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终于把《怀念早逝的关碧红》修改完了。

从1991年初稿到2005年5月定稿，历时15年。初稿2000字，改定稿6000字。

跨越15年，修改一篇短文，只是希望能留存真实。

我没有在斟词造句上花费大力气——我的文字功底有限，我不想为此白忙活。功底是几十年的积累，文章不是想做漂亮就能做漂亮的。

因此，我写关碧红，只能白描，努力把每个细节描真实。

《怀念早逝的关碧红》是我在深夜改就的。当家人全都入睡，我泡一碗俨俨的茶水，关上房门关上灯，眼前只有电脑荧屏亮着，鼠标灯在闪烁。我坐在电脑前，闭上眼睛大口饮茶，闭上眼睛搜寻二、三十年前的往事，搜寻每一个细节。我就在黑暗中坐着、牛饮着、努力回想着、时而也在键盘上敲打着。坐累了、饮累了、想累了、敲打累了，就起身，打开阳台门，不经意地看看天看看月亮，月亮有时如绳细，有时如饼圆。

对月亮已熟视无睹。原本孤零零的一枚冷月，一代代的人看呀吟的，已经既不孤独也不冷了。

关碧红也只有一个，她比月亮孤零多了。

可以忘掉关碧红。也可以忘掉文革，忘掉苦难，忘掉荒唐。不就是最多被说声没有记性吗。如果没有记性能使我们更快活，为什么要有记性？但有一天，我发觉我们的孩子在挖掘我们记性的空白、这一段历史记忆的空白。关于那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到目前为止，他们所知道的不过是领袖接见红卫兵的断断续续的电影片段，至多加上《芙蓉镇》中几个镜头和在他们听来莫名其妙的“七八年再来一次”的台词。但他们却因此而恍然大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呀！你们这一代人，老戆老戆的。”于是我们和我们的上一代就随声附和：“是呀，我们当时都是老戆老戆的。”好了，整整三代人对文革的记忆，就是六十年代有着老戆老戆的国民，发生了老戆老戆的文化大革命！

如果我们能就此思索下去，当时的我们为什么会“老戆老戆”？那么，效果也不差。可我们思索了没有？

现在，上面两代人都自以为变得聪明了，第三代人从来都自以为要比所有的前人都聪明。

我们真的变聪明了吗？我们对自己的聪明这样自信吗？会不会有一天，我们聪明反被聪明误呢？会不会有一天，历史来拷问我们的聪明、未来发生的一切来拷问我们的聪明呢？

未来？未来地球还爆炸呢。好啊，回答得真干脆。但所幸中华民族是个“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民族，为未来所做的一切努力终究是会有着落的。

所以，我要这样认真地写一个小人物，不怕人家说这样的人物不值得写。

有朋友说，这个人物没有典型意义。是的，当时除了吃奶的娃娃外全民族都参与了文化大革命，而因此变成精神病的怕还不到万分之一。但是，我要给我们后代描述的人物，不是祥林嫂、阿Q这样的典型人物，而是类似祥林嫂的婆婆、同意让祥林嫂捐门槛的庙祝、未庄的地保和揪阿Q辫子的闲人们这样一些小而又小的人物。我的文字功夫不到家，因此，写典型人物我力不从心。但我相信，那个年代的典型人物总有一天会被文学家贡献出来。而我，作为文革全过程的参与者、1966年时年龄最小的红卫兵之一，只是想告诉我们的后代，与典型人物同时登台活跃过的，还有这样一些小人物、小小人物……

我再三告诫自己，对关碧红这个人物，只能去“描”，老老实实依样画瓢的“描”，能把关碧红真实地描出来，就算对后人有交代了；但不能刻意去“写”，对这样的人物“艺术加工”决不是我的能力所能及。所以，《怀念早逝的关碧红》中的关碧红，是个原生态的关碧红。关碧红的的确确就是这么在说、就是这么在做、就是这么在思考的。

