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辉煌与张爱玲再度辉煌的时代

张爱玲，一个大写的名字，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一颗耀眼的明星。她从被埋没了60余年的“专制”黑暗中喷薄而出，以辉煌的光焰辉映着“重写的文学史”。啊！正是这辉煌的时代，才早就了你的再度辉煌。正如美国祖师级学者夏至清所说：“除了曹雪芹外”， “民国以前”和“五四以来最优秀的作家”，“实在都不能同张爱玲相比”！

“文化专制”的阴霾，埋没了一代才女；文明开放的盛世，重铸了张爱玲的辉煌。

遗憾的是，成就张爱玲辉煌的时代却并不辉煌。

一

“集权专制”年代的文学史虽要“重写”，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目前尚未颠覆。“五四”启蒙文学，三十年代革命文学，抗战救亡文学，铸就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极为辉煌的时代。成就过张爱玲的柯灵说得好：“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张爱玲的文学生涯辉煌鼎盛的时期只有两年(1943—1944年)是命中注定，千载一时，‘过了这村，没有那店’。”

同一时期的大后方，因为没有沦陷上海这一特殊“舞台”，那里抗日救亡精神“专制”，同是天才的沈从文，因为声音“另类”也被埋没多年。

文学的价值总得关乎民族民生。国家人民命运，大的善恶是非，在张爱玲的视野里和视角中，都茫然不见，无动于衷，所见的唯有“最后贵族”的浅唱低吟。“以缱绻之情‘反刍’她出身的那个‘荣华高照的残烧’(臧克家语)的旧社会和大家族。她是李鸿章的重外孙女，祖父是清朝高官。腐朽的父亲与欧化的母亲结合碰撞最终分手。作为两种异质文化的‘混血儿’张爱玲那‘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结，借助恶男怨女缠绵悱恻、悲欢离合的婚恋纠葛，倾泻出无限的幽怨留恋交织成的复杂情愫。”（丁尔纲:张爱玲的《秧歌》及其评论的写作策略透析 ）

按照日本人的意愿，沦陷区的文学自然是清一色的汉奸文学为好，以便如胡适之所说配合刺刀“征服中国人的心”，但是这太难。不得已而求其次，就支持、默许张爱玲式的的“浅唱低吟”，以麻痹中国人的心使其忘记伤痛。傅雷当年对张爱玲的创作有过中肯的批评，郑振铎曾托柯灵劝她“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建议“她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书店付给稿酬，等河海晏清再印行”。这些都为张爱玲断然拒绝，她对观念是 “出名要趁早”，“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这在今天张氏再度辉煌时已经成为流行的人生经典名言。

知人论世，看一个作家不能不看他的为人和在所处自己时代的位置，张爱玲的辉煌与胡兰成以及日伪政要的关系是割不断的。张爱玲不是汉奸，但张爱玲的辉煌却是“汉奸时代”的温床孕育出来的，至于《色戒》之类，则是躲躲闪闪的汉奸文学。

在中华民族堂堂正正地“站起来”之后，张爱玲遭到文学史的冷落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

二

半个世纪之后张爱玲在“重写文学史”中迎来了新的辉煌。

是“实事求是”？是“纯文学”的结果？

张爱玲的评价是离不开时代背景的。

张爱玲辉煌不久抗战胜利，南京政府虽然没有将其定为“文化汉奸”，但社会舆论却欲置她于死地而后快，她的文学活动甚至于私生活，都成为公众谩骂的焦点。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曾说：“抗战胜利后的一年间，我姐姐在上海文坛可说销声匿迹。以前常常向她约稿的刊物，有的关了门，有的怕沾惹文化汉奸的罪名，也不敢再向她约稿。”《文化汉奸罪恶史》将张爱玲和张资平、苏青等另外十六个作家列为“文化汉奸”，书中列数张爱玲的“卖国行为”、“罪恶事例”，指责她在《杂志》《天地》《古今》等“汉奸”刊物上发表文章，还参加一些亲日性质的文化活动，像1945年7月日由《新中国报》主办的“纳凉会”等等。44年11月2日张氏名列南京 “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的邀请名单。张爱玲走红两年间发表作品的主要阵地，除了《紫罗兰》及《万象》外，几乎都是与日伪有种种关系的文学期刊，其中《新东方》是由曾任汪伪政治局局长的苏成德负责的，《苦竹》更是由胡兰成所创办的。（蔡登山：一篇写了二十多年的小说--《色·戒》）

