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失踪现象

李少君

在一个变异多端、复杂动荡的转型时代里，诗人的命运总是令人揪心。因为，在社会大幅度的猛烈的急剧变迁中，单纯而率直的诗人似乎适应能力是最差的。就象自然界的那些敏感而娇弱的小动物，在地震来临之前总是惶惶不安，四处乱窜。诗人也似乎具有这样先知先觉的预兆能力，总能预感出时代即将爆发的猛烈的震荡，因此比较常人，他们总是很早地最先表现出一种特别的不知所措、无能为力的软弱。
因此，从诗人的命运中，常常能窥见时代的秘密与真相。有人说得好：诗人的命运里，浓缩了时代的隐私。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当代诗歌史上那些最先逝去的诗人：海子，一个年仅二十五岁的诗人，在寒冷的冬季来临之前，在洪水般的混乱泛滥之前，将自己横卧在山海关前的铁轨上；昌耀，一个高原上的被视为生活的硬汉，最终忍受不了肉体与精神的双重痛苦一走了之；顾城，一个梦幻般的童话诗人，一直在寻找自己的世外桃源，试图躲避冷酷的现实与矛盾，但最终无路可逃，无法回避，最后走向疯狂，把用于整理花园的斧头对准了妻子，然后自杀；还有马桦，本是浪子班头，混迹于豪华都市，有一天突然顿悟，要去过一种实在而宁静的生活。他去了云南边地，在一座小学的课堂里找到了自己的立足之地，然而风云不测，在一次意外事故中永远地失踪了---这真的是一个暗喻：那些想寻找自己内心安宁的人，不得不从我们的世界里永远地失踪。
人们将这样的一些现象，概括为“诗人之死”。在二十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诗人之死更是被作为一个重大的事件，一个突发性的重大事件。诗人的死亡宛如突然爆发闪耀的绚烂的烟花，瞬间即逝，却又提醒着人们什么，预示着什么。在哲学家看来，在这样的说法里，暗含着这样的一种隐喻：从远古开始，诗人的雏形巫师曾作为神的代言人，向世界宣喻神的旨意，确定世界的纪律与秩序。在这个意义上，诗人可以说就是世界与时代的立法者，价值的确立者，精神的承担者，那么，现代社会中诗人的突然死亡，其实象征着价值的崩溃，人心的涣散，显示了时代的礼崩乐坏。诗人之死就象上帝之死一样，预示了混乱时代的到来。
与诗人们的死亡同时发生的，是诗人们大规模的失踪现象。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是凌空蹈虚的时代，是英雄主义、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大肆流行的时代，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诗人无疑是舞台上的主角。到处响彻诗人高亢宏亮的声音。诗歌界高潮迭起。朦胧诗、第三代人诗歌；北岛、舒婷、顾城、杨炼、江河……等等等等，无人不知。但一转眼，时风忽变。似乎仅仅一个夜晚，诗人们不见了，消失了，失踪了。代之而起的是商业大潮汹涌而来，时代突然变成了一个巨型搅拌机，将所有的人和物都搅进去了，然后冷酷地不动声色地将那些不适应者象废渣一样吐出来。这是技术时代里机械的逻辑。这是弱肉强食的物质时代的逻辑。而作为心灵的守护者的诗人，在这样的生活和世界里永远是弱者。
