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与群：论《蟹工船》复活

杨颖仁

去年走进旺角乐文书店，问店员可有卖《蟹工船》这本小说，得到的回答是“这种书没人买的”，空手而归。到其它书店找，结果都一样。

冷清至斯，是香港特有的例外。就像金融海啸后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德国重新畅销，小林多喜二1929年撰写的工人小说《蟹工船》也在长年经济不景的日本复活，2008年再版后销量突破一百万本，最近四年至少出现了五个漫画版，改编电影亦于去年上映。《蟹工船》台湾中译本因此重新出版，与其说左翼书写注定无人问津，倒不如说香港是自外于“全球畅销书榜向左转”潮流的孤岛。

《蟹工船》复活了，它的角色却不太一样。故事得从八十多年前说起。

群：生产与抗争

小林多喜二是战前的日本共产党员，也是小说家，笔下的《蟹工船》被誉为无产阶级文学代表作。以言入罪令他先被雇主开除，后遭特高警察在1933年以不敬天皇罪拷问至死，享年廿九岁。

各方逼害间接证明小说刺中当时社会矛盾。所谓“蟹工船”，其实是捕蟹船兼蟹肉罐头工厂，由于它不是一般船舰，所以不受航海法规限；但它也不是地上工厂，所以亦不受工厂法监管。蟹肉罐头是高价货，财团看中法律漏洞，低价买入已届退役年龄的破烂船只强行改装，不理会安全措施，暴利滚滚而来，资本家更有把握恃财力影响国策。当然，这样的船驶到波涛汹涌的堪察加海域自是险象环生，工人冻死有之淹死有之，加上蟹工船一出海就与世隔绝，管工如何虐待工人也无路求援，形同私人监狱。日以继夜的长工时，导致脚气病的无营养伙食，满地跳虱满室烂臭的恶劣卫生环境，威胁工人催谷产量的烙印私刑，在书中都有鲜明的描写。捱不住半途死掉？放进麻包袋随手丢进咸水海即成。在船上，人命就是如此贱价。

这不是凭空杜撰的虚拟地狱。为了这部作品，小林参考了大量新闻报导，又徘徊北海道的港口实地采访，令《蟹工船》全书带着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作为故事舞台的蟹工船“博光丸”，本来就是影射1926年被揭发虐待渔工的“博爱丸事件”。小林的角色不仅是作家，也是民间记者，然而他的观察最终不以新闻报导或报告文学的体裁写成却化为一部小说，为的可能是避免个案化——书中情节取自个别事件但不局限于个别事件，在其它蟹工船，以至煤矿、码头、铁路地盘，只要在资本主义不受限制地的地方就有类似惨状。惟有拒绝个案化，个别事件方能提升为共同命运，带来共同反抗，结局里工人把他们在蟹工船的抗争经验引入各行各业，这个工人运动遍地开花的预兆大概也是小林自己的心愿。

说抗争，为何抗争？如何抗争？谁对谁的抗争？为解答这些问题，小林在现实主义之外为《蟹工船》注入了第二种元素：去个人化。在《蟹工船》里，你不会找得到谁是主角，大家戏份多寡相距不远，你甚至找不到角色的姓名，唯一一个列明姓氏的角色是无情监督浅川（注一），但小林从来没有为他拟定名字。推进剧情的并非个人互动，而是群体之间的互动。吃惯苦的中年工人，受过教育的学生，只顾业绩不顾人命的监督，作为监督代理夹在中间的杂工头子，没有实权的船长，驱逐舰上的官兵，服侍船上贵人却为工人通风报讯的侍应生……这些位置代表不同的群体，他们的互动遵遁着超越个人因素的法则运作。监督残忍皆因业绩欠佳会使他被老板开除，船长丧权皆因他的角色对利润无关痛痒，官兵镇压罢工皆因国家机器听命于资本。褪下个人的外衣，暴露出群体互动的法则之后，整套社会分析也就昭然若揭。没有工人的劳动蟹工船就不能运作，蟹工船不能运作生产就会停顿，生产停顿资本家就没有利润，既然如此，工人为甚么还要畏惧老板和他的爪牙？利润基于劳动，中止劳动的罢工正是工人的武器。就这样，“为何抗争”、
“如何抗争”、“谁对谁的抗争”等等问题，都在简明的生产关系分析里有了答案。

