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苦旅

——阮章竞小传

陈培浩阮援朝

一、从中山到上海（1914-1937）

中华民国建国后三十年，正是中国经历现代转型，无数中国人在荒芜和希望中实践振兴中华梦想的三十年，也是中华民族和国家困境日益深重的三十年。此间，阮章竞也完成了从偏远小乡镇的爱艺少年到报国向太行的热血青年的转变。在寻个人出路的过程中，他从小县城中山走向大都会上海；在寻民族出路的过程中，他又从大都会上海毅然走上环境艰苦的太行山。

1象角村里爱画画的孩子（1914-1934年6月）

1914年1月31日（旧历甲寅年正月初六），广东香山县沙溪区象角乡新亨街上，卖鱼人阮达彬家里传出婴儿响亮的啼哭，阮家迎来了第六个孩子。这个被父母取名阿竞的男婴，正是日后的著名诗人阮章竞。

这一年，香山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胜利已经2年有余，乡人中无数青史留名的人物郑观应、容闳、王云五、唐绍仪……使这块地处珠江口西岸的土地，在平静表象下暗藏着时代的大变局。

香山这个好听的名字，是因北面的五桂山繁花似锦，芳馨四溢而来。这座灵山挡住了从太平洋进入陆地的气流，保护着这片土地从不受台风的肆虐，赐给一代一代从北方迁徙过来的人们一片富饶美丽的热土。黄色的土地文明和蓝色的海洋文明交织出了香山特有的文化性格：务实、冒险、善思、精干、敢为人先。

移民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根深蒂固的家族寻根意识。从这里走出去的游子如一只被故乡放飞的风筝，无论飞得多高，牵系心灵的线依然在故乡手中。象角村中的各姓祠堂，就是人们祖祖辈辈传递“怀宗念祖，爱国爱家，乃做人首义”的课堂，对于阿竞来讲，也是他的艺术启蒙之地

阮章竞对美术的喜爱与生俱来。在邻居老阿婆的绩麻篮边，家乡的一山一水都化为优美的童话故事：“广东有三条大江，是三条银光闪闪的白龙，从东、从西、从北合在一起奔向我们这里，抖动的龙须化成了大大小小的河流，最后白龙把嘴巴向南伸进广阔无边的南海里。”在老阿婆的口中，狮山右侧的圆山包是狮子逗玩的绣球；观音庙后山有神仙留下的石脚踪；鹅瘤山尾端原来有能流出白米的岩缝……

在晒谷场上和土地堂前，人们讲三国水浒西游记，隋唐岳飞方世玉。村子庙宇祠堂中的壁画、石雕、砖刻，庙会竹棚上的绘画，山水人物花鸟龙鱼，全附会着说书人的故事。每逢节日，庙宇祠堂挂出许多字画，令小小阿竞一看就是大半天。集市上捏面人、刻图章的手艺人，都是阿竞围观的对象。

阮家的11个子女，让这个家庭不堪重负，终年辛勤劳作，只能勉强糊口。但在香山，即便是中下等人家，也懂得要让男孩子去读几年书，能写信记账，为谋生准备一些文化知识。

6岁时，阿竞就向父母提出上学的要求。但是家里穷，他的读书梦并不能马上成真。争取了三年，父亲终于答应让他读书，虽然他只能上附近的“鼐琨学校”——一个以前的私塾适度“放脚”而成的新学校，但还是把他乐坏了。

只有一名教师的鼐琨学校鼓励学生早上学。教室入口，悬挂着一块名牌，谁先到校，挂上自己的名牌，就被称为勤学生。阿竞每天天不亮就去，他的名牌，几乎每天都挂在第一的位置上。

小小年纪，阿竞已经懂得为父母分忧。春蚕时节天不亮，他就跟着邻居妇女渡河去采桑；夏天到禾田里拾螺捉螃蜞，在河里吊虾戽鱼，趸来番石榴去卖。阿竞卖东西很快，大人们都说他人缘好，其实是因为要价不高，足斤足两而已。砸石子和担砖是重活，可挣钱多，阿竞也干。做活赚的钱，都用来补贴学费，买文具颜料和画纸。

然而好景不长，校长兼教师卷入了一场抽大烟风波被关起来，不久病故，学校也散了。不死心的小阿竞百般央求，父亲终于答应让他进新派的作新学校读书。

学校有位代课先生叫阮赓扬，阮章竞在他那里看到了《芥子园画传》。这部画传山水册中的《独树老夫家》，是阮章竞学山水画的头一张，给他爱画的心浇下几滴艺术的甘露。作新学校只有四个年级，他12岁就读完了。随后在一家私立的“树人学校”读了五年级。虽然他还想学这个想学那个，但父母早已经积极拜托亲戚朋友、街坊邻居为他找出路了。他跟父母说，当学徒就要去油漆店，那里有画工，因为他爱画画。

13岁这一年端午，他被送到涌头村两合油漆店当学徒。学徒的一天，是陀螺一样不停转动的一天。老板娘为他安排的工作足以塞满一天的每个间隙，阮章竞回忆录中将老板娘的“岗前培训”描绘得活灵活现：

每天5点钟起床。起床以后，先烧好水，再去买菜。这是大门钥匙，早上出门一定要记得锁门，要是贼进来偷了东西，我要问你的！买菜回来，拆下门板，敞开铺面，扫地抹桌椅，做早饭。吃了早饭担着家生跟师傅们去做工。近的地方，记得11点回来做午饭。收了工，吃了晚饭，洗刷好锅碗，赶快把担回来的油盆油桶刮洗干净。有时早上，要去杀猪铺取猪料，取回猪血打成料，一会我叫他表哥林焕（指老板的外甥）教你；晚上熬桐油时，师傅会告诉做什么事。如果请来画工，记得晚上要给他端水洗脸、洗脚。可不要叫了才干、不叫不干！记住吗？[阮章竞回忆录《故乡岁月：少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10月]

忙碌的学徒生活并没有阻挡阿竞学习的脚步和热情：晚饭后只要不熬桐油，他就躲进属于自己的半间阁楼读书学画。楼下传来掷骰子、推牌九的笑骂声，根本干扰不了他。老板嫌每晚熬油耗费太大，阿竞就把油灯藏在木箱里，老板来了马上吹灭。过了一段，老板每次打麻将回来总闻见煤油味，又追问起来。阿竞就把大门闩起，老板回来敲门，他可以大摇大摆地端着灯去开门，一点也不怕老板怪罪了。

当学徒的第二个夏天，阿竞染上了红白痢疾。开头，他不懂这病的厉害，还是照样做完饭，担完水，就挑着四五十斤重的大箩头去外乡干活，顶住不出声。这样时好时坏，天天夜里都要爬起来上五六回厕所，拖了一两个月下来，人瘦了，腿软了，身体被痢疾拖垮了。

师傅们都在为他担心，可是悭吝的老板从不关心询问。师傅终于看不下去了：

“不赶快叫阿竞回家治病，出事你可不好担待哩！”

老板终于答应他回家治病，却一文钱也不肯给。其时已是秋天，在西风飒飒、黄叶纷飞的天气中，阿竞拖着虚弱的身子，一路走，一路屙，一路歇，好不容易走回了家，软瘫无力，倒在板床上。家里借债为他治病，却没有断根，慢性腹泻折磨了他一生。

老板家的刻薄，让阿竞几次萌发中断学徒生涯的想法，但他终于忍到了三年期满，又被老板要求留下傍师。到了大年三十，阿竞大清早就收拾好东西等着老板给工钱。老板家的年货早买回来了；祖先牌上的花翎已插好了；春联等着糊就是了；给孩子的炮仗也买了，怎么就想不起来小徒弟要回家过年呢？直等到太阳偏西，老板才磨蹭着拿出三十元双毫作为傍师的工钱，另给三元赏钱。拿着这平均一天一毛四分的工钱，阿竞向家里飞奔。晚年的阮章竞回忆道：

父亲高兴得不得了，打开用纸卷成三条的三十元钱，和没有包的三元赏钱，一枚一枚，丁丁当当地在桌子上掼了一遍，挑出十来枚双毫说：

“这两元多钱，都是假双毫仔（假银币）。”停了一下，父亲又满足地说：“假就假吧！总是阿競挣回来的！”

妈含泪说：“三年多了，阿競总算是熬到头了！”

我第一次能挣钱回家，给父亲母亲带来了多大的欢乐啊！[阮章竞回忆录《故乡岁月：少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10月]

出师后，阮章竞成了正式的油漆工人，附近的一些“事头”或师傅会来请他干活。开始主要是做漆工，后来由于他能画，渐渐也有人请他去当画工。自己能挣点钱，生活和学习条件有所改善，他习画更勤了。偶尔有机会到广州、香港、澳门去做工，年轻的油漆画匠慢慢地积累着阅历。

有一回他听说石岐刚举办了一个三人画展。其中一个是从上海回来的肖剑青。当时的上海已是中国乃至远东的大都会，著名的十里洋场，同时也是文化极为发达的地方。在中山少年阮章竞眼里，那是个人材荟萃的地方。南京路上的新新、大新、先施、永安四大百货公司都是中山籍商人所经营。又听说肖剑青才二十来岁，曾留学日本，更使阮章竞心生向往。

不久，得知肖剑青在石岐办了一个“天涯艺术学院”，阮章竞歇工两个月做了这个名不副实的“学院”的学生。这里没有给予阮章竞完整系统的美术训练，除了临摹几张西洋画明信片之外，也就是认识了一个小小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为他打开了观看外面世界的一扇窗户。

《金色的海螺》部分版本

2闯荡上海滩（1934年7月——1937年12月）

1934年上半年，中山的经济越发不景气，工作机会越来越少。思来想去，阮章竞决定到自己最向往的城市——上海去。天涯艺术学院的学友刘凤雏也愿同往，二人于是给肖剑青写信，表达投奔之意，肖却回信委婉拒绝。二人感到家乡实在呆不下去，不如先斩后奏，去了再说。二十岁的阮章竞，带着从小就有的美术爱好和画工技能，带着改变命运的愿望，带着一点点新文化的知识，带着勇敢和善思的个性，正走在一条他自己也不知所终的道路上。

1934年7月13日，阮章竞来到了上海的时候，口袋里只剩下了一块钱。肖剑青还是“讲友情”的，夫妇一起到码头迎接，尽礼数却又含蓄地表明了难处，但最后还是把他们安排在一个亭子间。初到上海时，阮章竞们要仰仗肖剑青介绍工作。肖剑青当时在新新公司当美术部部长，部门中尚有两个空缺，一个薪水20元，一个薪水15元。同去的刘凤雏以家庭负担重为由，毛遂自荐要了20元的职位；肖剑青的弟弟说不想再在哥嫂家白吃饭了，要了15元的职位。这两个职位都需要绘画，阮章竞去最合适，但他一看这形势，就不吭声了。

第一次找工的表现，也隐约透出阮章竞个性的“澹泊”，他是一个在利益上懂得退让的人；在现实利益之外，他有自己更大的追求。

没有固定的工作，但每月必须要挣够七、八元钱才能生活。肖剑青有时介绍些零活给阮章竞。一开始搞过一个街心公园咖啡厅的广告，阮章竞把前后墙壁都染成了天蓝色，并画了许多云彩、海鸥，老板很满意，说他很有想象力。短暂的快乐无法掩盖生存的压力和前途的渺茫。一次他不听劝阻，借酒浇愁，结果是烂醉如泥，找黄包车拉回了亭子间。

