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昕朋的长篇小说《漂二代》，为我们展示了农民工第二代的复杂生存境遇，小说以“假伤门”这一事件切入，表现了农民工与官商精英之间的矛盾，呈现了丰富复杂的社会场景，并进一步通过探讨农民工第二代的前途与命运，指向对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思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作家的敏感与忧思。

　　“假伤门”在小说中是贯穿始终的中心情节，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围绕这一事件却有不同的力量与人物介入，情节也一波三折，呈现了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事情的起因很简单：农民工子弟肖祥、张杰与房地产开发商汪光军的儿子汪天大在小酒馆发生冲突，本来已经和解，但汪光军觉得丢了面子，找人为汪天大重新作了脑震荡的医学鉴定，把肖祥给抓了起来。这一“假伤门”事件在农民工聚集地十八里香地区激起了强烈的反应，事情很快演变成了两方力量的角逐，一方是房产商汪光军及其雇用的高律师，副区长冯援军等人，这是一个由利益勾连起来的小集团;另一方则是十八里香地区的农民工及其子弟，包括肖祥同母异父的姐姐宋肖新、哥哥肖辉、姑姑肖桂桂，律师冯功铭等，这些人既存在整体的利益，又有各自不同的境遇，最后他们在这场冲突中逐渐走到一起，打赢了这场官司。

　　如果说“假伤门”是《漂二代》的中心情节，那么更进一步，农民工第二代的境遇与命运则构成了小说的核心问题，“假伤门”为我们打开了关注这一群体的入口。小说通过肖祥、肖辉、宋肖新、李豫生等人的命运与遭际，为我们集中展示了农民工第二代所面临的生存境遇。

　　肖祥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孩子，初中即将毕业，但身为农民工第二代的他没有北京户口，无法在北京继续读高中，他面临着两种选择，回老家读高中再考大学，或者在北京辍学或读技术学校，这是他所面临的重大人生问题。他的哥哥肖辉是一个榜样，他数年前选择回老家读高中，又考回北京上大学，毕业后在国家机关工作，他是十八里香地区人人称羡的对象，实现了很多人进入城市的梦想，但是在城市生活乃至家庭生活中，由于他出身于底层，也是为人轻视与欺侮的对象。小说通过肖辉这一人物形象，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一个农民工子弟，即使个人奋斗成功了，也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那么，对于肖祥一代人来说，该做怎样的人生选择呢?是像肖辉一样继续奋斗，还是像他的朋友张杰一样自暴自弃，进入黑社会?这不仅是摆在肖祥面前的问题，也是摆在整个社会面前的问题，我们的社会是否能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让底层青年也有进入主流社会的途径?

　　宋肖新与李豫生向我们展示了事情的另外一面，这两位年青漂亮的女孩同样来自于十八里香地区，她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却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李豫生先是委身于汪光军，后又委身于冯援军，成了这个腐败分子的“情妇”，但是考察她的人生轨迹，我们可以发现，她走上这条道路，既有个人原因，也有社会原因——在她的生活中，她看不到改变命运的途径，为了家庭，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她被迫走上了游戏人生的不归路。与李豫生不同，宋肖新虽然面临着生活中的困境，但她始终保持着自尊与清醒的意识，面对汪光军公司“形象代言人”的诱惑，她丝毫不为所动，在与冯功铭的恋爱关系中，她也不因为对方是副区长冯援军的儿子及其律师的身份就自我贬低，而是以平等的态度与之相处，在这一形象中，寄予了作家的美好理想，但是在小说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面对现实中的困难，宋肖新也时常会陷入一筹莫展的境地。宋肖新与李豫生以自己的方式“融入”了城市，但是她们在融入的过程中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对这一“代价”的描述与思考，显示了作家批判的锋芒，也让我们去思考城乡二元结构所带来的问题。

　　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让很多人物纠结的核心问题是“北京户口”，城乡户籍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主人公的命运，也构成了小说的核心矛盾。在历史上，我国城乡分治的户籍管理制度曾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但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瓦解，人口的社会流动越来越频繁，这一户籍管理制度既失去了现实的依据，也造成了事实上的歧视与不平等。尤其是农民工在我国城乡之间的巨量流动，他们既是农民，又是工人——他们拥有的是农民的“户口”，但是在城市中生活、居住、工作，与“工人”无异，他们的“身份”始终无法得到明确认定，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城市既离不开他们，又不愿容纳他们，而他们对城市既没有认同感，也无法回归家乡，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说这是第一代农民工的典型心态，那么到了现在，第二代农民工逐渐登上历史舞台，问题无疑更加复杂化与尖锐化了。在《漂二代》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李跃进、韩土改、赵家仁、肖桂桂等人来说，北京不过是暂时寓居的“漂泊”之地，他们总还想着回归河南老家，但是对于他们的子女来说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些孩子出生、成长在北京，他们认同的是城市生活，回到农村生活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这样他们就面临着更加艰难的处境，他们既无法融入城市，而在城市之外，他们又无处可以容身，小说中肖祥、肖辉、宋肖新、李豫生等人形象地向我们展示了这一代人的困境。小说对这一现状的揭示既是对现实的批判，也是对更公正的社会秩序呼唤，我们可以看到，2012年初我国已出台了户籍改革的方案，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漂二代》走在了时代的前沿。

　　如果更进一步，我们可以发现《漂二代》批判的不只是城乡二元结构，而是整个社会结构的不公平之处。小说将农民工第二代称之为“漂二代”，在社会上我们也会看到“官二代”、“富二代”、“农二代”等不同的说法。“X二代”这一说法的出现，意味着我们整个社会的结构已经板结化与断裂化，即一个人在社会上的位置，不是取决于个人的禀赋与奋斗，而主要取决于父辈与家庭背景，而贫富差距的极大分化则使这一差距有永久延续的趋势。这一不公平的社会结构不仅破坏了自由竞争的基础，而且使整个社会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之中。从历史的视野来看，这可以说是一种极大的退步。我国从隋唐之后，已基本上废除了贵族世袭专权的制度，逐渐建立起了一种平民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一个人靠自己的努力奋斗可以改变个人的命运，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从社会整体来看，则为有为青年提供了社会流动的可能性，削弱了社会动荡的基础。不仅传统社会如此，20世纪中国也是如此，改革开放的一个巨大动力恰恰也是来自这样的“中国梦”：一个人可以靠奋斗改变命运，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的价值。但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X二代”的出现极大地窒息了社会发展的动力，不仅对于底层如此，对于精英阶层也是如此，对于“官二代”、“富二代”来说，他们缺乏走出父辈阴影自我实现的动力，而对于“漂二代”、“农二代”来说，他们靠奋斗改变命运的可能性也极少。但是正如《漂二代》中所显示的，每一个“漂二代”都是不认命的，他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奋斗着、抗争着、挣扎着，而他们不屈不挠的奋争所改变的，将不只是个人的命运，也是我们社会的不公平之处。在《漂二代》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改变的萌芽与方向。

　　《漂二代》的可贵之处，不只在于通过“假伤门”探索农民工第二代的命运，并以此剖析城乡结构与社会结构，也在于在这一过程中，作家并没有以简单的二元对立来面对复杂的现实问题。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冯功铭这样致力于底层利益的城市律师，可以看到温和善良的居委会大妈和派出所民警，也可以看到秉公执法的区委书记，这些人物向我们呈现出社会生活丰富的不同侧面，让我们在具体的社会网络中看到了问题的复杂性，这不仅没有小说削弱对主题的呈现，反而可以让我们在更为开阔的空间思考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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