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三农题材”小说述评（修改版）

“三农问题”提出以来，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文学界也引起了相当的关注，不少作家以农民、农村、农业为题材创作了一些小说，其中不乏优秀的作品，也有不甚成功之作。本文意在考察2004年上半年在全国各主要期刊发表的以“三农问题”为题材的小说，并就其与思想界的关联，及其达到的艺术成就，提出自己的看法。

本文所考察的期刊限于《收获》、《花城》、《当代》、《十月》、《人民文学》、《上海文学》、《钟山》、《大家》、《山花》、《萌芽》等十种杂志[1]，在这些杂志本年上半年的小说中，与“三农问题”相关的作品如下：

向本贵《农民刘兰香之死》短篇（《当代》第1期）

吕冀《雪色秋意》中篇（《大家》第1期）

刘庆邦《一句话的事儿》短篇（《钟山》第1期）

李师江《廊桥遗梦之民工版》短篇《上海文学》第1期）

邓宏顺《食堂》中篇（《收获》第2期）

李锐《颜色》短篇《上海文学》第2期）

李锐《寂静》短篇《上海文学》第2期）

邓宏顺《食堂》中篇（《收获》第2期）

北北《坐上吉普》《人民文学》第2期

宋剑挺《麻钱》中篇（《当代》第2期）

夏天敏《银簪花》中篇（《当代》第2期）

蔡测海《非常良民陈次包》长篇《大家》第2期）

陈继明《恐龙》中篇（《钟山》第2期）

李铁《城市里的一棵庄稼》中篇（《十月》第2期）

徐承伦《村经》中篇（《十月》第2期）

赵大河《北风呼啸的下午》中篇（《花城》第3期）

陈应松《马嘶岭血案》中篇（《人民文学》第3期）

迟子建《蒲草灯》短篇（《山花》第2期）

修祥明《庄户老滋味》短篇（《大家》第3期）

孙惠芬《上塘书》长篇（《当代》第3期）

刘庆邦的《刷牙》短篇（《人民文学》第4期）

王祥夫《找啊找》中篇（第6期《人民文学》

夏天敏《飞来的村庄》（《山花》第6期）[2]

这些小说涉及到了“三农问题”的各个方面，展示了中国农民在历史与现实中的处境、在城市与乡村间的挣扎，其中有奋斗与追求，也有动摇与幻灭，有生存的苦难与命运的尴尬，也有尊严的坚守与心灵的破碎，下面我们尝试从不同角度对这些小说做出分析。

一、近期“三农题材”小说展现的现实场景

农村的现状是怎样的，农民的生活是怎样的？“三农题材”小说的意义，首先在于给我们描摹出了一幅幅场景，让我们能对农民与农民工的现状有一个生动、具体的印象。

农村的现状与“潜规则”

小说《村经》描绘了乡村基层选举的故事，这里的选举最后成了三种力量的角逐：在村里担任了28年村长的阚道仁及其同伙；在外面做包工头发了财答应带领村民致富的马火；阚家与马家的家族势力、历史积怨与彼此的权谋智略。小说描绘了一幅幅魔幻的，带有迷信色彩的画面，以一个斗智故事为核写出了农村的权力争夺，最后包工头马火取得了胜利，但以后的日子并不轻松，在小说的结尾马火想，“咱这干部真不好当啊”。虽然小说过于生硬而在艺术上不太成功，但为我们揭示了当下农村的一些政治状况。这只是一个小村庄中选举的故事，却折射出了农村民主化进程的曲折，其中有着种种消极因素需要我们正视，但正是在这种现实的艰难与沉重之中，中国农民开始逐步把握自己的命运。

在经济方面，对农民来说，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莫过于土地了，但现在的土地却似乎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在赵大河的《西北风呼啸的下午》中，从城市还乡的“我”与在农村的父亲有以下一段对话：

“‘要是不种呢？’

我知道种地已经很不划算了，我小时候的同学健吾——他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去年租了邻村一亩地，到头来一算帐，刨去种子钱、化肥钱、农药钱、割麦钱，到头来一算帐，再刨去一百块钱的租金，只落了一堆麦秸。他说幸亏风调雨顺，要是逢上天旱，再浇浇水，还要赔钱哩。

‘你不种谁种，总不能让地荒着。’

父亲到南阳之后，我们家的地没人种。父亲说只要谁替我们交提留，地就让谁种，可是没人种。父亲一想，‘可不是，谁种谁赔钱，大家都不傻。’后来，地让我一位堂兄种着，提留我们还交，只是到收获季节象征性地给我们一点花生或红薯什么的。”

