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1977》描述的那个时代，我深有体会，但并不全是电影中的滋味。

　　电影故事的发生地在黑龙江省某农场三分场，时间开始于1977年的夏秋之间。

　　那个时间，我也生活在黑龙江某农场，我所生活的那个连队有二三十个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

　　后来，他们中的九成一两年内都“返城”了，有一些知青留在农场，甚至一些已经在农场混出名堂，不舍得丢下大好前途。

　　所以说，《高考1977》里王学兵饰演的潘志友确然反映了那一代人的一个真实侧面，他们是知青中的佼佼者，他们最后选择留在这下乡之地，并不在乎冰天雪地的自然环境和并不富足的个人生活，除了心里装着现在可以打上引号的“革命精神”，更多的是怀抱着伟大的个人理想。

　　任何时代，都不能否定那种伟大的个人理想，当然那些苟茗且且的小理想不在此列。

　　1970年代末，大规模的知青返城潮里，确不乏悲悲戚戚，但那悲悲戚戚多不是因为生活的困苦，若以现在人的生活水准观当时，自然穷苦不堪，但当时，平常的平民生活一样是乐多于苦，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总能随遇而安，而且战天斗地，在那个时候并不是一句空话，而近似成为一种普遍的价值观；在东北我几乎没听说过如云南知青遭遇的那些无限悲惨的境况——就是生活富足的今天，其实人们的烦恼并不比当年少多少；当时，当地人与知青们的融合已经相当密切，所以，返城之时的悲悲戚戚多缘于人与人之间的伤离别，而当时作为“坐地户”的我家已经成为知识青年们的第二个家，那段家史中记载的也多是生活的欢欣，大时代有大时代的哀愁，但小家庭有小家庭的幸福，这本来就不冲突。

　　所以，看到《高考1977》在这些往事过去30年后还只用无尽的痛苦来注解“知青返城”这桩大事件，总觉有简单化处理的嫌疑。

　　返城，即回家，在东北农村“生活和战斗”了近10年的知青们总得在青春期的末尾找到归宿，而且当年上山下乡之初的“上意”承诺并不是让他们永远变成农民，把邓小平主持推动的恢复高考注释为给了所有下乡知青们一个“胜利大逃亡”的机会，这样的注释对现在的观众的引导是曲意的。

　　即使是恢复高考之前的工农兵大学生“推荐制度”虽然不尽合乎选拔人才的规律，但那个时代，利用此制度作奷犯科者还是极少数；而且，恢复高考的指令一来，欢欣雷动者有之，但无所谓者更多之，人们只是把它当成生活的又一次变迁机遇，不会如电影中抒写的那样，这一大群棉衣褴褛的知青在四野茫茫的大山里冲刺，望着错过的火车哭泣，似乎赶不上这趟车，他们的生活将坠入万劫不复的无底深渊。

　　悲情，更从来就不是生活的最大公约数，既然要生活，你总得承受，也总得在生活中寻找乐趣，在我们所受到的传统教育里，“旧社会”就是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而在这部电影里“没有高考”的东北知青生活也好像成了“旧社会”，起码这部电影并没有算准生活的“最大公约数”。

　　其实，任何时代，只要经历过去，回头看都有它们的不幸和美满，《高考1977》里一直很自卑的小根宝的死不足以用来抨击1970年代末期的东北农村，高考确实转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但更多人的命运——毕竟极少数人读过大学——是靠着自己的奋斗和努力一点点改变的，30年后我们也用不着为某些人的一纸指令不停地感激涕零，那只是一个必然发生的生活过程罢了，而真正沉淀下来的永远是中国人乐观生活的精气神。

　　改革开放30年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但改革开放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部，它也只是这个政权和国家经历的一部分时间，我不喜欢也不同意《高考1977》里那种一朝高考恢复，那群下乡知青就你1959年的西藏农奴获得彻底解放一样从地上飞到了天上，那时的每一天的改变，我也是亲自经历过的，也是一占一点过来的，电影表现得并不客观；其实，现在也有很多人做很多事在为改革开放30年树碑立传的过程中连带将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开始这段30年时间打低到无底深渊里，这部电影显然是受了这样的理想，显出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导演们在政治上有点儿白痴。

　　如果真是这样，哪还有现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呢？

　　明明聊电影，偏偏又谈回政治，但拍这样的电影也绕不过去政治。

　　这就是我没有被《高考1977》感动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