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90年“新人”形象变迁

“新人”是指新出现的某一类人，在文学中主要指所具有时代色彩的新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的出现，既是社会与文艺思潮的产物，也站在时代的最前沿，引导着一个时代的风潮。“新人”既可以指某一类青年，也可以指代某一阶层，如知识分子、农民、解放军等。在这些“新人”身上，凝聚着时代风云与社会的风向，也集中了一个时代最核心的精神命题，通过对不同时代“新人”的考察，我们可以窥见社会思潮的发展与变化。

五四新文化时期，伴随着启蒙主义思潮的兴起，涌现出来的“新人”追求个性解放与爱情自由，他们打破封建礼教的枷锁，反抗既定的社会秩序，追求个人的幸福与社会的出路，这体现在很多作品中，而在鲁迅的《伤逝》、巴金的《家》中得到了最为深刻的表达。鲁迅的《伤逝》通过对子君与涓生爱情故事的描述，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冲决罗网的勇气，而且通过他们最终的悲剧，也让我们看到了启蒙视野下“爱情”的局限——即如果不能突破社会的桎梏，两个人追求的“爱情”也是脆弱的；在巴金的《家》中，觉新、觉民、觉慧三位青年反抗封建家族，追求爱情、自由与科学，道出了一代青年的心声，而觉新与觉慧更成为了当时青年的典型，觉新徘徊于旧秩序与新知识之间，内心充满煎熬与挣扎，但他终究没有冲破旧伦理的制约，只能成为时代的牺牲品，而觉慧则勇敢地反抗旧家庭与旧秩序，追求个人与社会的新生，大胆地走出了新的道路，而他的选择也激励了一代青年，鼓励他们投身到社会的变革之中去。这个时期的“新人”大多是青年学生，也有知识分子，如叶圣陶《倪焕之》中的倪焕之，郁达夫笔下的知识分子等，可以说在他们身上，寄托着一个时代的希望。

1930年代，中国面临的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进一步加剧，左翼思潮开始在文艺界占据主流，文学作品中的“新人”形象仍以青年与知识分子为主，如柔石《二月》中的萧涧秋，丁玲《一九三0春上海（之一、之二）》中的青年，蒋光慈小说中的革命者等，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青年思想的转变，以及他们从书斋走向社会、探询中国出路的过程，杨沫的《青春之歌》虽然出版于1958年，但书中描述的以林道静为代表的青年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过程，也代表了一代青年的心路历程。

1940年代，在解放区文学中，另一种“新人”形象开始浮现出来，那就是农民中的先进分子，以及基层共产党员的形象。这既是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在文学上的表现，也是文艺思潮变化所产生的结果。在鲁迅等作家的笔下，农民第一次大量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成为时代关注的对象，但在启蒙主义的视野中，农民是愚昧保守的，作家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但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只有将占人绝大多数的农民团结起来参与革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内忧外患，《白毛女》中的大春，赵树理笔下的“小字辈”，《高干大》中的高干大，塑造了一种新的农民形象，他们不再甘于忍受命运的重压，开始以自身的力量影响历史，从而在进入历史的过程中获得了主体性。

这一趋势在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的文学中，得到了更为突出的表现，在赵树理的《三里湾》、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浩然的《艳阳天》等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新农民，他们是“社会主义新人”，梁生宝、刘雨生、萧长春可以说是其中的典型，他们大公无私，团结村民克服种种困难，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先进农民同时也是基层共产党员。如果说在《倪焕之》、《二月》等作品中，知识分子试图深入农村，以教育的方式启发民智，那么在《创业史》等小说中，“知识分子—农民”的结构被转变为“共产党员—农民”结构，在这里，共产党员取代了原先知识分子的位置，与知识分子不同，他们是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对农村的情况较为熟悉，但同时他们又受到了先进思想的影响，将新的文化带到了农村，所以他们较之知识分子对农村具有更大的影响。

到了1980年代，另一种“新人”出现在了作家的笔下。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无法在城市工作，对农村却无法产生认同感，由此产生了无尽的苦恼；《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终于走出了乡村，而他的哥哥孙少安也开办起了砖厂，盖起了气派的砖房。将这些“新人”与我们前面提到的梁生宝、萧长春等“社会主义新人”比较起来，可以发现他们具有以下的不同之处：一是他们与乡村是分离的，而不是融合为一体的；二是他们更追逐经济利益，而不注重政治等其他方面的利益；三是他们追逐个人利益或个人意义上的成功，而不注重或较少注重集体或国家的利益。这些“新人”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了与欧美19世纪文学中的一些形象相似的特征，比如《红与黑》中的于连、《幻灭》中的吕西安、《高老头》中的拉斯蒂涅，以及德莱塞《美国的悲剧》中的克莱德等，如果说这些人物是资本主义时期欧美文学中的“新人”，或许我们也可以将新时期文学中的这些人物命名为“个人主义新人”。与此同时，在王朔的小说如《橡皮人》、《顽主》等作品中，也出现了一批新的城市青年形象，他们以痞子的方式调侃一切，这可以说是革命理想失落之后的一种表现。

新时期另一种“新人”形象，则是具有开拓精神的共产党员形象，如《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厂长、《新星》中的李向南、《沉重的翅膀》中的郑子云等等，这些共产党员肩负着改革的重任，锐意进取，在复杂的环境中开拓出了新的局面。与1950—70年代“新人”不同的是，这些主人公都是较高级别的干部，小说中也不仅描写他们事业上的奋斗，同时也涉及到了他们的感情生活等更多侧面，让我们看到了更加“人性化”和个性化的共产党员。

1950年代的“新人”形象中也有青年知识分子，如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的林震等，这些年轻人朝气蓬勃，勇于批评，充满了理想主义，但是到了1990年代，刘震云的《单位》、《一地鸡毛》里的小林则是另一种“新人”，他们在生活中处处不如意，为一块豆腐而奔波，为老婆的调动、为水费而奔波，同时期的“新写实小说”描述了很多这样的主人公，他们置身于平庸的现实秩序中，无法反抗，只能逐渐适应，这显示了在严峻的现实面前，青年知识分子主体精神的失落。1990年代中期，在“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代表作品中，塑造了一批新的乡村干部形象，面对乡村的凋敝与重重困难，他们四处奔波，劳碌，奋力去解决各种问题，但这也从侧面显示了“三农问题”的严重性。

新世纪以来，“青春文学”为我们塑造了一批反叛青年的形象，但他们所反叛的却只限于高考及教育制度，缺乏对世界的整体认识与把握；在“底层文学”的代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新时代的农民、打工者与下岗工人，这些新的人物形象不仅带出了社会问题，同时也探索着改变的途径，如曹征路《问苍茫》中的打工者唐源、柳叶叶便代表了新一代打工者的觉醒，他们以维权的方式维护打工者的利益，展示了一种改变的可能性；在“主旋律小说”中，反腐小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优秀的共产党员形象，如《抉择》中的李高成等，这些作品既显示了复杂的社会现实及其阴暗面，也显示了共产党人面对现实的决心与信心。

“新人”蕴含着新的问题与新的美学，也显示了不同时代的核心精神，从上述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出，“新人”形象大多是青年，在他们身上既凝聚着新的社会问题，也显示出了新的审美风向。青年代表着一个民族的希望，也预示着一个时代的走向，通过对一个时代的青年的关注，我们可以把握住时代跳动的脉搏，也可以在文学中创造出“新人”，新世纪的青年应该努力去开拓自己的未来，去探索中国的出路，如鲁迅先生所说，“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