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夏，少年杨朔随舅父闯关东，在哈尔滨的英商太古洋行工作。此时的哈尔滨正处于日伪满洲国的统治之下，他亲眼目睹了东北沦亡的苦难，内心充 满了愤怒和压抑。 “九·一八”事变后，杨朔与哈尔滨中共地下党频繁接触。原《东三省商报》副刊《原野》的主编、地下党员林郎(即方未艾)是杨朔挚友，他们因杨朔老师李仲都 的稿件往来而结识，后来互为师生，相交莫逆。在他的介绍下，杨朔结识了很多中共地下党员，满洲省委常委、领导哈尔滨电车工人罢工运动的杨朴夫(即金伯阳) 以教杨朔日语为身份掩护从事地下活动，杨朔的石头道街住所也成为中共地下党的活动据点。林郎1935年秋自苏联秘密归国后，亦居于此处。由于与中共地下党 员往来频繁，杨朔受到了日本宪兵队的人身威胁，不得不离开哈尔滨南下。这一阶段他结识了孙陵、黑丁、萧军、萧红、罗烽、白朗、罗荪、金人等众多东北作家， 为之后的出版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7年春，杨朔离开日伪“康德”统治下的哈尔滨赴上海，一边在上海太古洋行工作，一边拿出历年私蓄和变卖部分家产所得，与先一步抵沪的孙陵 以及《作家》月刊主编、翻译家孟十还一起在环龙路106弄6号租下一座楼房，创办了北雁出版社。当时他们的出版计划颇具雄心，有《创作丛书》《报告文学丛 书》和《翻译丛书》等系列丛书。当年6月首批出版了三部文学作品：包括散文集《北伐》(郭沫若著)、报告文学集《在西班牙的火线上》(F·皮加因著、李兰 译)、《五月的夜》(果戈理、托尔斯泰等著、孟十还译)。据相关史料，此后又列入出版计划的至少有老舍、茅盾、王统照和姚雪垠的小说，而绥拉菲摩维支的著 作《荒漠中的城》(金人译)甚至都已刊出广告，但却因为局势的严峻而不得不仓皇中止出版计划，后来改由海燕书店于1949年8月出版。

　　1937年8月13日，日军炮轰闸北，进攻上海，淞沪会战爆发，至此抗日战争全面展开。热血沸腾的杨朔放弃了太古洋行的高薪工作，全力投入抗日 救亡的文化抗战事业，帮助并支持中国最早的抗战文艺刊物之一 ——《光明》周刊的出版发行。《光明》周刊前身是《光明》半月刊。《光明》半月刊8月10日停刊后，洪深、沈起予接手主编，在9月1日以战时号外的名义刊 行，至当年10月30日共出七期，由上海北雁出版社发行。该刊继承了《光明》半月刊的办刊宗旨，继续开辟报告文学、通讯、速写、连载读物等多种栏目，发表 郭沫若、周扬、臧克家、郑伯奇、尤兢、沈起予、艾芜、金人、穆木天、杨朔等人的抗战作品。杨朔作为出版社负责人，主动负责该刊的印刷出版工作，对它的顺利 面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当时，中国的两大文化中心之中，北平已经沦陷，上海正在敌人的轰炸下挣扎。中国的文化出版机构纷纷内迁，武汉成为新的文化中心。杨朔也撤离了上 海，北雁出版社的工作随后在10月份《光明》周刊第七号发行后结束。据原山东大学教授高兰的回忆，杨朔原拟在武汉继续北雁出版社的工作，但终未实施。

