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京师图书馆正式成立至国立北平图书馆时期，国家图书馆一直是我国学术研究的重要阵地，可谓名家辈出，群星灿烂。缪荃孙、江瀚、夏曾佑、梁启超、陈垣、梁启超、马叙伦、蔡元培、袁同礼、徐森玉、王重民、向达、刘国钧、赵万里、王庸、于道泉、谭其骧、孙楷第、谢国桢、刘节、梁启雄、张秀民、杨殿珣等，或对近现代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或是某一学术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与代表人物。抗日战争时期，这些学者有的已经过世，有的已经离职。然而，仍有一批学者在国难深重、颠沛流离的岁月里，历尽艰辛，履行着自己作为图书馆人崇高而又神圣的使命。本文选取其中几位，略述其事迹，以表达自己对先贤的一份敬意。

一、袁同礼：主持危局，调度有方

袁同礼

袁同礼（1895－1965），字守和，河北徐水人，1929年任国立北平图书馆副馆长（主持馆务），1943年任馆长，1948年起任职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直至逝世。在中国图书馆史上，袁同礼被誉为“我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先驱”。他是我国第一位受过专业图书馆学教育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又是一位治学勤勉、著述等身的学者。在其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工作期间，他始终关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事业。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东北问题日趋严重,他即要求参考部门成立国际问题研究室、边疆文献研究室,供应必备的参考工具书。同时，还应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要求,提供东北历史与现状的相关文献。1933年，国民政府外交部罗文干部长还亲自致函袁同礼，感谢国立北平图书馆提供的南沙群岛地图等资料，作为政府维护领土主权的参考。

袁同礼认为，图书馆“为中华文化之宝库，作中华学术之重镇”。他十分重视馆藏建设。抗日战争时期，他以过人的智慧和勇气，为国家保存和抢救了一大批珍贵的历史文献。特别是在善本古籍的采访方面，他更是不遗余力。他组织馆员在各地抢购散于民间的善本古籍，通过访求、搜购、传抄、影印等方式，先后收藏了会稽李氏越缦堂、上海潘氏宝礼堂、聊城杨氏海源阁、广东伦明等藏书家的旧藏。此外，他还收藏了梁启超饮冰室藏书数万册,以及大量手稿、墨迹、金石拓片等。他还多次利用出国考察机会,查访《永乐大典》残书,将其拍摄回国；派王重民、向达等赴英法等国查访敦煌文献及其他珍贵历史文献,把所见敦煌写卷拍摄回国。他还组织人员撷取馆藏善本精华，分批次装运南下保存，在上海沦陷后，将部分馆藏转运至美国，寄存于国会图书馆，使其免遭兵燹之厄。

袁同礼还以一个历史学家的清醒意识，号召人们注意对抗日战争文献的搜集与整理。1939年1月，在他的倡议下,国立北平图书馆与西南联合大学合作，成立了“中日战争史料征辑委员会”。征集的范围，不仅有直接关于中日战争的，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交通、教育等方面资料。这项工作成绩非凡，据统计，仅昆明一地，就入藏中文图书5180种，小册子400余件，杂志2350种，报纸169种；日文图书520册，杂志120种，报纸8种；西文图书1923册，杂志373种，报纸49种。抗日战争时期，国立北平图书馆先后在昆明、重庆两地设立办事处，袁同礼派万斯年、周汝诚等人赴各地访求传抄，搜集到大量西南地方文献。仅以方志为例，到1945年6月，计入藏四川省志276种，云南省志93种，贵州省志34种，广西省志24种，西康省志15种。