简短的两句对话和一些说明，点出了土地贬值的现状，如果说父亲的回答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也带有老一辈农民对土地情感上的留恋与无奈，那么“我”的问话则是大多数青年农民的想法，事实上他们也是这么做的，土地的贬值造成了大面积撂荒和大批农民工的外出，“开春以来，我们这儿的农民快跑光了。连续二十多天来，‘东风’大卡车（坐不起客车）没日没夜的满载着‘外出打工’的农民奔向祖国四面八方的城市。我们乡有40000人，其中劳力18000人。现在外出25000人，其中劳力15000人。今年人员外流和往年比有新的特点：一是盲流。过去一般是有目的流动，今年多数农民是抱着‘运气’和‘要死也要死在城市，下辈子不做农民’的一种负气的心情外出。二是人数多、劳力多。过去外出打工的主要是女孩和部分富余劳力，现在是男女老少齐外出。三是弃田撂荒的多。过去出门一般都待田转包出去后再出门，今年根本不打招呼就走人。外出的人数还在上升，估计今年全乡弃田弃水面积将达到35000亩，占全乡总面积的65％。”[3]在这篇小说中，西北风在不停地呼啸，使得整个村庄笼罩在一种荒凉的氛围之中，而这种荒凉正是中国农村现状的一个象征。

以上是政治、经济方面的情况，那么在农村中，法律的状况怎样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李锐的小说《寂静》讲述了一个“上访”的故事：老退伍军人满金被乡亲推为“上访代表”，在六年的上访过程中，家破身亡，最后吊死在林间的老核桃树上。“总不能因为乌鸦黑老百姓就都死绝了吧？你乱流河的乌鸦黑，还有县里，县里乌鸦黑还有省里，省里乌鸦黑还有北京，北京乌鸦黑还有联合国，联合国乌鸦黑还有如来佛、还有老天爷，总得找个说理的地方……”，“你要是没有上访过，你就不知道什么叫个累，真累，从心里头累……”尽管故事的悲惨与酷烈被压在了纸后，作者以出色的艺术技巧呈现出了一片“寂静”的氛围，但在这寂静之中，却凝结了主人公无奈的辛酸和绝望之极的疲倦。

在正式的规章制度之外，农村往往还有许多不成文但必须遵守的行事原则，可以称之为“潜规则”，这里既有世代沿袭下来的乡村民俗，也有人情世故，更有权力、金钱扭曲之下的变通或交易。不少作家从这一角度，为我们揭示出了农村的部分真相。

小说《农民刘兰香之死》围绕着一个事件展开：县里的扶贫行动不仅没有帮助农民摆脱贫穷，反而将刘兰香逼上了死路。作者通过对这一令人惊讶的事件的描述和“追问”，揭示了县乡政府和农村的一些现状和“潜规则”，由此展现了上面的政策在基层走样的过程与这一过程中不同人的心态。小说中刘兰香之所以走上绝路，原因有多个方面：一是没有以丰盛的招待扶贫的工作人员；二是由此落了个小气的坏名声，受到村主任的批评与村里人的嘲笑；三是只能从村主任家里买酒，买的酒是假的；四是老实巴交的丈夫一气之下打了她，她想不开。其中原因二是最重要的因素，村主任转述乡长批评的话，“说你们是我们乡最小气的人，因为你们的小气，把县里的领导都得罪了，我们乡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并一再地交待村主任，教育全乡的群众要以你们为戒。”这些话使虽穷却没被人看作过小气的他们很意外，而村民的反应则更加重了他们的精神压力，“今年，当阳坡村过年比往年热闹，大家都有了一个议论的话题，就是邹大树家腊月里得到县里那么多救济，却不肯好好招待领导的事情。特别是那些曾经得到几件破旧衣服，却因为招待领导们吃饭欠下债的人家，眼睛都灌血了，不但用恶毒的话语攻击他们，还相邀着不理他们家，甚至见着他们还吐口水。”正是他们最终使刘兰香走上了绝路，而“潜规则”表现在这里，一是（发放救济款的）权力的腐败与交易，二是乡间伦理中冷酷的一面——相互嫉妒、嘲笑与侮辱。

