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一个具体的人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因此要受到各种关系的制约和影响。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鲁迅尤其如此。在他从事社会改革、文学创作等活动中，接触到各种不同的人，处在相当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下面仅就他与中国国民党的关系作一番考察。

　　一、 鲁迅没有加入过国民党，但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在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中，他同国民党人站在一条战线上

　　本世纪初，鲁迅在日本留学时，由他的同乡好友陶成章介绍加入了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①。陶成章是当时光复会的领袖之一，往来于日本与中国本土之间，经常奔波于浙江各地，联络会党，策划起义。他腰束麻绳，脚登草鞋，日行百里，废寝忘食。因他与会党、绿林中的朋友有交情，所以被光复会的另一领袖人物章太炎戏称为“焕强盗”②。这位“焕强盗”却非常信任鲁迅，经常将一些光复会的秘密文件、印签等送交鲁迅保管。光复会后来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共谋起义大事。

　　鲁迅加入光复会后，爱国热情很高，积极参与反清的民主革命活动。1911年武昌举义时，鲁迅正在浙江绍兴府中学堂任监学，在革命军进入绍兴府之前，人心浮动，他曾带领全校师生手拿长刀武装游行，以安定民心。

　　辛亥革命后，1912年8月孙中山以同盟会为基础组建中国国民党。从现有的资料看，鲁迅在革命胜利后并没有转入国民党，但是1912年初，他曾应光复会另一领袖人物、国民党元老蔡元培之邀，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部员。

　　袁世凯篡夺政权后，迁都北京。1913年孙中山讨袁失败后，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另组“中华革命党”，1919年10月又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在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下，国民党在北方处于地下斗争状态。在1925～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鲁迅在文化思想界的巨大影响，当时的国民党人很重视他。1925年底北京国民党主持的日报《国民新报》创刊，邀请鲁迅及北大教师张凤举逐月轮流值编该报《副刊》乙刊。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鲁迅同国民党人朱家骅、邓飞黄等都遭到段祺瑞政府的通缉。1926年8月鲁迅南下到厦门大学执教，不久，即收到当时主持广州中山大学校务的副主任委员、国民党要人朱家骅的电报，邀请鲁迅到中山大学去“指示一切”③。在鲁迅尚未最后决定去广州时，1926年11月15日国民党在广州的机关报《民国日报》即迫不及待地发表消息：“著名文学家鲁迅即周树人，久为国内青年所倾倒，现在厦门大学担任教席。中山大学委员会特电促其来粤担任该校文科教授，闻鲁氏已应允就聘，不日来粤云。”同日，广州国民党的另一喉舌《国民新闻》也发表了同样的消息，足见当时国民党对鲁迅“期盼”之切。

　　经朱家骅一再来电催促，鲁迅于1927年初来到广州，任中山大学教务主任、文学系主任。鲁迅一到广州即受到各方热烈欢迎，在中大欢迎会上朱家骅即尊鲁迅为“战斗者，革命者”。不仅安排许广平为中大助教，而且对鲁迅推荐的许寿裳、章廷谦等人也一一妥为安排。与此同时《国民日报》、《国民新闻》纷纷发表消息、文章、照片。国民党在广州的一些要人孔祥熙、戴季陶、甘乃光、陈公博等也纷纷发出请柬。情况颇为热烈。鲁迅对一些官僚政客的邀请是概不赴宴的，不过朱家骅是中大的实际负责人，在北京又有一段“共同战斗”的旧情，对他的邀约，鲁迅是并未拒绝的。如鲁迅日记所记：1月26日“晚往骝先(即朱家骅)寓夜餐”;2月1日“夜往骝先寓夜饭”。2月1日是旧历除夕，朱家骅邀鲁迅共吃年夜饭，可见二人的关系还是较为融洽的。除朱家骅外，鲁迅也曾应邀到孔祥熙家小坐。鲁迅与孔祥熙第一次见面是在1927年3月1日中山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孔祥熙代表广州革命政府出席会议。同年3月29日鲁迅应邀与孔祥熙一同到岭南大学参加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大会，并发表演讲。会后，鲁迅应孔祥熙之邀到“其寓小坐”(《鲁迅日记》)。