初到上海，十里洋场的三教九流和光怪陆离让阮章竞这个中山小青年“惊诧莫名”。他的回忆录中描述了这种震惊体验：到处都是土耳其浴室，妓女在街上公开拉客；破产农民在城里当仆人，随时可能被欺骗和欺负；外国人和外国驻军享有各种特权，日本兵开着摩托车横冲直撞……这些复杂的体验刺激着他的底层和民族情感。

在上海，他见识了以前从未见过的各式人等：相邻亭子间夜出昼歇的舞女，中产阶级私生活的混乱，浅薄自大的小资文人，都令他隔膜失望。他接触得更多还是跟他一样的下层打工者，这些人大部分有家有口，希望来上海找更好的出路。可是他们的工作却脆弱如飘萍，随时都会被一阵变故的风吹没了。

没有工作时，阮章竞就跑到书店去看书，还到一个私人学校报了名学外语。当时他常去的有开明书店、生活书店和《申报》流动图书馆。也向朋友借旧书来读。拿到《新青年》、《译文》、《世界文学》等进步书刊时，他连每本的标点都看了。此时，阮章竞也有零星的创作。短篇小说《割稻的故事》以“啸秋”的笔名发表在南京一家报纸；以后又用“小农”、“野夫”的笔名，在《青光》文学杂志上发表了诗歌《故乡》及漫画《林肯的故事》。

积弱的国家，困顿的个人命运，都刺激着阮章竞。初到上海之际，他虽然还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但是求知识、求新知的过程，却让他的生命跟革命活动渐渐产生了交集。

1934年秋冬的一天，阮章竞在街头意外邂逅同乡李思庸，志趣相投，同乡之谊在异乡被放大。李思庸介绍了很多革命书籍给阮章竞读，两个人来往渐密。后来还搭伙干起了广告：李思庸“跑街”，阮章竞在家画，碰到复杂的活儿，阮章竞再找人帮忙。

在李思庸的介绍下，阮章竞开始接触了一些左翼革命者，如一个徐姓的流浪汉：

台山人，思想进步，但也嫖过日本妓女。徐自言年岁已大，是个单身汉，各种生活都过过了，但他对自己采取批判的态度，认为这并不好。他思想左倾，也传播些共产党的左翼刊物，本身也可能就是左翼革命者。[阮章竞回忆录《异乡岁月：大上海》，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年1月]

时代的潮流和底层的身份推动阮章竞走向了左翼革命的道路。

1935年夏天，阮章竞贫病交加，“生活更难”了，他住到了另一位中山乡亲开的菱花照相馆，免费为老板搞些设计，以换取个人的吃和住。同时积极地投身各种社会活动：学习世界语，参加救国会，并被世界语歌咏班推选到立信歌咏班学习指挥，在那里结识了吕骥、麦新、孟波等音乐家。阮章竞很快成为救亡歌咏活动的骨干力量。1935年底到1936年间，他被派到杨树浦和四川北路的歌咏班教唱救亡歌曲。这时他有幸结识了冼星海——一个影响了阮章竞艺术和思想理念的大音乐家。

在培训指挥的歌咏学习班上，洗星海发现阮章竞的嗓音很好，又同为珠江口西岸老乡。阮章竞仰慕老师的才华，提出上门求教，冼星海欣然应允。之后他们过从甚密，情同家人。一九三七年，在纪念柴门霍夫创造世界语五十周年时，冼星海为阮章竞写的《纪念柴门霍夫先生》的歌词谱曲，并鼓励他在纪念会前排练和演出。

在纪念会前，感到这是先生为了鼓励我而谱的，我不好意思和先生的名字排在一起，所以没有写上节目单。星海先生到会了，看了节目单就找我，问为什么没有我写的那首。我如实地把我的思想告诉他。先生却笑着说：“怕什么？还是唱！”唱过之后，先生过来对我说：“不错嘛，效果很好嘛。”我知道，这又是先生在为我树立信心！[阮章竞：《忆星海先生》，《北京音乐报》1986年4月25日、5月10日第三版，新文化史料1987年第1期。均有删节。]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在中国空军出击轰炸日本“出云舰”的那天，阮章竞一进先生的家门，正看见冼星海站在钢琴前，沉着脸在思索。他突然弹响一个复合音问：“像不像大炮声？”阮章竞回答说很像。他又弹响了一个更大更沉重的复合音问像什么，阮章竞回答说像飞机投弹的爆炸声。冼星海捕捉、模拟飞机出击的战斗气氛和爆炸声响的创作过程深深打动了阮章竞。冼星海给予阮章竞的不单是具体的音乐知识，还有强烈的民族情怀。

冼星海随演剧队离开上海时，还再三嘱咐阮章竞常去看他母亲。但阮章竞很快也随救亡流动宣传团离开上海。在整个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期间，身在太湖一带活动的阮章竞，耳闻目睹了惨烈的厮杀和痛苦的失败。11月12日上海沦陷时，同伴们开始讨论投奔八路军的问题。南京保卫战打响前，他在苏州——日军向国都推进的前锋线上。就在日本飞机轰炸南京中华门的12月10日，阮章竞从浦口渡江到北岸，辗转来到武汉，与冼星海重逢。那时冼星海正在筹备中华全国歌咏协会，希望阮章竞到武汉大学去开展活动。阮章竞决心不止于慷慨悲歌，而是要血洒疆场，冼星海支持他的选择，委托桂涛声领着阮章竞到太行山找八路军。

12月26日一早，师生俩来到江岸车站，在小摊上一起吃了锅贴。上车前洗星海脱下自己的呢大衣披在衣着单薄的阮章竞身上，挥手告别，并相约在延安再见。

坐在火车上，阮章竞的心情就像车窗外的沉沉夜色，易水寒风的北上抗日壮怀被深深的忧愁笼罩了：

想到南京纷乱的环境，溃败的军队，逃难的百姓，丧失生活能力的伤兵和挤不上船在江水中漂浮的渡江者，想到被日本人的飞机和大炮炸翻的木船，以及三十万死难的同胞，想到国土被敌人侵占，同胞被枪杀，姐妹被凌辱，顿时心如刀绞，悲愤填膺，几于潸然泪下。[阮章竞回忆录《异乡岁月：大上海》，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年1月]

谁能抗日？谁能救中国？

1936年6月在上海给大哥阮文伟的照片

二、从太行山走上文学殿堂（1937——1956）

从武汉出发的阮章竞，几经辗转来到太行山抗日。直到1949年随军进北京城，他在太行山革命队伍中呆了十二年时间。其间他从一个二十出头的热血青年成为一个经过战火、受过创伤、接受过考验、体味了人生并跨越过而立之年的革命文艺干将。他写出了代表作《圈套》、《赤叶河》、《漳河水》，成了新诗民族化最有力的探索者。共和国建立的前几年，他先后在华北局文艺处、中国作协任职。革命胜利的喜悦之余，他也渐渐为频仍的政治运动所困扰。

1937年阮章竞(中排右二)参加全国歌咏协会筹备委员会与冼星海(后排左一)、张曙(前排右二)等合影。

1找八路，上太行（1938年1月——12月）

1937年12月28日晚，桂涛声、阮章竞一行乘坐的火车来到了黄河岸边，他听到车外溃退的国民党军队争相过桥，传来阵阵咒骂和零星枪声；难民队伍里的老弱妇孺被挤来挤去，时时发出尖厉的哭声和号叫。亡国之痛，漂泊羁旅之苦，令他的心情如车窗外漆黑的夜色一样的沉重。

第二天，他们从豫西修武县的兵站乘汽车经清化县上山。崎岖山路上艰涩喘息的引擎，伴着拖家带口，徒步进山的难民队伍，他看到路边窑洞旁，一群数九寒天却光着屁股的赤脚孩子，营养不良的脸上拖着长鼻涕，好奇的眼睛沾满眼屎，伸出冻得红肿的小手，试探着去触碰正在费力爬坡的汽车。作为生长在南国的贫家子弟，原以为自己早已领略了生活的不幸，初上太行所见这苦难的一幕，让阮章竞深为震撼。

车到山腰，在清晨旭日中，俯瞰黄带子般漂浮在茫茫天际的中华母亲河，仰望雄浑的太行主峰棋子岭，跺着冻僵双脚的阮章竞还没有想到，这大山大河之间的土地，从此将成为他一生魂魄所依，情思所系的第二故乡。

经过在国民党游击军和陵川地方武装4个月的短暂盘桓，阮章竞终于在晋城见到了八路军总部联络部主任兼军事部部长朱瑞将军。这位后来被称为“解放军炮兵之父”的儒将，对阮章竞十分赏识，随即派他参与组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晋冀豫边区太行山剧团”（简称太行山剧团），担任剧团的艺术和政治指导员。

就在这个文艺团体里，阮章竞迈出了他文学生涯的第一步。

成立之初，剧团以阮章竞擅长的歌咏声唱节目为主，他也导演排练了几个外来的剧本。但这些剧目的内容离敌后战争的现实太远，朱瑞将军鼓励剧团自己写剧本排演。

阮章竞连续创作了独幕剧《周年》、二幕剧《太阳出来了》、三幕剧《巩固抗日根据地》三个剧本，演出效果一部比一部好。从此太行山剧团的演出剧目，主要部分都是自己创作了，也完成了他本人对戏剧表现方式的初探：

从1938年6月到10月，我一共写了三个剧本，正好从一幕到三幕，走了最初的三步。我之所以从一幕走向二幕，最后归结为三幕，是因为我认识到一幕太短，容量太小，不足以展开剧情。二幕剧虽有开始和发展，但有头有腹而无尾，给人头重脚轻之感。三幕剧有头有腹有尾，正好解决了一幕剧和二幕剧的不足。[阮章竞回忆录《异乡岁月》78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年1月版]

这时，剧团奉命从晋东南北上，开始了一次走遍太行山东西两麓，行程2500里的流动宣传演出。出发前，阮章竞收到了桂涛声寄来的《在太行山上》，太行山剧团成了这首抗战名曲的首演团体。黄镇将军的夫人朱霖今年已94岁高龄，还清楚记得当年的阮章竞“人瘦瘦的，穿着军装，指挥大家合唱‘红日照遍了东方’”的激情场景。

流动演出到处受到部队和老乡的热烈赞扬和欢迎，特别是在敌占区演出，更有点枪林弹雨的味道。黄昏的时候，剧团进入阵地，点起汽灯，搭一个简单的舞台。战士在山头放哨，监视敌人的动静，保护演出安全。与敌近在咫尺，随时都可能发生战斗的肃杀秋夜星光下，演出的节目使将士振奋，群情振奋，阮章竞深深感受到战斗的欢乐。

就在这次流动演出后，《巩固抗日根据地》的插曲《秋风曲》在晋东和冀西的民间流传开来。1962年，阮章竞重回太行山，在县文化馆蒐集的民歌集中，意外地发现了这首自己写于24年前的歌曲，被标为无名氏之作。惊喜感慨之余，他自己寻找缘由：

