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居》及其时代处境

祝东力

每个社会的每个时代，都有它特定的“公共文本”——主流人群通过阅读这些公共文本，达到分享经验、交流情感、形成共识的目的。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一书“序”中所谓的“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其所指，既是那一时代取得最高成就的文学体裁，更进一步，也是指那个时代主流人群的公共文本。广阔的生活内容通过选择那个时代最适合的体裁形式，获得了最充分的表达、最广泛的传播。在公共文本中，最集中地汇聚着时代的典型人物、集体心理、价值诉求、社会症候以及公众的期盼和意志，等等。晚近以来，如果说80年代中国的公共文本是中短篇小说，那么，90年代以来的公共文本则首推电视连续剧。

90年代，经过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国社会高度世俗化，即从“国”回落到“家”，从政治生活退缩回日常生活，饮食男女，婚丧嫁娶，人们辗转于、奔波于婚恋、亲情、生计、消费以及职场、商场和官场的繁琐细节中。从体裁类型看，电视剧景别相对简单，即以“中近景”镜头为主，贴近生活和日常视角，并往往采取以家庭为环境的观剧方式。应当说，这种文艺体裁的形式特征，更适于表现上述转型后的中国社会内容，即高度世俗化的琐碎的日常生活，而且，即使是历史题材，也一般采取世俗的日常角度予以呈现。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的电视剧往往并非以纯粹娱乐或休闲为目的，而经常包含严肃的生活内容，有时，甚至包含严肃的思想内容，从而区别于许多国外电视肥皂剧。与倍受耻笑的中国电影大片不同，电视剧的整体质量较高，其中的优秀作品往往受到观众的交口称赞，成为家庭、办公室和互联网热议的话题。因此，中国电视剧经常能顺利地走出国门，不仅在海外华人圈中传播，而且出口到朝鲜、韩国、越南、日本等传统儒家文化圈国家，就并非偶然。可以说，电视剧是近30年来中国向世界贡献的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化产品。

近期播出的电视剧《蜗居》，再次引起舆论的高度关注，是因为它直接触动了我们时代的那个枢纽和关节点——这个枢纽和关键点牵动着中国社会各利益集团，并多向度地联结着民生、经济、金融、社会和政治等诸多方面。商品房，这里是财富和利益的集中点，因而也不能不是欲望和情感的集中点、社会矛盾的集中点和戏剧冲突的集中点。住房，自21世纪初以来，便从普通的生活必需品逐步异化为特殊的投资品，住房市场，即楼市，成为超越股市、汇市的最大金融交易市场。实际上，商品房早已不再是单纯的生活必需品，日益沦为富裕阶层投资增值的金融交易工具，而远离普通百姓。这一事实，在民生、经济、金融、社会和政治等诸多方面，导致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其中之一便是“白领中产”阶层的瓦解。

追溯历史，80年代，国家是将农民从体制内剥离，使之从集体公社回归于小农经济。90年代，农村基层的去组织化，作为多种原因之一，导致农民大规模进城务工。这些海量的廉价农民工立刻造成了城市工人严峻的就业环境，推动工人与企业之间形成新的劳资关系。新世纪初10年，由于城乡广大人口的购买力持续下降，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逐步形成的“白领中产”阶层，便成为资本积累的新财源。因此，他们受到地方政府、房地产商和银行这个“铁三角”所创造的高房价的狙击，在短短几年中便沦落为“负中产阶级”。从农民到工人到白领中产，如果沿着这条线索继续走下去，那么，更进一步，一旦国内楼市泡沫彻底崩溃，资产大幅缩水，则将导致大批银行和企业面临困境，外资可能大举登陆。届时，大批民族资本将可能被廉价收购。

这个历史过程当然不是《蜗居》所能揭示的，也根本不在《蜗居》的视野之内。《蜗居》的贡献，在于用许多真实的细节，惟妙惟肖地呈现了这一代“白领中产”阶层的梦想、奋斗、挣扎、焦虑和困顿；它的局限，也非常明显，那就是完全沉浸于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层面，并且完全认同于剧中那些男男女女们的立场和价值观，甚至认同于造成了剧中人物困境的无情的社会法则和现实逻辑。《蜗居》中的主要人物女白领海萍，鄙夷地称她的市井邻居如徐阿姨们为“井底之蛙”。其实，处于“蜗居”中的海萍之辈的人生理想也无非是打拼、赚钱、住别墅、做人上人。在资本全球化的时代，完全丧失了另一种历史视野和价值参照的她们，又何尝不是“井底之蛙”呢。更重要的是，作者也并不能超出“蜗居”的狭隘格局。视点很低、视野很窄，这使《蜗居》的创作者无法获得一种长远的全局的观点，即无法站在“蜗居”之上审视我们这个时代，而只能蜷缩在时代所给定的“蜗居”之中。这当然不仅仅是《蜗居》的问题，而是多年来创作界的通病。

因此，如果说《蜗居》也是现实主义，那么它只能是一种白领现实主义、市民现实主义、“蜗居”现实主义，而绝非批判现实主义。

（本文原发表于《艺术评论》2010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