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回声

——阮章竞的怀人诗作及抗战书写

阮援朝

1990年8月阮章竞（中）与魏巍（右）、王玉树在《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编委会上

在整理父亲的文稿时，看到了他生前没有发表过的一首诗和跋。这首诗以前读过，跋却是第一次看到。

《怀默君》

四十八年景犹存，

月照忠魂有皖音，

战死仍睁双怒目，

重新破阵入敌群。

头颅垫道下东海，

载歌万首呼日昕，

接力含山多子弟，

雄风当继陈默君。

抗日战争中，我与陈默君（金隆芳）同志同在太行山战斗。

1942年5月，日寇出动三万余人，兵分三路，向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发动“五月大扫荡”。25日，默君随后方机关转移，在辽县(今左权县)偏城青塔、南艾铺一带，与万余日寇遭遇。我时患伤寒，隔在东山，亲睹敌人发现是我领导机关，缩紧包围圈，并出动飞机六架，轮番狂轰滥炸。激战竟日，入夜，我军突围，陈默君同志壮烈战死在十字岭附近。是夜，我未离东山，见千山孤月，万树悲风，为战死者默哀！此情此景萦绕于心，已近半个世纪，直至衰年，仍历历在目。

今应中共含山县委之嘱，书此缅怀默君，并告其含山子弟。

1990年2月26日

捧读着父亲缅怀陈默君烈士的这首诗和跋，感觉文中所写情感澎湃，意境壮阔，令人心动。

1949年太行山剧团战友合影。前排左起：夏洪飞、赵子岳、阮章竞。右起：张振亚、常振华

陈默君烈士是安徽含山人，生于1912年，1930年入党，1939年到北方局工作，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东南分会《文化动员》杂志编辑，晋东南文化教育救国会秘书兼组织部长。1942年是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在整个八年抗战中最为严酷的一年，在同一场战斗中牺牲的还有左权将军和总部机关的许多干部战士。父亲因为是病号，按命令编成小组分散行动，才有了这隔山观战的一幕。

偏城战斗的次日，父亲他们一组三人在山上找了几个土豆充饥后，开始在日军“梳篦战术”的缝隙中穿插，试图归队。父亲的挎包里还带着他在三个月前的“年关大扫荡”时，开始动笔的剧本《未熟的庄稼》。这个剧本后由太行山剧团排演，并在1943年8月由太行新华书店出版，是父亲仅存的三个抗战时期作品之一。三人在林县摸到太行区政府隐蔽的山沟时，已经四天没吃过一口饭了。虽然伤寒复发，父亲还是略作休息，终于在第二天回到了太行山剧团。谁都没有想到，更大的考验在等待着剧团。

太行山剧团是个非战斗单位，有不少妇女儿童。1942年6月12日午后，剧团到达平顺县井底村，正在休息，突然与敌遭遇。密集火力中，战友在身边倒下，父亲也肩腿两处受伤。他指挥全团，跳入几丈高陡崖下的深潭里，冲出重围。鲜血和潭水浸透了挎包中的《未熟的庄稼》。剧团遭受重创，伤亡人员近四分之一。突围后，父亲经受了一次麻药失效的手术，转到武乡养伤，完成了剧本的写作，也听到了很多战友和乡亲遇难的消息。在武乡，他写过一首诗，歌颂一位普通的武乡妇女：

“胡蛮岭，土山梁，

芝麻绿豆的小山庄，

一棵古柏翠苍苍，

雷击电劈不焦黄。

胡蛮岭，姜四娘，

挺立高岩腰不弯，

不回日本话，不吃日本饭，

直面刺刀心不颤。

日寇扫荡太行山，

杀光、抢光、村烧光，

梳篦抉剔不分日夜，

山头抓住姜四娘。

……

发苍苍，姜四娘，

名字碰山叮当当；

手无寸铁不说话，

吓死有大炮机枪的日本狼！

岁月流水不回还，

吃甜别忘了谁制糖；

不提“三光”惨景别忘了伤，

别忘了千万个

没留下姓名的姜四娘！

1942年，日寇疯狂反复“扫荡”太行山，在抉剔清剿时抓着武乡县胡蛮岭的姜四娘。她坚贞不屈，最后饿死山上。1963年，我重访太行山时，夜晚闲谈提到姜四娘，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栩栩如生浮现脑际。记得当时我听到她的事迹后，曾写过一首短歌，但早已遗失。此夜座中有个同志还能唱出“胡蛮岭，姜四娘，挺立高岩腰不弯”一些段落。是夜，有感时光之易逝，人事之健忘，于是根据这些小节歌词的依稀印象，追忆下这首诗，以缅怀象姜四娘那样，许许多多宁死不屈又没有留下名字的太行山普通农家妇女。1982年7月，补跋”