“可以看出，这首诗与文人诗截然不同，从语言及手法上看，更像乐府民歌。这首诗之所以能保存下来，主要是它像民歌。”[阮章竞回忆录《异乡岁月》79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年1月版]

这是阮章竞学习民间语言的首个成功之作，距他踏上太行山土地仅仅10个月的时间。

1939年元旦前，剧团回到长治。阮章竞的艺术才华被根据地上上下下所认可，于是被推选担任了晋东南地区几乎所有相关协会，包括戏剧、歌咏、文协等机构的常务理事或执行委员。他的文学创作进入了新的阶段。

抗战三剧本

油画棒速写：中条山下柿林1980年11月 章竞速写

2一切为了抗战（1939年1月——1946年9月）

在当时的敌后根据地，组织动员民众出人出粮出钱支持抗战是首要任务，剧团都是配合战争重大事件和边区政府中心工作展开活动，这是阮章竞写作最勤，作品最多的时期。

作为剧团领导，他配有一匹马，每次行军他都比剧团晚一些行动。大队开拔后，他留下来用一两个小时写上几笔，再策马追赶队伍，很多剧本就是这样赶出来的。在上海时期的美术和音乐积累，使他在舞美设计、音乐谱曲等方面也能得心应手。剧团的布景道具，群众宣传的壁画板报，甚至剧本的插曲、歌曲，都是他小试身手之处。

作为艺术指导员，他还担负着把一群“半吊子文艺青年”尽快训练成文艺多面手的任务。每天清晨，他带领团员们一起做发音训练。在训练过程中，自己绝不偷懒，坚持和团员一同练习。他对团员的要求十分严格，团员们也诚心支持他的工作。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剧团便在太行山地区取得了较大的影响。而团员们无论基础怎么样，都能胜任一定的角色，让阮章竞一直引为自豪。

原剧团演员，海政文工团政委田静回忆说：

为了提高演出水平，做到艺术逼真，当时的艺术指导员洪荒（即阮章竞），无论在演员的表演上，还是在舞台美术设计上，都要求很严格。排戏时，他往前一坐，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一扫，人们都静悄悄地听他分析角色，分析剧情以及对每个演员的具体要求。他拍起戏来废寝忘食，演员演不好戏，他就严厉批评，被批评的演员掉眼泪。没有他这位严师，太行山剧团的业务水平不会提高得那么快。大家又尊敬他又怕他。在业务上，同志们想方设法克服种种困难去实现他的要求。[田静：《苗》新文化史料2001年1期]

1939年秋，阮章竞率剧团在辽县开展群众戏剧运动，把团员分散到不同的村子中，帮助建立宣传队和剧团，指导农民排演节目。同时，还从农村剧团和农民那里收集一些民歌小调、小花戏等。收集到的材料虽然鱼龙混杂，有很多低级趣味、晦淫晦盗的内容，但对阮章竞的启发也很大。在此期间，剧团的女兵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妇女坐在炕头上悄悄地低声甚至流着泪，把心里的民谣唱给剧团女演员听，于是剧团女兵搜集到了男同志很难搜集到的、藏在灵魂深处的农村妇女的心声。

这是阮章竞第一次系统收集民歌民谣。当时他做了记录，但被一个搞音乐的人借了去，脱离太行山却不还，令阮章竞到晚年仍然耿耿于怀。在他留下的太行山时期16册笔记中，保留有1942年和1948年专门记录民间语言的两册，麻纸淡墨，共有4万余字。

与此同时，阮章竞在思考民族形式和个人风格问题。他在晚年总结道：

我是极想把民歌和新文化运动的成果结合起来的。从我的经历看，我受“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的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形式”这个讲话精神的影响很大。这个讲话与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与战争相结合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这种精神是特定环境的产物，局限性是很明显的。因为它强调的是知识分子向文盲靠拢，而不是提高文盲的文化水平，使文盲向知识分子学习。这与历来对知识分子的怀疑态度是相联系的。[阮章竞回忆录《异乡岁月》98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年1月版]

在抗日根据地，阮章竞有了很多发挥才能的机会，心情基本上是愉快的。但是也遇到了一些挫折。他排演创作的剧目，几次在演出中途被勒令停演。

建团之初，一次在行军途中，同驻的一支部队要剧团为他们演出。阮章竞决定演一部很受欢迎的独幕剧《上前线》。剧演到一多半，部队领导突然站起来，要求剧团立即停演。这个独幕剧中写的是一个士兵，临阵脱逃回家，诉说战争的可怕，遭到爱国父亲的痛斥，最后由老父代子上前线。不让演下去的理由是散布“战争恐怖论”。阮章竞非常不服气，在他看来，这出戏可以帮助观众认识战争的严酷性，增加对日本鬼子的痛恨。战士们是最了解战争的，战场没有把战士们吓跑，一出戏还能把战士吓跑不成？

另一个剧目，是写战争紧急转移时，青年知识分子的懦弱。当剧中女青年说到“来了月经而不便行动”时，领导立刻勒令停演。剧本排演前已经通过李伯钊的审查，突然停演，让阮章竞十分气愤。但是对“有权力的道学先生”，他也无可奈何，只能惋惜这个因为几个字就前功尽弃的剧本了

第三个剧目是多幕剧《和尚岭》，停演原因是剧中写了农民与隐瞒土地、拒交公粮的地主作斗争，领导批评这是违反了统一战线的团结政策。阮章竞写这个剧本是有生活依据的，故不很服气，但又无法违抗，只好加了一个开明士绅，才允许恢复演出。这部剧中的插曲《牧羊儿》，也是在1962年，从民间找回来的。

阮章竞后来说：

戏剧作品，公演于众，哪位领导政治都很强，都有自由批评权，今天要你按这样改，明天又要你按那样改，左也难右也难。多说一句:战争胜利之后，我不写剧本了，不是不想写，而是怕这个让这样改，那个要那样改。在创作上，我不喜欢被这样的随意摆布。[阮章竞回忆录《异乡岁月》196页《风雨太行山》，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年1月版]

太行山剧团虽然是个文化团体，但在严酷的战争中，还是多次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

1940年10月，阮章竞带剧团转移时，到了摩天岭黄烟洞。第二天就碰到日寇来扫荡，占领了下山的隘口，目标是山上的八路军兵工厂。朱德警卫团的一个排，在那里坚守了两天。原剧团演员，北京广电局副局长赵正晶回忆说：

洪荒同志说，“我们剧团要和这个排同生死，共患难。保卫黄烟洞是军队的责任。我们也一样，一起打！”剧团妇女儿童多。我们拉响手榴弹，扔下山，要在平地，我们还真扔不远。后来接近黄昏，守不住了，剧团怎么办？不撤就会全团覆没。向什么方向撤，剧团领导班子有不同意见，是洪荒同志下的决断：先下到沟里，再爬上对面的左会大山。沟里有很多拐弯的死角，能掩护剧团避开敌人的射击。剧团爬上对面的山以后，碰到了刘伯承、邓小平派出来找剧团的一个班。他们两天没找到剧团，以为剧团已经完了，结果终于找到了。洪荒同志的决断，保住了剧团。[赵正晶《阮章竞在战争年代的那些事》收入阮章竞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永远的阮章竞》175页，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版]

1941年5月，在太行山剧团工作整整三年后，阮章竞向区党委要求去北方局党校学习，得到了批准。听课学习之余，阮章竞梳理了自己的创作思路。他感到话剧讲普通话，老百姓不容易接受，他们更习惯听唱戏和韵白。于是准备写些歌剧和诗剧，向民间花鼓戏靠拢。

我把这个想法付诸实施，学元曲那样，以山歌小调填词再加上对白，老百姓易听易记。《柳亭郊》便是当时的实验之作，写的是减租减息的事情。写到一半的时候，还没有找到作曲的人，我便放弃了。[阮章竞回忆录《异乡岁月》138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年1月版]

这应该是阮章竞歌剧创作最早的源头。

1941年底，阮章竞从党校毕业回到剧团，开始写作剧本《未熟的庄稼》。在即将到来的1942年里，他和剧团会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

1月的“年关大扫荡”，阮章竞率领剧团的男女老少翻山越岭，趟过冰河，从日寇“剔抉清剿”的缝隙里穿插，以避锋芒。他的镇定成了大家的心理依靠。一天夜行军，路上到处是鹅卵石，不但叽里咣啷响，而且稍不留意，便会跌倒在冻得硬邦邦的石子上。多亏有向导的帮助，才顺利地通过狼梯。过了十字岭，下到比较平安的山沟里，阮章竞派带枪的男同志到前面探路，其余的人在一个破庙里休息，团员们都聚在他的周围。有位女同志胆子小，她躺在阮章竞身边，紧紧地抓住阮章竞的皮带，似乎一松开她就会被扔下没有人管似的。尽管压力很大，剧团终究无恙。

4月春暖花开，剧团驻扎在清漳河边的悬钟村，阮章竞一时忘情，下河游泳，受凉转成伤寒。住院未愈，敌人又发动了“五月大扫荡”，目标是八路军总部。就在这次扫荡中，八路军参谋长左权将军殉国。

他带上几天的药品，拖着虚弱的身体，在信息不通，遍山炮火中离开医院，辗转5天才找到剧团。

剧团转移中，阮章竞极力主张剧团分散行动，因为他刚刚在偏城经历过一场战斗，对非战斗人员大规模集体行动的弊端深有体会，想以实践经验说服大家。但是和他持相反意见的同志都年轻气盛，并且缺乏行军打仗的实践经验，因此没有接受他的意见。于是剧团随一二九师参训队一起行动。

队伍行军到了平顺县井底村，团员们正在村中小戏台上休息说笑，突然听到传来枪声，怎么回事？前面参训队跑回一个人来，大喊，“敌人来了，快撤!”紧接着枪声大作。

敌人占了有利地形，从山上往下压。既有武器又有实战经验的参训队一边还击，一边迅速撤退。剧团这些手无寸铁又无战斗经验的文艺兵却不知所措。敌人从半山腰直射下来的火力封锁了大路，路左是梯田，路右是深沟，密集的枪炮子弹打得路面直冒尘烟。在敌人的火网下，大家也不管坡有多高，沟有多深就往下跳。这时，不少团员都负了伤。阮章竞的肩和大腿被弹片击中。

大家跑到沟底，面前是一处三丈多高的悬崖，崖下是深不见底的大水潭。瀑布水猛烈地冲击下来，漩涡在水潭中翻滚。

“跳!”阮章竞斩钉截铁地命令。

大家抱着“宁死不当俘虏”的决心，一个个从悬崖上跳进水潭。

阮章竞和常振华、康方印两个伤员，出潭后强忍伤痛走了一段路，精疲力尽地爬上山坡，在乱石蒿草中隐藏起来。阮章竞对两人说：一，敌人到跟前，不准出声;二，如被敌人发现，一人抱一个滚下山去，同归于尽，决不当俘虏！

他们当晚趁夜色转移到一个小山洞里过夜。第二天天亮，为防万一，阮章竞对常振华、康方印交代：“如果谁能活着跑出去，一定要把这也带出去。”说着他拍了拍身上的挎包：“有机会咱们还要演出这个戏。”