在《食堂》中，让一个乡政府的伙夫羊牯子感到困惑的问题是：自己的饭菜做得那么好，为什么乡里的干部却不到食堂里来吃呢？小说从羊牯子的角度落笔，沿着这一问题不断探询，到最后，“他想明白了一个真理：现在只有把食堂搞到白吃白拿，才能满足乡干部，否则，万万不可能！” 伙夫之于乡镇干部，食堂之于大街上可以公款吃喝的馆子，伙夫与食堂面对的是着整个畸形的官场和社会。小说从特定的角度，展示了最基层的乡镇政府的“潜规则”，也即权力的运作是怎样具体而微地导向了腐败。

农民工的艰难与尴尬

    农村的生活既是如此艰难，那么走出农村之后，农民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呢？

宋剑挺的小说《麻钱》以关二生与梅叶夫妇为中心，写了三对农民夫妇在窑厂打工的艰苦生活。在这里，不但劳动是辛苦的，安全是无法保障的，甚至连最低限度的维持劳动力“连续再生产”的基本生活条件都不具备。为了多挣些钱，这三对夫妇不仅白天要去运八九个小时的砖坯，晚上还要去整晚“出砖”，其中一位（刘干家）因疲劳过度在窑塌时被砸死了，他的妻子却只有顶替他的位置继续做下去。他们这样的拼死拼活，换来的报酬却并非活人可以用的现钱，而是一种据说在阴间通行的“麻钱”——这并非寓言，工头说一个“麻钱”当二百块钱，但没有人知道这些“麻钱”什么时候能够兑现，到底能不能兑现。在小说的最后，关二生夫妇要回家，百般乞求也没有把“麻钱”兑换成现钱，他们只有带着辛苦劳作一年所挣得的13个“麻钱”回家了。

《找啊找》则从另一个角度探询了当下农民工的命运。在石墨窑上打工的顾小波不见了，他即将临盆的妻子王淑民踏上了寻夫之路，在一次次艰难与笨拙的寻找中，等待她的却是或虚伪或冷漠或粗暴的拒绝和欺骗。在故事的结尾，我们知道顾小波早在一次塌方事故中死去了，另人惊讶的还在于，正是与顾小波一起出去打工的乡亲，在金钱的驱动下掩埋了他的尸体，并向他的妻子隐瞒了他的死讯。在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农民工处境的危险，也看到了朴素的乡间伦理在市场经济冲击下的坍塌。

与这两篇作品可以比较的是刘庆邦前两年的小说《神木》（后改编成电影《盲井》），也是通过两个打工农民的故事（矿井塌方后两人害死另一人以从中牟利），显示了我国农民工的残酷处境。但小说、电影都与刘庆邦以往“连环套”的故事一样，过于注重戏剧性，着重点在于对“人性”的复杂的揭示。相比之下，《麻钱》、《找啊找》没有《神木》与《盲井》的酷烈，但却是对普遍的不公正的一种抗议：当农民连起码的生活都无法保证时，当他们在这世间除了侮辱与欺骗什么也无法得到时，当他们无论怎样辛苦都无法改善自己的处境时，他们的精神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小说客观地写出了当下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的处境：在农村的生活是艰辛而无望的，而外出打工却又是饱受欺凌与侮辱。不仅如此，他们的生命与安全也毫无保障，另一篇小说《廊桥遗梦之民工版》在开头即写到，“工程队原来计划以牺牲五个民工的代价把这座桥搞定，但是断断续续修到一半的时候，已经死了六个人。一时之间好多民工都想打退堂鼓，工程队只能提高20℅工资来挽留，并且鼓励加班。”这里对生命的冷漠态度，令人瞠目结舌。

学者党国英早就指出“青年农民是我国最大的政治”，这些小说通过文学方式的细节描写，又将这一问题鲜明地摆在了我们面前。李民骐将农民工称为“中国的新无产阶级”[4]，这既是对现实的准确概括，也是对无产阶级理论的丰富与发展。在新的中国，新的无产阶级能否以及如何在政治上、经济上取得主人翁的位置，既关系到我们国家的性质，也关涉到社会现实的公平、正义问题，是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的。

　　以上几篇作品写的都是农民在工地的故事，那么当农民来到城市、特别是大都市之后，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命运呢？上列作品中，只有李锐的《颜色》触及了这一题材，它描写了一个揽活民工眼中的行为艺术，突出地表现了彼此之间的陌生感与错位。至于农民工在大城市的其他遭遇，目前还付诸阙如。

女性的心灵痛苦

如果说农村中的男性是刚强的，农村中的女性则似乎更加坚韧，她们几乎以能包容一切的态度，默默忍受着命运强加给她们的一切，正因为她们的坚韧与忍耐，那些苦难才显得尤为残酷。