文革发动至今已经三十九周年了，当时不满十四岁的我，如今已年过半百。对于我们这代人和我们的上代人、上上代人为什么会“老戆老戆”，也许靠我们这一代的智慧还不能够回答，那么，就把我们的戆态戆样详细真实完整地记录下来，我们这一代人把各别的、零星的、支离破碎但不失真实的回忆都记载下来了，我们就是在把一个立体的、生动的、全视野的文化大革命场景呈现给我们的后代，他们会把这份记录当成最宝贵的财富传承下去。我们的后代肯定比我们智慧，他们一定会据此总结出二十世纪下半页的那几代人为什么会“老戆老戆”的答案。他们会为我们总结的，为中华民族总结的。但“记录”这件事情，只能由我们来做，因为我们是这段历史的最后见证人，没人能替代我们。

总结文革，将功德无量；记录文革，记录文革中的芸芸众生，同样功德无量。

文革中我们最爱说的一句话是：“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记录文革，真到了“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的时候了。

我们必须做了。

乙酉年三月廿五日子时

怀 念 早 逝 的 关 碧 红

——谨以此文，纪念文革发动39周年

作者 王鍊利

当我提笔写这段纪念文字时,我料想人们已不大会记得她了。不是因为她平凡，更不是因为她不起眼，她曾经在上海的一家中型造船厂产生过轰动效应:文革前，她从华中工学院本科毕业后分配到船厂,文革开始不久就成了全厂闻名的在精神病院挂过号的精神病患者。 1975年,她年约三十四岁，在厂单身宿舍自己的双层床床架上自缢,足尖才离地几公分。

她走了，如同轻烟一样飘散了。人们除了在闲聊中作为扯咸扯淡的作料嚼起她以外，她很快被人们遗忘了。但我忘不了她。我与她在同一个生产班组一起工作了三年，她的寝室就在我的寝室隔壁。她离开人世的那天，我正巧没在宿舍里住，没有见上她最后一面。

她是广东籍人。身材中等偏矮，但很结实。脸盘带有些广东人的特征，颧骨略高，眼睛微凹。头发干干黄黄的，从脑门到头顶心的短发用一根橡皮筋扎起，那是那个年代从小学女生到大学女生普遍梳理的发式。虽然是个女性，她的衣着不带性别色彩：一年四季，两条工装裤轮番穿——工装裤是机械加工工人的劳防用品；她夏天上着纯白或浅兰的短袖衬衣，春秋两季是蓝或灰的卡其布外套，冬天外罩蓝卡其翻领短棉大衣。脚上终年蹬双草绿色的解放鞋，走起路来风风火火“咚咚”有声。

1968年冬我刚进厂头几天里，我曾喊过她“关师傅”。那时我还是个不满十六岁的小丫头，除了不对“牛鬼蛇神”、不对批判对象和同年进厂的人喊“师傅”，任谁我都叫得甜甜的。但很快，我就对她直呼其名了！因为没有一个人尊她为“师傅”。我迅速知道了有关她的一切传闻逸事：知道了她是四清时分配来厂的大学生、知道她“出身不好”、知道她有着 “海外关系”——那个时代人们象避瘟神一样避之不及的“社会关系”，还知道她患有“精神病”，并知道她病也病得与人家不一样——精神病分文疯武疯，她都不属于，她属于精神病的另类——无论是不是在发病期间， “左”，是她日常行为的主调。

1966年，如火如荼的文革刚开始，她的香港亲戚给她寄了一把缩折伞。那时大陆压根儿还没见过这新鲜玩艺，她拿了伞如坐芒刺上，转瞬就送到旧货店去，旧货店店员因没见识过估不了价，她扔下句：“我不要了”，就逃也似地走了。

