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阎延文：“色戒”现象透视中国文化

曾三次撰文批评《色戒》、引起广泛关注的女作家阎延文，最近应网友要求，对“色戒”现象及相关文化问题进行了梳理。阎延文表示：时至今日，《色戒》已尘埃落定。在中国大众两个月来，发出了数以百万计的正义声音之后；在《色戒》美国金球奖落选，又连续被美国《USAToday》杂志和美国女性影评人协会，评为年度“最令人失望电影”和“十大耻辱片”之后；特别是在国家广电部门出重拳，清扫了《色戒》网络色情片段之后，《色戒》掀起的欲望之火和情色汹涌，已在中国大众和世界范围内，遭到了鲜明的拒绝。然而，《色戒》评论中表现出的多声部对话和某些价值迷乱，却更值得我们深思。透过“色戒”现象透视中国文化众生态，我们更能感受到建设中国和谐文化的艰巨与责任。

最近各大网站和报刊，都在盘点2007年度文化热点，在各种“十大文化热点”、“十大文化争议人物”、“十大文化‘有才’”等榜单中，几乎都涉及到如下三个事件：1.作家铁凝写错别字，2.于丹是否误读《论语》、《庄子》，3.80后作家郭敬明入作协。阎延文认为，综合来看，这三个文化热点，都是某种文化泡沫和文化出位的暴现，体现出中国文化健康生态中的某些误区。

一．2007年度文化热点——文化霸气、文化泡沫与文化出位：

李安导演不久前对电影学院的学生们说： “拍电影，想法要够疯狂，运气要够好”，要敢于“探底”。阎延文认为，电影《色戒》及其上映前后的火爆造势，就是这样一次想法最“疯狂”、最敢于“探底”的出位表演。诚如李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大家说起抗日都慷慨激昂”，而《色戒》就要表现抗日团体的阴暗丑陋；大家都痛恨汉奸，《色戒》就要宣扬“汉奸的人性化”；大家都崇敬抗日英雄，《色戒》就要把抗日女志士丑化成因强奸快感、出卖民族大义的小女人……《色戒》就是用如此疯狂的价值“出位”，用明显的历史观错位和色情爆料，制造新闻热炒卖点。因此，《色戒》才引发了中国大众的强烈批评和世界范围的拒绝；但同时，《色戒》也确实获得了6800万网页的海量宣传，使这部艺术冗杂的电影，获得了相当数额的票房。

阎延文认为：以“出错”“出位”，制造反面热点吸引眼球，《色戒》并非独家。翻看2007年度“十大文化热点”榜单，就可以看出，上榜率最高的上述三个事件，其本身都不具有高深的文化含量和精神价值，而都以文化人的“出错”、“出位”为卖点，热炒爆料为新闻噱头。因此，甚至有网友提问：“2007文化热点，为何尽是文化丑闻”？

1．文化霸气：作协主席写错字

2007年9月，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给《美文》杂志题词时，将风华正茂的“茂”字多写了一“点”，草字头下面的“戊”变成了“戍”，成为一个明显的错别字。按说，《美文》杂志作为纯文学刊物，编辑水平毋庸置疑。这种“小学二年级水平的错字”，应该在三审、校对过程中很容易纠正。再者说，就算确实没有发现，刊物出现了错字，只要发出启示更正并向读者致歉，也就解决了。为什么写错字出硬伤，反倒被炒成新闻卖点了呢？主要是身为《美文》主编的著名作家贾平凹争辩：“书法中多一笔少一笔很正常，不能算错别字”，“铁主席这样写，我们要尊重铁主席”。本来，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一个错别字并不是大事。但是，在作家贾平凹的这一番解释下，作协主席铁凝写错字算不算错？这个本来不该成为新闻的事件，就被“出位”爆料，轰轰烈烈地热炒起来，不仅成为年度“十大文化热点”之一，甚至还有媒体将其与“华南虎”事件相提并论。岁末反思，人们不禁要问：写错字，为什么要炒新闻？作协主席写错字，为什么就不能算错？