上面的小说中，《找啊找》中的女主人公王淑民，丈夫外出打工却一去不回，过年时也没有回来，没人能告诉她他的确切消息，她只有拖着临产的身体，一次次在农村与矿井之间奔波，忍受着别人的侮辱与欺骗，寻找丈夫的下落，到最后真相大白时，丈夫却已死去多时了，谁能知道她此时的心情呢？《麻钱》中刘干家的妻子，在丈夫塌方死去之后，以柔弱的身躯继续在窑上卖命苦干，默默忍受着命运的现实；而《农民刘兰香之死》中的主人公，更是在权力与歧视中走上了绝路。

当这些农村中的女性来到城市之后，她们的命运与男性稍有不同，如果说男性在城市里只能作为劳动力出卖劳动，那么女性可以通过嫁人的方式，在城市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但身在城市中，她们的内心却在城/乡、男/女、灵/肉的张力中分裂与挣扎，既无法忘怀血脉相连的乡村，也难以对城市产生认同，而处于一种尴尬的位置。

《城市里的一棵庄稼》的女主人公崔喜是生长于农村的一个女孩，她嫁给了城里一个修车铺的老板，但她在家里既为丈夫所轻视，又为婆母压制，在最初对城市的新鲜感过去之后，便处于一种沉闷与压抑的心情之中，在共同的工作中，一个农村男子出现在了她的视野之中，他们之间产生了真挚的爱情，但当这感情有可能威胁到她的婚姻时，她果敢地切断了与他的联系。小说以细腻的笔法刻画出了一个生活在城市的农村女子的形象，自卑与自尊、爱情与家庭，渴望与压抑，紧紧交织在一起，展示了她从农村到城市过程中心灵的变化。《坐上吉普》写的是一个嫁到城市的山里姑娘马兰花在三个男人之间挣扎的故事，她本来爱的是铁头，却嫁给了吉祥，却在去寻找丈夫时被他的老板游三坡强奸了，以作为对铁头、吉祥强奸老板娘的补偿，最后她不堪侮辱，在游三坡驾车送她回家时，拨转方向盘投河自尽了，她似乎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尊严。这两篇小说虽然没有《包法利夫人》、《嘉利妹妹》那样深入而典型的揭示，但也展示了我国城乡二元体制下，从农村来到城市的一些女性的心灵悲剧。

来到城市的农村女性，还有另外一种命运，那就是沦落风尘。这在我们上面所列的作品中没有揭示，但在一些较早发表的一些作品中有所反映，比如巴桥的《姐姐》、《阿瑶》、吴玄的《发廊》等，这些作品表现了风尘女子的内心世界：无奈、屈辱、生存的艰辛、希望的微渺，以及不切实际的幻想在遭遇现实的冷酷无情之后的幻灭，等等。

这些女性及其心灵悲剧，正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历史的转型期所决定的必然，她们的命运正是时代与现实面影的一部分。在社会学的研究中，对在农村及外出打工的女性，有较多的成果，但对嫁到城里与沦落风尘的农村女性，却少有研究，而不少小说通过对她们个人命运及内心世界的揭示，凸现了普遍存在的这一社会问题，是应当引起注意的。

二、文化与历史层面的反思

面对中国农村的问题与现状，不少作家从文化与历史的层面进行了反思，这是向纵深拓展的一种努力，这些探索既提出了一些看待问题的新角度，也有囿于思想惯性的一面。

“文明与愚昧的冲突”？

夏天敏的《飞来的村庄》讲述了一个有些黑色幽默的故事：一个处于高原的村庄，因山体滑坡一夜之间“飞”到了临省的平原，这个村庄封闭、保守而落后，村民们长期靠政府救济，宁愿肮脏和贫穷也不愿意动手劳动致富。村长、小学女教师等少数人想要改变村庄、建设新生活，最终被村民们顽固地拒绝和抛弃。最后村庄飞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地。这里“飞来的村庄”对部分农村和农民的局限性进行了深入的刻画，不过它显然是一个隐喻，是对中国农村的愚昧与落后的批判，从作者的总体构思来说，似乎依然延续了8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对“国民性”的批判以及“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的思路，没有对90年代以后中国农村愈益复杂的问题做出揭示，比如对“发展主义”的反思，对“新启蒙主义”的返观等等，这就削弱了小说在思想上的力度。