1967年，因为她已经有了与常人明显有异的表现，厂里曾派人带她上精神病院检查，这当然是瞒着她的，骗她说是到普通医院做常规检查。走近医院，门口赫然挂着的“上海市精神病医院”的大牌子把陪同她的人吓坏了，就想方设法去引开她的视线，她却指着高高挂在医院大门门楣上的横幅，颇为赞许地说：“不错！这个地方不错，你看，上面写得多好！”陪同的人抬头一看，横幅上写的是“誓把精神病院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而她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是个每天都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典型。

过来人都知道，文化大革命中每次“最新最高指示” 发表都是大事情，除了敲锣打鼓“欢庆”，无论多晚都要组织起来学习。每次学习“最新最高指示”，她总是抢先在小组会上发表感想，每次发言都离不开要与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线、要自觉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之类的表态，事实上，她除了与妹妹还有联系，与其他家庭成员的确一刀两段断绝了来往，包括与她的父亲（她母亲早已去世）。

关碧红对带她的女师傅是很尊重的，虽然这个师傅只比她大两岁。平时，师傅对她也挺关心。但一到吃饭时间，她师傅总是要躲开她。“只要与我一起吃饭，那么，我买1角5分的菜，她就买1角的，我买1角的，她就买五分的，我买5分的，她干脆就喝免费的汤！还说是‘我的生活水准不能超过工人师傅’。你说，与她一起吃饭我有多别扭！”她师傅对我这么说。

关碧红是个共青团员。论到一个普通团员、一个普通青年对文革的关心、参与，那她是当之无愧的积极分子。我们这个厂是“四人帮”中的王洪文在“一月风暴”（注1）中的重要“革命据点”，厂里揪出的“阶级敌人”也特别多。我们轮机车间是全厂平均文化水平最高的一个车间，根据“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逻辑，我们车间的“阶级敌人”、“批判对象”自然也最多。500多人的车间有三、四十个小组，每个小组至少也摊得到一个“靶子”。我们小组才十几个人，就供着三个“活靶子”，一个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一个是坏分子、一个是阶级异己分子。因为“靶子”多，所以三天两头开批判会是寻常事。关碧红参加批判会是很认真的，不仅准备了批判稿，还带上纸和笔，以备记录其他人的精彩发言和被批判者对抗批判的“反扑言论”。如果是小组开批判会，她就主动搬椅搬凳，搞些写标语等环境布置工作，有时也做做会议记录。开批判会是在与阶级敌人“刺刀见红”，与会者必须对敌人满怀阶级仇恨。我们这些刚进厂的青年人从小接受的是阶级斗争教育，“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们早就倒背如流，要让我们对那些几天前、几个月前根本不认识的敌人“满怀仇恨”是不困难的，就象对美帝苏修满怀仇恨一样不困难。关碧红与我们一样，对此没有困难。但应该承认，她比我们恨得还要真。虽然轮到她 “批判”时，谁都会感觉到那些批判对象对她的不屑一顾，然而，她是认真对待敌人的。有一个“反革命分子”在挨批判中“狡辩”，她从座位上一下站起来高声反驳，声音激动得发颤，握着《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语录》的手都在微微发抖。但她再愤怒也就限于口诛笔伐，与牛鬼蛇神从不肢体接触，并还劝阻他人 “要文斗，不要武斗”，当然，谁也不会听她劝的。

她干活很拼命。文革开始后下放在我们车床小组当一名车工，技术不高但热情很高。她总喜欢把车头转速打到最高，进刀速度也扳到最快，这样一来，铁屑要么呈扁扁的条状窜泻而出，要么象爆豆似的崩裂开来，走过她的车床旁谁都得躲让着。她自己也为此吃了不少苦头：一会儿手让带状铁屑划了个长长的口子，一会儿脸上脖子上让爆溅的铁屑烫起黄豆大的水泡，但她一点也不心疼自己。上班时间是七点一刻，她六点就开起了机床，中午有半个小时吃饭带午休时间，她从不午休，总是三口两口把饭扒拉完了赶紧干活。由于给自己订下伙食费决不能超过师傅的规矩，所以也就没有了啃排骨挑鱼刺的费劲事。她这样拼命，在常人看来都是“不正常”、“有毛病”的表现，我心里纳闷：确诊了有精神病，怎么还让她干车床活？不怕出人命？