　　1927年3月下旬，北伐军连克上海、南京，鲁迅应《国民新闻》之约，于4月10日写了著名的《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一文。

　　上述事实足以说明，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由于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共同目标，使鲁迅同中国国民党人站在一条战线上，互相支持，共同战斗。由于斗争的需要，国民党人对鲁迅多有借重。

　　二、“四·一二”政变后，鲁迅既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又曾受聘为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的特约著述员;国民党反动集团既极力压制迫害鲁迅，又妄想利用每个机会进行拉拢

　　1927年上海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接着广州也发生了“四·一五”大屠杀。这时，鲁迅同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产生了严重分歧。朱家骅积极执行国民党反动派的“清党”政策，大肆逮捕、迫害台湾员和进步学生，而鲁迅却竭力反对这一反动政策，并主张营救被捕学生。由此开始，鲁迅在思想和行动上与国民党反动集团分道扬镳。国民党反动集团对鲁迅也开始采用反革命的两手政策，软硬兼施：大体说来，在广州时期，是以“挽留”、拉拢为主，时而施加一些压力;而鲁迅到上海后，他们主要是进行压制、迫害，但也不放弃每一个机会，妄图拉拢，因为，他们迫切需要一些在社会上尤其是在青年中有威望的知识分子为他们装璜门面、粉饰太平。

　　早在1927年4月初，因傅斯年邀请顾颉刚到中山大学任教，鲁迅便有辞职的意思，他不愿与顾共事。在营救被捕学生失败后，更坚定了辞职的决心。于是同年4月29日上午退还中山大学聘书，并辞去一切职务。但中大当局还想借重鲁迅这块招牌，以吸引更多的学生，因而百般挽留。朱家骅亲自出面，一方面公开登出校方“挽留周树人教授”的文告，一方面又派“文科学生代表”、“学生会代表”前来慰问。但鲁迅去意已决，无可挽回。于是聘书送过来又退回去，几经反复，终于无济于事。公开“挽留”的同时，压迫也在暗中进行。有一位青年，想以陈独秀办《新青年》时，鲁迅在那里做过文章这一件事，来指证鲁迅“是台湾”。④这一招当然没有奏效，因为朱家骅们很清楚，办《新青年》时，连陈独秀也还不是台湾。于是，他们又造舆论，当时的《工商报》上造谣说因为“清党”，鲁迅已经逃走⑤，言外之意是说鲁迅是“赤党”或准“台湾”。稍后，香港的《循环日报》上又说鲁迅已“到了汉口”。我们知道1927年“七·一五”之前，宁汉尚未合流。汉口当时还是国民党左派的大本营，正在筹划反蒋，说鲁迅到了汉口，无异是说鲁迅参与或拥护反蒋的活动。这些当然是别有用心的人所设的圈套，如果你害怕了，真的离开了广州，那就证明你确有问题，即刻可以逮捕你。但鲁迅沉着应战，稳坐钓鱼台，并写信告诉他们：“我现仍在广州，并没有到了汉口。”⑥这是鲁迅的斗争策略，使反动派抓不着任何借口，无可奈何。当然，另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派没有进一步迫害鲁迅，是因为朱家骅们十分清楚，鲁迅并不是台湾，在广大群众中又有巨大的影响，如果“清党”清到他头上，那对他们自己是十分不利的。在朱家骅看来，鲁迅虽然辞去了中大的一切职务，但留在广州比离开广州对他们更为有利，为此，他们在5月5日的《国民新闻》副刊《新出路》上刊出了鲁迅在“四·一五”之前写出的文章《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7月16日的《民国日报》上又刊登了“新文学巨子鲁迅先生之公开演讲”的消息，以造成鲁迅并不反对政变后的广州政府的假象。这当然也是他们的政治策略。这里有必要谈一谈鲁迅与朱家骅的关系。应该承认鲁迅与朱家骅在“四·一五”之前存在着一定的友谊，这从鲁迅到广州中大后，朱家骅对他的多次探望，以及鲁迅几次到朱家骅家吃饭可以看出。“四·一五”之后，鲁迅与朱家骅产生了分歧，毅然辞去了中大的一切职务，但从鲁迅这时的日记和书信中可以看出他对朱家骅尚无太大的恶感。日记中对朱家骅的称呼没有变化，如4月19日“骝先来”，22日“夜骝先来”，29日“下午骝先来”等等。在与朋友的通信中对朱家骝也未表示出明显的不满，有时甚至还对朱的处境表示关心。由于傅斯年在中大日益得势，在“傅拜帅而鼻为军师“⑦的情况下，鲁迅担心朱家骅可能变成厦门大学的林语堂，将会被他人排挤走。如5月30日致章廷谦的信中便提到“骅先且将为玉堂欤”。由此可见广州时期虽然出现了“四·一五”事变，但鲁迅与朱家骅的关系尚未急剧恶化。身为广州市清党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民政厅长兼中山大学副校长的朱家骅没有利用权势加害鲁迅的原因：(一)朱心中很清楚，鲁迅不是台湾员，许广平倒是国民党员;(二)在北京时二人曾共同反对北洋军阀政府而遭到通缉，南下后，鲁迅又是朱出面邀请来中大的，如果鲁迅出了什么事，朱对内对外都不大好交待;(三)当然，最重要的朱家骅还是想借重鲁迅稳定人心，使自己在公众中的形象不那么反动和丑恶。