二、王重民、向达：赴欧访书，奠基事业

向达

王重民（1903－1975），字有三，河北高阳人，1929年到国立北平图书馆工作。1934年至1938年，他以“教育部派考察图书教育”官员身份赴欧，搜集与研究我国流失海外的文献资料。1939年，他应美国国会图书馆远东部主任恒慕义（Arthur William Hummel）之邀，前往鉴定一批中国善本。1941年12月由美返沪，将馆藏一批珍贵文献秘密运往美国，寄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1947年归国，回到国立北平图书馆，并在北京大学兼职。1948年底，因袁同礼去职赴美，他代理馆长之职。新中国建立后，他被任命为北京图书馆副馆长。1952年，他辞去北京图书馆职务，到北京大学工作。向达（1900－1966），字觉明，土家族，湖南溆浦人，1930年到国立北平图书馆工作，任编纂委员会委员、写经组组长。1935年（因故推迟），向达赴欧洲访书，主要是寻访关于中西交通史、敦煌遗书、汉籍及俗文学写卷等历史文献，并于1938年携数百万字文献资料归国。王重民与向达均系一代学术名家，在敦煌学、目录学、图书馆学和中西交通史研究领域方面，成就卓著。

王重民、向达赴欧洲访书，很重要的目标，就是散失在欧洲各国的敦煌遗书。1934年8月，王重民到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主要是搜集敦煌遗书、明清间天主教士华文著述、太平天国史料与古刻旧钞四部书罕见传本。1935年夏，他前往德国柏林普鲁士图书馆，搜集中国古书罕见本与太平天国文献，次年又往梵蒂冈图书馆阅读明清之际来华天主教士的一些译著。1938年，他与向达同赴伦敦博物院图书馆，访求该馆所藏敦煌遗书。他还将所见敦煌遗书中价值较高者摄制成缩微胶卷，同时对所见敦煌遗书撰写了叙录，即《巴黎敦煌残卷叙录》（第一、二辑，1936、1941）和《伦敦所见敦煌卷子群书叙录》（1947）。

向达赴欧后，先到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帮助整理中文图书。1936年秋，他到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院，研究敦煌文献和太平天国文书。1937年冬，从伦敦赴巴黎，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继续研究敦煌文献和明清之际来华天主教传教士文献。在此期间，他还抄录了大量敦煌文献和其他重要文献，并为国立北平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各摄制了一套英国各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与此同时，他还撰写了《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瀛涯琐志》等学术著作，由此确立了其在敦煌学界的重要学术地位。

1939年，王重民应邀赴美国国会图书馆，除帮助鉴定一批中国善本，还撰写了大量善本提要。在运往美国国会图书馆寄存的善本古籍抵达后，他即着手对其进行整理，撰写提要，制成缩微胶卷。实际上，王重民在撰写善本提要方面的成就至今无人超越，由其夫人刘修业整理出版的王重民著《中国善本书提要》，收录提要4400多种；其后，《中国善本书提要补编》又增补780余种。对于王重民所撰善本提要，谢国桢先生曾说：“对于记述书籍存亡的簿录之学，能够详其渊源，如数家珍，为研究史学史作了奠基工作，为学术界开辟了新的途径，功绩实在不小。”

三、万斯年：深入边陲，抢救文献

我国西南地区地形险峻，民族众多，其历史文献向来较少受人关注。抗日战争时期，国立北平图书馆先后在昆明、重庆设立办事处，开始广泛搜集西南地区历史文献。这项工作，主要是由万斯年(1908-1987)先生完成，可谓成就卓著。万斯年于1931年来馆，1951年调离，是著名的文献学家、历史学家。抗日战争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所谓“文化人”，以科学考察的名义，活动于我国西南地区，对于当地历史文献虎视眈眈。为抢救这些珍贵文献，万斯年冒着生命危险，只身深入民族地区,为国立北平图书馆搜集到大量行将遗失或被外国人掠夺的珍贵历史文献。据马学良先生回忆，当时还有一个小插曲。彝族自称“纳素”或“馁素”,旧时书上曾称为倮㑩，彝族认为这是一种蔑称,尤其在所谓土司官家面前，更不能称其为倮㑩。万先生因为不知，在与土司交谈中,曾以倮㑩称呼,险些丢了性命。

万斯年抢救的西南民族文献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云南丽江3000余帙纳西族东巴文经卷，这是美国人洛克（Joseph Rock）劫余珍品。洛克于1922年到达我国西南地区，以丽江为总部,先是以植物学家身份采集植物与飞禽标本，后来逐渐将兴趣转至纳西族及其文化研究，在丽江居住长达27年。洛克带回美国的纳西文经卷，现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二是在云南武定、禄劝一带彝区搜集到的彝文文献。这批文献是万斯年在马学良先生协助下前后经过一年多协商，于1943年从武定县那安和卿土司家购得的彝族典籍，共计535册，其中彝文写经507册、彝文卷子1轴、彝文刻经15册、汉文档册12册、彝文刻版15块。万斯年先生收购入藏的这批彝文古籍，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如明代木刻本《劝善经》、明嘉靖年间抄本《彝文六部经书》等，均为稀有珍本。