记得有个四、五十岁的老师傅曾经费力地拣着她听得进的词语开导过她：“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要为革命工作一辈子呢。身体不是我们自己的，是党的，人民的。列宁说过，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革命是长长远远的事情，你要为革命而劳逸结合，适当休息是为了更好地革命。”她被感动了，就停止了操作，诚恳地回答：“我的身上有剥削阶级家庭的烙印，我只有在劳动中脱胎换骨改造自己，我不做白吃白喝劳动人民血汗的寄生虫。我要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说过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要自觉改造自己，就不能怕苦，就要自找苦吃。再说，比起长征，我这根本不算吃苦。”说完，一推操纵杆，车头又快速旋转了，她一把拖过C620车床的尾架，用大扳手拧紧了尾架和导轨的连接螺栓，然后双手用力转动尾架轮子，把近40毫米粗的麻花钻直直地支进工件里。焦蓝色筷子粗的铁屑沿着麻花槽扭曲着挤出来，冷却剂喷泻在钻头和铁屑上，发出“兹啦啦”的爆响。

劝她的工人师傅还能说什么？她说得都对，非常对，非常非常的对。她说的，甚至那个老师傅说的，都是每天的报纸每天的广播反反复复在说的，能不对么？

而如果说她这么做是做作，那么，那年头除了“牛鬼蛇神”是被迫6时进厂6时出厂长达5年之久，换个人谁能连续几年这样地干活？（注2）

她毕竟和我们一样，不是铁打的，也是骨肉做的。

在我的印象中，她也有与正常人一样活泼的时候。对此，我记忆更为深刻。

一天，我与她一起从厂区的篮球场边走过。一个篮球正砸向我们。我下意识地躲开，她却伸手揽过球，边拍打边紧跑起来，球随人走，三下五除二就把球送进了篮筐。她对此举颇有些自得，转身“呵呵”地轻笑一声，那笑容很是灿烂！

在厂区游泳池里，我也见过这样的笑容。她穿着深色的泳装，赤裸着圆浑结实的臂、圆浑结实的腿，带有一种野性的美，但不是那种肆无忌惮的野性。她啪嗒着光脚板，轻轻松松走进水里。水中的她比鱼还鲜活——仰泳、自由泳、蛙泳交替着，在60米的标准泳池里来回穿梭。她的脸上，始终带着微笑，一种无忧无虑很纯真的笑容，一种平时根本看不到的笑容。

她也喜欢哼哼歌曲。音色优美虽然谈不上，但唱歌不跑调。她哼唱歌曲时，那黄黄的脸会泛起润泽的光，使她挺普通的长相也平添了些许动人之处——毕竟，她还很年轻！

我还见到过她跳舞！

那时，全国男女老少都在学跳“忠字舞”， “忠字舞”需要突出“忠”字，“忠”字当头，跳不好没关系，但不能不跳，跳不跳是对伟大领袖忠不忠的大是大非问题，“牛鬼蛇神”还没资格跳呢！当然即使跳不好，也没人敢嘲笑，如果谁敢嘲笑，跳完舞就是声讨 “某某某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罪该万死” 了。

我们是把车间里供500人开会的会场清理出来跳“忠字舞”的。领袖像下贴有一张大大的剪纸红“忠”字，那个“心”字的上面一点剪成了心的形状。那个时代娱乐活动很少，能在上班时间不劳动而名正言顺跳舞，我是当成玩一样跳得很起劲的，我认为，好多年轻人也都是抱着与我一样的想法在跳、在玩。但关碧红不一样，她是仰望着领袖的像在跳，仰望着红“忠”字在跳。虽然她跳舞不象游泳、打球那样自如，舞姿显得笨拙，动作也合不上音乐节拍，但她跳得很虔诚！当配“忠字舞”的歌曲声响起（其实先有这个歌曲，而后才有“忠字舞”），关碧红边舞边轻声跟唱：“……您是灿烂的太阳，我们象葵花，在您的阳光下幸福地开放。您是光辉的北斗，我们是群星，紧紧地围绕在您的身旁……”她脸带笑容，象受到领袖接见的红卫兵那样笑得幸福。