当然，诗人们的突然失踪有各种原因与各种情况。比如食指，无论是诗歌黄金时代的八十年代还是诗歌低迷的九十年代，他都主要是在精神病院里度过的，除了那些不时去看望他的老朋友或仰慕他的年轻诗人，他大部分的时间据说是发楞，偶尔也写写诗。社会和时代似乎渐渐将他忘记了。除了偶尔将他请出来亮亮相，作为一种点缀与追忆。前年我在杭州“纪念诗会”上遇见他，他刚刚安稳下来，看上去象一个朴实的老人，但对当下有很多的不解与迷惑，他在餐桌上说出自己的疑虑，无人可以回答。诗会上，食指的诗歌朗诵得非常好，赢得了礼貌而热烈的掌声，但恰如那个诗会的名字“纪念”，一切仅仅是为了纪念。我呼吁颁发一个“纪念诗歌奖”给食指，获奖证书上签满所有与会诗人的名字，这一动议得到所有诗人认同。朗诵会一完，食指坐火车悄悄离去。他不参加其他的游玩活动，他是为诗歌而来的，与诗歌相关的活动一结束，他也就离去了。当地诗歌网站上的标题很准确，写着“食指来了，又走了”；还比如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今被追认为朦胧诗第一人的多多，更算得上某种意义的自我失踪。本来，在八十年代的诗歌大潮中，多多就是一个相对被忽略的诗人。与其他同时代的诗人相比，多多的影响力仅限于诗歌界内部。这一则是由于多多本身比较低调，二则是由于多多的诗歌充满超现实的神秘主义色彩，充满呓语般的预言，切中了那个时代的某种本质，但在当时的时代，人们反而看不明白。多多的诗显得比“朦胧诗”更“朦胧”。比如关于1970年代，他写道：“一个阶级的血流尽了，/一个阶级的箭手仍在发射/那空漠的没有灵感的天空/那阴魂萦绕的古旧的中国的梦//当那枚灰色的变质的月亮/从荒漠的历史边际升起/在这座漆黑的空空的城市中，又传来红色恐怖急促的敲击声……”（《回忆与思考》），还有：“歌声，省略了革命的血腥/八月像一张残忍的弓/恶毒的儿子走出农舍/携带着烟草和干燥的喉咙/牲口被蒙上了野蛮的眼罩/屁股上挂着发黑的尸体像肿大的鼓/直到篱笆后面的牺牲也渐渐模糊/远远地，又开来冒烟的队伍”（《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这些诗句，隐晦地表达出某种强烈的情绪。这样的诗句，比起后来的一些仅限于简单的表面的控诉、揭露与斥责的诗歌来，显然更得现代派精髓，也更曲折地直面了那个荒诞而恐怖的时代的真正本质。也因此，这样的诗句也更能传递出真正的对于时代的切骨感受。现在读来，这些诗句仍然使我们感觉身临其境，或许，这就是诗歌的魅力，也是诗歌的生命力，它比它的时代活得更长。但在当时，口号般的诗歌更受欢迎。诗歌活动家比诗人更走红。因此，先是真正的诗人从自己的时代里失踪，接着，朦胧诗的主要诗人们纷纷出国，诗人们又从自己的土地上失踪了。一去十多年，等他们回来时，一切都变样了。多多也是，在荷兰居住了十五年，过着一种与世隔绝也自我隔绝的生活。回来后，对于母土的变化一度显得迟钝，在离家乡仍然遥远的海口住下来后，就哪里都不想去了。他知道自己还在边缘。但他已安心于此了。诗人与诗歌不再象八十年代那么风光，受关注了。诗人们再次在人们的视野里失踪。他们如今居住在一些偏僻的角落里，还在默默地思索，默默地写作。

