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南都”记者问

很多人认为你是先锋话剧的代表，你认同吗？
　　答：我在很多地方很多时间反复地强调过，话剧不成立，先锋更不成立。至于有人认为我是什么代表，那是别人的话，与我无关痛痒。但是，如果我们把从八十年代以来的一些探索性、学术性和模仿性的戏剧视作为一种潮流，或者相对于宣传性的院团剧目而言，应该说，的确存在一些“先锋性”的意义。简单地讲，院团至今还在搞五十年代苏联的一套，而一些年轻的舞台工作者眼界开阔了，知道多快好省地向外国学习。这个过程，其他文艺领域都经历了，如音乐、美术、文学、电影、舞蹈等，就是出现了一些与我们课本上教的不一样的东西，口味有点不习惯而已。至于我的创作，如果非要跟那个潮流扯上关系的话，应该是后于这个潮流的，也有人认为我是“后先锋”。他们的意思是，“先锋”打倒了传统，而我打倒了“先锋”。按我国昏聩的文艺批评的界定，“先锋”实属现代派时期，而“后先锋”就是所谓的后现代主义。798就是那一套。

你怎么定义中国的先锋话剧？
　　答：话剧之伪，我已反复强调多次，这是打假活动。既从西方引进一种舞台样式，那就须从别人那里引进相应的名目。现在是名不副实。在一切西语中不存在“话剧”这个词。名不正，言不顺，自然接下来的事情就很糟糕，一路糟糕到“先锋话剧”。不过，公平地讲，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区别于院团宣传戏的戏剧活动，是有健康意义的。不过，今天，随着“话剧”的“百年”，（就是死了），那么“先锋”戏剧活动也死了。“话剧”原来在人们的视野中早就消失了，但我和孟、牟一群人做了努力，让观众逐渐回到剧场。可受前一阵政府形象工程和“精品工程”的影响，政府的文化支持款项被院团用来制造假大空，其结果是，人民再次弃绝了这种舶来品。我们的声音太弱，是抵挡不过圈钱的大盘子的。这里面有严重的腐败。但眼下政府忙于收工薪阶层的个税，还拿不出成本来对付文艺界的深重黑幕。在文艺这个问题上，政府够可怜的，出一千万投戏，再出一千万请人看戏，结果日后可能还要掏一千万来查处腐败。怎么解决呢？我给他们出个主意，就是全体解散这帮白眼狼。

你是怎么走上今天的话剧创作道路的？
　　答：我仅仅是为了吃饭。从铅字迷信到听觉迷信再到视觉迷信，我必须给自己找饭吃，要么诗歌，要么音乐，要么演出。现在文字的东西和声音的东西市场小，我这样的江湖艺人必须介入视觉艺术，在大锅里瓢一勺，稀点也可以糊口，不至于饿死。搞电影电视投资大，风险大，我这样的懒人还是不去弄的好。因为，除了吃饭，我并没有太大的名利心。

你的作品总是引起很多的争议，包括最近的新作《眼皮里摘下的梅花》。你怎么评价自己的作品？你认为你的作品和别人，比如孟京辉，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答：我的作品引起争议，其实是个大惊小怪的事情。没见过市面的人，自然看见自由恋爱便大呼这是淫乱。要说，从文艺创作的时间空间的大范围来看，我是沧海一粟，渺小得很，不值得让大家关注。但是，有时候较真很好玩，让那些无知、蒙昧和别有用心的剧协、院团和研究所的老男人老寡妇痛心疾首，是桩很爽心的事情。张广天这个人道德败坏，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而且还阴损气人，非喜欢看别人严肃认真地痛心疾首。如果你非要我谈孟京辉，我可以说，他的创作是严肃而规矩的，他这个人做戏是正道。我和他是和而不同，和谐社会的典范。同在一起吃饭，不同在他好好吃，我吃了还捣蛋。我这个人不厚道。

和商业尽可能地结合是今天中国先锋话剧的主要特点，这点你认同吗？你怎么评价当下的先锋话剧？
　　答：在今天，没有什么比商业更接近艺术的了。为什么？在一个独立成为孤绝的时代，没有人能摆脱与官商纠缠的局面。从体制外和体制内两个层面来说，自然前者有竞争的空间，至少可以把艺术产品从宣传品中解放出来。从宣传品到商品，是一个进步。这点，马克思也是同意的。

你对先锋话剧的前景如何看待？
　　答：恐怖的是，如果体制内想把“先锋”也通吃了，想把这种新的生产力也包养了，那政府就真的太可怜了。自古以来，我们这些艺人都是骗吃骗喝的高手，让你掏钱把自己卖了，还流着眼泪歪着笑脸地帮我点钱。这帮龟儿子，对他们最好的方式，就是赶到大街上，让他们到天桥去要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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