常振华和康方印点了点头。他们都知道，在那湿漉漉的挎包里，装着浸满阮章竞汗水和血水的剧本《未熟的庄稼》。

脱险后，他们走了20多天的路，终于到了边区政府的医院。阮章竞的伤口里有弹片，需要动手术。

医生对阮章竞说：“我这儿麻药不多了，大约只够用二十分钟的时间。你伤口里的弹片不大好取。没有麻药，你能挺得住吗？”

“能！”

医生见他态度坚决，便动了手。阮章竞回忆道：

前二十分钟，我只听见割肉的声音。刀子很锋利，肉也不难割，声音便如《庄子·养生主》所描写的庖丁解牛的情形一样，騞然有声，迎刃而解。徐院长大约已练得出神入化，游刃有余。后来麻药已过，割肉的声音停止了，徐院长伸手用手指掏弹片，大约找不见，所以便乱掏一气。

“疼吗？”

徐院长见我有点动静，便问。

“有点。”

我把疼痛压缩了一点，说：

“不过你还是尽情地掏吧。”

伤总要治的，我想。

开刀这一天，天太热，我在医院所住的破庙里待不下去，便躺在院子里。没有料到地上有蝎子，狠狠地咬了我一口。我的手被蛰得红肿，伤口疼，手更疼，我干脆把手插到消毒药水里，才勉强解了蝎毒。从这以后，我看见蝎子，便有一股强烈的愤恨，必置之于死地而后快。[阮章竞回忆录《异乡岁月》153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年1月版]

1942年底，区党委调阮章竞去延安，但他拒绝了。他说：“很快就要打败日本鬼子了，我不想离开太行山。”宣传部长彭涛问他：“为什么大家都想去你却不去？”阮章竞回答：“去了延安就看不见我们太行山怎么样把日本人赶下山去，所以我不去。”彭涛哈哈大笑地说：“你这个人真怪呀，好好好，大家都想去就你不想去，好。”阮章竞连忙解释：“我想去，但是胜利就不能亲眼看见了，延安等打完仗再去。”

就在这腥风血雨的一年，阮章竞收集了民间语言一册，96页，15000字[该笔记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善本部。]。

被他视同生命的创作《未熟的庄稼》于1943年由太行山剧团排演。太行新华书店在当年7月出版了这个剧本和小歌剧《比赛》、话剧《糠菜夫妻》。这是阮章竞在抗战时期得以出版并且仅存的三个作品。

1944年新年伊始，阮章竞在太行区党校参加了长达15个月的整风学习。虽然了解了党史上的路线斗争，但总体感觉很负面，他被禁止与亲人朋友通信联系一年多，使所有未被日本人焚毁的手稿、材料，都在这个时候，全部丧失了。整风中对外来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的歧视和怀疑态度，让他憋了一肚子气。1945年4月底整风结束后，他坚决不肯回到文化工作岗位，执意去做实际工作。到了太行八分区（陵川），他提出要去搞调查研究，于是大山深处的赤叶河村就成了他的目的地。在这个山清水秀、风景幽美的村庄，积累了后来同名歌剧的素材。

在赤叶河，县委领导告知了阮章竞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他立即赶回地委机关，加入陵（川）高（平）民兵大队，去收拾焦作残存的日伪军。分区的青年听说阮章竞要上前线去参加反攻战斗，杀了一只日本洋狗为他壮行。阮章竞十分激动，参加抗日近十年，盼的就是这一天的到来。

1945到1946一年多的时间里，阮章竞先是在焦作矿区工会，后被派到敌情复杂的东西大井去开展工作。

阮章竞带着把一上子弹便滑机走火，子弹得另外放着的驳壳枪，几次收到“洪荒共匪，快点滚蛋，如果不滚，小心冷枪”的恐吓字条，每天枕枪待旦。有几次夜里，还和敌人交过火。有一天，阮章竞得到线索，经过侦查讯问，起获了满满一棺材的崭新枪支弹药。他和同伴鸟枪换炮，令其他同志艳羡不已。

实际工作惊险曲折，但阮章竞内心对艺术仍然一往情深。在他早期笔记中有一册用纸捻装订的剧本，那是他从未示人，甚至在回忆录中也未曾提及的四幕秧歌剧《南王翻身谣》，完稿于1946年9月15日[该笔记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善本部。]。当时他还没有离开焦作的实际工作岗位。

1945年9月大反攻后，在焦作和战友李栋合影

国画：1938年伏击日军战场——响堂铺。1963年重游速写

3民歌体风格的代表作家（1946年10月——1956年10月）

1946年10月，阮章竞被调回驻在长治的区党委，具体工作是为太行第二届群英会做美工，画壁画。阮章竞还搞了两处建筑设计，一处是在长治城里建了一个凯旋门，一处是烈士纪念碑。凯旋门保留到六七十年代，而纪念碑至今还矗立在原处。

1947年1月，阮章竞回到了文学圈，担任太行文联戏剧部长，一年后任区党委文委委员。在相对平静的后方，经过负气离开文学创作的几年思考、积累，他连续写出俚歌故事《圈套》、歌剧《赤叶河》和叙事长诗《漳河水》，正是这三部作品，奠定了他作为新文学史上民歌体新诗最重要代表作家的地位。

1947年2月写成的《圈套》，副标题为“俚歌故事”，说明了这首诗的语言特点。《圈套》在根据地土地改革中期曾经遭遇过一次批判；再一次就是1977年再版《漳河水》时，出版社坚持不选《圈套》入集。阮章竞戏称：“把第二次处死的《圈套》掩埋了。”[1981年12月12日在北京市民间文艺研究会讲《漳河水》创作]

北大教授王瑶这样评论《圈套》：“他的诗的确是熟练地运用了民间形式和形象的口语；读来觉得美丽动人，还有浓厚的劳动人民的生活气息。”[《中国新文学史稿》288页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12月第一版]

以油画及素描享誉于世的当代著名画家黎冰鸿，在1949年将《圈套》画成了四十四幅钢笔淡彩连环画。1950年发表在上海出版的《华东画报》上，后又出版了单行本。连环画对原诗未加任何改动，每页行数不等，最长的达十五行，约三百余字，最短的只有一行，仅十四字，长短相差二十余倍。黎冰鸿以其深湛的学养，移笔作连环画，出手不凡，几乎每幅都是精品。衣饰景物，从原著出发，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读者有如身临其境。诗中地主老财为逃避斗争纷纷给农会主席李万开家送礼一幅，表现“万开娘，真高兴，送面的刚刚走，送肉的又上门”这一情节，十分精彩。万开娘那种受苦受穷一辈子，忽然天上掉馅饼，又想谢绝，又以接受为乐的复杂心情，全写在她那满布风霜但笑眯了眼睛的脸上[陈炳熙《大画家笔下的精致小作品》2002年3月29日《文汇报》]。

这是阮章竞头一次用民歌写故事。发表后受到多方肯定。有人读了说“有点乐府的味道”，让阮章竞很受鼓舞，于是接着写了下去[1982年1月12日阮章竞在北京作协谈创作，张紫辰记录整理]。

1947年10月，在河北武安冶陶镇召开的土改动员大会上，首次演出了阮章竞9月新写成的歌剧《赤叶河》。

他在创作中遇到的问题和6年前的《柳亭郊》一样——没人谱曲。太行文联主任高沐鸿的儿子高介云喜欢音乐，阮章竞和他一起，在武乡县一个盲人戏班子的帮助下，用民歌小调填词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难题。当时这个盲人宣传队正在区党委演出，他们对上党地区武乡、襄垣、辽县等地的民间艺术非常熟悉。有个盲艺人记谱，他们再从中选择。阮章竞后来说：

《赤叶河》的曲调不仅是根据辽县小调、武乡秧歌以及上党现成的曲艺说唱写的，它和《妇女自由歌》有相似的地方，按照曲调情绪、感情来填写的。有一位演员叫李海水，他唱得真好，我从来还没有看到一个超过他的。我很怀念这些盲艺人，不知他们后来都到哪里去了。[李娜《赤叶河创作前后》1984年第二期《戏友》]

当时在晋冀鲁豫文工团工作的原中央歌剧院创作室主任程若，在冶陶大会上看了演出。他说：“戏是一个县剧团排的，没有女演员，男演员用真声唱女角，感觉怪怪的。音乐全部都是民歌小调，戏中老宋和燕燕有几个唱段很有气氛，很动人。”[阮援朝2014年1月14日采访程若记录。]

文工团的作曲家梁寒光，被这出戏打动了，开始在行军转移中重新编曲。1947年12月，晋冀鲁豫文工团开始排演梁寒光担任音乐改编的《赤叶河》，在刚刚解放的石家庄连演7场。

从晋冀鲁豫根据地挥师南下的刘邓大军，带着《赤叶河》跨过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直到大西南，沿途不但演出，还留下剧本。影响所到，学校、剧团纷纷排演、改编成地方剧种。而胜利进城的文工团，则使《赤叶河》成了第一个与北平市民见面的解放区戏剧。著名表演艺术家于是之写道：

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前，各文工团都要出节目，参加演出。华北人民文工团演什么呢？我喜欢这个团演出的《赤叶河》，我永远记得这个戏演出时的热烈的情景：看完戏的新区的观众们，都情不自禁地唱起歌来，互不相识的人群，只要有人起个头，大家就一齐唱，随唱随走出剧场，走向他们回家的路。因此，我认为应当到文代会去演它。[《于是之人生漫笔·解放》第34页，同心出版社2002年3月版。]

1949年3月，阮章竞完成了叙事长诗《漳河水》[这一稿中有曲牌名，茅盾说：“是可以唱的。”收入《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诗歌卷》，重庆出版社1992年3月版。]，最初发表于1949年5月的《太行文艺》第一期。这部他最负盛名的作品，汇聚了他35年的人生体验和艺术积累。其间既有童年的儿歌、少年的画梦，有他曾经目睹的旧中国农村妇女悲惨的命运，更有他对民族形式和中国气派的苦苦追求。他的绘画和音乐素养，帮助他解决文学的难题：

最初的“漳河小曲”，我总是感到不满意，无法记得改过多少次，无法记得苦闷了多少天。最后是从春天的清晨看到一个画面后写成现在这个样子。这个画面的出现，使“九十九道湾”一下子起了主旋律作用，贯串全诗，回荡始终。

全诗划分成往日、解放和长青树三个部分，每部开头都要有个部首诗；全诗结束，也要有个终曲。这是从《乐府》、古典诗中，从声乐曲和器乐曲中得到的启示。[1982年1月12日阮章竞在北京作协谈创作，张紫辰记录整理。]

作为说粤语的南方人写北方生活，阮章竞首先要过的是生活风俗关和语言关。这两大关，他过得非常艰苦。房东常开玩笑说他是南蛮子，说话像鸟叫。对一个做文化宣传工作的人来说，是痛苦也是鞭策。他向周围的士兵、炊事员，还有房东寻求帮助，下苦功去收集记录民间语言。从1938年头一次试用当地小调《卖扁食》填写了《秋风曲》开始,经过12年创作实践的磨砺，太行山丰富多彩的民歌，对阮章竞来说就像色彩与光泽都适合的璞石，正好利用这个自然条件雕成一件件文学瑰宝。