她真正发病时的状况，我亲眼见过两回。她发病都是有“大背景”的，都是与国家大事有关，与政治形势有关。

七十年代前期，中国的政治舞台风云突变，电台反复播放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五首抗日歌曲，我们都从报纸的字里行间揣摸着形势。那天，我刚走上宿舍楼梯，就听见头顶上方响起慷慨激昂的口号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是她，是关碧红！只见她双眼布满血丝，挥动右拳高呼着口号，身板挺得直直地从楼梯上走下来，那情景，简直是电影中抗日志士赴刑场的镜头再现。我倒退两步，怔怔地看着她，可她根本就不看我，目不斜视朝宿舍门外走去，朝马路走去，进行她一个人的示威游行。

还有一次，是“副统帅”在温都尔汗栽了。消息被证实是千真万确之后，就见到她挥着一把竹丝大笤帚，用力地扫着车间门口的水泥地面。她的脸部肌肉在微微痉挛，瞪圆了双眼，眼中竟然闪着凶光！她边扫边狠命地喊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声音嘶哑了，还在喊着……

关于她的病因，人们有好多传说，然而，我不相信任何一种传说。对于一个曾失去申辩能力的精神病患者，人们可以把任何一种污蔑、诬陷和捕风捉影的小道消息编成一个煞有介事的故事，假作真时真亦假，我从不去追究她得病的根源。我只是觉得：她太轻信了，她太当真了。可惜，三叉戟坠地声没能使她震醒，她反倒更中邪了。

以后，她终于被送进了精神病院。过了些日子，听说她病治好了。有一天，她在宿舍的走廊上与我友好地打招呼，我仔细地打量了她：眼神很温顺，神态很真挚，很诚恳，说话声音也很平和；还是那身蓝布衣裤，脚下换了双浅口黑布鞋，白色卡普龙丝袜。她模样变得很文静，举止变得很安稳。我的心底却莫名地涌上一丝悲哀：关碧红，你如真的清醒了，也许你就活不了多久了！

她被我料中了！关碧红静悄悄地养了一年多的病，这一年多时间里，她安静得让周围已经感觉不到有她的存在。她的病是真的治愈了，而她的命也离被断送不远了……

那天她告诉我，她从未丧失意识，只不过是控制不住自己。也就是说，她清楚自己在病中说什么，干什么。这样的话，她羞于活在人世、懒于活在人世就不难理解了。当年，不能自控的她曾令人哭笑不得，如今，这令人哭笑不得的她又逼得清醒后的她活不下去……

她死的那天，与她同寝室居住的一个大学生恶狠狠地诅咒她：“她死了也要被人骂，做人要做到这样坏，竟会死在大家要住的地方……”

自打她死的那天起，这个房间再也没有人住过。

她死了，她住过的地方也死了。

她死的第二年，文革结束。

文革死了。

她走了以后，她的父亲和妹妹从广州来到上海，为她料理后事。我与她妹妹原先见过面，但并没见过他父亲。她父亲来到宿舍清点她的遗物时，我在边上细细地观察着他：一个近六十岁的人，中等身材，偏瘦，带着老花镜，一手拿纸，一手握笔，正在无言地清点记录女儿的遗产，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而这个女儿，已经有十多年与这个当父亲的没有任何联系、已经有十多年把父亲当成不共戴天的敌人。等到父亲再见到女儿时，女儿已是一具尸首……老实说，我观察她父亲，是出于好奇。我想看看导致关碧红有如此沉重负罪感的根源——她的“剥削阶级父亲”到底是何等模样！