“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是季红真在1985年提出的命题，概括了80年代前半期小说的主题，在当时影响很大，很快成为了社会上广泛的议题，并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所谓“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包含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城市与农村的冲突；一是西方与中国（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的冲突；一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冲突，这里的“社会主义”是特指“文革”时期的所谓“封建专制主义”与计划经济等，与之相对的则是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与市场经济。在渴望“走向世界”的知识分子看来，前者代表文明，而后者代表愚昧。不过在我们今天看来，这样的思路有些简单化，一则城市与西方的“文明”正是建立在农村、中国“愚昧”的基础之上，二者的关系是结构性、互为因果的，是在一个体系之中的；二则所谓农村、中国的“愚昧”也不过是一种“东方主义”式的想象。

与《飞来的村庄》相比，孙惠芬的《上塘书》触及了更为丰富复杂的现实，小说写的是农村与农民，但其侧重点并不在于社会问题的揭示，而着重描绘民俗、文化以及农民们精神与物质生活的状态。这里既有历史的因袭，也有现实的对比，作者打破了传统与现代、“文明与愚昧”的简单划分，这个封闭的小村庄中现代性因素的进入，带来的不仅是物质生活的提高，也有文化与传统的失落。小说为当代农村的变化提供了一幅全景式的画面，在对现实做出丰富细致的描写的同时，显现出来的作者的态度也是复杂的：既有对“故乡”的留恋，也有对落后生活的批判；既有对日新月异的未来的憧憬，也有对不可把握的变化的恐惧与伤感。在这里，显示了置身于现代化过程之中的知识分子在情感与理智上的矛盾。

对“社会主义”历史的反思

在对“大跃进”与“文革”时期农村的描述中，刘庆邦的《刷牙》与修祥明《庄户老滋味》中的《蹲点》一篇呈现了不同的想象。《刷牙》写的是“大跃进”时一个公社为了“放卫星”，给牲口刷牙的闹剧，小说的精心构思与细致描述显示了一个时代的荒唐；而《蹲点》则写了主人公“我”1971年在农村蹲点时，与农民相濡以沫的动人情感，以及携手共同挖水井的故事，这里展示的是当时工作人员与农民之间水乳交融的感情。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描述或许都是真实的，它们表面上相互矛盾，在深处却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相互依存的。对历史的简单化描述与意识形态的影响，使我们往往相信“刷牙”的故事，因此讲述“蹲点”的故事就显得尤为可贵，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的真正悲剧性之所在。

在上面论及“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时，我们谈到了其中包含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冲突的层面。在我国拨乱反正的历史时期，出于对计划经济与主流意识形态钳制的反思，对资本主义所象征的自由、民主、市场经济表现出热情是自然的（正如在法国“五月风暴”、日本“安保运动”中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所象征的公平、正义和造反精神表现出非凡的热情一样），这也确实对当时的思想解放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不过80年代以来，在我国逐渐融入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程中，对资本主义的美好想象，在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甚至资本主义本身就是反市场的[5]。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由、民主也有着强烈的阶级差别，在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内在逻辑之下，不但自由、民主是打了折扣的，公平、正义更是无从得到。资本主义全球化正以迅猛之势席卷全球，我国作为“第三世界”在国际上受制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结构性的政治、经济分工，国内则贫富分化严重、阶级矛盾趋于激烈，在这样的形势下，重新看50—70年代的“社会主义”历史，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理解先辈的努力，他们同时追求着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公平、正义的革命理想。尽管他们的努力由于种种原因失败了，但其为人类开一条新路的悲剧性探索，无疑是值得尊重的，在今天也有很多值得我们汲取的因素。而“封建专制主义”的说法，不仅割裂了历史，将社会主义现代性的追求简单地等同于封建王朝，也无法看到前人的努力对我们今天应有的启发。但这样的看法却成了我们今天的“常识”，使我们很容易想象出“刷牙”的故事，而“蹲点”的故事以第一人称“我”回忆的笔调写出，也不太为人相信。在这里，笔者的意思不是“翻烧饼”似的翻转对历史的看法，而希望在理解历史内在逻辑的基础上，从中汲取合理性的因素，对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提供更丰富的思索空间。

“人性”与阶级性

小说《雪色秋意》前半部分展现了朱二一家辗转在乡村势力下的艰辛生活，后半部分写有了钱的朱二在要债过程中被腐化的故事，写出了“人性”的丰富性与可能性，但小说过于拖沓，整体上并不成功，削弱了这一有意义的命题的探索力度。迟子建的《蒲草灯》，写了一个农民在城里杀死了与舅舅通奸的妻子，在逃亡过程中逐渐认识到“爱”的故事，小说简单的观念表达显得十分勉强，这也显示了抽象的“人性”命题在面对现实生活时的无力。