在谈到这首长诗的创作时，阮章竞强调：《漳河水》的语言中民歌很少。因为民歌表现男女之情的多，低级趣味的多，很难表现新思想和新人物。他所运用的是民歌形式，是活的群众语言，同时融入古典诗词的语言。整首长诗中只有两句是一字未改的原始民歌：“真是因为跟我好，阿弥陀佛天知道。”

正是由于被收入了“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这三部作品，阮章竞的名字飞出了太行山。文学影响力从太行山根据地扩展至华北，以至全国。

1949年在北京参加第一次文代会时，阮章竞中途离会，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成员，赴布达佩斯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在西伯利亚的火车上，为随团文工团的歌唱演员郭兰英写了《妇女自由歌》，在联欢节上获得银奖。11月回到国内，得知自己已经被选为文联理事。

就在参加文代会、出国访问的旅途中，他一直在修改《漳河水》，

那时全国胜利，下了山，从5月到12月，可以说是行踪无定，稿子带在身边，修改过多少次记不住，差不多磨了将近一年，但我感到并未离开太行山。[阮章竞《漫忆咿呀学语时》。《文艺研究》1982年第二期]

1950年6月，《漳河水》再次发表在《人民文学》第二卷第二期，开篇的《苦难曲》改成了《漳河小曲》，结合周扬等人的意见，阮章竞还对作品进行了其他修改。

回国后的阮章竞担任了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的文艺处长，他开始了长篇小说《太行山不会倒》的构思。

1951年7月批判《武训传》时，平原、河北两省向华北局请示所存武训文物的处理问题，阮章竞起草的处理意见很有分寸感，上报中央后，毛泽东批示：“可予同意”。

1952年3月-8月，他奉命到上海参加“三反五反”运动之后，次年发表了他的最后一部话剧《在时代的列车上》。

沉浸在全国胜利喜悦中的他，还没有意识到，在太行区党校整风时亲历的那种严酷氛围将又一次降临，更猛烈地冲击着他的生活和心灵。

1954年4月高岗饶漱石事件后，华北局和其他大区党委同时撤销。阮章竞准备到新中国工业战线上去，华北局安排他进入包头钢铁公司党委班子，在包钢大规模建设开始之前，暂时到中国作家协会做驻会作家。

就在这时候，阮章竞忙里偷闲地连续创作了一系列的童话诗，全部取材于童年听到的民间故事：海螺姑娘、偷吃的马猴、勇敢的小牛倌……其中《金色的海螺》，以其优美的语言，生动的人物，曲折的情节受到热烈欢迎，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广播电台搞了配乐朗诵，电影制片厂拍了动画片，成为中国儿童文学作品的经典。

1954年12月，中国文坛从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风的30万言书开始的一阵风暴，将他卷入了运动的漩涡。他被领导派上阵，协助党组全面检查工作。

1955年3月，他被选为中国作协党总支书记，党组成员，肃反五人小组成员。在处理胡风案、丁玲陈启霞案中首当其冲，成为政治链条上的一环。无法拒绝职务要求他做的事情，他渐渐开始身不由己，内心充满了迷惘困惑。他在笔记中透露了自己的痛苦和逃避心理。

但因多重原因，我不敢继续做作协工作。

我是无法承受到包头的。[陈培浩、阮援朝著《阮章竞评传》第122页，漓江出版社2013年4月版]

“这个地方不能再干了”这大概是一句有点阮章竞特色的话。太行山工作的十几年间，他就几次说过这样的话。在跟某个领导人物难以相处，无法改变环境又不愿委屈自己时，他就选择挪地方。这次他找到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际春，获得支持离开作协到包钢任职。

原中国作协秘书长张僖在回忆录《只言片语》中写道：

在丁陈准备“翻案”的时候，阮章竞说：这个地方不能再干了！他要去包头体验生活和写作。为此，他找了华北局当时的书记李雪峰。[阮章竞在书旁批中留下的话说：“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际春同志支持我到包钢的要求，实现华北局的决定”]李雪峰同意了。黎辛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舒、罗、白等人，说阮章竞要走了，你们赶快去找他。果然几个人一大早就到阮章竞家里找到了他。

为此，阮章竞非常恼火。

后来，在刘白羽的坚持下，阮章竞还是去了包头。[张僖：《只言片语》，第88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2年10月]

《漳河水》部分版本

三、从探索到沉默（1957——1976）

在包头，热火朝天的工业建设场面和工人们舍身忘我的战斗热情感染着阮章竞，他的艺术探索也进入了新阶段。四年的塞外生活之后，他被召回北京任《诗刊》常务副主编。但“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主编工作同样让他心萌去意。随后的十几年，他在新华北局、河北省革委会等工作岗位上寻求着写作和工作、心灵富足与政治运动的平衡。

1962年与茅公在杭州

1塞外起航，诗画相生（1956年11月——1962年3月）

1956年11月底，随着列车的疾驰，北京城里令人窒息的气氛被远远的地抛在了身后。

在苦寒风沙的塞外，阮章竞见到了太行故人、包钢经理杨维。当年马岭关下月夜里，两位抗战老兵对新中国曾经的憧憬，就要化成共同建设草原钢城的热血奋斗。真诚的情谊，共同的理想，令他在当天夜里奋笔写下《塞上重逢》，诗中洋溢着他重新找到做有益于人民的事情后，压抑不住的喜悦。

阮章竞被包钢初创时期来自四面八方的建设者们，忘我劳动的崇高精神风貌激励。从小学徒做工的经历，使他对包钢建设者怀有朴素的情感认同，他要用笔去摹写这些智慧创造，激情奉献的人们，要把新诗的表现力和民族风格提升到新的水平。他讴歌时代，也在进行艺术的探索。

他在谈到这个时期的创作时说：

写工业为“诗”，是个新问题，没有任何东西可资借鉴。但这个最伟大的阶级—中国工人阶级的劳动创造，能不能用中国风味来写成诗？是老干部遇到新问题。工业不同农村那样，到处有柔媚的山树林泉，它是爆破隆隆、电火闪闪、烟雾腾腾，钢压轧轧的场面，“一根扁担软溜溜”和“一铺滩滩杨柳树”，是压不住转轮的声响的。问题在这里，我在试探，如说我是诗人，不如说我是个勘探者，我是在探索走路，也是很艰难地走着，但勘探者是不畏难的。[《阮章竞与友人论诗的信》，《长江学术》，2007年02期]

当年的专职助手刘心源还记得随章竞同志下基层，在颠簸的吉普车上磨破了屁股；老劳模刘志祥记得，1959年大年初三阮老和他的家人一起喝酒吃饺子；在一号高炉工地上，油漆工惊讶地发现这位领导刷漆的手艺不错；下班的路上，他不坐班车，陪一位刚刚卖掉自行车的工人徒步一个小时回生活区；老同志李汀说，那首常被提起的诗歌《风砂》，是他们两人考察昆都仑召，归途突遭风沙袭击，不得已躲在一处短墙下避风所得。

他的探索是有成绩的。茅盾先生曾充分肯定了他这个时期的创作：

这些组诗（指《新塞外行》、《乌兰察布》等组诗）是抒情诗，想象奔放，诗句明丽，格调豪迈。如果说《漳河水》的语言几乎全是经过加工的人民语言，那么《新塞外行》等诗又表示诗人在熔炼，利用古典诗词的句法和词汇，企图创作更富于形象美和音乐美的适合于表现我们这时代的丰富多彩生活的民族形式的新诗风。应当肯定，诗人在这上头已经取得了初步的然而是不小的成就。[茅盾1960年7月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

在包钢，阮章竞非常重视对蒙古族民间传说的收集，在他的包钢笔记中有这样的记录：

宝音同志谈矿山历史情况

山原叫白云布嘎达（神山）。达尔罕旗、茂明安旗，两旗合起来，以山为界，山西茂旗，山东为达旗。

神山，两旗供此山，一年一小祭，三年一大祭，（一年一旗供）三年合起来。

大祭即在此赛马摔交。有香火，那达慕大会似的，祭一两天。王爷拿出好多的牛羊，以单数上供，念经，摔跤，食餐，散会。

53年移灵，两斧一盔甲，移到东南四十华里，也叫白云鄂博。

供此山已有几辈子。

这就是《白云鄂博交响诗》第一章《白云巴特尔》的传说来源。

1959年8月庐山会议后，彭德怀被免职，又一轮政治运动到来。阮章竞的亲友中不少实干家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其中包括他的妻子——西安仪表厂厂长赵迪之和他的老战友——包钢经理杨维。工业战线和文艺界并无区别，曾经抛在北京城里的迷惑重新困扰着他。

后来，他在纪念包钢出铁30周年的诗《紫霞·跋》中写道：

1956年至1959年末，为了振奋因大炼钢铁运动失败而出现的颓唐情绪，包钢成千上万的建设者，奋不顾身，日夜拼搏，终于使第一号高炉提前一年出铁。此情此景，现仍然历历在目。但那庐山会议一怒，使多少为提前出铁奋战的指挥员们留下难以平复的创伤。这也是使人难以理解的。迎风而歌而舞者上浮，逆风而战而拼者下沉，古今如此，何足怪哉。[阮章竞《晚号集》第5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

1959年11月，郭小川在受到批判后，建议调回阮章竞接替自己的中国作协秘书长职务，阮章竞拒绝了，但是同意到《诗刊》担任副主编。他自己说那是一段“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工作经历。他曾向有多年办刊经验的侯金镜讨教，侯金镜说，你准备一年写几次检讨就行。

在《诗刊》，阮章竞是个能担事的主编。闻捷写了首纪念列宁的诗，听到议论，很紧张地来找阮章竞。阮章竞安慰他说：“诗是我审查签发的，事大事小，都由我负责，你放心工作，吃饭睡觉。”

一次，编辑部作品组因为退了有名诗人的稿件，受到作协党组的批评。阮章竞坚持认为，办刊应该有自主权，党组不必干涉得过于具体。

尹一之在回忆与阮章竞共事的情况时，讲了这样的故事：

三年困难时期，来稿中有反映农村干部弄虚作假，群众饥饿的惨状。有的还在来稿中附信揭露农村大饥饿甚至饿死人的现象。作协党组刚刚批判了右倾翻案风，党支部书记认为写这种信的作者是右倾翻案，是否将信转到原单位去?我觉得不妥，没有将信给支部书记，因为信是附在诗稿一起的，都在作品组。我请示了阮章竞同志，他沉着脸，表示了明确的意见，说：“信不能转回原单位，反映农村困难的诗也不能发。”

现在想起来，这是阮章竞同志党性所表现的高度原则性，实事求是的精神。如果将信转回原单位，写信人的遭遇会是可以想见的，命运是悲观的！另一方面，如果发表反映农村遭受困难的诗，也是对党对国家不利的。[尹一之《党性的光辉》，发表在《新文学史料》2014年第2期]

