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韩少功的重要性不只在于他是一个重要的作家，而且在于他总是能够不断超越自己与同代人，对流行的观念进行批判与“突围”，而他正是在这样的突围中，走在时代思潮与文学思潮的最前沿，引领一代风气之先。他的“突围”可以分为如下几个层面：

1、对自我的超越。韩少功从文革后期开始写作，新时期之后以《月兰》、《西望茅草地》等作品超越了此前的作品；而在1985年前后则以《我们的根》、《爸爸爸》、《女女女》等“寻根文学”的重要作品超越了此前“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创作模式；而90年代以后的《马桥词典》、《暗示》、《山南水北》等作品，则超越了“寻根文学”，在一个更加开阔的视野之中探索着文学的可能性，并取得了重大成就。

2、对同代人的突围。1980年代成名的作家，大多囿于1980年代的文学观念，一方面无法创作出重要作品，另一方面却在文学界形成了垄断性的影响，“代表”着中国文学，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反差，对当代文学的发展形成了一种阻碍性的力量。但是，以韩少功、张承志为代表的少数作家，却与他们相反，张承志以远离文坛的精神姿态继续着自己的流浪、思考与探索，而韩少功则以他的思想随笔以及《马桥词典》等重要作品，在文学界成为独树一帜的“异数”。

3、对“文学”的反思。在1990年代以后，韩少功之所以仍然是一位重要作家，在于他突破了1980年代的文学观念，以及工匠式的创作态度，他也并不以反对旧有的意识形态来博取当下的位置与合理性，而是将自己置身于一个更加复杂的现实之中，以“文学”的方式探索着这个时代的精神症候，寻找着未来的出路。而在这一过程中，他的“文学”也突破了1980年代对“文学”的理解。他的“文学”汲取了传统文学中“文史哲合一”的观念，以及笔记体的形式，也汲取了西方理论“语言学转向”后对“语言”的深刻认识与思考，他以此来面对中国与世界在“全球化”中纷纭复杂的现实与精神现实，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也表达了自己的困惑，他的作品是与时代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与个人的内心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真的声音”，而他在这一过程中创造出的“文学”，也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学，是与那些华丽而苍白的文学不一样的“文学”。

4、对思想的自觉。韩少功经历过知青下乡的过程与“文革时期”，对传统社会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的弊端有着创伤性的记忆，但在1980年代以后，他并不是站在新意识形态立场上反抗旧意识形态（这是一种“安全”的反抗“姿态”），而是对新旧意识形态都持一种批判与反思的态度，他正是在这样的立场上确定了思想者的独立位置，同时他也不断提出新的思想命题，比如他的《灵魂的声音》、《夜行者梦语》、《性而上的迷失》、《文革为什么结束》等思想随笔，以及《天涯》杂志所引起的新左派论争，以及组织《南山纪要：我们为什么要谈生态与环境？》等，都为当代思想界提供了重要的命题，可以说这些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具有重要的价值，是知识范式转型的重要标志。

5、对“知识”的突破。韩少功对文学与知识界的贡献众所周知，但是另一方面，他却并不“迷恋”知识，并不将知识作为唯一重要的事情，在他看来，知行合一是一种更值得践行的方式，在知识领域，他创办《海南纪事》、改版《天涯》都是重要的实践，而在生活领域，他辞去《天涯》主编，辞去海南作协与文联的重要职务，回归乡下生活，也可以说是一种重要的实践，是一种生活态度的表现，也是一种理想追求的践行。

韩少功之所以能够实现上述“突围”，不断超越自我，是与他的思想与思想方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想至少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关注。

首先，是他开阔的视野与不断探索的精神，在他眼中，文学并不是孤立于社会之外的“纯文学”，思想也不是封闭在学院里的“知识”，文学与思想都应该在与社会思潮的激荡之中产生，并在其中发挥作用，一个作家与知识分子的价值也体现在这里。而一个知识分子不仅应该批判社会，而且应该对自我有着清醒的认识与严格的解剖，在一个社会变动如此激烈的社会，知识分子只有不断对既有的知识与美学进行反思与调整，才能够敏感，才能够发现新的现实与新的问题，而不是抱残守缺，或被动地适应。

其次，是作家与知识分子双重身份的融合。作家长于感性，长于经验，而知识分子则长于理性与思辨，韩少功很好地将二者的长处融合在一起，并且相得益彰，他的经验可以弥补理论概括所无法达到的角落，从而加以补充、反驳，或提出新的问题，而他的思辨则将他的感性加以引申、升华，使之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

再次，是为文与为人的统一。韩少功有着清醒的意识，他的文学与人生道路正是他自我选择的结果，正是在一次次重要关头的选择，才铸就了今日的韩少功，而他的文学则正是他的人生追求的表现形式，他的文学智慧与人生智慧融合在一起，他的文学理想也与生活理想融合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韩少功不断的“突围”，正是为了回到内心，回到他所理想的文学与生活方式。