与之相比，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引入了阶级矛盾的话题，却具有强有力的艺术效果，这个小说细致刻画了存在于踏勘队和两个挑夫间的紧张关系：城里的科技踏勘队来到马嘶岭勘查金矿，是为了给地方造福。然而踏勘队勘测到的金矿极可能被少数权势者霸占，九财叔等普通农民除了出苦力、当挑夫，根本得不到丝毫的好处，在他们眼中这些人不过是高高在上的雇佣者。科考队员对挑夫的粗暴态度以及他们富有的生活方式，一再刺激挑夫们渴求金钱的心灵，因此酿成了最后的悲剧：他们杀死了科考队员。这篇小说涉及了三重矛盾：一个是阶级矛盾，贫富之间的差异以及生活方式的不同最终酿成了血案；另一个是城乡矛盾，城市里的科考队员与农民们处于不同的位置，所思所想有很大的差异；最后一个是“启蒙主义”的失败，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之间互不理解的隔膜。正是这三重矛盾的交错，使小说悲剧性的刻画有着震撼人心的力度，而阶级矛盾的重提，在今天的中国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人性与阶级性的话题，在建国后曾经得到过广泛的讨论，50—70年代对阶级性过于本质化、简单化的理解使之逐渐僵化，阶级性不但被夸大为“人性”的唯一内容，甚至被简化为“党性”，这使文学作品也趋向公式化与概念化。80年代以来，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使“人性”逐渐丰富起来，对上述倾向具有一定的反拨作用。但如果习焉不察地将“人性”抽象化与永恒化，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承认阶级性是人类社会属性的一个重要部分，不是对“人性”的窄化，而是“人性”的丰富与具体化，这既是“左翼文学”传统经过历史的曲折遗留下来的理论成果，也是现实生活对我们的教训。

三、“三农题材”小说的艺术成就及不足

“三农题材”小说的出现，可以说与前几年学界对“纯文学”观念的反思密切相关，正是由于“纯文学”漠视现实，使一些作家开始重视现实问题，但小说毕竟是文学作品，如何在关切社会人生的同时不失去艺术的品质，是使许多作家焦虑的问题。下面我们将通过对上述作品的艺术分析，探讨这些作品在艺术上的努力取得了怎样的成就，还有哪些问题与不足。

“三农题材”与艺术探索

夏天敏的两篇作品《银簪花》与《飞来的村庄》，都有很明显的艺术上的追求，也运用了一些现代主义的技巧，如果仅就艺术性与叙事的复杂性而言，确实达到了一定的艺术效果，但总令人感到不满足，与作家本人发表于2001年《当代》上的《好大一对羊》相比，艺术上似乎更加成熟，但也减少了原先的质朴与冲击力。这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艺术怎样才能更切近现实，而不是凌空虚蹈，仅仅成为叙述的游戏？

《银簪花》写的是一个回家的儿子，被父亲与妻子误杀的故事。小说的语言很有表现力，故事也很让人意外，但故事背后缺乏社会思想内涵。其实类似的故事，在文学史上已有人写过。加缪的戏剧《误会》写的是回家的儿子被母亲与妹妹误杀的故事，而贺敬之早期的叙事诗《红灯笼》写的则是回家的儿子被父亲抢劫杀死的故事。在《误会》中，令人震撼的还不在于母亲与妹妹误杀了回家的儿子，而在于妹妹对误杀哥哥并不后悔，其中的冷漠与孤独与《局外人》是一脉相承的，表现了现代人的精神状态。而《红灯笼》则将误杀的原因指向了社会层面：农村的凋敝与农民的贫困。对农村惨状的关注与戏剧性（以及诗性）的表达方式，为作者后来写作《白毛女》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与这两篇相比，《银簪花》在叙述上更讲究，语言也很华丽，内容上加入了不少情欲的故事，但并不能让人思考或感动。——或者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大部分叙事艺术的问题。

《村经》在艺术上似乎想达到“魔幻现实主义”的效果，但整体上却给人以混杂之感，在小说中聚集了各种因素：权力斗争、预言、神话、谋略等等，但作者似乎没有将其有机地融会在一起，形成自己的独特的艺术风格，而像是对莫言、贾平凹等作家不太成功的模仿与拼凑。《非常良民陈次包》在语言、结构上都有很大胆的尝试，我们很钦佩作者在艺术创新上的勇气，但也不能不指出这次尝试是不成功的，小说的语言过于罗嗦，时常陷入自恋式的自言自语，结构上也过分随意，虽然有一些段落描写得很精彩，从整体来说却与作者付出的努力不相称。