在《诗刊》工作期间，阮章竞有过几次在国内外的公务活动。1961年2月底到5月初，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访问墨西哥、古巴，他写了20多首诗，编成诗集《四月的哈瓦那》；1961年底到江西井冈山小住3个月，写了组诗《沿着历史的长河行》。正是在这时，阮章竞开始了诗画共生的创作阶段。在《四月的哈瓦那》中，收入了他创作的诗歌《自由古巴诞生地》和国画《卡斯特罗等82人登陆处》。在诗集《勘探者之歌》中，收入了诗歌《金星斛树》与同题国画，诗歌《梅坑》、《谒叶坪》与粉笔画《长征出发点》、《叶坪》。阮章竞一生酷爱绘画，除了在战争年代所作壁画之外，这是他首度发表自己的画作。

首都师大教授王光明说：

60年代以后，阮章竞先生的诗画同题作品，体现的不是诗画相生，而是诗画分离。作为职业文学家的阮章竞，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他的写作没有逃脱政治的宰制，但是，他的诗心和性灵却转移到了绘画领域。这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我上面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不是他的诗而是他的画，让我们重新看见一个诗人的才情与意趣？”这大概是一个关乎十七年文学制度和想象，关乎作家心灵如何在规约中逃脱的故事吧。”[王光明《阮章竞评传序》漓江出版社2013年4月版]

1959年在包钢一号高炉工地

2家国情怀何时了（1962年4月——1965年底）

从1960年中央决定重新恢复大区设置，到此时已经将近两年。担任新华北局第一书记的李雪峰是阮章竞的老领导，在太行山坚持敌后抗战时就了解他。阮章竞希望党委机关能给他带来免遭干扰的写作空间，得到了李雪峰的帮助和支持。

就在他离开《诗刊》几个月后，文艺界开始风云诡谲，一片人仰马翻。首先是1962年9月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命题；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毛泽东两次发出关于文学艺术工作的批示；1964年秋批判“中间人物”论；同时《林家铺子》、《谢瑶环》等一批电影戏剧被批判禁演……阮章竞无意中在风暴到来的前一刻，跨进了相对平静的台风眼[台风眼：通常在台风中心平均直径约为40公里的圆面积内。由于外围的空气旋转剧烈，在离心力的作用下，空气不易进入中心区内。台风眼区就像由云墙包围的孤立管子。它里面的空气几乎是不旋转的，风很微弱，还能看到晴天。]。

在新华北局，李雪峰安排阮章竞任宣传部副秘书长，不用做具体工作，专心于长篇小说《太行山不会倒》的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冲动开始于1945年阮章竞参加抗日大反攻的时候：就在天皇投降诏书广播的第二天，日军千岛中队拒绝投降，被歼千余人后，残部龟缩到一碉堡中，集体自焚。已是瓮中之鳖的沁阳日军，为了报千岛中队之仇，猛烈轰开博爱县城，进行了疯狂的烧杀后，在秋田摘折玉米，供在被歼日军坟前。

日本军国主义的顽固残暴，令进入博爱的阮章竞得出一个结论：日本没有对侵略战争认罪，我们必须警惕！

他对几个一起抗战8年的战友说：

我要把亲自经历的所见所闻，摘其心有深感的东西揉成小说，留给后代。诸友问为什么用小说时，我说小说容量大，而且宽广自由。诸友称是，故决定写部长篇小说。[阮章竞《我为什么写霜天》，1998年1月2日《中国艺术报》]

1963年他两次重回太行山，为早就拟好的小说提纲收集写作素材，并开始了他建国以来最集中的绘画创作。

在这次探访中，他找回了自己没能留下文本，却在民间流传20多年的四五首早期诗歌，得到了太行新华书店当年为他出版的三个剧本。他对这块土地炽烈的情感，回荡在他的诗中：

春天回到太行山，/清漳浊漳一样蓝。/土语秧歌真悦耳，/“亲哥啊呆”[“亲哥啊呆”太行山民歌中常出现的口唱过门。]句句甜。

他沿途写生，得200多幅铅笔速写和30多幅国画，寄托着他对革命故乡战斗青春的回忆，那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份经历，有太多的激情向往和生离死别包含其中。

这种兴奋甚至使他暂时忘记了不再写剧本的决定，在参加完华北局农村工作汇报会后，竟然接受了长治地委书记的建议，写一个剧本，配合四清。结果当然只能是回到各色各样修改意见纠葛反复的轮回之中，令他非常沮丧。这就是未曾发表的八场说唱剧《红松山》。在1976年秋天，他翻阅旧稿，写下这样的话：

“这个稿子是刚提出“四清”时，太行山一些地方同志提议搞这样一个剧以配合“四清”运动。于是就将当时在太行山和别的地方看到、听到一些材料而写的。当时对“四清”的意义还不理解，以为是地富复辟、渗透等等夺取社会主义农村政权。直接参加“四清”之后，才明确整党内资产阶级当权派。

这样，当然距离太远了。我也不打算写成了，当时的热烈支持也不再怎么看见了。但由于写这个东西，占了半年多时间，大大影响《群山》的进行。当时，认为自己尚有不少时间，半年一年问题还不太大。谁能估计后十年的情况呢？

这个废品中，尚有一些剧诗，是可取的。很想找个时间，把一些可留的摘出来。但一直没有工夫去做。自己终感未能从半年酷暑、沥尽心血的劳动中，收回一点东西。1976年秋偶然想起”

这次探访，他走遍了晋冀鲁豫边区十几个市县：潞城、平顺、陵川、襄垣、长治、涉县、昔阳……，还有榆次和太原。座谈、采访，绘地图，找资料。就像绘画的人物造型设计一样，阮章竞写了《八年烽火太行山人物志》一共七人，个个都是民间抗日英雄。他的笔在这些传奇人物中间寻找联想和灵感，为他的长篇营造着气氛。1965年，在纪念抗战胜利20周年时，他发表了中篇小说《清晨的凯歌》。[发表在《人民文学》1965年第九期。1981年改编成电影故事片《密令截击》]

但是长篇小说的写作却命运多舛。为了躲过无法估计的政治运动，小说中的人物如何设置都成了难题。指挥百团大战的彭德怀成了反党分子，连牺牲了的烈士都有可能被掘墓鞭尸，作家的才情白白地被磨蚀、消耗、浪费，在艰难地跋涉中走到了万马齐喑的十年动乱。

1962年重回太行山，与赤叶河村干部合影

3沉默与守护（1966——1977年）

如果说1964年秋，阮章竞到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茄蹲点的洪洞县参加四清，还可以说带点深入生活、调查研究意思的话，到了1966年的春天，他就不得不结束专注写作的“好日子”，要上一线去独当一面了。

1966年5月底，李雪峰接替被打倒的彭真组建新北京市委，在干部们都被“运动”得昏头昏脑找不到北的状况下，要有人去北京的写作班子看住家，别出事。环顾左右，只有阮章竞是个“闲人”，又有在宣传文艺口工作的经验，于是华北局派他前去，做《北京日报》理论组的专职党支部书记。在北京这个出了吴晗、邓拓、廖沫沙的政治重灾区，中央文革的眼皮底下，一介芝麻小官头上顶着多大的雷，没有文革经历的人是想象不出来的。

北京市原来的干部完全失去信任，写作班子全是来自北大、人大、北师大的党员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他们被派了个好住处，富丽堂皇的畅观楼——慈禧太后去颐和园的中途休憩之所。老将把关，小将上阵，时时要应对复杂情况：

京棉三厂工人展开大辩论，题目是“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正反双方各执己见；中央文革小组全体出动，在北大召开全校大会，工作组长张承先当场被揪上台去，遭到侮辱毒打……写作组都必须前去参加，回来要写文章。年轻人意气风发，口无遮拦，开口下笔如何引导，分寸如何把握，方能执中全面，又避免引火烧身？现在大多已年过七旬的写作班子成员说起这段经历，异口同声的印象都是：章竞同志的稳重、操守、经验令他们一生难忘。是阮章竞的淡泊沉静，使得一群年轻人在初涉疯狂政治运动的时刻，受到了深深的影响。

三个月后，写作班子全体在革命风暴的险峰恶浪里全身而退。阮章竞又被派去接待到华北局来的各地红卫兵。曾和阮章竞同在洪洞县南段村参加四清的山西师大孙铭有教授回忆：

1966年秋天，省委党校工宣队派我和同事王金鹏赴京到华北局外调时，顺便看望了诗人。“文革”前，诗人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副秘书长(挂职，主要搞创作)，未被打成“走资派”。“革命大串联”期间，让他管接待红卫兵工作。在办公室一见面，我就觉得他精神不佳。坐下问起近况，他就历诉在接待红卫兵过程中遇到的种种不可理喻的事情，越说越激动，最后气愤地说：“红卫兵太野蛮！”我出于他的安全计，忙劝他在别人面前可不敢这样说。[孙铭有：《在可笑的战役中结识》，《山西文学》，2005年07期]

1968年河北省革委会奉命从保定迁至石家庄，华北局派出干部参与，阮章竞身在其中。他被分配在政治部文教组，先是大干事，后任副组长。

那是个人的尊严连同理性和情感被踏入污泥的时期，是个良知噤声，荒谬愚昧大行其道的年代。阮章竞竭尽所能去守护自己所珍视的价值，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点：

河北省文教口最头疼的是四个剧团：京剧、河北梆子、歌舞和话剧团。团员们年轻好动，打派仗，工宣队，军宣队进驻都解决不了。阮章竞觉得这样的现状，就把这批艺术人才都糟蹋了，得让他们有事干，不再无事生非。他提出因势利导，让剧团移植排演样板戏。不同观点的人一起拍戏就得合作，很快就控制了胡闹局面，回到钻研业务的轨道上来了。剧团也没遭到下放劳动的厄运。

一次，《河北日报》一个排字女工错排出了“打倒毛泽东”，被揭发、关押。事情汇报到省革委，有领导义愤填膺：“这是现行反革命事件！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有人随声附和，也有人不吭气。阮章竞直言：“不会吧？就是过分疲劳拿错了嘛！哪里会是什么反革命！”李雪峰表态说：“这件事就交给文教组去处理。”阮章竞马上叫来《河北日报》领导，严词督促立即恢复女工的人身自由。有人奇怪他的疾言厉色，他说：“我如果不这样声色俱厉的话，他们回去就很可能不敢放人。再关下去，会出人命的！”

阮章竞的儿子随同学下乡到河北固安参加夏收，正遇县革委会下发通知，要在春旱减产三成的时候献忠心，上交小麦的数量比去年要翻一番。农民口粮吃不到秋收，叫苦不迭。学生们心中不平，向阮章竞反映。阮章竞教他们写个简短材料，挂号寄来由他转递上去。

后来固安籍的同学转达乡亲们的谢意：县革委会收回成命，老百姓分到的口粮紧一紧可以吃到秋粮下来了。

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老领导李雪峰因签发华北组二号简报，成了党内斗争的牺牲品，被开除党籍，令阮章竞的心情非常沉重。茫然中他的思绪回到了故乡。多年后，他在《故乡岁月》的手稿上回顾自己当年心情：

长夜难眠，做什麽呢？回顾半个世纪，人民虽有壮丽的斗争日月，但都不敢写了。于是想起童年，百感交集。人民总是要前进的，但后代对旧中国是不了解的。于是想把儿时所遇记录下来，故分了若干小题，以便写下去。

投身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30多年，他从来没有这样深重地困惑过。他要从生命的起点开始思考，到底从何时何地，出了什么问题？

