得他们对于政府的不满达到高潮。而由于日本的共产主义运动固有的缺点，特别是以福本和夫为代表的日本共产党天然具有严重脱离下层劳动群众的精英倾向，所以，即使是日本共产党也不可能为当时的日本局势和世界局势提供有力的分析，更不能为下层民众提供理论与语言，从而使得民族主义成为迷漫日本全社会的意识形态，在这样的情势下，愤怒的下层军人就只能为武士道精神和民族主义所驱动，并更加狂暴。

包括1930年代的左翼思潮和竹内好的“超克论”在内的思考，其实都是在这样急遽动荡的背景中展开的。而“昭和精神史”从马克思主义走向“日本主义”的不断倒向右翼化的“超克”过程，从语言上说，就是从“众声喧哗”走向“独语”和失语的过程，而其政治上的表现，就是从众声喧哗的“民主制”，走向天皇的《军人敕谕》和“军队的大礼服”和“战争的诗篇”。

这一过程凸现的乃是一种精神的病灶，这种病灶的教训起码部分在于：批判的思想和语言的交往既不是对于“他者”的追随和模仿，也不是自言自语，因为实际上并没有一个自我或者自我意识先天地存在在那里――自我的发现和确证，只能在与他者的交往和批判中才能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昭和时代的精神史并非如“竹内好主义者”们所说的那样，是对现代的“超克”，是开创了新的思想时代的可能性，过分一点说，这种所谓“超克”，先是对西洋不成功的模仿，而后就是回归到了“日本主义”罢了。

日本共产党和日本30年代左翼所遭受的挫折，特别表现为他们无法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转换为日本的语言，传达到日本的民众和小农中去。1930年代之后日本左翼的“转向”，日本“浪漫派”的兴起，包括竹内“近代超克论”的产生，一方面可以看作追求日本主体性的举措，可以看作对于“日本作风、日本气派、亚洲现代性”的自觉和追求，但是另一方面，它不过更加表明，这些以现代性和“超克”的语汇出现的思想，并非是对什么现实世界真实条件的表述，因为它们已经被文化积习和语言的幽灵死死的攫住，从而走向自我封闭。一句话――它不过是对自我（日本主义）的循环论证和表述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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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内好说，在“大东亚战争”中，日本并没有侵略欧美，日本只是要夺回欧美在亚洲的殖民地而已。那么，日本是否侵略过中国呢？他更坦率地说，日本的知识界认为：“这根本不是问题”。而这其实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所谓“近代的超克”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自明治维新以来，中国在日本的精英人士眼里，“根本就不是问题”――换句话说，日本从来也没把中国当成一回事。

“近代的超克”表面上包涵着以“亚洲价值”批判欧美“现代性”的意义，背后则预设了一种亚洲结盟对抗西方霸权的假定――但是，在过去的100多年里，有哪个帝国主义列强曾经跟积弱积贫的中国结盟，真正扶助过中国呢？一个也没有，从来也没有。所有的不过是他们以亚洲和所谓“共同体”的名义奴役、侵略中国罢了。

同样的，近代以来，中国的独立和复兴，不是依靠与任何国际势力“结盟”的方式，而是通过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浴血奋战、通过牺牲了千百万人的斗争而取得的。正如毛泽东所说，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列强都打过我们，希望与他们结盟，无异于引狼入室，为虎谋皮。

所以，在倡导“近代的超克”对于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意义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所谓的近代的超克”，其真实历史背景就是“大东亚共荣圈”，也就是日本与西方列强为争夺亚洲殖民地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而且，19世纪以来，日本之所以先后得到英美两国的全力扶持，主要是出于牵制中俄的战略目标。众所周知，中日甲午战争是在《英日通商条约》签订后8天爆发的，日本其实是得到了英国的支持之后才敢于公然挑衅中国。而随后的日俄战争的主要出资国，其实就是英国，单靠日本的资金根本不足以支持日俄战争。说白了，这两场战争其实都带有典型的“代理人战争”性质。只是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西方列强不允许日本独占亚洲利益之后，日本国内对西方的不满才甚嚣尘上，日本思想界在此条件下才兴起了“超克论”。

而只有把“超克论”放置到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去，我们才能对当前所谓“亚洲共同体”的说法保持必要的清醒，同时，也才能对中国独立自主、不结盟、不称霸的外交准则，产生真正的理解和领会。

2005年11月13日星期日，于日本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