她妹妹在我身边站着，我小心翼翼地试探着问：“你父亲……，他好吗？”“唉！她这是何必！”她妹妹很聪明，她明白了我这句问话的全部含义，小声回答 “我们爷爷是个小土地出租者，我们父亲不过是个小职员，他一直自食其力，也吃了很多苦！”我轻吸了一口气，无语。

“本来，我已经在做准备，把她接到我家里去，由我来照顾她——她已经不可能结婚了，你想，谁会爱她呀！”她妹妹说着，眼圈红了。

“谁会爱她呀”，这句话发发复复在我耳边回响。

在有关关碧红病因的种种传闻中，有几条就是说她是因失恋得的病。一说是她爱上了四清工作队长，而人家是有妇之夫。一说是她谈了个大学生对象，人家嫌她出身不好……。我曾经因为讨厌这种种传闻与人争执。那时我还少不更事，思维方式也是“左”得可以，我觉得关碧红已经满可怜了，人们怎么还这么编排她呢？她“左”既然不假，那么，这么“左”的人怎么可能去爱有妇之夫呢？那不是道德败坏吗？她是绝对不可能道德败坏的！还有，这么“革命”的人怎么会考虑“个人问题”（注3）呢？我认为这种传闻是对她的污蔑，是无中生有。我在为她打抱不平。

随着时间流逝我年龄渐长，现在的我却是越来越希望关碧红能真的谈过恋爱，能曾经被人爱过。即使没人爱过她，也希望她能爱过别人，哪怕是单相思呢！不是有首歌吗？“投入地爱一次忘了自己”，女人能投入地爱一次、能忘我地爱一次，那么，不一定要有爱的结果，甚至不一定要奢求对方也同样付出爱，也就差强人意地算是尝到过幸福的滋味了！关碧红，你尝到过……不，就算是舔吧，你舔到过幸福吗？我多么地希望你能舔过一下啊！

上世纪90年代后期，离关碧红去世已经二十多年了，有一天夜里，我竟然梦见了她！我梦见她穿着一套剪裁合体的藏蓝色西服，毛衣是鲜红色的，足登黑色中跟皮鞋，臂挽一个精巧的手袋；她烫了卷发，嘴上还抹了口红！她依稀是站在一个豪华大酒店的大堂中央，在一片水晶灯的光芒下，灿烂地笑着！我想喊她的名字——关碧红，可是我喊出声的，竟然是“郭——凤——莲”！

我愕然！

我被自己的喊声惊醒了。

不错，我梦到的关碧红的装束，正是大寨铁姑娘郭凤莲50岁左右时的装束，电视台播放过的。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革命标杆郭凤莲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折腾，那是因为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不管她经历了怎样的折腾，她是活下来了。

活着，是幸事。活着思变。活着，就有可能变。

能活着，真好。

天上的关碧红，你好吗？

（注1）：“一月风暴”即“安亭事件”，指发生在1967年1月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的“造反派”对 “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运动。从此，在中国大地上， “革命委员会”这一组织形式替代了原各级人民政府和各工矿企业的行政组织。

（注2）： “那年头除了‘牛鬼蛇神’是被迫6时进厂6时出厂长达5年之久，换个人谁能连续几年这样地干活？”这段话是笔者1991年初稿时写的，但是在今天的中国，一天连续工作12小时甚至16小时又长达几年的不会是少数，甚至还不局限在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

（注3）：当年强调的是“突出革命”、“突出政治”，类似“结婚” “恋爱”的字眼在大众场合是约定俗成不大提的，象“恋爱”这种字眼更是因为带有“小资产阶级色彩”而被排斥出“革命人”的言语词典，到了非说这些字眼不可的时候，就用“个人问题”代替。所以，那个时代凡提到“个人问题”四个字，就是指“结婚”、“恋爱”。某人没有结婚，就说某人“个人问题没有解决”。某人还没有恋爱，就说某人“还没有考虑个人问题。”

1991年作，

1997年11月改，

2005年1月27日奥斯维辛解放60周年纪念日再改，

2005年5月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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