沐阳和姑姑:《国境边陲》观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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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台湾人间出版社发行的纪录片《国境边陲》。

　　“兰屿地处国家版图的边陲，同时也是国家意识形态与统治权力的边陲。”

　　虽是这样的边陲，小小的兰屿，以渔猎为生的达悟族人，却不能不被挟裹进台湾现代化的进程。

　　对台湾原住民族在台湾现代化进程中的处境，我以往的了解，在于年轻人离开部落、落于城市底层，以及部落传统与文化的分崩离析，而台湾“多元社会”与族群文化保护的倡议之中，原住民不能免于因“观光化”而加速流失的命运。

　　然而，他们具体的生存细节，到底如何?

　　我曾到过南部屏东鲁凯族的好茶，看到只有老人的空村和荒芜的小学;也曾因对“雾社事件”的兴趣，两次到埔里的雾社，重返曾为战斗现场的小学校。但几次匆忙的“参观”，并不能让我真正进入原住民的日常生活与所思所想。《国境边陲》以相隔十几年的拍摄记录，带我穿过自己浮泛的印象与想象，见证兰屿岛上达悟族人的生活与文化变迁。

　　1987年，关晓荣到兰屿，拍摄达悟族人制作十人舟的场景。十人舟，即“大船”，为部落人协力制作和使用，代表的是一种“共有、共劳、共享”的氏族生活方式。十几年过后，关晓荣再到兰屿，“大船”已朽毁，部落年轻人远走“台湾”，在老人的寂寞歌声中，捕猎飞鱼的技能将成传说，曾经独立自足的海洋文化，面临着无可如何的没落命运。

　　“飞鱼祭”中，族人祈求飞鱼能“欢喜”而来，类似的祈祷存在于不同的原住民族群之中。渔猎文明，对人类与猎物、与自然的关系有独特的认识。在这样的猎人文化中，猎物是自然、祖灵对人的恩赐，因而，对于猎物给与爱护，求其“欢喜”，并非仅只为了“丰收”。事实上，一些族群出猎前的祈祷，只以老弱的动物为猎，以此让动物亦能维持其族群繁衍。原始生存与自然的密切关系，让人懂得敬畏、谦卑、爱惜、不贪与分享。“分享”这个词，在不久之前的原住民各族中，仍有真实不虚的意义。这是从切实的生存经验中生成的文化。

　　原住民的“分享”文化在散失之中，都市中“分享”却是时尚。冠以“分享”的常是“美好经验”，其轻飘甜腻，或许透露了都市人对冷漠、隔绝之生存命运的恐惧。

　　然而如何才能真与这样的生存——为商业文明隔绝、物化的，为各种权威的意识形态所侵犯、扭曲、压抑的——抗争?

　　在兰屿，看到重新回归部落的原住民“知青”：作家夏曼·蓝波安与领导兰屿反核废料运动的郭建平。其“回归”基于一个重要的认识，如蓝波安所说，作为在都市受现代教育并生存其间的原住民“知青”，在都市从事原主民抗争运动，而事实上，他们与所来之地，与族群的生活与文化传统，已然是隔膜的。因而，回到兰屿重新“学习”渔猎，体会族群习俗、禁忌的来源与意义，并参与、领导岛上的反核废料运动以维护家园——这是原住民知识分子寻找“主体”的艰难而切实的途径吧。

　　这样的回归，对照当代台湾的族群政治，有别样的意义。原住民运动二十多年历程，潮涨潮落之间，原运分子必然有不同的选择。我曾阅读几位与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有较为密切渊源的赛德克知识分子有关“雾社事件”的论述，惊讶于其对自我族群历史的叙述，在意图打破旧日“污名”与“神话”的同时，也制造着新的神话与谎言。其与台湾政治权威的变换以及 “新文化”建构的关系，自不待言。这或许是原住民知识分子的“个案”，然而未必没有某种代表性。而《国境边陲》中夏曼`蓝波安、郭建平的路途，让我想到，以“出草”之“传统”重新叙述“雾社事件”的赛德克知识分子，从都市的现实处境与利益出发，实则已与“传统”告别。当“原住民”成为一种可资利用的“政治正确”，那血液与情感的“原乡”，已渐行渐远。