现实主义让《蟹工船》有了现实批判，去个人化揭示了改变现实的运动蓝图，它蕴藏的力量绝非伤春悲秋自我安慰的文化产品可比。《蟹工船》在1929年面世，与大萧条爆发同年，失业减薪加剧了工人的苦况，为刺激出口下令日圆贬值更令情况雪上加霜（注二），相对的，十月革命后崛兴的苏联经济稳步成长，而且没有失业问题，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在矛盾根本无从遮掩。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小林多喜二被军国主义暨资本垄断的日本当权者视如在背芒刺。

个：新庄与心脏

踏入廿一世纪，时代大不相同。苏联瓦解往往被等同为共产主义的灭亡，怀疑资本主义永远长存的声音少之又少，福山（Francis Fukuyama）之流更将历史的那一瞬看作“历史的终结”。尽管福山发言之后没几年世界就经历了日本泡沫经济爆破、东亚金融风暴和2008年的金融海啸，可是取代资本主义的方案依旧在舆论里暧昧不清。

但这不代表没有批评者。日本不敌裁员潮的四、五十岁中年人纷纷自杀，人数在1998年突破一万三千，比泡沬爆破前升了近六成；派遣劳动（注三）员工的收入比正规雇用的员工起码少一成，这个差距还会随年龄增长越拉越阔（注四）。有工开的人被逼一个月工作五百七十小时却遭拖粮，没工开的人无钱支付房租流落网吧过夜，露宿者的帐篷遍布公园，经济危机重演，《蟹工船》在2009年重拍电影版的意义却不一样。

蟹工船行业在七十年代已告终结，以它为题材的作品从写实变质为隔代追思。在SABU执导的新电影版里，原著的现实主义色彩被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某种夸张的喜剧氛围。片中加插了一节工人集体上吊祈求来生投胎为富家子弟，讵料船仓左摇右晃令众人腾折半天吊颈不成，人人倒地不起。大家自述身世之际，银幕浮现出各人家徒四壁不挡风雨的居住环境，路人和野狗甚至把他们的家当作通道。这些新情节明显指涉当代日本的自杀和露宿现象，蟹工船的场景不过是隐喻，与现实没有直接关系。更准确地说，以过去的蟹工船为舞台，本身就抹杀了写实地描绘当前问题的可能。

现实主义消失了，原著里舍弃的个人主义倒被招魂。每个角色都有姓氏了，谁是主角也一目了然——新庄（しんぞう），在日文里与心脏同音，这个新角色的确是全剧中心，鼓动工人集体上吊的是他，遇难漂流被苏联人启发的是他，解释生产关系的是他，带头罢工的是他，最后被浅川监督枪杀成为人民英雄的也是他，血溅工会旌旗。没有新庄，彷佛蟹工船上的工人就不会站起来，这个强大的推动者自己却身世如谜，只在结局里收拾遗物时发现他原姓木村，其余一切留白。

留白，让观众有许多遐想。团结抗争是美好的，唤醒所有人团结抗争却需要英雄。为英雄的身世留白，仅仅强调他的意志，潜台词其实十分周星驰：“只要有心，人人都可以系食神。”英雄莫问出处，想当工人运动的心脏？大家都是打工仔，谁为别人出头谁就是英雄。当下即是的呼召，刺激着观众自我实现的欲望。

从宏观的生产分析到微观的个人充权，《蟹工船》在八十年后的转折毋宁是一种撤退。“如何反抗
的策略思考暂时搁置，因为得先论证”为何反抗“的后设问题。新电影版把自杀和唯心论宗教视为假想敌，为的是反驳各种逃避主义，重新竖立抗争的合法性。说服乃征求观众个人意志的认可，以个人视角贯穿全剧自然顺理成章。说服的企图，折射出导演对观众的怀疑：或许你不再相信奋斗会发达，但你相信资本主义有可能被反抗吗？