“错字门”所以被有些媒体与“华南虎”事件并列，因二者都以“出错”制造新闻效应，构成对文化诚信的冲击。但“华南虎”假照的制造者周正龙，只是个普通农民，无论怎样强硬也还可以批评；而铁凝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是不能批评的。正如《香港文汇报》所言：“作协主席铁凝……明明写错了字，居然还是会有这么些人出来辩护，说没有错，还要用其它理论来教育老百姓……”可以说，“错字门”表现出的是一种文化霸气。对于某些文化权力人物而言，似乎就是要树立一种权威：在文学的话语权力上，大众和精英是不对等的。就像批评《色戒》的人们，都被某些评论者斥为“不懂人性，不懂艺术，看不懂电影”一样。错了还是没错？关键要看出错的人是谁。世界级大师李安不会有错，作协主席铁凝也不会有错；即使错了，大众也不能说错。

果真如此，中国公众的文化权益如何保证？中国文学的和谐与诚信，又该如何缔造？这是我们不能不思考的文化命题。

2．文化泡沫：于丹是否误读了《论语》、《庄子》？

2007年的十大文化热点中，于丹是否误读庄子和孔子，是大多数榜单的内容。岁尾年初，由28位专业书评人选出的“2007十大烂书榜”，于丹的《庄子心得》也赫然名列其中。这令很多喜爱“百家讲坛”的人们，感到几许失落。曾几何时，“百家讲坛”作为电视节目爆亮于央视，以大众视角和人文关怀，把《红楼梦》、明清历史等文化经典和专业知识，透过电视传媒与大众分享，对当下的“传统文化热”功不可没。于丹用轻松的语言传达现代人对经典的解读，本身也不失为一种创新方式。但是，对《论语》、《庄子》这样的中国文化瑰宝，解读的准确性和严谨的治学精神是最首要的。于丹讲稿出版后，不少对《论语》、《庄子》研究精深的专家，指出了其中的多处解读错误；还有学者从训诂学角度，将错误一一列出，以便修正。

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这些错误不仅没有被改正，反而成了新闻爆炒的噱头。一时间，出了错的于丹教授成了“学术超女”、娱乐明星，新闻爆料铺天盖地，甚至有媒体把“苏丹红”改成了“于丹红”。

经典解读错了，为何反而爆红？这种反常的文化现象，不禁使人想起股市上的泡沫。理智的经济学家都强调，虚火过盛的股市泡沫是最危险的，弄不好会导致全面崩盘；只有不断挤出泡沫，股市才能发展。文化市场也是如此。只有挤出以“错”爆料的文化泡沫，还文化经典以本来面目，给中国大众特别是青少年观众最准确真实的文化解读，才能真正传播传统文化，而不是谬读与误传。

3．文化出位：因抄袭被告的80后作家郭敬明加入中国作协

2007年的另一个文化热点，是因抄袭败诉又拒不道歉的80后作家郭敬明，被中国作协批准入会，舆论顿时一片哗然。近年来，80后作家以旺盛的创作力，活跃的写作态势崛起文坛，很多作协会员都认为，80后作家加入中国作协是理所当然的事。阎延文谈到：这次加入中国作协的80后作家只有10人左右；其实，只以我比较熟悉的诗歌而论，80后诗人作家有实力入会的就远不止10个。问题在于：那么多优秀的80后青年作家，为什么单单要选一个因抄袭被告的作家？没有抄袭的80后作家，为何不能入会？郭敬明在未抄袭前已有不少作品，那时他为何不能入会？难怪有评论者认为：让抄袭者入会，是作协反其道而行之、吸引大众眼球的做法。也有网站以PK的方式设专题讨论：“抄袭者入会，中国作协和郭敬明谁是赢家？”