　　鲁迅在广州继续呆了5个月，于1927年9月27日乘船离开广州，10月3日抵达上海。开始两年由于“政、教两界，我想不涉足，因为实在外行，莫名其妙”⑧，只“想关起门来，专事译著”⑨。因此，不少高等院校请他去作教授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但上海是特大都市，生活费用很高，没有固定收入生活将极不稳定。恰在此时，蔡元培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的院长，他接受了许寿裳的建议，聘请鲁迅为大学院的特约著述员，每月有300元的收入。由于大学院是学术研究机构，“特约著述员”可以在家著述不必上班，这样，从1927年底到1929年底鲁迅过了两年较为平静的著译生活，虽然曾经遭到创造社、太阳社的围攻、批判，人身安全倒还无大问题。

　　但是进入1930年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鲁迅是主要领导人之一。在此之前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于上海，鲁迅也是发起人之一。这就触怒了国民党反动派。他们的《革命日报》上便说鲁迅为“金光灿烂的卢布所收买”⑦。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许绍棣更借此呈请国民党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在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鲁迅不得已于3月19日只身离家出走避祸，直到4月19日返家。此后，1931年春柔石、殷夫等革命作家被捕、1933年6月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杨杏佛被杀，鲁迅的生命安全几度受到严重威胁。与此同时，国民党特务机构加强了对鲁迅的监视。据有关材料证实，1932年11月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的前身特务工作总部上海区正式成立后，就由“刘翰荪(即刘汉生，化名高尔梦)日常则在各进步书店巡回侦察，并到内山书店专门搜集鲁迅的行动和与之交往人员的情况，分别列为情报向南京特工总部报告”⑦。国民党的另一特务机构军事调查统计局的前身复兴社(又名蓝衣社)，也曾严密监视鲁迅。由于鲁迅经常去内山书店，他们曾想派人打入，但没有成功⑦。由上可以看出，进入30年代后，国民党反动集团对鲁迅采取了严厉的高压政策。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不放松每一个机会，妄图进行拉拢。据锡金提供的材料，1930年12月，当时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蒋介石亲自兼任教育部长时，有人向他告密说：现在部里的⑦特约编辑周豫才，就是周树人，也就是鲁迅，也就是最激烈地反对你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和头子，也就是浙江国民党省党部呈请中央通缉在案的这个人。告密者的本意是想提请蒋介石注意，对鲁迅加以迫害、镇压，借此邀功。可是老谋深算的蒋介石却认为是一次拉拢鲁迅的好机会，便回答说：“这事很好。你知道教育部中，还有与他交好的老同事、老朋友没有?应该派这样的人，去找他，告诉他，我知道了这事，很高兴。我素来很敬仰他，还想和他会会面。只要他愿意去日本住一些时候，不但可以解除通缉令，职位也当然保留;而且如果有别的想法，也可以办到。”后来教育部果然有人到了鲁迅家里，说了这事，遭到鲁迅的拒绝。到这年的年底，鲁迅的特约编辑的职务就被裁掉了。这个情况，在鲁迅的学生、日本友人增田涉的《鲁迅的印象》(1970年修订重刊本)中也有记载：“那是我在他家出入的时候⑦，政府方面想要利用他罢，那时他正因为政府的逮捕令而隐居着，当时的行政院长暗地派人向他联络，说行政院长希望跟他会面。但是他拒绝了。以一个民间的文人，而且正是在被下令逮捕的身份，竟然拒绝行政院长的会面要求……使人想到他那不屈服于权力的强悍，总之，我感到他为人的伟大。”