　　同时，兰屿反核废料的运动，也成为台湾社运分子和知识者的批判实践与自我认知的场域。

　　如关晓荣通过兰屿的纪录片拍摄所反思的：“兰屿龙门放射性废料贮存场，正是台湾现代化发展政治经济学的实践，加上落后的错误的少数民族政策的社会结构性暴力所不能逃避的证明。”

　　剧场人王墨林也曾排演戏剧“驱逐兰屿的恶灵”。而自日本来到台湾的樱井大造，首次在台湾演出的帐篷剧，是有关日本核问题的〈出核害记〉，在在证明了亚洲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命运，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一种新的“公共”的“场”。“野战之月(日本)-海笔子(台湾)”的行动，通过“剧场”之中“身体的表现”，聚合亚洲地区流动的似“水草”般无所依凭的弱小力量，召唤历史，介入现实。

　　在此之中，明了、去除心灵的奴役，方能确立自我独立面对世界的“主体”。我接触樱井大造的帐篷剧，也看到钟乔有关台湾民众剧场的论述，深为触动的，正是他们对剧场作为一种“行动”的场，“重新召唤主体的力量”的期待;以及，对知识分子的“启蒙”迷信的反省。

　　我试探自身“物化”的层面和深度，仍觉困扰。对我而言，关注两岸的问题，文学文化、政经民生，关注大陆、台湾以及正在东亚流动以连带的樱井的“帐篷剧”，既是“专业”所在，更是“自我救助”吧。

　　2007年5月23日

纪录片放映与研讨：《国境边陲‧1997‧岛屿上的人类》

　　作者：pollini

　　同城活动

　　http://www.douban.com/event/17835795/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系列讲座】

　　纪录片放映与研讨：

　　从《国境边陲‧1997‧岛屿上的人类》谈中心/边陲及翻转

　　【片名】国境边陲‧1997‧岛屿上的人类

　　【导演】关晓荣(台南艺术大学退休教授)

　　【出品】侯孝贤电影社

　　【主持】汪晖 教授

　　【与谈人】

　　范振国 前《人间杂志》主编

　　钟 乔 差事剧团团长

　　郭健平 台湾兰屿达悟族原住民代表

　　【时间】

　　2012年12月6日

　　14:30——17:00(新斋353)

　　纪录片放映与导演阐述

　　19:00——21:00(新斋304)

　　主题研讨

　　【影片简介】

　　人、海、鱼、歌、劳动、生活、岛屿，构成了《国境边陲：1997岛屿上的人类》的音画要素，多重而辩证地交织出兰屿反核废料运动发动十周年后达悟族人的处境，及关晓荣作为影像工作者与社运工作者的反思。本片藉由达悟族人的处境，直揭资本主义商品体制下环环相扣的强凌弱问题——达悟人世居的兰屿家乡成了核废料的储存场、年轻族人被迫离乡与飞鱼文化的泯丧。

　　【导演简介】

　　关晓荣，台南艺术大学音像记录与影像维护研究所退休教授，台湾著名摄影师，纪录片导演。关晓荣一直致力于台湾原住民文化的文献整理与保存，曾赴兰屿进行文字与影像工作，并于《人间杂志》分篇发表《兰屿报告》，颇获摄影界重视。此外，他也曾在1984年赴基隆八尺门记录当地阿美族劳工的生活，后写成《2%的希望与挣扎》，以此在美国文化中心开办摄影展。

　　关晓荣出生于1949年的三亚市,父亲为国民党空军的通讯官。因逢国民政府战败，全家随军队迁往台湾，居于台中县新社乡(今台中市新小区)的眷村，当时关晓荣只有三个月大。他在新社度过童年时期，直到国小三年级才迁往板桥福州里。青少年时期的关晓荣不爱读书，曾打过架，高中时还被编入后段班，虽曾用功考上前段班，但对读书仍毫无兴趣。