阎延文表示：我个人认为，双方都不是赢家。首先，郭敬明不是赢家，在此争论中，一个已尘埃落定的抄袭事件被再次放大，在不少人心目中，郭敬明和抄袭者画上了等号。本来可以通过道歉或其他方式消除的负面影响，变成了公众事件，难怪郭敬明的粉丝为其鸣不平。其二，80后作家整体不是赢家。与70后作家被“美女写作”和“下半身写作”遮蔽一样，通过这样一个公众事件，80后作家会不会被“抄袭”所遮蔽？现在已经有人把“80后”作家，与美国文学中“垮掉的一代”相提并论了。这是一种危险的信号，也是值得警惕的命运。其三.中国作协更不是赢家。有评论者认为:作为国家级的作家团体，中国作协对抄袭者的认可，将影响中国文学的诚信问题；有网友的表达更为偏激：“如此一来，作协岂不可更名为‘剽协’”？

电影《色戒》的商业运作表明，在大众传媒时代，越是匪夷所思、出人意料、引人愤怒，越容易成为文化“出位”的新闻噱头。如果从这个视角看郭敬明入会事件，热爱中国文学的人们，心中会更增几分惆怅。的确，“出位”的文化噱头容易炒热；但热点过后，毁坏的是中国文学的国家形象。

二．价值迷乱：“色戒”现象透视中国文化

阎延文表示，2007年其实是中国影视相当辉煌的一年，《亮剑》、《太行山上》、《恰同学少年》等影视巨作的获奖，把中国人的亮剑精神，中国青年的强国精神以及太行山脉般不屈的民族精神，爆发为朴素而壮丽的美，震撼了不同年龄的观众。近期上映的贺岁大片《集结号》，也以平民英雄的牺牲震撼人心，取得了观众和专业领域的双重喝彩，获得了票房和艺术的双赢。因此，《色戒》并不能代表2007年的华语影视成就；特别在中国大众的集体拒绝之下，更不能撼动中国文化的尊严。但是，在《色戒》讨论过程中，发自多种立场、多种价值观念的文化对话，却使我们透过“色戒”本身，进入更广阔的文化视野，看到中国文化的个别价值迷乱现象，听到某些不和谐的文化颤音。

1.历史是非的迷乱：

一篇支持《色戒》的博文说：“在这里，普遍的人性超越了阶级仇恨和民族大义：汉奸也是人！……战争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我们才在银幕上把‘鬼’真正还原成了人。”在另一篇题名为《李安：2007年最被误读的人物》的文章中，作者说得更透彻：“电影开启了一道……历史的大门，让观众跟着梁朝伟的背影，去寻找那些被国民党（以及共产党）所隐瞒和简单化的历史。”这个历史，就是汪精卫政权的历史，也就是“不能以‘汉奸’的简单标签，就一笔抹煞这个有5年历史的政权”。李安曾多次表述，要通过《色戒》“抢救历史”；而电影抢救出来的竟是汪伪政府的叛国史！这就是电影《色戒》“所创造的文化现象”。应该说，现在还坚持把《色戒》看作艺术片、爱情片的人们，其实是没有读懂李安，没有读懂影片“改写历史”的欲望话语；因此，文章才称李安为“2007年最被误读的人”。

但是，就颠覆历史而言，《色戒》并非始作俑者。文学界很早就有“告别革命，躲避崇高”的说法。中国近代一百多年的民族复兴历史，似乎只有重新改写，把英雄、崇高、民族、牺牲等字眼全部删除，全部格式化，才有新意。甚至有人说：“都什么时代了，还提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又搞‘文革’啊？”于是，民族英雄林则徐被丑化，“鸦片战争”成了悬疑；太平天国成了“发匪”、“匪类”，签订卖国条约的李鸿章则被刻意美化，不但不是卖国贼，还成了忍辱负重的大清栋梁！五四新文化奠基者鲁迅被反复妖魔化，民族革命史上的爱国者一个个成了“爱国贼”……如今，《色戒》更“抢救”了汪伪政府的历史，将历史迷乱推到了极限。应该说，李安导演以电影《色戒》，进行了对民族历史最大尺度的解构。

2．道德底线的迷乱：性爱解构国家形象

有网友评论说：《色戒》的色情暴露，“无非要挑战中国人对性的接受能力和底线!”这也正是美国电影界将其评为“十大耻辱片”的原因。女性器官高于国家，要女性器官，还是要国家？要性欲+金钱，还是要民族与道义？‘阴道说’和‘工具说’，成为《色戒》解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的另类价值理念。