四、赵万里：保护文物，不顾安危

赵万里

赵万里（1905－1980），字斐云，浙江海宁人。1925年毕业于东南大学中文系，赴清华大学国学院任助教，1928年6月来馆，此后一直在国家图书馆履职，长达半个多世纪。他一生著述颇丰，尤精于版本之学。著名藏书家周叔弢先生云：“斐云版本目录之学，既博且精，当代一人，当之无愧。”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立北平图书馆南迁，赵万里与王访渔、顾子刚等作为留守人员，在北平沦陷后仍然坚持工作。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停止向馆里支付经费，而原先具体负责此事的司徒雷登也被日军囚禁，国立北平图书馆被伪教育总署接管。赵万里与其他留守人员“处于敌伪势力压迫之下，八年举步荆棒，备尝艰苦，不辱使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们不仅使馆藏文献基本无重大损失，而且还千方百计搜购书籍，支援大后方文化事业。为此，袁同礼先生在抗战胜利后还专门向国民政府教育部报告，请求予以嘉奖。

由于东南数省相继沦陷，大批古籍或被日军劫掠，或毁于战火，不少珍贵古籍散入上海旧书市，其中善本更是成为一些市侩书贾猎取目标，重价转卖给外国人。赵万里不顾个人安危，几乎每年都要赴上海，想方设法搜购善本古籍。其中，郑振铎等驻守上海孤岛的有识之士于1940年1月发起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1941年4月收购明代藏书家赵琦美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这是收录我国古代戏曲最多的珍本秘籍，共242种，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此书收购后，即送至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保存。赵万里虽未直接出面参与收购，与有力焉。赵万里对《永乐大典》也颇多贡献。在目前仅剩的400余册《永乐大典》中，国家图书馆收其半数，除国家调拨、藏家捐赠所得外，相当一部分是搜求所得，而贡献最大的，则是袁同礼、赵万里。赵万里还主持《永乐大典》辑佚工作6年，辑佚史部、子部、集部与方志等文献达208种。由于这项工作是在日伪统治和经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进行，这些成绩的取得实属不易。

五、张秀民、杨殿珣：忠于职守，钻研学术

张秀民（1908－2006），字涤瞻，浙江嵊州人，1931年从厦门大学国学系毕业，来馆工作，直至1971年退休。退休以后，他隐居嵊州乡下，坚持学术研究，成绩斐然。他是我国著名的印刷史专家、目录学家，对越南史也有深入研究。钱存训先生说：“张秀民先生新作《中国印刷史》的出版，不仅在这一专题的领域中，丰富了我们的知识，弥补了这一方面的缺失，即对中国文化史和科技史的研究和了解上，也增加了一节重要的篇章。”并称此书“将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

到国立北平图书馆工作以后，张秀民被分配在中文编目组，从事古籍编目工作。编目之余，他阅读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卡特（Thomas Francis Carter）所著《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便立志要写出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中国印刷史》。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国难当头，他感到平时所从事的版本目录只是书皮之学，对国家兴亡无实际用处，遂改弦易辙，转而研究越南史。由于当时国人对于越南史地了解很少，于是他便从馆藏中辑录成《安南内属时期职官表》《安南内属时期名宦传》两书。张星烺先生在为《安南内属时期名宦传》一书所作的序中，称其“可作一剂爱国药”。此后，他一直没有放弃中越关系史研究，是国内该领域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杨殿珣（1910－1997），字琚飞，河北无极人，1931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预科班毕业来馆工作，直至1984年离休，是著名的文献学家、目录学家。一开始，他协助王重民先生编制图书索引，成果有《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石刻题跋索引》等，后调至中文采访组、庶务组、金石组等部门。北平沦陷以后，馆务几乎陷于停顿。杨殿珣先生回忆说：“日本宪兵队接管了北图，将图书馆划归当时的伪政府教育总署管辖，周作人被派来当馆长，但实际上他有名无实，很少顾问具体事务”，“那时大家都是混日子”，“能活命就不错”。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始终没有放弃学术研究，以整理和研究金石文献为主，他陆续发表了《石经论著目录》《佛教石经目》《宋代金石书目考》《宋代金石佚书考》等多部论著。其中1940年出版的《石刻题跋索引》，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收录有关石刻题跋目录134种，石刻条目4万余条，为我们利用古代石刻资料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类似张秀民、杨殿珣这样在抗战时期不畏艰险、潜心学术的学者在当时并非鲜见，在他们的身上体现了图书馆学人崇高的思想情操。