张爱玲的辉煌，同样是“政治”——另一种“意识形态”所结出的苦果。

崛起盛世，能跟“张爱玲辉煌的时代”相提并论吗？

虽然不能，但有其相通之处，至少有如下三点息息相通：

第一，买办卖国思想甚嚣尘上。

且听一段“时代的强音”：

“我认为，美国是推销自己的文明理念，不惜耗尽国力，单求自己的文明能在世界各地长成森林。国力已经化为世界政治森林。这森林是美国国力的另一种体现，另一种形式，另一种精灵。‘沉舟侧畔千帆过’，沉舟是美国，过往的千帆是美国的精灵、美国的分身；‘病树前头万木春’，病树是美国，万木春是美国的精灵、美国的分身。母亲哺育儿女，耗尽青春，耗尽容颜，可是奶水长成儿女的血肉，何怨之有？何憾之有？何失之有？何悲之有？”

“英法联军为什么火烧圆明园？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该烧。为什么？不把它们烧了他就不知道天下大势是什么样子。那时大清朝只认识大火，就像布什说侯赛因只听懂炮声。’‘中国统治者愚昧野蛮依旧，而英法联军的雄风不再，这是唯一感到可惜的。假如有一天美日台联军到北京东烧西烧，就是吐口唾沫能灭火，我也决不会开这金口！’”

“中国，不该是一个拒绝颜色革命的国度，而应是主动挽来颜色革命的天河之水，以冲洗干净五十年，五千年未曾清洗过的独裁专制的‘牛圈’。”

这些高论难道不可以令汪精卫和周佛海们相形见绌吗？

虽然小焦现在不“主流”了，但那是现象。焦国标当年可是大红大紫、“人气最高”的“公共知识分子”，与余杰、苏小康等等一样，可都是领着时代风骚的“自由思想者”、“自由知识分子”、“民主战士”啊。他们与李锐、袁某之类之间，并不隔着百丈鸿沟，当红精英沿着同一方向只要向前多走一小步，跨过白线，都可到达“光辉的彼岸”，成佛做祖。——这是当下转型中国的一个普世性的时代现象。此岸与彼岸，一百步与九十九步之差耳。你余杰进白宫，我李锐能上人大会堂，比你低不到哪里去！

所不同者，精英“走向世界”之后比在国内时讲话更坦率，反而去掉遮蔽。——不然，毛泽东为什么强调右派反面教员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呢？

文学是时代的镜子，时代打造文学，生活呼唤作家。“转型”中的原始积累阶段，官僚买办资本天然地领着时代的风骚。买办精英为天之骄子，他们雄心勃勃颠覆着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从“公退私进”到“中退外进”，从“不问姓社姓资”到“不求所有但求所在”即“不问姓中姓外”，总之是“快卖卖光”，私化和西化高歌猛进所向披靡。正如当年小平所说：“他们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附庸”者何，不妨看看东欧，支柱产业与金融俱为外资所控，“没有民族资本之资本主义”也。

为了促进和保护买办经济，买办史学和洋奴文艺就应运而生了。

过去是“大东亚共荣”，现在是“全球化双赢”；过去是“皇民意识”，现在则“崇洋迷外”；过去是强暴式的“慰安妇”，现在是自由贸易“集体买春”；过去的图腾是膏药旗，现在是花旗、星条旗；张爱玲时代曾流行《何日君再来》，如今“皇军帽热”回来了；过去演《文天祥》冒调脑袋危险，现在恶搞《沙家浜》时髦……

第二，张爱玲的价值观和审美观正逢盛世。

作为一个作家张爱玲自身就是一个典型，这一点与萧红颇为相似。然而二人的倾向与命运恰恰相反：萧红历经苦难磨砺在与那狰狞社会的抗争中闪耀出艺术光芒而自身却被那罪恶的时代吞噬；而同一个时代，却在生存和艺术方面同时成就了张爱玲。

张爱玲在《我看苏青》中说：“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而苏青则称：“女作家里我只读张爱玲”。“衣沾何足惜，但使愿无违”——正是者日据时代上海滩两位惺惺相惜的文学明星立身处事态度的“夫子”自道（《续结婚十年·叙》）。

傅雷在当年这样评价张爱玲：“遗老遗少和小资产阶级，全都为男女问题这恶梦所苦。恶梦中老是霪雨连绵的秋天，潮腻腻，灰暗，肮脏，窒息的腐烂的气味，像是病人临终的房间。烦恼，焦急，挣扎，全无结果，恶梦没有边际，也就无从逃避。零星的磨折，生死的苦难，在此只是无名的浪费。青春，热情，幻想，希望，都没有存身的地方。川嫦的卧房，姚先生的家，封锁期的电车车厢，扩大起来便是整个社会。一切之上，还有一只瞧不及的巨手张开着，不知从哪儿重重地压下来，压痛每个人的心房。这样一幅图画印在劣质的报纸上，线条和黑白的对照迷糊一些，就该和张女士的短篇气息差不多。”