　　撤离前线的杨朔并未片刻忘记抗日救亡的事业。1937年9月底，杨朔离开广州，奔赴武汉。在武汉，杨朔的文学活动十分活跃。他在这里与高兰一起 发起成立了“哨岗社”，参与了该社文艺刊物《哨岗》半月刊的编辑出版活动。该刊1937年10月16日创刊，铅印18开本，办刊宗旨是团结作家，发展创 作，宣传抗战救亡。但是由于当局的查禁，《哨岗》第2期尚未刊出便已夭折，已发售的第1期也被收回。对于杨朔与《哨岗》的关系，很多史料说法不一，多数认 为杨朔是《哨岗》的编辑之一，有些甚至将杨朔作为第一编辑人而置于丽尼、罗烽和绀弩三人之前。而根据现存的《哨岗》原本来看，刊物首页上标明的编辑人确实 只有丽尼、罗烽和绀弩三人，并无杨朔之名。但是根据高兰本人在《较早的文艺刊物：〈哨岗〉》一文中的记述，《记天照应》一文系当时受杨朔之邀而写，而且天 照应英勇就义的事迹也是杨朔告知高兰的。因而杨朔虽非《哨岗》半月刊的编辑人员，却也应当参与了组稿工作。

　　1937年底，在武汉滞留了两个多月后，杨朔见到了从延安归来的孙陵，当时孙陵正受成仿吾之托在上海等地募捐了钱、书、物要运往延安。杨朔自告 奋勇，带着募捐来的物资奔赴延安。在延安，杨朔拜访了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访问了陕北公学，体验了新制度下边区人民的生活。此时的杨 朔已经在筹划创办一个新的刊物《自由中国》。

　　在当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的大力支持下，《自由中国》很快便筹备了起来。1938年4月1日《自由中国》正式创立， 由臧云远、孙陵编辑，杨朔并未参与编辑工作。第一期便有田汉、周扬、艾思奇、何干之的论文，有老舍、罗烽、刘白羽的小说，有丁玲的《彭德怀速写》，有杨 朔、碧野、王西彦的报告文学等等，当期发行量便达到1万多份，成为国内有名的大型文学刊物。

　　在上海之时，杨朔就创作了报告文学《南苑，这儿开过我们的血花》和《王海清》，1937年8月30日，杨朔乘坐太古洋行的轮船离开上海，在海上 直面了中日军队的交战，目睹了日机的被击落，这令杨朔倍感振奋。这段经历很快被他写成报告文学《吴淞口外》发表于《光明》周刊第3号。离开上海后，杨朔先 赴广州，在那里即时报道了日军的夜袭(《赤湾的夜袭》，《光明》周刊第4号)。一个月后，杨朔转赴武汉，在途中写作了《台湾人》，发表于《光明》周刊第5 号。1937年底，杨朔奔赴延安，1938年3月回到武汉，旋即又取道广州赴港，在广州、香港和桂林间辗转停留约有半年之久。11月3日，他在桂林月牙山 倚虹楼参加了文艺界抗日协会桂林分会的成立大会。1939年初春，杨朔以《救亡日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到达重庆。在此期间，他满怀对日寇的仇恨和对抗战胜利 的坚定信心奋笔疾书，在《光明》周刊、《哨岗》半月刊、《自由中国》《战斗画报》《战斗》《战地》等文艺阵地发表了30多篇通讯和报告文学。这些篇章中， 有作者亲历战场硝烟直面中国军队与日寇生死厮杀的震撼(《吴淞口外》)，有对战况的及时报道(《赤湾的夜袭》《江汉风雨》《虎门之战》)；有揭露日军丑陋 面目的速写，如《丑恶的屠杀：静海陷落后的一段速写》。这一阶段杨朔的部分报告文学作品结有文集《潼关之夜》，于1939年4月由烽火社出版。

　　1939年6月18日，杨朔加入了周总理亲自组织的“作家战地访问团”，在团长王礼锡的带领下，与宋之的、葛一虹、杨骚、叶以群等一行13人带 着募捐而来的慰问品从重庆出发，经中条山，到达太行山区，深入华北抗日根据地慰问军民、体验战地生活，一路风餐露宿，备尝艰辛。到达根据地后，杨朔并未随 团返回，而是留下参加了八路军，作为部队的随军记者随部队转战于山西、河北一带。1942年，杨朔再赴延安，这一阶段他的报告文学作品大多表现华北抗日根 据地的生活和斗争，如《铁骑兵》《赶集》《七勇士》《文武双状元》表现八路军的英勇善战。