2、

韩少功的探索既与时代密切联系在一起，也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文学最具光彩的一部分。从“新时期”开始到今天3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的世界图景与世界想象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置身于这一剧变中的每一个人，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精神生活，也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面对这一巨变，一个作家该如何表述？如何才能表述出如此丰富复杂的中国经验，如何才能表达出具体而微的个人体验，如何才能对世界发出我们最为真切的声音？这是摆在每一个作家面前的问题，同时这也是中国作家的幸运。相对于欧美中产阶级稳定而庸常的生活，中国社会三十年的飞速发展与剧烈变化，使得每一个人都具有非同寻常的经历，每一个人都是当代史的缩影，每一个人都充满了“故事”。这可以说为当代作家提供了最为丰富的写作资源，但是大多中国作家却对这一变化熟视无睹或漠然置之，他们或者在房间中想象与臆测，或者满足于叙述方式的炫技，或者以旧的思想框架来简单地理解现实。但韩少功却与之不同，他以他的作品向我们展示了他对现实的敏锐捕捉，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变化中的中国与世界，以及变化中的韩少功。之所以能够如此，在于韩少功是一位具有思想能力的作家。

在当代中国作家中，真正具有思想能力的作家并不多，而韩少功便是其中的一位。在1980年代，“感性”解放成为一种美学潮流，相对于“文革文学”的僵化，这样的潮流有其合理性，但是另一方面，在不少推崇者那里，却将之绝对化与极端化了，不仅以“感性”否定“理性”，甚至以没有思想为荣。这样的后果是，很多作家只沉溺于“感性”之中，却缺乏对社会变化的理性思考能力，因而他们所表达的只能是最流行的常识或者新意识形态，尽管可能会有艺术上的探索，但缺少了对现实的敏感与思想上的照耀，即使能够写出华丽的作品，也是苍白无力的。韩少功与之相反，他在感性与理性方面保持了一种均衡，并能以新的思想照耀现实，发现新的社会现象，做出独立的思考、分析与判断，这不仅表现在他的一系列思想随笔之中，也表现在他的小说之中，在《马桥词典》、《暗示》中，他对“语言”问题的思考不仅让他发现了被普通话遮蔽的方言世界，而且他也在探索着历史之外的历史、语言之外的语言、世界之外的世界，让世界呈现出了一种新的面貌。

具有思想能力的一个标志，是能够将所把握的题材对象化与陌生化，而不是日常化，在日常化的熟视无睹中，我们不会发现新的问题，也不会具有发现的敏感。只有在“陌生化”的过程中，我们才能够具有历史感与现实感，或者反过来说，我们只有在历史流变与社会结构中去把握某种现象时，才能将之陌生化，才不会认为它是“自然而然”的，才有思考的动力与可能性。韩少功的思想能力正是来自于他对“变化”的敏感，他对“伪小人”的精彩分析，他对“性而上的迷失”的批判，他对“扁平时代”的反思，他对“重建道德”问题的关注，等等，都来自于他并不认为“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或者并不认为这些是与他毫不相关的。韩少功的思考能穿透表面的现象，抓住最为核心的精神症候，在层层递进中逐步深入，让我们从不同侧面对某一命题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发人深省，引人深思。

但是另一方面，韩少功的思想不是抽象的演绎，而是与他个人的生命体验密切联系在一起，他有他自己的“根”，有他思考的出发点与归宿。在《马桥词典》、《暗示》等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韩少功总是回到他作为知青下乡的岁月，从具体的经验与细节出发，去谈论他的感受与思考，他思考的可能是十分宏大的命题，或者非常复杂的理论问题，但是他在论述的过程中，总是会一再地回到具体的生活经验，如他关于“话份”的描述，既有马桥人的经验，也有他关于话语权利、现代主义艺术命运等问题的思考，两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既具体又抽象，既特殊又有普遍意义，显示了韩少功思维方式的特点。正是由于如此，《暗示》虽然具有一部学术著作的形式，但在本质上却是各种经验碎片的整合，更接近于小说的性质。而《山南水北》更是通过他在乡下居住的具体经验，提炼出了他对当下各种社会现象的观察与思考。即使在他的思想随笔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生活经验的思考，他描述某一现象的笔法，其生动形象也会让人想到小说。

我们可以发现，韩少功是从个人的生活体验出发去触摸理论命题的，他不止于生活经验的描述，也不止于理论命题的抽象思考，而是在二者之间建立起有机的关系，以自己的方式将之融合在一起，探索一种独特的思想以及独到的表达方式。正是这一特点，使韩少功既与社会生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也与理论界的思想命题保持着有机的互动，或许我们可以说，这是韩少功保持思想活力的独特方式，也是他能够不断“突围”的原因。