这种以个人高于国家、以性爱解构国家形象的文本表达，在当代文学中也有所体现。在长篇小说《无雨之城》中，曾有这样一段表述：天空中是“一个巨大的女人生殖器，桔黄色阴道正面洞开，一只银白色飞机在里面飞翔……”这个覆盖天空的女性生殖器，成为小说的象征性画面。在这里，女性器官已经不仅高于国家，而且高于天空、高于宇宙，霸气十足地布满整个天空，被有的评论者称为“中国当代文学最匪夷所思的性描写。”在这种象征下，《无雨之城》的男主人公市长普运哲和女主人公陶又佳，构成一对“贪官＋二奶”的强势组合，进行着政治和性的赤裸裸交换。如果说，电影《色戒》的核心是：“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那么，小说《无雨之城》的核心则是：“自古以来，有几个男人对政治和女人生殖器不感兴趣呢？”而二者的不同在于：《色戒》女主角王佳芝在色情破戒之后，丧失了生命；而《无雨之城》的女主角却通过性交易，成为当代社会的成功女性。

三．如何树立文学艺术品的国家形象：

1. 作家、艺术家：反思自身的文化责任

《色戒》的色情污染和扭曲历史并不是唯一的。阎延文谈到，90年代中期以来，“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一度泛滥，赤裸裸的性描写成为一些作品、甚至纯文学作品的“佐料”。因此，德国汉学家顾彬在谈到这类文学时，才断言“不是文学，是垃圾”。阎延文呼吁：在广电部门已对《色戒》等网络色情片段予以清除的情况下，如何制止文学作品中的情色汹涌，如何清扫当代文学中的色情垃圾，更是当务之急。

《色戒》只是一部电影，但《色戒》背后表现的价值迷乱却是值得深思的。如果我们的作家、电影艺术家都躲避崇高，表现性欲＋暴力，扭曲民族历史和中国形象；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如何在文艺中得到体现？我们应如何杜绝中国影坛文坛情色汹涌？如何在作品中维护国家形象和民族尊严？这是每一个中国作家文艺家和文化工作者，都应该反思自身的文化责任。

2. 大众媒体：如何把文化权益还给大众？

《色戒》上映前后，大众媒体爆炸式的宣传，几乎都是为影片的“人性”情色一致叫好。然而，大众对《色戒》的批评，却缺乏媒体平台，公众的话语权力被剥夺。两个多月来，中国的文化大众们，像谷子地等九连战士坚守阵地一样，为维护中国文化底线艰苦卓绝，发出了数以百万计的正直之声。但是，这些艺术说理的文艺批评，却大多只能在博客中讨论，缺乏表达空间与发表平台。阎延文表示，今天的大众媒体，是中国公众的文化场所。某些媒体站在《色戒》一部电影的立场上，拒绝中国大众的声音，是否尊重了中国公众的文化权益？是否实践了媒体工作者“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宗旨？

在《色戒》谢幕之后，大众媒体应如何把文化权益还给大众，倾听大众声音、为大众提供创作、交流和评价的文化平台，创建公平和谐的文化环境？这也许是大众媒体需要思考的问题。

3. 大众肩负的文化职责:吹响中国文化的集结号

阎延文表示：《色戒》上映以来，近两个月的文化坚守，众多诗人、作家和热爱中国文化的网友们，以自己的智慧良知，以自己对中国文化的情感，以民族正义和道德底线，对《色戒》的色情污染和美化汉奸，坚决地说“不”！在这些绚烂而朴素的文字中，蕴藏着中国文化博大鲜活的力量。

马丁·路德曾说：“一个国家的繁荣，在于其公民的文明素养，在于人们的远见卓识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真正的利害所在，真正的力量所在。”今天，和谐社会的文明进步和道德升华，既是政府的责任，是媒体的责任，更是社会大众的“集体性责任”。

阎延文祝愿，2008新春已经开始：《色戒》之后，相信专业和非专业的朋友们，都会继续努力，为民族文化的和谐崛起，为中国人的形象和尊严，吹响中国文化的集结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