群体到个体，力量满溢到丝丝迷惘，八十年过去了。

英雄，之后

为甚么集体抗争乞灵于个人？因为资本主义变了。八十年前，劳动力市场是全国性的，面对国内工人运动的压力，资本家惟有靠国家武力抢夺殖民地好让他们剥削境外劳动者，这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由来，军国主义失败就得与工人分享利润。八十年后，劳动力市场全球化，跨越国界不用船坚炮利，日本企业大部份生产线早已搬往劳动成本低廉的中国，毋须卖国内工人的帐。工厂不在了，白领们天天见面的偌大办公室说不定也倒闭了，打工仔沦为互不相识只能苦等派遣公司各自传召的孤独个体。群体崩溃，全球化趋势意味着工人的孤立。

蟹工船的环境与之大异。尽管那是悬于汪洋的人间地狱，但集体劳动也是集体抗争的摇篮。四百个工人日夜共对同仇敌忾，在船仓里共襄义举，一旦起事，区区十个资本家代理人如何抵挡？团结就是力量，正如书中某渔工对渔工头子放的狠话：“少嚣张，出海时我们四五个人把你丢进海里，不费吹灰之力。”可是孤立的打工仔再也得不到团结的力量，他的盟友就是他自己，反抗与屈服被还原为一个人的内心挣扎。与此同时，发达的传媒无限放大名人事迹，我们也许不晓得邻居姓甚名谁，却必定认识远在地球另一边的奥巴马。群体崩溃后，把人与人连结起来的是传媒形象，炮制英雄人物的道德感召即被当成群众运动之所系。新世代的工会旗帜，必须沾上新庄的血。

小林多喜二不消说，依赖英雄恐怕也不是新电影版导演SABU真心乐见的。新庄充其量只是集体抗争的触发点，他不得不死，皆因英雄的终结正是人民的开始。原著小说也罢，新电影版也罢，两者都坚持这样一个结局——不用英雄也不用领袖，已醒觉的所有工人终必团结起来，一次罢工被镇压了还有下一次。《蟹工船》不鼓吹对名人的持久依恋，自发、平等与实效，才是运动要诀。

香港楼价高头上片瓦难求，网民提议去豪宅睇楼时自杀，制造凶宅拉低楼价；阿根廷有人无屋住有屋无人住，市民却群起占领炒楼富豪的空置宅邸自住。知识分子常泡的二楼书店不识《蟹工船》，大概为个中分别下了一个脚注。

2010年5月31日

注释：

严格来说还有公司代表须田，但他只在监督的对白里闪现过一次。

举例而言，美国对丝袜的高需求令它成为日本丝的主要入口国，但大萧条导致日本丝业在美国丧失了90%市场。见艾瑞克‧霍布斯邦，一九九六年。《极端的年代：1914-1991》。台北：麦田。

派遣劳动是一种三边外判，在日本和台湾都很流行，但香港人可能比较陌生。简单来说，即是打工仔向派遣公司（简称A公司）登记，受雇于它，当需要人力的公司（简称B公司）找A公司要人，A公司就把打工仔送到B公司。由于雇用打工仔的是A公司，支使打工仔的是B公司，经常发生权责不清的问题，更严重的事打工仔无法确定何时有工开，收入没保障，再加上时有违法的判上判层层食价，工资所得就更少了。
2005年，18至19岁男女非正规雇用员工工资所得是同龄正规雇用员工的91%，但这比率逐年下滑，到30至34岁的群组，则滑落至男性的77%和女性的78%。见门仓贵史，二零零八年。《穷忙族：新贫阶级时代的来临》。台北：联经。

在2009年的版本出现前，其实《蟹工船》在1953年已被搬上银幕，故曰重拍。

（作者为左翼21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