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以来，中国文学承担了社会公共议题的设置，发挥了促成舆论交锋从而达成社会共识的功能。这种“公共性”使文学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意义。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公共性”的衰减与文学“边缘化”的窘境构成了恶性循环，使文学应有的思想文化功能变得相当微弱。要改变文学的“颓势”，必须让文学重新走入民众的生活，并成为他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
　　对当下文学状况，人们似乎都有这样的共识：文学读者在逐渐流失，文学期刊的发行量大幅减少，作家大多远离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开始关注私人领域，因而文学在思想文化与社会领域的重要性愈益降低。重新思考文学“公共性”的重建问题，促进文学发挥应有的社会功能，成为振兴中国文学的当务之急。

　　文学的负载轻了
　　文学自身也就变轻了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文学“边缘化”这一现象？从当前的文化格局来看，既有文学的外部因素，也有文学的内部因素。20世纪90年代以来，影视、网络和游戏等新媒体、新兴娱乐方式的迅速发展，吸引了更多的青年，主要以纸媒为传播媒介的文学相对来说处于弱势；而在文学内部，通俗文学、类型文学的出现，伴随着市场化的进程，也以“畅销书”的方式占据了文学的主要市场份额，我们通常所说的严肃意义上的“文学”则处于边缘的位置。
　　除此以外，文学的边缘化也有源于其自身的发展逻辑。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除了社会文化的诸多外在因素外，中国文学开始“向内转”，在作品中注重表现个体的内心世界，而忽略了与外部世界的关联；注重语言、形式、技巧的探索，而忽略了文学作品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注重文学的“独立性”，而忽略了文学与其他思想文化领域的关系。同时在文学的生产—流通—接受方式上，也越来越倾向于“精英化”，也即文学创作并不考虑读者，而仅限于小圈子内部的交流。同样，文学的出版、定价、发行等机制，作家新人的培养，也只是为了小部分读者或仅限于文学从业者。这样，文学所表达的内容既为大众所不关心，文学的传播机制也使文学无法到达大众，文学也就逐渐丧失了“公共性”。总而言之，文学更少地承担社会公共议题的设置，难以形成舆论交锋从而达成社会共识。文学的负载轻了，文学自身也因此变轻了。
　　今天的文学如果要得到发展，需要重新建立文学的“公共性”。文学的公共性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国“新文学”。而“新文学”是在对传统中国文学及通俗文学的批判中发展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文学语言从文言文转换为白话文，同时，“文学”被赋予了公共性，它不仅仅是私人之间的酬唱，或仅仅是一种消遣或娱乐，而被视为一种精神或艺术上的事业。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主义文学的形成，逐渐发展出了一种新的文学体制，如以作协、文学期刊和出版社为中心的文学生产—流通—接受机制，以大学中文系与研究所为核心的文学教育、研究、传播机构，以文学批评、文学史、文学理论为基础的文学知识再生产模式等。这些新的文学体制既是“新文学”发展的制度或机制保证，也与“新文学”一起，构成了现代民族国家及其公共空间的一部分，并在其构建与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0世纪中国的“新文学”在整体上既区别于传统的中国文学，也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文学，而是现代中国在创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所发展出来的“现代”的“中国文学”，是现代中国人探索、奋斗、挣扎的“心灵史”。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新文学”已经为我们奉献出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一大批经典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世纪中国人的“心路历程”。他们创造的文学形象，也是中国社会的集体“共名”。

　　因公共性而获得尊重
　　文学必须走进公共生活

　　可以说，公共性要求文学要成为社会思想先锋。这里的“先锋”不是指上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对形式、语言与技巧的重视，或者对“现代”、“后现代”思潮的模仿或追逐，而是指文学在整体社会生活及思想文化界所处的位置，即在社会与思想的转折与变化之中，文学是否能够“得风气之先”，是否够能对当代生活做出独特而深刻的观察与描述，是否能够提出值得重视的思想或精神命题，是否具有想象未来的能力与前瞻性。我认为这是判断文学是否“先锋”的重要尺度，在这个意义上说，从“五四”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文学在整个社会与思想文化界一直处于“先锋”的位置，而从90年代之后，我们的文学逐渐丧失了这样的地位，在今天，文学界所讨论的基本问题，不仅落后于思想文化界，甚至落后于社会大众，很多人只满足于文学内部或小圈子的自我欣赏与满足，对中国乃至文学体制发生的巨大变化视而不见，其“边缘化”的命运也就不可避免了。
　　公共性还要求文学对读者审美趣味有所引领。具有公共性的文学不应像通俗文学一样，迎合读者的阅读趣味，而意在通过艺术所具有的魅力与感染力，改变或提升读者对人生与世界的认识，在意识领域中引发读者对自我、世界或艺术的思考，从而扩展或丰富个人的审美体验，同时对自身的现实与精神处境有一种新的体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才是一种精神或艺术上的事业，而不仅仅是一个故事或讲述故事的方法，文学才是一种“高级文化”，而不只是一种消遣或游戏。
　　“公共性”更要求文学所产生影响的范围不限于狭小的天地，更不是私人领域。“文学”的生产过程，不仅在于作家的私人“创作”，而且有赖于出版、印刷、发行、流通、阅读等不同环节，才能最终“完成”；“文学”作为精神领域的一个特殊部分，是不同身份、阶层、性别、种族、个体的声音相互交流、争夺与斗争的一个公共空间，这一空间的有效性不仅在于文学从业者是否具有自觉意识，也在于这种“公共性”范围的大小。
　　在今天，我们只有重建文学的公共性，才能使文学真正成为一项精神与心灵的事业，文学只有关心最大多数民众关注的话题，并以独特的方式表达出自己的意见，才能够真正走入民众的生活与内心之中，才能在思想文化界与整个社会领域扩大自身的影响。我们并不反对通俗文学与娱乐节目，对于丰富民众的文化生活，这些作品也有其长处及存在的合理性；我们也不反对文学的娱乐性，娱乐性可以说是文学内在的要素，也是其能够吸引人的魅力之一。但是在根本上，文学作为一种最贴近人类思维与经验的艺术形式，作为一个民族“国民精神前进的灯火”，必然是一种灵魂的事业，刻画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心灵史”。
　　文学因公共性而获得尊重。重建文学的“公共性”，需要在文学与世界之间建立起有机的联系，让文学走入民众的生活，成为他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汲取其他思想文化领域的最新成果，并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思想文化的建设之中。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学才能获得生机与活力，我们才能继承鲁迅等人开创的“新文学”传统，创造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经典，丰富并提升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生活与精神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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