将艺术探索与思想表达结合得较好的，可以李锐的两篇作品《颜色》与《寂静》为代表。

《颜色》选取了一个独特的叙述角度：一对身裹紧身衣的青年男女，在火车站前互相在彼此身上刷黑白两色的油漆。这一行为艺术取名为“宇宙的颜色”。三天中他们最虔诚的观众是一个胸前挂着“杂工”牌子的民工，他眼巴巴地守候着他们，唯一的目的是希望他们累了以后花钱雇他表演。在这里，农民工与先锋艺术家同样对城市生活不满的但原因不同，精神上的反叛与物质上的追求奇异地纠结在一起，被并置在一起“看”与“被看”，而又相互错位，具有一种奇妙的艺术效果。《寂静》没有那么精巧的结构，同时也避免了任何人工斧凿的痕迹。在以安详、柔缓的语调小心展开的平静的叙述中，你逐渐听到一个震慑人心的故事，而在小说的最后，激越的悲愤转化为不尽的悲凉，融入了寂静的背景里。这两篇小说短小而余味不尽，可谓是上乘之作。

“问题小说”与现实主义

          

《农民刘兰香之死》可以说继承了从冰心到赵树理的“问题小说”传统，小说的揭示的问题很重要，但也存在一般“问题小说”的不足，即其着力点在于“问题”，有着过于明显的戏剧性与故事流向的预设。小说《麻钱》与之不同，虽然也涉及到了社会问题，但不同于“问题小说”的简单化处理，而是呈现了社会生活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并写出了其中人物的境遇。小说写得细致而不烦琐，冷静而不平静，没有丝毫抚慰式的幻想，将平实真切的语调贯彻始终。从题材上看，《麻钱》可以说是“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延续，但在价值立场上，它终于突破了在“发展是硬道理”和“道德同情”之间的犹疑暧昧，毫不含混地站在了“底层”一边，因而作品在悲剧性和批判性方面都远胜于“冲击波”。但若以严格的现实主义来要求，则《麻钱》还有些瑕疵，比如民工工钱的数目，他们应得的在小说前后计算得并不一致，这虽是细节，却更是作者应留心之处。

《食堂》从细处落笔，写的是日常的小故事、小小的悲喜，却能展现出真切自然的生活质感。在我们上列的小说中，《食堂》与《麻钱》可以说是优秀的作品，其所以成功，在于能够“贴着人物写”，而不是将作者的主观预设强加于故事或人物，而这正是现实主义作品的真实性所在，胡风曾一再指出，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能突破作家世界观的局限，这在恩格斯论巴尔扎克、列宁论托尔斯泰时也曾提及，但如果我们以更高的要求来评判作品，这两篇作品所塑造的人物还不够“典型化”，还不够生动、形象，他们往往被作者讲述的故事或凸现的背景所掩盖，正如鲁迅在评价萧红的《生死场》时所说，“这自然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6]

说到萧红，恰好《当代》的编者在按语里称《上塘书》：“其深痛与深爱，令人想起同一块土地上诞生的乡村经典《呼兰河传》。”的确，这部小说的题材、散文式的笔法以及叙述语气，都对萧红的《呼兰河传》有明显的传承，但距离也是易见的。如果说《呼兰河传》能很好地将抒情、幽默与对苦难的描述结合起来，既大气又有灵气的话，那么这部小说可以说大气有余，而灵气不足，对现实的描绘有余，但抒情、幽默等独到的艺术韵味不足。这或许与叙述的视角有关，《呼兰河传》以回忆中儿童“我”的角度去写，更容易抒发作者主观的情愫，读来也更容易贴心，而《上塘书》的叙述者则是超然于上的全知全能者，不易达到上述艺术效果。此外《呼兰河传》塑造了几个栩栩如生的人物，而《上塘书》的人物则显得多而零散。虽与经典作品比较尚有差距，但在当下同期创作中，《上塘书》可称得上是一部力，它为当代农村的变化提供了一幅全景式的画面，这是非常难得的。