就在1942年的那次“五月大扫荡”中，父亲熟悉的很多文化人牺牲了。他在回忆录中描述过半年前的一次聚会。1941年“秋季扫荡”开始时，父亲正从太行区委党校毕业，学员们分散归队。剧团流动性大，通讯缺乏，难以定位。他背着背包徒步走到太行山东麓邢台附近的六分区未遇。分区地委书记朱穆之派人用马把他送到了太行山北部的一分区。一分区的秦基伟司令员热情地挽留他多住几日再去找剧团。于是便有了陈默君做东的一次聚会。父亲写道：

“在总部，我们碰见陈默君。他邀我和我的妻子、高咏、陈赓夫人刘稚灵、陆耕吃肉。大家都互相开玩笑，争抢着肉吃，高咏落落寡欢，没有参与我们的玩笑举动。这次吃肉的几个人在1942年扫荡中有一半牺牲。除高咏外，陈默君和刘稚灵也于5月份遇难。陈默君是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议员，死时三十岁。刘稚灵同志只有二十六岁，是前方总政治部的干部，牺牲时正在党校学习。陈默君不大言谈，刘稚灵却生性洒脱，活泼。”

父亲还用了专门的篇幅来回忆高咏，为他的书生气，更为他牺牲的壮烈：

“高咏是湖北人。1938年在武汉参加了青年记者协会，任总会学术部干事，从事新闻工作，活动于重庆，桂林一带，尽力于报导敌后的抗日斗争。曾经多次赴前线采访，很勇敢。抗战初期，曾发表了《随粮代征》、《春天》两部长篇小说，是他计划要创作的《四十年代》第一和第二部。高咏到太行山后，担任许多文化职务，如晋东南抗敌协会分会理事等，并著有多篇文章。高咏很孤傲，对他带的小通讯员很严厉。我和王振华都很不以为然，因为通讯员年龄很小，又是贫苦出身，理应爱护。在当时，人们认为高咏有小资产阶级情调。41年秋，高咏已开始创作长篇叙事诗《漳河牧歌》，我没有拜读过。该长诗达万余行。42年5月完成后，高咏在反扫荡中背着书稿投入战斗。不幸在漳河一带身陷重围。他是于1941年以国际新闻社特派员的资格到晋东南根据地的。日本人见他胸前有国际新闻社的标记，要他跟他们一起行动。高咏严辞拒绝，并大骂日本人和汉奸。敌人以刺刀直逼胸前，他愤怒与日本人肉搏，壮烈牺牲，表现出了一个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威武不屈的民族气节。”

父亲近百万字的小说创作，完全是太行山抗日斗争的描写。除了1975年文革的干扰，每到抗战逢十的周年纪念，他都会写下抗战题材的小说，奉献在抗日战争的祭坛上。

1965年，他发表了中篇小说《清晨的凯歌》，并在1985年被改编为故事片《密令截击》上演。1987年是“七七事变”50周年，他把1963年草拟的“八年烽火太行山人物志”，改写成《抗日战争笔记新编》三篇，歌颂赵亨德、王小旦、郝福堂三位民兵英雄。其中王小旦一篇被《人民文学》退稿，未能与读者见面。1995年，他将另一位太行山少年女民兵的事迹写成中篇小说《白丹红》，却找不到出版单位。最终经北京市委干预，才得以在两年后出版。

1954年11月父亲开始了小说《太行山不会倒》的写作。这部90万字的长篇，直到1997年才得以出版了第一卷《山魂·霜天》。第二卷《晴岚》和尾声《青春祭》至今还是手稿。

我在父亲的文稿中还见到过2页散稿，上面的字迹断续，颤抖，有的墨迹不匀。那是1993年7月将《霜天》送人民文学出版社，8月23日得到最终的拒绝答复时写下的。一页上写道：“（横写笔已经没水了，还在写下去）有没有出版社愿出此书，不会影响我要把它写完的初衷和决心，不会影响我的决心。”“（换笔竖写）有没有出版社肯，都不会影响将此写完的决心。”另一页用很大字体分行写道：

