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正毅 旷新年

1990年代，“腐败是次优选择”、“减员增效”、“吐痰”、“白送”被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白蚁一样的“改革家”成了呼风唤雨、横行一世的当代英雄。郎咸平因为作为经济学家揭露丁国有资产流失和化公为私的惊天黑幕，成为2004年中国最著名的人物。这已经渐渐成为了一种共识：“郎咸平风波”将会像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一样载人中国当代史册。同时，反过来也有人恨之入骨，有人说：“他这样搞，真的可以让一个人上天堂，也可以让一个人下地狱”。可是，我们看到的却是乾坤颠倒：该下地狱的上了天堂，该上天堂的却下了地狱。

在中国，匪夷所思的经济学大大透支了文学的想象力。如果仅仅就想象力而言，当今中国那些红得发紫的经济学家，他们是诺贝尔文学奖最合适的候选人。相比之下，文学却除了表演脱衣舞，除了所谓的“下半身写作”，已经毫无作为。文学的想象力较之令人目瞪口呆的生活，真是相形见绌、黔驴技穷。

人们都在反思所谓“纯文学”。我们不必叶公好龙，“纯文学”并不构成一个真正的问题，更构不成一种罪过。真正的问题不是文学之纯，而是文学涂脂抹粉，成了“霓虹灯下的哨兵”。

近来，《那儿》不胫而走，许多人都在关心和讨论这个作品，尽管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那儿》都不是一篇高水准的作品。然而，这样一篇并非出色的作品却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和关注，这更是一个值得我们思索的问题。人们为什么关心它、谈论它?同时，它也引发我们进一步的思考：文学到底是什么?

1990年代最触目惊心的变化之一是工人阶级——不，是工人身份和地位的变化。工人曾经被钦定为“领导阶级”，被赋予一种特殊的地位。曾几何时，工人阶级成了一个像恐龙一样的概念。他们已经从历史舞台的中心消失，作为“下岗工人”或者最廉价的“人力资源”播散到城市的边缘。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说：工人没有祖国。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的被剥削的命运促使他们产生另一种意识，也就是英特那雄耐尔。民族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阶级意识则是无产阶级的鲜明特点。列宁在《欧仁•鲍狄埃》中说：“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然而，列宁所缔造的苏联的崩溃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使《国际歌》悲壮雄伟的声音从地球上悄然消逝了。我们通常说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但是，实际上，工人阶级常常处于被奴役、被宰割和不觉悟的可悲状态，他们缺乏长远的目光，看不清自己真正的利益，正如《那儿》里的主人公“小舅”所感叹的：“他想不通，工人阶级怎么能这么冷漠?这么自私?”实际上，这并不矛盾。正如列宁所说的，工人阶级并不是自发地具有阶级的意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是依靠先无形的长城彻底隔离了，知识分子的堕落和工人阶级的沦落成为了一个最显著的现象。工人阶级失去了知识分子，或知识分子失去了工人阶级，都是一种不幸。

《那儿》把工人描写得那么消极无为、逆来顺受，这是由于中国工人阶级特殊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由于工人阶级被赋予一种特殊的地位，他们就像动物园里的麇鹿，肥胖的身体，迟钝的感觉，忘记了危险和奔跑。在中国当代史上，他们不仅不是一种最先进的阶级，而且相反，工人阶级往往是保守的、被动的，没有任何变革的热情和对历史的自觉意识。当有一天历史抛开他们而掉头前进的时候，他们就处于一种涣散的状态，产生了一种无奈的没落意识。作为一个巨大的弱势群体，他们无所作为。他们自己本身已经被新自由主义话语彻底“说服”了，承认自己是“弱者”。而没有意识到，他们作为“弱者”并不是他们个人缺少智慧和力量，而是因为他们没有“知识”，因为他们受到权力和资本双重的欺压和掠夺。他们的贫穷，是出于另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需要，是“吐痰”和“白送”的结果。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支配的世界上，工人阶级的任何反抗和抗议都显得理屈词穷。也因此，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里，无产阶级如何重新组织起自己的话语，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因为私有化意识形态的支配，如何搞垮国有企业成为了主流经济学思考的一个根本问题。“靓女先嫁”、“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和“冰棍”说也因此流行。“吐痰”论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个说法：国有企业就像一个饭碗，谁想抢到这个饭碗，就往里面吐痰。他们设计和推行寡头私有化的政策，千方百计使国有资产大蒸发。北京大学有一位经济学家匪夷所思地把贪污腐败和掠夺国有资产说成是“物归原主”。在流氓无产阶级一夜之间转变成流氓资产阶级的过程中，作为这种社会改造和历史转变的杠杆和动力的经济学，堂而皇之地宣言：“经济学是不讲道德的”。因此，我们应该借孙行者的金箍棒，扫清妖氛，必须把“不讲道德的经济”打回政治经济学的原形，必须揭露权钱交易、权力和资本交欢的罪恶真相。

《那儿》描写了在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宰下工人阶级的悲剧命运。工会主席“小舅”的抗争及其失败构成了小说主要的内容。然而，“小舅”的反抗来自于一种纯朴的良知和道德力量。小说从“小舅”丢狗写起，这构成了后面的抗争的起点。这种抗争的动力自然直接来自于杜月梅的悲剧遭遇。杜月梅的身上曾寄托了“小舅”美好的初恋感情。但是，生活毫不犹豫地毁灭了杜月梅。在生活的压迫下，她沦为私娼，丧失了尊严。她的身体被贬低成为物品，被贬低成为廉价的商品，她被迫丧失了人性。正是由于美好的事物遭到无情的毁灭，才激发了“小舅”内心深处的同情和道德的义愤，激发了“小舅”的抗争力量。

类似《那儿》的作品在现代文学史上屡见不鲜，比如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和《薄奠》。《那儿》的故事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革命文艺的经典作品《白毛女》。《白毛女》描写地主黄世仁伤天害理，在大年夜抢夺民女，逼死人命。实际上，革命文艺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借助了中国传统强大的道德资源。剥削阶级丧尽天良的行为使他们彻底丧失了道德的合理性，最终也将使他们彻底丧失掉历史的合理性。同样，在《那儿》中，工人阶级被出卖、被剥夺，最后被迫从事为道德所不容的出卖肉体的“劳动”。杜月梅被迫出卖自己的身体，在这一刻，她已经转败为胜。在现实中，她是弱者。但是，在道德和历史的审判面前，她不再是弱者，不再受到谴责，而是相反，她的血泪唤醒了巨大的同情力量，同时，逼良为娟的历史自然激起人们的义愤和思考：我们的生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有人说，生活本身比《那儿》更令人震惊。确实，比起生活来，文学显得多么的苍白、贫乏和无力。“日常生活”成了文学的栈道，文学成为了玻璃瓶中的舞蹈。文学远离生活，人们也远离文学。向生活学习吧，从辽阔无边的生活那里汲取力量和想象力吧。但是，另一方面，我倒认为，《那儿》还不是真正有力量的作品，而它之所以不是那么有力，是因为批判和抗议还没有真正找到一种“文学”的表达方式。

有人把《那儿》视为工人阶级的“伤痕文学”。人们一再谈论“新时期文学”终结的话题。随着另一种不同于“新时期”的“伤痕文学”的出现，“新时期”破绽累累，再也无法修复和延续，已经确定无疑地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