　　这一时期，报告文学是杨朔最偏爱的文体，这不仅是因为它的“明快、流畅”(杨朔语)，还因为此起彼伏的敌我斗争，颠沛流离的生活决定了此时的杨 朔无法有太多时间进行精巧的小说构思，而报告文学与现实的贴近、文体的质朴和简洁明快的特点正符合文化宣传的需要，时代和现实促使杨朔选择了报告文学。

　　除了战地通讯和报告文学之外，杨朔抗战期间还进行了少量的小说创作。《帕米尔高原的流脉》是杨朔出版的第一部中篇小说，书中描写了陕甘宁边区人 民的生活，该小说于1938年8月11日开始在广州《救亡日报》连载，生活书店本拟当年出版，付排印刷之时，广州沦陷，后拖至1939年8月才正式付梓。 它与其说是一部小说，不如说是小说化了的报告文学，杨朔曾自述道：“书里所描述的故事差不多全是曾经发生的事实。这不是简单的新闻纪事文，当然，故事是经 过我一番点染，而且小说化了。但是从开始，我便压制着自己的笔尖，不使小说流于夸张。这一点努力，我是一直保持到底的。”

　　自1942年至1945年抗战胜利，敌我之间“扫荡”与“反扫荡”反复进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杨朔在《解放日报》等报刊连续发表了四篇短篇小 说《月黑夜》《大旗》《麦子黄时》和《霜天》。这些小说数量虽少却文笔细致，人物形象生动，情节曲折细腻，艺术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 响。1945年底张家口新华书店将这四篇小说结集出版为《大旗》。

　　《疮痍》是杨朔的长篇小说，1942年连载于《创作月刊》1942年第1卷第2期、第3期、第4-5期、第6期、第2卷第1期，1943年1月 因《创作月刊》被迫停刊而未能完成。对于《疮痍》，史料界还有不少误解，很多史料误认其为杨朔的翻译作品，这大概一方面是由于这部长篇小说在《创作月刊》 连载时与宗玮、陈占元、赵安博、马耳等人的翻译小说都排版在小说一栏，相邻甚近的缘故。另一方面，杨朔的确从事过文学翻译活动。杨朔在哈尔滨时，就曾经选 择用文学翻译的方式来隐晦地对抗日本人。当时的哈尔滨在日本人的统治下施行奴化教育，大肆宣传“满洲国”理念。他就选译了美国作家赛珍珠小说《大地上的房 子》三部曲的第一部《大地之圻》，刊载于长春《大同日报》文学副刊《大同俱乐部》，计刊登64次，连载3个月，在此期间，曾因“高尔基专号事件”主编孙陵 离开了《大同俱乐部》而暂停半月刊载。此后就因该小说唤起人们的怀国之思而被日本新闻检查机构勒令停止刊载。抗战爆发之时，杨朔还曾经着手翻译《彼得大 帝》，并打算将其收入北雁出版社的《翻译丛书》出版计划，不料日军侵沪，出版计划只得搁置。然而《疮痍》却的确不是一部翻译小说，只要稍读一下原文，我们 就可以发现这完全是杨朔的独立创作，是地道的中国小说。

　　在哈尔滨时期，杨朔便已开始古体诗词创作，并在《国际协报》《五日画报》《大同报》文艺副刊以杨莹叔和莹叔的笔名发表过古体诗词，曾有诗集《北 征诗草》，后因战争散佚，如今只存有25首。此时他已颇具家国之思，有“万里一身家国泪，百年霜鬓古今情”(《秋兴》)和“于今落魄旧青衫，却向秋风哭故 国”之句(《北征》)。

　　除此之外，杨朔在抗战期间还尝试过其他文体的写作，曾发表过新诗《号角》一首[救亡日报》(桂林)1939年1月22日]，这也是杨朔生前发表 的惟一一首新诗。诗中选用古典军旅诗中经常出现的“号角”意象作为吟咏的对象，却又不落窠臼，将其比作“民族革命的鼓吹”，催促人们“前进不息”，铿锵有 力，慷慨激昂。“黄土高原，古长城上，曾经听取”更是融古典的诗韵于激进的诗体，在艺术上达到了较高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