1972年冬，他接受省革委的任务，写一首关于“根治海河”的长诗。他的心情非常复杂：写作是他存在的意义，但这种被严格控制起来的写作，实在是枯燥无味，痛苦不堪。以“三突出”为圭臬的修改意见，更是让他厌烦。

1974年，阮章竞坚拒河北省革委会的任命，不去省文化局当副局长，旋即托病返回北京。不能写，也不能画，他就开始读书、临帖、刻图章、做手工；为自己的石章做封套，用牛皮纸为所藏整套四库全书做纸函。对于抗命带来的压力，他说：“咬我脑袋是硬的，咬我脚丫是臭的，随他们去。”

一年后，他调回北京，在市文化局的创作评论组栖身。文革前的显赫诗名让他想隐身而不得。当时从在北京市的老作家名单中，只圈了阮章竞可以写东西。报刊杂志前来约稿，他感到“可怕的压力”。

1976年1月《诗刊》复刊，发表了毛泽东词二首。文化局组织了座谈会，安排阮章竞发言。他小心翼翼地把发言写成文章，认真誊写，到会上念稿子。

这篇发言稿作为老作家重新发声的标志之一，被发表在《中国新闻》1976年3月2日第7667期上。有趣的是，阮章竞后来在上面写下的一段眉批：

奉命表态。曹禺的发言是马联玉代拟的。在会上我问曹：“说得还不错。”曹悠悠地对我说：“还好哩？这算啥！”在那个时候做诗难，发言也难。要想平安，智者只好“滑头”而不敢说实话。

从“那个时候做诗难”中，不难推测这是文革结束后某个时间重看报刊，心到手到的心声流露：大家如曹禺，自己可以不动笔，但表态是必须的。阮章竞用“悠悠地说”四字白描，勾勒出曹禺的无奈，内里也就包含了自己的“心有戚戚焉”。

阮章竞虽然有宁愿选择和绝大多数同行一起保持沉默的心情，但面对丑恶现实，总有不吐不快的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写完收起来。

1974年4月12日晚间阮章竞去看老战友、画家邹雅，催他为一朋友作画。邹雅苦笑说：“作画，过个时候再画。美术馆有个展览，叫黑画展，你先去看看就知道我为什么现在不画。”第二天阮章竞去了，观众多得水泄不通，但展室静悄悄，每个人都笑不像笑，哭不像哭。回来后，忍不住写了首《画鸮祸》悄悄藏起来。文革后粉刷房子，这首早就遗忘的诗被翻出来，自己都吓了一大跳。

1976年4月5日夜，在听到群众悼念周恩来的活动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天安门广场被清场之后，第二天一大早阮章竞去到现场，看见积水犹膻，腥风仍在。他悲愤交集写下《无声的早晨》。

1960年中国作协理事会，与周扬在一起

四、归来的“晚号”（1977——1999年）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阮章竞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来来调整自己的状态。1977年初，他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编定重版了《漳河水》；年底参加了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座谈会和《人民文学》百人座谈会。1978年初被推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随着思想解放，他对自己的经历重新思索，开始了新一轮的文学跋涉。

1986年梦虎：大哉老虎不安窝，强上危岩试跃河，粉身碎骨不晚矣，乘风到海逐大波。丙寅正月初五日梦见一衰年之虎，临危岩欲纵跃过河。劝之不悟 始惜之 继思之 诚快哉也 阮章竞

1晚号声中再出发（1978——1991年）

70年代后期阮章竞经常写信，既是主动恢复与方方面面中断十几年的联系，也要回答各界包括研究者和读者的来信。

从他的胞妹阮惠霞1978年4月20日来信中可窥一斑：

你给《广东文艺》编辑部的信，黄宁婴（实际主编）都给仕元看了，为你敢想敢斗高兴。打倒“四人帮”后，从报刊上看了你许多诗文，老同志说你焕发青春。我说是28年来你诗文见报最兴旺的时候，真是看得出你“心似漳河流水，浮想奔腾。”仕元说你确像进洪炉的煤——变得红光焕发。给《广东文艺》的几次来信，同志们反映很强烈，广东文艺界的同志都赞扬你。[阮慧霞和陈仕元夫妇，当时都在广东省戏剧家协会工作。]

这里提到的诗文，只是一些表态性的，联想性的短文。阮章竞最想做的是完成抗战胜利时就定下的长篇小说《群山》[即50年代拟名《太行山不会倒》的长篇小说。]写作。停笔十几年，状态的恢复谈何容易！阮章竞痛感“十年蹉跎应速追”，在1978年常表露出强烈的写作焦虑。他在笔记中连续写下：

每天最严格，分秒无误地付足八小时劳动而想取得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较好成果，我老实告诉你：天地间从来不诞生这样的天才。

1978年1月19夜未寐偶悟阮章竞

当时他已经被确诊为冠心病，医生认为他已经不适合高强度的脑力劳动。这也加剧了他的紧迫感：

留给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让我把工作做完！

1978年1月24日为家事所扰而梦中呐喊，章竞惊醒

那时，文革中离世的老朋友追悼会一个接着一个，更给阮章竞造成“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心理压力。1978年6月20日他参加柳青追悼会，出门就发心绞痛，连服三次麝香含片才得缓解。归来，他引明代医家李东垣晚年著书励志之言“与其书未成而死，不如书已成而死”作为誓愿，在64岁重新开始战史资料查阅、幸存当事人采访的艰苦工作。1978年7月到12月，他的“群山补充材料”记录就已积累了五大本。

在北京遍访军事科学院、战史编写组和老将军们的同时，翻阅16年前回太行所作铅笔速写，他写了短诗《题赤峪石雷故战场》，根据写生素材画了三幅太行山题材的国画。他决定要三回太行，在战争宿营地和故战场上，找回当年的青春激情。出发前，他认真地准备了野外写生要用的画笔画纸、画夹马扎。

1979年9月12日，他到达豫北汤阴、浚县直奔台前县。从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东端起，溯黄河一路西进北上，直抵当年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的山西万荣县。沿途，人文历史遗存和抗战事件发生地遍布黄河两岸。他一路访问，一路写生。战争与十年动乱的记忆在历史的大背景上交织，他写了组诗《溯河千里行》8首和《冬夜吟》3首，油画棒速写29幅。

这11首诗，是阮章竞真正意义上的新时期文学创作的开端。也是从这时开始，他度过了精神上的焦虑期。1937年底他在民族危亡时刻第一次过黄河时，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曾激励他上阵杀敌。42年后的溯河之旅，黄河以冰封不住，山拦不住的气概，又一次给了阮章竞“冲陈刷旧向前去，何曾认老精力尽?”的启示，“仰天大笑秋风雨，何必多情纵悲歌?重上马，挥长戈，再渡河!”

为了集中精力，他把自己的工作节奏做了调整，每天凌晨三点就起床开始工作。每年夏秋之际，他都外出旅行采访。因此在长篇写作之余，他连续5年都有组诗组画完成[这5组诗画作品是《溯河千里行》（1979）、《夏日山村》（1980）、《大军之路》（1981）、庐山黄山（1982）、《天山昆仑行》（1983）。]，直到1984年4月17日突发心肌梗塞病倒。

这次的心脏病发作来势凶猛，阮章竞连续几天清晨血压下降，报告病危。但他终于闯过来了，8月13日，他应邀写了纪念包钢厂庆30周年的诗《紫霞》；秋天他就投入到回忆录《故乡岁月》的写作当中去了。

1985年5月，阮章竞到武汉参加黄鹤楼笔会后，接着在妻子的陪同下，回到阔别34年的故乡中山。

故乡之行对大病初愈的阮章竞如同良药，使他精神振奋。他受到乡亲们的热情接待，找到了51年前离乡时送给好友阿林的一幅国画，还在龙头环寻访了当年作画匠时的遗迹。

《故乡岁月》中提到一位邻居姑娘阿蘋，天天都默默地等在门口，给路过的青年阮章竞送上几朵馥郁芬芳的白兰花。阮章竞决定离家奔沪，阿蘋提出要一张“给我写上字的”照片。阿竞哥走出好多步了，姑娘还默默地从门缝里用眼睛拽着他……不论是成为文学家的阮章竞，还是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阿蘋，对那段青涩年纪的白兰花之恋都未明言，但那纯洁美好的感情却都牢记了半个世纪。阮章竞回乡在村里住了一周。一天晚饭后，阿蘋派孩子上门，说要来看看。相见时，阿蘋索诗留念，阮章竞爽快答允。可就这一首题为《回乡见白兰花开》的小诗，竟让他斟酌了整整一年。为了让文化不高的阿蘋理解诗意，阮章竞还特别为她加了注解：

当年万里路逶迤，

枕戈犹记故园枝。

梦里依稀魂梦里，

犹记白兰花开时。

（此处言抗日战争前为国家命运而别离万里的怀念，女子曾年年常送白兰花，故梦开花的情景）

见依依，别依依，

愿锁心扉问芳菲。

劫灰散尽余馨在，

暮霭沉沉草凄迷。

（这是五十一年后回乡，女子叫小孩来相见时的忆旧，但又不能明言。白兰已不存在，战争摧毁了。馨与心是契语，思想仍在。但人都老了，进入暮年，看见绿草萋迷。）

家乡处处都是往昔对美术的孜孜追求，处处都是美好而温馨的记忆。阮章竞画了20幅油画棒速写，手中的画笔舒展浪漫，以极洗练而流畅的笔触，描写心中如梦如幻的家乡，画中充满了似水柔情。回忆录《故乡岁月》也在当年9月脱稿。

反思文革、反思历史，是阮章竞后期文学创作的重要特征。在他新时期所有的文学作品和笔记、绘画中，都表现出这一点。1979年11月23日给华中师大刘守华教授的信中，他说：“文化大革命的血淋淋代价，给我换来的只是大大破除了迷信！”历史的切肤之痛让他常常使用“神的伟绩”、“唯物主义的大人物”这样反讽之语。

1979年9月29日，阮章竞登上山西万荣县的秋风楼，凭栏远眺，四顾茫茫，只觉秋风萧索，秋汛澎湃，路不见行人，河不见舟楫。在曾经是八路军东渡抗日，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庙前渡口，看不见有任何标志，早已被人遗忘了。“登临自古骚人事”，阮章竞的《秋风楼渡口》把抒情的重点放在了不曾捐躯沙场，却死在战后各种政治运动中的渡河高级指挥员身上：“刘彻酒酣西回去，河东留有秋风楼。抗日东征四十二年，几人知道此渡口?”直到今日，秋风楼作为重点文物保护对象，所有说明中仍无一字提到朱总司令指挥东渡的庙前渡口，在中共抗战史上的重要地位。

经过长时间的反思，阮章竞把对知识分子在革命队伍中的感触熔铸成了长诗《漫漫幽林路》。这是他那一代革命者的“伤痕文学”。

他的老战友中还能写信表达的，都难得地写了长信来：

诗人王玉堂信中附诗一首《悲愤之歌》：“此诗太伤心，/读之难终曲，/此歌太揪心/不容再续谱！”