向群山许诺

向青春许诺

青春无悔

许诺群山

青春无误

霜天晴岚青春祭

镌刻在群山。

凝视这两页多处有笔尖划破纸面的手稿，不禁悲从中来。我宁愿相信这只是一位解放区老作家的个人悲剧，而不反映其他。

坚持写完的即时手迹

铭记群山

抗日战争的情景，时时出现在父亲的诗歌中，俯仰皆是，不胜枚举。1963年重回太行山，遍访抗日故战场，他写道：

“长乐沟，神头岭，

东阳关，响堂铺……

多少这样的老战场，

今天遍地是花果树。

赤峪沟，黄烟洞，

桃花寨上桃花红。

痛歼敌人的老爷山，

漫山儿童在在栽青松。”

这八处地名后面，都藏有无数可歌可泣的流血牺牲。

走在新时期的太行美景中，他写道：

“十月秋山似火焰，

十月清溪水流绢。

溪畔来去寻马踪，

马踪不见听秋风；

忽见桥西拴马树，

正是当年夜袭点名处。”（《十月秋山》）

“秋色染山红，

秋雨山迷濛。

回忆战罢，解鞍溪水边，

卧看战马饮山泉。

深谷风袭人，

高山云飞腾。

闻道彭总，在此深山道，

鞍头草令，还击朱怀冰。”（《王屋山道写生》）

油画棒速写：五台山骆驼道。1980年8月作

随着岁月的流逝，晚年的父亲更加怀念和他在太行山一起战斗过的老上级。父亲在《太行山回忆录》中写道：

“1938年4月，太行山剧团成立两三天之后，就随朱瑞开赴长治(潞安府)。长治是晋东南历史上军事重镇。朱瑞同志把我们交给在那里的八路军民运部长黄镇同志。黄镇是经过长征的红军画家，对艺术十分理解，为我们购置彩绸布料、汽灯乐器等，将剧团装备起来。大幕布的图案是我设计，由团内女同志一针一线集体缝制的。”

黄镇逝世，父亲于1989年12月写了《告别黄镇同志》：

“潞安初见黄部长，

京华更识外交家。

戎马倥偬尘未掸，

手持青果植天涯。

肝胆如炬照人子，

胸怀似海映云霞。

画册鲸风波千里，

荧屏噩耗语声沙；

强使眼前非真事，

趋庭堂上面黑纱，

翠柏依依忠魂远，

漳水悠悠印月华……”。

李达将军在抗日战争时期任129师参谋长，组织实施了该师几乎所有对日作战。为了长篇小说《霜天》的创作，作者曾在1979年8月采访李达将军。将军给予很大支持，安排了相关指挥员参加的座谈会,对父亲的创作帮助极大。1993年7月19日，父亲写了一首悼念诗《送李达将军》：

“太行广布游击战，

淮海筹谋调风雷，

勒马江头向拉萨，

雄师百万扬军威。

刘邓首长左右手，

长胜大军参谋才。

悲送将军为云去，

漳河千古留光辉。”

冲过战火硝烟，与死神擦肩而过的青春岁月，成为了父亲的文学写作中，最重要的创作冲动。在太行山间有他生死与共的战友，有待他如亲生的房东大娘，还有他幸福的爱情。1997年他写给我们母亲赵迪之的悼诗这样开头：

“系马碾盘架，

倦卧卿怀下，

夏月白如纱。

千山外，

敌寇火舌，

卷啮万农家。”

抗日战争，是决定父亲一生最重要的历史时期，决定了他对爱好、对人生的根本态度。这场决定民族命运的伟大战争，就像回声一样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反复震荡，或低徊，或激越，嗡嗡隆隆，自始至终，余音不绝。他把书写这场战争，视为自己的历史宿命。

一个民族不但要有危亡时刻的不屈抗争，也要有战胜敌人后的深刻反思。文学必须担负起这样的责任。我的父亲阮章竞先生这样做了。在每一次对往事的回忆中，他都不会忘记提醒下一代：故事讲来是要你们记住，外国列强不会自动放下屠刀，也绝不会立地成佛。强大的祖国要青年一代去建设，去保卫。甜蜜的谎言万万不可听信！

新时期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以新的更为激烈隐蔽的形式展开，同样的利益攸关，同样要面对生死存亡。虽然历史的表象大为改变，仍需要新一代用和前辈一样坚忍不拔的意志去应对，去抗争。新一代必须挺起民族精神的脊梁，前辈们的文学经验必须继承，中国文学在建设强大国家的进程中不能缺位，不能退守。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胜利70周年之际被以空前的规模隆重纪念，愿父亲和他同龄战友们的魂魄能听到，后辈对他发出的战争回声，正在给予大声的回应！

（发表在《文艺理论与批评》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