当代评论家陈思和说：“她以自身的藏污纳形态来迎合民间的藏污纳垢性，或许正是如此，张爱玲的名字在今天和未来的都市民间文化领域里还会有相当大的号召力。”

《色戒》的热映则将张爱玲热的底蕴展现得更为清晰：

“爱情的珍贵表达其‘贞操’和‘性’，却要献给国家、民族的‘抗战’事业，个体与国家利益的要求就必定要牺牲一个女子的感情和身体吗？王佳芝只是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而已，一个肌肤相亲那么久的男子，要她完全的冷血，这本身也是抹杀了人性的要求。不管对于国家这个男人扮演了什么角色，对于王佳芝来说，他仅是个疼爱怜惜过她的人，那一丝不知是否出于真心的温情，让她忍不住想要抓住，因为这正是她最渴望而又最缺乏的东西。那些口口声声国家民族的人，可曾对她有过一丝的关心么？”

“真正的人民，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活，人性不是一堆大道理的空泛堆砌。”

30年“思想解放”的目标是“认同外国先进文明”——由文化买办传销过来的西方文明中的垃圾——它不光颠覆了“传统观念”，而且将一切健康积极的价值观念都颠覆了，将胡锦涛同志所说的“八荣八耻”颠倒过来了。——这就是张爱玲热并《色戒》之类热播的文化背景。

第三，对“集权专制”的仇视和颠覆。

社会主义或者说无产阶级先进文化在“全球化”的词典里叫做“集权专制”或“专制主义”，“解冻”也好，“解放”也吧，只要不带偏见地宏观一瞥，这个大的方向谁都能看出来，洞若观火。

众所周知，上个世纪30年代曾有过一次“文化围剿”。到80年代，以苏东“转型”为标志，在“社会主义历史终结”的大潮中，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又遭遇了一次远比30年代更为酷烈持久的“文化围剿”。过去年代所批判过的一切，都在“反专制”的大旗下结成了联合阵线，向无产阶级清算历史旧账，从黑窑奴工所依据的殷商奴隶制观念到“李中堂”汪精卫的卖国买办意识，从宗族复活、妻妾成群、书僮奶妈、冥婚豪葬到“三仙姑”“二诸葛”角色行当，“专制”年代绝迹了的一切历史渣滓，形而下的和形而上的，无不出土显灵招摇过市霞光万丈，说是海横流恐不为过——张爱玲热，不过是这阵流星雨中较亮的一颗而已。

张热刚刚兴起时打的是“纯艺术”的旗号，对张氏的《秧歌》和《赤地之恋》采取的是“为贤者讳”也即回避的策略。如今，随着“解放”的深化，已经可以“扬枚眉剑出鞘”了。

夏至清将张的《秧歌》推为“中国小说史上不朽之作”。他极为推崇张爱玲使用的“秧歌意象”：

“张爱玲把共产党的世界包含在一种鬼森森的气氛之中，实在是给共产党一种最现实的描写；因为它的凶恶不是人类的想像所能忍受的。《秧歌》不仅是一部中国农民受苦受难的故事，而且是一部充满了人类的理想与梦想的悲剧；而人类的理想与梦想是为共产党所不能容的。”

这与《炎黄春秋》为土改翻案的文章是与时俱进互相呼应的，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搞了近一个世纪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精英们要一起算帐了。不要忘了，随着彼得大帝和叶卡杰林娜女皇的重现辉煌，“新欧洲”的地主庄园，可都是“落实政策”物归原主的。

这与焦国标、余杰，与国内许多最为著名作家笔下对共产党“集权专制”描述如出一辙。

近日天津《文学自由谈》上的《张爱玲笔下的1950年代》则直接将这一话题挑明：

“新共和之初的一些干部”就有“坑农”的“光荣传统”。今天的“坑农”滥觞于“1950年代”，张爱玲的《秧歌》的意义就在于“为今天的人们揭开了这个捂了半个世纪的盖子”。

正如看张爱玲的政治倾向，不能离开她对胡兰成的“痴情”与执着，我们谈论张爱玲作品思想倾向的底蕴，也不能避开《秧歌》和《赤地之恋》。《文学自由谈》的文章难能可贵，它也 “为今天的人们揭开了这个捂了半个世纪的盖子”——张爱玲热的盖子。

黄纪苏有一篇另类另类文章叫做《中国已然站着，李安他们依然跪着》。一位网友著文说：“黄纪苏之愚还在于，当多数人选择跪着的时候，他老兄偏要倔强地站着。”语固愤激，然并非过分夸大。我们审视《色戒》热和张爱玲热，眼睛不能限于文学，对产生文学现象的社会文化氛围，难道不应该也做点像样的反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