　　大学联考失利后，关晓荣边打工、边准备重考，并加考术科，后考取台湾艺术专科学校美工科(今台湾艺术大学)。当时艺专的教学资源尚不充裕，校方对学生没有太多要求，让关晓荣有「荒凉的自由」之感。虽然美工科有摄影课，但关晓荣当时对摄影并不感兴趣，反而热衷于文学阅读，文字因此成为他日后“创作”的重要元素之一。

　　1972年，关晓荣自艺专毕业。两年后投考教职，赴屏东县恒春国中任教。五年半的教学生涯中，关晓荣开始对职场生态产生质疑，加上之后校园民歌风潮带来冲击，更让关晓荣认为现行教育体制是一个僵化、宛如死水的环境，因此在1979年寒假期间辞去教职。

　　摄影生涯

　　在恒春国中任教的日子里，关晓荣结识开启他摄影生涯的友人，时任台视家庭月刊编辑的阮义忠，后者教他如何摄影，甚至为关晓荣架了一个暗房。辞职以后的关晓荣回到台北，一边开出租车，一边练习摄影。后来便决定进入《天下》杂志工作，但因理念与公司相左而辞职，转至《时报杂志》担任摄影师和文字采访。

　　关晓荣在时报杂志社专跑艺文新闻。一次机缘下，在基隆八尺门采访时，当地渔工的工作环境让他大感震惊，并反思自己安于《时报杂志》摄影一职的心境，于是决定离职，四处旅行、搜集资料，并受到几位台湾摄影师作品的刺激。此时恰巧发生的矿灾触动关晓荣的心灵，因为矿灾中的死难者很多是阿美族的原住民，让他决定展开八尺门的摄影记实之旅，做出社会报告的一些成绩。

　　摄影作品

　　《2%的希望与挣扎》

　　1984年，关晓荣在《中国时报》和《人间杂志》上发表《2%的希望与挣扎》，是第一篇以摄影记实八尺门阿美族渔工生活状况的作品。《2%的希望与挣扎》中的2%，指的是当时原住民人口仅占台湾总人口比例的2%左右;而八尺门则是基隆八斗子渔港附近的小地名，因为靠近港口而成为渔工的聚居地。基隆市在1950年代因经济发展而吸引不少阿美族劳工北上求职，其中担任渔工者便聚居于八尺门一带。然而，八尺门属于国有地，其上的原住民部落被视为违章建筑，履遭拆迁。关晓荣便以此为题材，参与、记录八尺门阿美族渔工的日常、工作和土地抗争，并以报告的形式发表在《中国时报》和《人间杂志》上。

　　《兰屿报告》

　　结束《2%的希望与挣扎》报告后，1987年，关晓荣前往兰屿，展开又一系列的摄影记实工作。兰屿的主要居民为达悟族人，他们是台湾原住民族中唯一的海岛民族，以捕鱼、农耕为主要产业。关晓荣在那里除记录达悟族人的生活、工作、祭仪外，也深入探讨汉人文化对达悟族人在环境、观光、教育、医疗、文化上的影响，然后自1987年4月起分篇发表于《人间杂志》，题为《关晓荣兰屿记事系列报导》，自第18期始，至第36期止。

　　关晓荣的兰屿摄影作品因为数众多，且专注突显“兰屿”、“达悟族”主题而受到摄影界重视。在此之前虽也有摄影师以兰屿为主题，但相片和文字数量均不及关晓荣。关晓荣的部份兰屿作品之后常被媒体或学术界引用，例如《抗议中的青年领袖与核废料储存厂厂长》。除了达悟族人的反核废料运动外，关晓荣也拍摄一系列“汉化教育”作品，藉以突显汉人教育对传统达悟族文化的影响。他认为汉化教育不仅没有从达悟角度来思考，而且还加诸汉人中心的价值观在达悟学童身上，是一种灌输意识形态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