另一位东北女作家迟子建，也常被拿来与萧红比较，但她的《蒲草灯》较之以前的作品，可谓大失水准，语言、结构、故事都很粗糙，整个小说只围绕一个理念写作，理念的表达也显得苍白无力。同样以风格细腻著称的刘庆邦，《刷牙》在语言上依然清新自然，苦难中不无幽默与反讽，另一篇作品《一句话的事儿》在语言上保持了相对的水准，不过整个故事却津津乐道于一个女人与五个男人的关系，则显得有些俗气了，这对曾写出《神木》、《鞋》等作品，对现实苦难与农村女性心灵有深刻、细腻把握的作者来说，不免令人失望。

现实主义的创作在一段时间内颇为人冷落，这与80年代中期以来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有关，使得求新求变成了作家的内在追求，文学作品也与现实越来越隔膜，《麻钱》和《食堂》等作品的艺术实践，让我们重新看到了现实主义的活力，但如何更切近于我们时代的问题与真相，如何创作出更优秀的作品，则需要我们的作家付出更多的努力。

作品的比较与期待

如果将“三农题材”的小说与同时期“都市题材”小说相比[7]，我们可以看出两者开掘角度的不同，前者关注的是生存的基本问题，而后者则注重情欲与情感的复杂纠葛，这在某种程度上不仅显露了中国当前城乡的差别，也显示了不同阶级生活的巨大差异：在农村与城市中的农民们处于生存的挣扎之中，而都市的中产阶级则在优裕的生活中进行性游戏。前几年不断有人呼唤“市民社会”与“中产阶级”，以为他们稳定的价值观可以使之成为保守的政治力量，成为社会稳定的支柱，但中国现阶段的“中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一样，是在社会转型期突然形成的，他们还没有形成稳定的价值观与道德伦理观念，只是对现有价值观念的破坏，而不具备建设性的因素。表现“中产阶级”的都市题材小说，则既对中产阶级的现实、精神状况毫无反思，也不具备以审美现代性对抗世俗现代性的反叛精神，而多是以痞子般的态度表达对“中产阶级”生活现状的认同与向往之情，有的虽在艺术上不无讲究，但显得过于轻薄。相形之下，“三农题材”小说则大多直面现实，同时在艺术上也进行探索，出现了不少优秀的作品。

上述优秀的作品，比如《麻钱》、《马嘶岭血案》、《食堂》、《寂静》、《颜色》与《上塘书》，都达到了一定的艺术成就，但与经典作品相比，却还有需要继续努力的必要。

从上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中以农村、农民为题材的小说有很多，如二、三十年代的“乡土小说”，建国后的“农村题材”小说，并出现了鲁迅、萧红、赵树理、柳青、浩然、高晓声等优秀的作家，与这些作家的经典作品相比，上述作品在艺术风格、人物塑造上还没有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不过与建国后“农村题材”的作家赵树理、柳青、浩然相比，上述优秀小说也呈现出了一些可喜的变化，那就是他们以现实主义的创作突破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规约，重新恢复了“左翼文学”的优秀传统：对现实生活的敏锐洞察和对弱势群体的人道关怀，这同时也是他们对“主旋律”文学、“纯文学” 与“现实主义冲击波”的超越。

胡风说，现实主义的创作必然将作家引向社会主义道路。这里的“社会主义”不是指特定的制度与实践，而是公平、正义的革命理想，当我们正视现实时，正视“三农问题”时，必然会产生变革的要求，必然会不断发出公平、正义的吁求。九亿农民是中国人的大多数，他们的苦难也正是中国的现实，当他们在土地上挣扎时，当他们在城市与工地上饱受欺骗与侮辱时，正需要艺术家以敏感的心灵与之贴近，并表现出来。如何“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8]，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提高思想、艺术修养，创作出更加优秀的作品，这是时代所提出的要求，也是我们对作家最大的期待。

[1] 《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山花》、《萌芽》为单月刊，其他杂志为双月刊。

[2] 按期次排列，每一行分别为：作者、篇名、体裁（长、中、短篇）、发表刊物及期次。以下谈到作品及引文时不另加注。

[3]  李昌平《一封含泪的上书》http://www.nongyou.org/library/lichp/lichp12.html

[4]李民骐《中国的新无产阶级》http://www.eduww.com/bbs/dispbbs.asp?BoardID=15&ID=4639

[5] 参见《反市场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

[6] 《鲁迅全集》第6卷40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7] 请参照一些“都市题材小说”，比如《处理黄玉蝉的过程》（《收获》第1期）《浴缸漏水》（《钟山》第1期）《双人床》（《当代》第2期）《情欲艺术家》（《收获》第2期）《给我手纸》（《人民文学》第4期）等等。

[8] 胡风一篇文章的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