没有出国的诗人们在九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也差不多都失踪了。比如八十年代中期以狂飙猛进风靡一时的莽汉主义诗人李亚伟，是那个时代的强力诗人，他宣称：诗人“‘抛弃了风雅，正逐渐变成一头野家伙，’‘是腰间挂着诗篇的豪猪’”，他说自己的理想就是当一位大诗人，每时每刻都在想。在评论界，李亚伟被视为一个具有某种对抗性与批判性的反叛诗人，他的代表作《中文系》里，对体制的批判曾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即使现在在大学生中朗诵，也总能引起轰动。与其他的诗人相比，李亚伟的诗歌有一种特别的大气，意境高远旷阔，气度雄浑响亮，比如这样的诗句：“我曾经用光头唤醒了一代人的青春/驾着火车穿过针眼开过了无数后悔的车站”，“码头停泊在秋天/一行大雁被天空挤出去/回家途中/人被自己的想象挤到一边/整个下午只得孤零零/活在一片远景里”，还有：“山外的酒杯已经变小/我看到大雁裁减了天空/酒和瞌睡又连成一片/上面有人行驶着白帆”。但这样的诗人到了九十年代，就显得不合时宜了。九十年代是一个中产阶级文化泛滥的时代，只有象“他们”诗派那样软绵绵甜腻腻的又有点另类的但总体充满小资情调的诗歌大受欢迎，就象学者旷新年讽刺的，那是类似穿“吊带衫”似的小反抗，表面上是与传统保守对着干，骨子里反而是迎合当下甚至是主动引诱勾引。还有一类以“身体”命名的诗歌在九十年代声名赫赫，其原因我觉得也是同样的。在九十年代的语境中，李亚伟这样的诗人就象动辙宣称“革命”者一样被敬而远之，这个时代崇尚的是温和的“改良”或“妥协”，即使在文化域场亦如此。这个时代喜欢的是眉来眼去的欲拒还迎或相互偷情，是毫无威胁与力量的貌似深刻的机智乖巧。技术与形式而不是精神气质压倒一切。李亚伟这样的诗人也因此落寞、孤独，倍受冷落，而且有趣的是，被认为具有某种“危险性”，比如一位学者就坦诚地跟我说：“莽汉”这样的词汇，出现在媒体上会令人猜疑，字面上就似乎有些犯忌，会被政治正确者挑疵，于是媒体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干脆不让出现，这是知识人对于某种言论的自我检查与自我禁忌。而如果申办关于“莽汉”的学术研究课题，显然也不容易通过。怎么办？干脆绕过去。我要承认，这位学者说了实在话，九十年代里，到处是这样温柔得可怕的封杀。在这样的情势下，或许更主要的还是因为随着时代的转变，诗人的心态也出现转变，李亚伟等诗人的心态本身已大不同于以前。我看过李亚伟写的一篇随笔《天上人间》，他说以前的梦想是当大诗人，指点江山，现在的想法倒是宁愿当一位在某个小地方或山中喝点酒、写点诗的小诗人，为自己内心世界的满足而写诗……从李亚伟的变化，我们其实多少可以窥见诗歌态度的惊人转变和诗人真实的内心世界，也知道了为何在这个时代里，诗人们会自动失踪。
八十年代，诗人们向往天空，九十年代以后，诗人们却是回到了大地，回到了具体的日常的现实生活中。时代的重拳，将诗人击中，从空中跌落大地。不管诗人们愿意不愿意，心甘不心甘，诗人们不得不从自己的狂想中退缩回来，从虚妄的幻想中清醒过来，诗人们开始经商，下海，开始结婚，生育。莽汉诗人李亚伟当了火锅店老板，另一位莽汉诗人万夏做了书商。同样是八十年代风云人物的撒娇派诗人默默成了上海滩的寓公，大学生诗派的尚仲敏、赵野等成了产品代理商或广告商。其他诗人的生活也大同小异，为时代风气所牵引改变，越来越务实了。一些诗人还在商业上如鱼得水，大获成功。诗人与老板，这也很协调。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是一个诗歌逐渐边缘化的时代。诗歌从一种精神转换为一种专业、一种技术（当然也有人说那是另一种精神），诗人从一个时代的代言人转化为个人化的低吟浅唱，既然是个人化的，自然更多地是对个人才有意义，诗歌与诗人集体也因此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八十年代的那种诗歌的公共性烟消云散了。人们突然发现诗人们都失踪了，一位小说家声称：诗人们已经风流云散了。这里插上一句，非常有趣的是，相对于诗歌的冷落，由于电视剧的传播，小说在九十年代以后大行其道，并且愈演愈烈。也有人称八十年代是诗歌的，九十年代是小说的。更有意思的，九十年代里有一部分诗人就主张诗歌要“小说化”。直到九十年代末，由于戏剧性的媒体的炒作，诗人与诗歌才以一种激烈争吵的方式引起一点关注。即所谓知识分子与民间写作的争论。但在这样的争吵中，真正的诗人和诗歌其实更加寂寞。
就与那次争吵差不多时间，我正好去了一趟西北。到了西北，自然想起诗歌，想起诗歌，我就想起一位在八十年代大名鼎鼎的西部诗人张子选。八十年代，在我们那拨当年的校园诗歌的活跃者那儿，张子选几乎就代表西部诗歌与西部精神，他的诗歌以恢宏清旷的意境让我们对大西北充满神往。我现在还能背诵他的名篇《西北偏西》，全诗如下：