3、

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韩少功为什么要“突围”？对于韩少功这样1980年代成名的作家来说，最安稳的方式莫过于在文学界占据一个位置，名利双收。但这显然不是韩少功的选择，也不是他所理想的文学与文学方式，对于他来说，文学显然与一个更宏大的追求联系在一起，这样的追求是什么？我们无法把握，只能从他的文学作品与文学探索中加以描述：从小的方面来说，他需要寻找到一种能够描述他的个人体验与社会经验的文学方式，而这样的经验无法在既有的文学成规中得到充分表达，这便促使他不断尝试与创新，不断突破文学成规，不断突破自我，永远走在一条探索的道路上；从大的方面来说，文学只是韩少功探索世界的一种方式，或者说是他追求“真理”或者表达困惑的一种方式，是他思考与发言的一种方式，在他的眼中，文学虽然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但并不是绝对独立的，而只是我们这个社会精神现象的一部分，是与我们这个时代密切相关的，面对这个社会，他可以用文学的方式发言，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发言，相对于文学来说，对这个世界做出自己的观察、思考、与判断或许是更重要的，当“文学”无法容纳他的思考时，他必然要突破“文学”的限制，创造出能够充分表达出他的体验与思考的新的文学形式。

这也是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重要传统，对于鲁迅来说，晚年不写小说固然是极大的遗憾，但是他的追求显然不仅仅在于小说，他最终所要达到的并不是成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而是以自己的全部生命与精力致力于中国与“国民性”的改造，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可以被当之无愧地称为“民族魂”——即他改造乃至创造了现代中国人的语言、思维以及最重要的精神命题。巴金也是如此，从一开始写作，巴金就宣称自己“不是作家”，这样的宣称几乎贯穿了巴金漫长写作生涯的不同时期，这当然并不是说巴金不认同自己的作家身份，而是说在作家的角色之外，巴金具有一种更大的理想与抱负，而文学只是实现这一抱负的方式。

在海口召开的“韩少功文学写作与当代思想研讨会”上，有论者指出，韩少功是当代作家中“最像”现代作家的一位，这指的是韩少功不仅写作小说、随笔等不同体裁，而且从事翻译，还编辑杂志，是一位“全能型”的作家，这样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但需要补充的是，韩少功之所以从事上述不同的工作，恰恰在于他并不将自己仅仅定位于“作家”，如鲁迅、巴金一样，他也拥有一个更开阔的视野和一个更宏伟的抱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韩少功是鲁迅传统的当代继承者。他所继承的正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承担精神，与时代和民众血肉相连的情感关系，以及“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进取精神。正是这样的精神，将韩少功与其他作家区别了开来，也让他不断突破旧日之我，不断创造出新的自我与新的文学。

我们可以说，这样的精神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也是中国文学的精神，从古到今，无数优秀的知识分子正是以这样的精神关注民族与民生，创造出了无数奇迹和灿烂的文化，如鲁迅所说，他们正是“民族的脊梁”。而在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艰难转型过程中，以“戊戌”一代和“新青年”一代为代表，中国的“士”转变为现代知识分子，面对国家凋敝与民生多艰，他们不断探索着中国与世界的出路。在这一过程中诞生的中国“新文学”，正是他们探索的一种方式，也是他们进行社会启蒙、社会动员、社会组织的一种方式。经过几代人艰苦竭蹶的奋斗，终于迎来了中国的独立与富强，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新文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因此，五四以来，“新文学”不仅在文化领域中占据核心位置，也是整个社会领域关注的焦点，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

30年后的今天，文学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整个社会领域，文学已经越来越不重要，关注的人已经越来越少；在广义的文学领域，以畅销书和网络小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占据了文学市场的大部分份额，“新文学”传统之内的“纯文学”或“严肃文学”（以文学期刊为代表），也越来越为人们所忽视，读者在逐渐减少；而在“纯文学”或“严肃文学”内部，则存在着严重的问题：1980年代成名的作家占据了文学界的中心位置，但他们的思想与艺术观念仍停留在1980年代，无法以艺术的方式面对变化了的世界；而新一代作家的成长则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不少人认为文学的边缘化是一种“常态”，他们简单地将中国与西方某些国家中文学的位置加以比附，认为那是一种“趋势”，但是他们却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中国文学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从“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到“改造国民性”，无论是传统文学还是“新文学”，中国文学都在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社会中占据核心位置，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一种“传统”，我们固然不必迷恋传统，但似也不必简单地比附西方，中国文学的位置与重要性需要中国作家去创造。

在这样的情势下，韩少功的“突围”便具有重要的意义，他让我们看到“新文学”传统在今天的延续，也让我们看到“严肃文学”在今天所可能具有的影响力。相对于通俗文学的娱乐消遣功能，韩少功的文学是一种精神与美学上的事业，是一种对世界发言的方式；而相对于僵化的“文学界”内部，韩少功则让我们看到，文学不是自我重复，不是工匠式的技巧演练，也不是以反抗旧意识形态姿态出现的新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探索，是在一个变动了的世界之中努力发出声音的美学尝试。如果我们需要恢复文学的尊严，需要恢复文学对世界的影响力，那么我们必须重视韩少功及其“突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