　　从种种迹象看，1935年底至1936年鲁迅逝世前，是国民党反动集团积极进行拉拢活动的时期。这时，中国历史处在一个生死存亡的转折关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并扶持傀儡溥仪建立所谓“满州国”后，又进军华北，北平、天津形势非常严重。而国民党反动集团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政策，因此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1935年底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中共中央及时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为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上海革命文艺界决定解散左联，筹备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因事出仓促，内部意见未能协调一致，因而出现了所谓“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两个口号的论争。在此情况下，某些左翼作家的左倾幼稚病又开始抬头，当时身为左联行政负责人之一的徐懋庸在鲁迅病重时，竟然“打上门来”指责鲁迅“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⑦等等。在左翼文艺家内部两派严重对立大打内战的情况下，国民党反动统治者见有机可乘，趁势挑拨离间，造谣惑众，同时公开或暗地里进行拉拢活动。1935年12月1日的上海《社会日报》即登载所谓的耸人听闻的消息：“鲁迅将转变”，即向国民党方面转变，并造谣说引线人是胡风。次年4月，南京方面组织“中国文艺社春季旅行团”到上海，名为旅行，实际上是施展手段，进行拉拢活动。4月23日，国民党上海市长吴铁城设宴招待文艺旅行团时，给鲁迅发了请贴，邀请鲁迅赴宴，当即遭到拒绝。时隔不久，鲁迅过去的学生，当时任南京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高级教官的李秉中却频频来信、来访。值得提出的是，7月13日李秉中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用笺”给鲁迅写了一信⑦，意思说只要鲁迅“同意”，他愿意把解除鲁迅的“通缉令”的担子担当起来。李秉中的来信显然是国民党方面放出的一个试探性气球，如果鲁迅“同意”“通缉令”的解除即可制造出鲁迅已同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解的假象。鲁迅对此了如指掌，由于当时正在病中，因此请许广平代笔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在鲁迅逝世前的大约10年时间中，国民党统治集团充分施展了他们的反革命两手策略：一方面加紧对鲁迅进行监视、迫害、打击，通缉令直到鲁迅去世时仍未解除;另一方面他们也始终存有幻想，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机会，通过多种渠道妄图拉鲁迅转向。但伟大的鲁迅却岿然不动，横眉冷对反动派的一切阴谋诡计。反革命的两手策略，到头来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三、 鲁迅逝世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应变策略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鲁迅溘然长逝。这一消息震动了海内外，不仅国内广大群众深为哀悼，而且日本文化思想界也迅即作出了反应。

　　慑于鲁迅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巨大威望，当时在上海的国民党高层人士孔祥熙、上海市长吴铁城也不得不送挽联表示哀悼，以表明自己并非人民的敌人或进步文化的扼杀者⑦。

　　面对这一突然发生的情况，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了统一新闻报导的口径，曾下达“密令”，作为报导这一巨大事件的“指导”方针。其主要内容为：“一、鲁迅在五四运动时，提倡白话、创作小说于文化界自有相当之贡献，此点自可予以赞扬;二、自转变为左翼作家后，其主张既欠正确，著作亦少贡献，对于此点，应表示惋惜。至盲从左翼分子之无谓捧场文章，利用死者大肆煽惑，尤应绝对禁止刊载。”⑦由上可看出在新形势下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斗争策略，他们既忌恨鲁迅又怕失去民心，因此只好采取欲抑先扬的手法，貌似客观公允实则心怀鬼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势进一步高涨的情况下，他们不敢对鲁迅采取全盘否定、一概排斥的态度，只好暗地里设法控制事态的发展。