“西北偏西
一个我去过的地方
没有高粱没有高粱也没有高粱
羊群啃食石头上的阳光
我和一个牧羊人互相拍了拍肩膀
又拍了拍肩膀
走了很远这才发现自己
还不曾转过头来回望
心里一阵迷惘
天空中飘落了老鹰们的翅膀
提起西北偏西
我时常满面泪光”

自然，到了西北，我一路打听张子选的下落，没有人知道。包括那些诗坛活动家、消息灵通人士。回来后才听到一点消息，说好象是因为什么帮派之争，张子选被赶出了兰州城，呆在一个边远的小地方。再后来，很偶尔地，我在网络上无意地看到一行张子选的介绍，说他到了北京一个妇女杂志，因为正要编一本诗集，我打电话与他联系，先问北京114，找到了那个妇女杂志的电话，接电话的人又告诉了一个电话，再打过去，一个女声告诉我说张子选今天没来，好象是孩子感冒了。
那些失踪了的诗人就这样以各种各样奇特的方式偶尔透露出一点他们的行踪，至少让我们知道他们还活着。
还有一次，我偶尔翻一本英文中国当代诗歌选，突然看到一个名字“兰色”。这个名字一下击中了我，我清楚地记得，在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编辑出版的那本《新诗潮诗集》中，“兰色”以不多的几首诗让我印象深刻，其中有一首《中国人的背影》，我一读之下，很长时间不能自己。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首诗，质朴的文字以其深厚、浓郁的情感产生强大的冲击力，撼动人心。全诗如下：

你常常在十字路口的北面
闷闷不乐地靠在一些不引人注目的地方
注视那些匆匆远去的路人的背影
他们匆匆远去的背影
在斜阳下多么富丽堂皇
每个人都显得温柔高尚
在这样的时候
谁还会相信世界上有丑恶的东西
以往的经历似乎只是来自一出假想中的悲剧
人生就象这街头的暮色
美好得让人真想痛哭一场
回到家你总是含着泪水对我说
只有中国人的背影显得那样苍老
中国人，唉，中国人的背影
难道中国人只有背影
他们总是匆匆地离去
从不把头回过来
即使深夜，也有很多沉重的背影在你面前闪过

就凭这一首诗，我对兰色的评价是以孤篇闪耀，不逊诗集中其他任何诗人。类似的还有张枣，以一首仅十行但充满古典神秘迷幻色彩且美不可言的短诗《镜中》，让所有的人记住了他的名字。如今他在德国生活了十多年后，悄悄地回到了河南开封，安静地居住下来。再回到兰色，只知道他是上海的，和上海的一些诗人有些联系，但来往也不多。后来再也人知道他的确凿下落。即使是自诩对诗坛比较了解的我，也从未听说过他半点消息，一鳞半爪也没有。更无人知道他是死是活。没想到，我以这种方式与这位我倾慕的诗人重逢，在一本英译诗选里，我再一次读到那首《中国人的背影》，我再一次读得热泪盈眶。
确实，那些失踪了的诗人，我们已经只能看到他们的背影。富丽堂皇然而让人心酸的背影。
诗人是一个时代的精神承担者，是一个预言家，是一种象征。在某种意义上，是诗人说出了时代的真相，传递出某种真理。尤其是在一个精神贫乏的年代，诗人简单而纯粹的言说，象神的言说一样意味深长。诗歌本身就是一种精神信仰，具有某种类似宗教的作用。美国“9·11”之后，诗歌是最普遍的疗治心灵悲伤的良药。诗人的命运为何总是令人牵挂？正是因为：诗人敏感而脆弱，是我们单纯脆弱的内心的映照，是人性的深层的呈现。关心诗人的命运，其实就是关心我们自己的命运。诗人们以他们单薄的身体与细腻的心灵，替我们承受了时代与生活的重压。诗人哲学家尼采曾在大街上抱着一头苦难的马痛哭流涕，那匹马的苦难就是诗人的苦难。
我曾写过一句诗：“我最怀念的人，是那些消失了的人，”这简直就象一句谶语。我们总是要在美好的事物消失之后，才来怀念。所以海德格尔说我们现在的世界越来越远离神的世界，而那是一个诗意的世界。而现在的世界，因为技术化机械化专业化，变得越来越乏味，越来越单一雷同，相互复制模仿，缺乏多样性与此丰富性，毫无诗意。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说他所有的哲学，就是寻找返回诗意世界的道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来讨论诗人的失踪，诗意的消逝，就显得具有无穷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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