余论：离职同仁，气节可风

陈垣

陈垣（1880－1971），字援庵，又字圆庵，广东新会人，著名学者。1922年1月至1922年6月，他以教育部次长兼任京师图书馆馆长；1928年5月至1929年5月，任国立北平图书馆筹备委员会委员，负责馆务。陈垣先生在回忆治学经历时说：“九一八以前，为同学讲嘉定钱氏之学。九一八以后，世变日亟，乃改顾氏《日知录》，注意事功，以为经世之学在是矣。北京沦陷后，北方士气萎靡，乃讲全谢山之学以振之，谢山排斥降人，激发故国思想。所有《辑覆》《佛考》《道考》《诤记》《表微》等，皆此时作品，以为报国之道止此矣。所著已刊者数十万言，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皆托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耳。” 以《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为例，此书也是陈垣先生的代表作之一。这本书中，自始至终贯穿着他的爱国思想。如在著录《历代三宝记》时，他指出：此书的特色在于“纪年”，即对北朝历史纪年，仍然以南朝为基准，以显示汉民族在历史发展中的正统地位。在著录《高僧传》时，他对江革（南朝梁大臣）义不仕魏的事迹特加引述，称其“忠贞”，于写实中别有寓意，表达其不愿当亡国奴、保持民族气节的爱国情怀。据刘乃和先生回忆，当时日本宪兵派“学者”来游说，以生死相威胁，陈垣先生答以《孟子》所说的“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 表达了其崇高的民族气节。

孙楷第（1898－1986），字子书，河北沧县人，系陈垣先生得意弟子，著名敦煌学家、目录学家、戏曲理论家。孙先生于1931年来馆，1941年底调离。1931年9月他被派往日本访书，回国后撰写《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开创了中国小说目录学的先河。在馆工作期间，孙楷第曾应日本东方文化协会邀请，参加编撰《续修四库全书总目》，负责撰写其中的小说、戏曲类书目提要。至抗战爆发，他已完成提要400种。由于国内时局变化，他断然拒绝与日伪当局合作，并中止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撰写。1938年春，日本京都大学计划编纂《中国小说戏剧辞典》，拟请他担任编辑，也被他拒绝。此后，他又几次拒绝日本汉学家盐谷温邀请，不会参加其在北平举行的日中文化协会例会。国立北平图书馆被日本宪兵强行接管后，他毅然中断了自己的研究工作，弃职家居，靠卖书或亲朋接济度日。

刘节(1901-1977)，字子植，浙江温州人，历史学家，所著《中国史学史稿》，被白寿彝先生誉为“必传之作”。1931年从清华大学国学院毕业，来国立北平图书馆工作，曾任金石部主任，1935年离职。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出于民族大义，离开北京，将妻室安置在温州老家,只身奔赴四川，先在成都金陵大学文化研究所任职，后赴重庆。当得知其岳父钱稻孙（曾在国立北平图书馆任职）出任伪北京大学校长，他深以为耻，即辞去重庆大学教授之职，卖文疗饥，茹苦明志。滞留重庆期间，得到国立北平图书馆等机构接济，他仍坚持学术研究，完成《历史论》《人性论》《中国古代宗族移植史论》等多部学术专著。在1939年日记的序言中，他这样写道：“凡是力量充实的总是始终一贯的，中途变节就是灭亡的象征。”其高风亮节，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