　　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这一“指导”方针一直维持到蒋介石集团逃出台湾、盘踞台湾时才有所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蒋介石集团怀着对人民的仇恨，对鲁迅一直采取全盘否定、一笔抹杀的态度。他们对鲁迅的作品不论小说、杂文、诗歌一律列为禁书，不许出版、不许流通，采取查、封、禁、堵的文化围剿政策。这一反动政策理所当然地遭到台湾思想文化界有识之士及广大读者的反对。进入80年代以后，鲁迅在国际文化思想界的影响日益扩大。1981年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时，不仅日本、前苏联举行了相当规模的纪念会、学术讨论会，连美国学术界也于9月23～28日在加利福利亚州召开了国际鲁迅学术纪念会，这是一次有相当影响的国际学术会议，美国和日本的学者在会上宣读了有很高质量的论文，这对台湾知识界是一次巨大的冲击。由于台湾广大读者及有识之士强烈要求客观、公正地评价鲁迅，公开出版鲁迅著作，终于迫使台湾当局在80年代末解除禁令，淡化对鲁迅的攻击、批判。人民的呼声、时代的潮流是无法阻挡的，仅1989年这一年台湾出版界就争先恐后地出版了三四种不同版本的《鲁迅全集》。同年9月25日的《中国时报》发表文章指出：“鲁迅是公认的中国近代的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而在台湾，中国新文学传统可说断层了四十年，如今《鲁迅全集》得以在台出版，乃是台湾文化界、出版界的一件大事。”台湾谷风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的序言指出：必须“以文学的眼光，历史的眼光，民族的眼光，世界的眼光来看鲁迅;如果仍然有人坚持以偏狭的政治眼光来端详鲁迅，那将是文学的罪人，时代的罪人”。上述言论不仅表明了台湾文化思想界、出版界许多有识之士的高瞻远瞩的气概，也充分反映了二千万台湾同胞的共同心声。

　　注　释

　　①鲁迅加入光复会的时间有两种说法。一说为1904年，一说为1908年。这里根据鲁迅的好友、也是光复会员的许寿裳所撰的《鲁迅先生年谱》定为1908年。

　　②陶成章字焕卿，故章太炎戏称为“焕强盗”。

　　③据徐彬如的文章《回忆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的情况》，邀请鲁迅到中山大学任教是由中共广东区委学委会提议，由朱家骅出面发电报邀请的。见《鲁迅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01页。

　　④鲁迅：《而已集·答有恒先生》，《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6页。

　　⑤⑥鲁迅：《而已集·略谈香港》，《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29页。

　　⑦鲁迅：《270623　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50页。此处“鼻”系指顾颉刚。

　　⑧鲁迅：《270919　致翟永坤》，《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74页。　　⑨鲁迅：《271014　致台静农、李霁野》，《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84页。⑦鲁迅：《二心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7页。

　　⑦《中统内幕》，转引自《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一期。

　　⑦沈醉：《军统内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49页，转引自《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一期。

　　⑦锡金的文章《鲁迅为什么不去日本疗养》刊载在《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一辑上。鲁迅1927年底受聘为大学院特约著述员，大学院是当时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1928年10月大学院改为教育部，鲁迅转为教育部“特约编辑”。

　　⑦增田涉1931年3月来上海，经内山完造介始与鲁迅相识。从4月11日起至7月17日止，增田涉每日下午到鲁迅寓所，听鲁迅为他讲解《中国小说史略》。

　　⑦《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26页。

　　⑦原信存北京鲁迅博物馆。

　　⑦胡风：《关于三十年代前期和鲁迅有关的二十二条提问》，《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四辑。

　　⑦此材料原载1992年8月15日的《文艺报》上，转引自《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一期王荆之《国民党“密令”和鲁迅研究》。

　　(作者：王敬文，男，1933年生，(武汉)湖北大学(邮编430062)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