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的那些事

祝东力

近一两年以来，“80年代”已渐渐成为国内文化界的一个流行概念，一个热门话题。造成这一现象或曰征候的原因是：我们当前的时代境况，与上世纪80年代已经有了实质区别，换句话说，“80年代”与我们今天之间的历史距离已经足够遥远，以至于作为一个历史“对象”或“客体”，其轮廓已经完整清晰——也就是说，把握和分析“80年代”的客观条件，今天已经成熟了。

当然，社会时间不会完全吻合于物理时间。作为社会时间的80年代，起始于70年代末——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和1979年1月中美建交，这两个“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事件，构成了80年代的真正起点。需要指出的是，整个80年代由多个层面组成——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其中文化作为社会的表象与社会的深层即政治经济状况，构成了复杂的互动关系——例如，1984年10月中共中央通过并发布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城市改革全面启动，从而导致城市社会的利益分化、价值多元，由此构成了80年代中后期文艺和思想界空前活跃、喧闹和混乱的政治经济背景。把握这种文化表象与深层的政治经济的结构性变迁的关系，超出了单一学科的知识和视野——无论是80年代的“哲学”还是90年代的“经济学”，都无法胜任，而需要一种跨学科的、综合性的理论和方法，应该说，这正是一种原初状态的“马克思主义”。

与政治经济领域相比，文化界的“80年代”开始的时间更早：1977年11月作家刘心武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成为80年代文学的开端。

《班主任》彼此差异地描写了三个学生。第一，团支部书记谢惠敏具有“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劳动者后代的气质”，感情爱憎分明，性格泼辣倔强；另一方面却“单纯地崇信”，愚昧无知，思想左倾，用作家本人的话说，她是“‘四人帮’给我们教育战线造成的内伤”的一个标本式人物。第二，宣传委员、“小书迷”石红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平常嗜读文艺作品。她仪表脱俗，穿“带褶短裙”，在谢惠敏看来，是“沾染了资产阶级作风”的同学。第三，小流氓宋宝琦作奸犯科，但在对待中外优秀文艺作品的态度上，却同谢惠敏殊途同归，他是所谓“教育内伤”的另一种类型。于是，“班主任”大声疾呼：“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

有趣的是，“班主任”面对的这三个学生恰好代表三种价值，并对应三种时代。谢惠敏身上重叠着一系列经典形象，我们从中可以隐约辨认出吴琼花（电影《红色娘子军》）、李铁梅（京剧《红灯记》）、刘胡兰（雕塑《刘胡兰》）、李双双（小说《李双双小传》）……。她们苦大仇深，勇敢坚定，本能式地拥有阶级觉悟，而且不同程度地淡化了女性特征（“不爱红妆”）。这是一个“党的女儿”的系列，这个系列在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的革命文艺传统中，是英雄人物形象的最主要、最基本的类型之一。可是，在“80年代”的这个文学起点上，通过刘心武笔下的谢惠敏，这个经典的“党的女儿”的形象系列，被解构了。

在小说中，石红聪敏好学，乐观开放，处处与谢惠敏形成对照，最受“班主任”的青睐与器重。她体现着80年代人文知识分子所瞩目的一系列价值，是“党的女儿”系列终结之际，取而代之的另一种理想形象。

宋宝琦代表第三种价值及其相应的时代。他受到国家机器和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双重压抑，远离书面文化，游荡在社会边缘。但是，他由此也获得了对生活的独特观察和经历。值得注意的是，宋宝琦式的人物将在80年代临近结束之时，在王朔笔下作为“顽主”重新亮相，之后又将升级转型为“流氓资产者”，并主导90年代的社会价值观念和话语风格。

在80年代的文化思想界，文学代表感性的一端，而哲学则代表理性的一端。在1980年前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兴起的同时，哲学界也展开了关于人性、异化和人道主义的讨论，其支配性的结论成为当时理论界的流行口号：“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在那个时期，文学和哲学的总体取向，是强调人的自由、价值、尊严、权利，它所针对、所批判的是国家体制和权力——这就是80年代“启蒙主义”的内涵。

向前追溯，从1949年以后，新中国遭受美国的战略包围，被迫在国际范围内实行武装割据，因而长期承受着巨大的政治经济压力。这种环境，迫使新中国采取了一种“准战争体制”，包括计划经济、管制型社会和传统革命价值观。这种体制，以国家整体安全和利益为目标，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对许多个人的压抑和对民主的伤害，特别是，以政治运动为形式的社会动员和整肃机制，多年来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人道主义灾难，积累了大量社会问题。1972年，随着中美战略和解，“准战争体制”面临转型，一种新的“和平体制”将取而代之。

但是，由于文革的打击和挫折，国家体制在80年代已经没有能力全面主导这次重要的历史转型了。尤其是在文化思想领域，在国家体制外刚刚崛起的精英知识分子，倡导了思想启蒙运动。他们对于上个时代的传统革命价值观，不是采取调整、再造和升级的方式，而是简单地、同时也是相当系统地清理、反叛和颠覆。他们排斥集体主义和国家意识，声称“不屑于做时代精神的号筒”，要求回到个人和自我。在中国，整个80年代，是价值观念被彻底改造重塑的时期——因此，人文学术，特别是文学和哲学成为那个时代的“显学”。从80年代初期的中短篇小说和哲学讨论，到80年代中期的报告文学和中西文化比较，再到80年代后期关于政体改革的讨论和电视片《河殇》，最后走向崩溃式的结局——80年代的启蒙主义从抽象到具体、从理论到实践，走完了自身的全过程。这种启蒙主义，以“反传统”和“反封建”为号召，以“个人”和“自由”为诉求，它同一切启蒙运动一样，其实质是在价值观念和符号象征的层面上消解和批判国家体制和权力，解脱一切政治的束缚，而为日后资本和市场的支配地位，提供思想基础和舆论环境——也就是说，80年代的“启蒙”，相反相成地为90年代的“市场”开辟了道路。

正如要认识80年代的起点，就必须追溯上一时代的状况那样，我们只有勾画了90年代的特征，才能清晰地理解80年代的结局。与80年代的“提前”不同，90年代的开端可以说是“滞后”的——实际上，中国的“90年代”是以1992年邓小平南巡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而启动的，换句话说，90年代的社会特征自1992年以后才真正呈现出来：即市场经济和威权政治双重体制下面的高速增长、贫富分化、吏治腐败、城市化以及消费文化的兴起。在国家与市场、权力与资本的两面夹击下，80年代的老启蒙主义迅速衰落，被功利主义的世俗理性全面覆盖。因此，在90年代，文学、哲学这些80年代 的“显学”迅速边缘化，经济学取代了人文学术，占据知识界的首席——其原因在于，由国家权力主导的市场经济快速推进，不是价值观念和象征符号的转换，而是直接的赤裸裸的利益分配，成为了90年代的主题。

总之，毛泽东时代的“准战争体制”所遗留下来的民主问题和人道主义债务，包括1969年中共九大前后，出现了权力集中和恢复秩序的保守化过程——这成为80年代启蒙主义出现的历史前提。而在90年代，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经济人”伦理，即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也恰恰是由80年代回到个人、张扬个性的“启蒙主义”奠定了思想和舆论基础——这就是80年代的“前因”与“后果”。

如上文所述，80年代的文化和思想作为一种表象，折射了更深层的政治经济状况，其本身当然是解剖和分析的对象。然而，像《80年代访谈录》那一类读物，却将“剖析的对象”当作了“反思的主体”——仅仅局限于文化表象的范围，是根本无法理解80年代，乃至任何一个时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