音乐家夏洪飞一口气读完，情不自禁地高声朗诵给家人听。他信中说：“我们是同哭同笑同命运的，诗中的每一句，每一字无不震撼着我的心弦，引起强烈的共鸣！我要赞‘珠江老阮无媚骨，/体如昆仑心如月，/为还革命真本色，/对天长啸大宣泄！’”。

对于这些饱经民族忧患，痛历党内运动的知识分子党员来讲，《漫漫幽林路》的艺术形象，概括了他们在半个世纪中，为寻求自由、光明、解放所经历过的奋斗、欢乐、胜利和挫折；表现了他们在漫长道路中的身受目睹，道出他们深藏心底无法表达的隐忍、委屈、哀伤、迷惘和不平。借季羡林先生的话：

若干年前，出现了一些所谓“伤痕文学”。然而据我看，写作者多半是年轻人。他们并没有多少“伤痕”。真正有伤痕的人，由于种种原因，由于每个人都不同的原因，并没有把自己的愤懑抒发出来。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而是其中蕴含着一些危险的东西。[《牛棚杂忆》218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4月版]

这部长篇叙事诗是他在新时期诗歌创作中，着力最多的作品。打腹稿是在1983年11月；以后的四年间创作冲动不时涌上心头。1987年8-10月终于在医院的病床上拟定了提纲；动笔后从1988年4月10日到8月24日4个多月共写了五稿。次年的2月底改了第六稿，3月初亲自誊写了第七稿。当年在太行山上倚马可就的创作状态，已经一去不返。他自己也叹道：“84年患大面积心梗后，体力、思维能力大退了，有如大海之退潮，令人心惊。”

在动笔写《漫》诗之前三个月，阮章竞还有两个重要创作，一是描写支边女知青遭遇分配婚姻痛苦的长诗《胡杨泪》（这首长诗的素材来自他1987年写的散文集《新疆忆旅·当年女兵话当年》），一是口述回忆录《太行山》。也许正是这两个作品所涉及的社会命题，直接触发了《漫》诗酝酿四年后的起步。

在《漫》诗创作的时空周围，还能看到阮章竞与革命战争相联系的其他文学活动：1986年，他被战友们推选主编太行山剧团团史，撰写了序言《风雨太行山》；1990—91年他担任了《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诗歌卷》的主编，那篇6000字的序言《中国解放区诗歌回顾》，也经七易其稿。

也是在同样的时空里，阮章竞再次陷入长篇小说写作的焦虑之中。这次他不像10年前那样担心笔锋尽失，因为十余年来，他的创作数量已经大大超过了文革前。他的焦虑由两次看到以“群山”为题的作品出版而引发。

他痛苦地意识到,这部长篇小说延误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四十多年的经历，一幕幕浮现眼前：1945年焦作的欧式楼房里对战友的承诺，1963年华北局领导的支持，1978年李达副总参谋长为他召集的二野老将军座谈会，1980年山西省委领导安排他住在晋祠写作。特别刺激他的是1961年2月在一次中国作协领导讨论创作时，有人厌烦地说：“又是写战争!”

就这样在意识形态的变幻中，在支持鼓励与厌烦反对的交错中，小说的架构被迫一动再动。为驾驭在宏伟背景上的各色人物，耗费了他多少时间和心血，写下的文稿何止数百万字！40年的坚持，至今尚未修成正果，却连题目都在这延误中不可再用了。他懊丧、苦恼，他在笔记中责备自己：“一再失去战机！”这部小说在阮章竞心中，已经不是他个人心愿的达成，而是并肩驱虏的同代人共有的情感寄托，他不能辜负战斗青春，更不能辜负太行山。

虽已病体支离，他仍要做出再一次冲锋！为集中精力创作长篇，他拒绝邀请，闭关禁足四年，很少出京。

他在工作室的门上多次贴出的谢客告示，令当时的来访者过目难忘。

驻外武官、作家曹彭龄将军回忆，在阮老家，看到他书房兼画室的门楣上悬着“苦噪楼”的匾额，这“苦噪楼”的门上，贴着这样一张“告示”：

心失平衡求谅

望能再活五年，我已八十岁了，每天最多工作四小时，总共七千三百小时，请家人亲朋白天莫进工作室，今生对不起，只求来生再报。《苦噪楼》寓客

山西省文联副主席、作家燕治国不但看见了这样的告示：“章竞老矣，去日无多，体弱多病，谢绝来客”，还记住了书房墙上的一帧条幅：“如果自不坚持，则数十年之功全毁于今年。坚持以我为主！”

在最终将小说第一卷定名为《霜天》后，阮章竞始终舍不得放弃太行山的伟大形象，故加了个总称《山魂》。

1991年10月底，《霜天》写成，并完成了所有的章前词共36阙。阮章竞挥笔大书“云涛”二字，并款：

天地无神，唯云是神，可为山川，可为海洋，可为人，可为兽，凡能见之物，无不可为形。因此之故，余从小爱云。适了一文稿，心似云轻，故书云涛为乐。

以笔墨放纵心绪于海阔天空之中，欢愉之情跃然纸上。

这一年11月6日，他应邀赴中山参加纪念孙中山诞辰125周年书画展，会后在东西两江访问，写下了组诗《珠江行》11首。其中一首《向中山》以独特的艺术形象和情感表达，使无数乡人怦然心动，在中山广为流传，成为家乡诗歌朗诵会必选诗目。

1991年，是阮章竞新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分界点。从1978—91年的十三年时间里，他创作了250余首诗歌和几乎同等数量的绘画，散文杂文30多万字，中长篇小说近百万字。虽然只出版了《阮章竞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和《漫漫幽林路》（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两本诗集，但后期出版的《解放区文学书系诗歌卷》、《夏雨秋风录》、《新疆忆旅》、《山魂第一卷霜天》和身后出版的《晚号集》、《太行山剧团团史》、《阮章竞绘画篆刻选》、回忆录《故乡岁月》和《异乡岁月》等都在此段基本完成。

由此可见到一位文学探索者艰难、沉默地从健步到策杖行进的身影，他已经年老体衰，疲惫不堪了，但还在顽强地跋涉着。他告白说：

这是他诞生的使命，为此使命甘当奴隶。[引自阮章竞1979年10月25日致刘守华的信。]

1983年8月在八路军木刻社老战友，画家罗工柳画展上

云涛：天地无神唯云是神可为山川可为海洋可为人可为兽凡能见之物无不可为形因此之故余从小爱云适了一文稿心似云轻故书云涛为乐

珠江老人年七十七书于苦噪楼

2让生命在作品中延续（1992——1999年）

阮章竞清醒地知道，创作的道路，每个人都会有终点。他钦佩马拉松赛中那些落了后还能跑到终点的人。他决心跑到终点，并不畏惧有人在一旁发笑。

1992年，阮章竞仍在修改《霜天》，并先后向两家出版社寻求出版。一年多等待的结果，是两家出版社的婉拒。对此，他心有不甘且前缘未了。医生警告说：他的心功能衰竭已无法改进，不宜再写作。他说：不能出版，哪怕是留给老鼠的牙齿和蛀虫的嘴巴去批判、去啮噬，第二卷《晴岚》和尾声《青春祭》还要写下去。

当时他的状况是这样的：

96年整冬天心衰、哮喘、咳嗽，坚持到97年3月已不行了，一工作身心自行抵抗，只得住院。医生诊断心功能衰竭、肺气肿，只能静养不能行起，更不能再工作了，这真是要了我的命！

生命在运动，我只能春暖后开始六时下楼策杖慢行，没几步就喘走不动，只能停停走走到教育大楼西头则回来。

不能工作，就失去我的生存支柱。5月中出院，催要《山魂》第一卷《霜天》校样。责编日日拖延不送来。几经周折，7月3日由副编审送。今年奇热，至7月28日才取去搞修校付排。

酷热也有点好处，咳嗽好多了，写作情绪也好多了。故想将此余力作《晴岚》的最后冲刺。（《晴岚》手稿）

天意怜芳草，人间重晚情。1997年初，《霜天》得到中国文联“晚霞工程”的资助，终于部分了结他的夙愿。

1993年10月他到陕西汉中参加陆游诗词研讨会，写了《汉中行》12首，油画棒速写3幅，是他诗画共生作品的封笔之作。画中终南夕照、翠岑黄陵的悠远景致映衬着诗中的思索和情怀：“寒溪流水声呜咽，萧何此类莫为友。”（《拜将台感怀》）；“生时未及中原地，死骨坚守定军山。”（《过诸葛孔明墓》）。

自进入新时期以来，阮章竞一贯被视为保守、僵化的代表人物出现在文坛。他也常常撰文毫不含糊地表达自己的文学理念。但他的文学理想却并不是简单标签可以概括的。

当80年代，“爱”的主题登上顶峰，新潮家们朦胧的诗，摇滚哥儿们嘶吼的歌，绿色蓝色的爱、特别的爱、死去的爱撕肝裂肺，铺天盖地的时候，他在笔记中写：

怎样在今天来再写《群山》？我青年生活的时代，首先的问题是民族解放。我渴望有美好的爱情，但几次都为了解放而不顾了，虽然成为终生遗憾。[阮章竞手稿，写于1987年6月]

他是个至情至性的人，所经历的爱情都在他的诗中留下了踪迹：

1936年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歌咏活动，歌咏班里一位高中女生爱上了教唱的帅哥“沪漂”阮章竞。淞沪战争爆发，他北上抗日的选择，使两人天各一方。1980年春节，阮章竞在《六十六抒怀》中开篇即道：“少年血气正方刚，/未许归期别泪人；/夜渡黄河闻溃退，/朝上太行入战云。”

1938年在太行山领导剧团，年轻的女演员爱上了严厉的导演洪荒。最终结果是女政治指导员“横刀夺爱”，成了艺术指导员洪荒之妻。面对人们的说三道四，1986年中秋，在多年来唯一的一次太行剧团战友聚会上，阮章竞坦坦荡荡地在赠友诗《同怀明月别并州》中写到：“欢愁爱恨少年梦，/痛隐终生未为俦。/有缘无缘俱往矣，/十三省区会难求。”

他那一代革命者的爱情，是被战火映红的，就连家乡的白兰花之恋，都要“枕戈犹记故园枝”。那种捶胸顿足、死去活来的爱，不是他的节奏，与他格格不入。

人都曾年轻，也都曾浪漫，但风格迥异。抱着“心应辞老态，思想谢龙钟”[阮章竞诗吕梁山周柏，《晚号集》37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的态度，在诗歌《你好，春之晨》中，阮章竞想和当代青年们谈谈心。写好抄寄《人民日报》，期望变成了失望，他没能得到一块版面。

在媒体需要时，他常常被选中作为标签贴出，但他自己想说的话又往往被认为“不合时宜”。1995年4月，阮章竞撰文《山高水长》纪念茅盾先生百年诞辰，有一段1960年受茅公委托陪外宾在国内访问的话被删去：

初陪客人时，我是不大愿意的，但借此机会，自己也增长了一些见识：住过豪华的宾馆、银波荡漾的湖边别墅，去过只有高干中的高干才能享受的游泳池，吃过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美味佳肴；也曾住过一座形似天坛的大宾馆，这宾馆真是“有多大的胆，就有多大的馆”！因为此地此时是对外封闭的地方，偌大的宾馆除我们四个人（连翻译）之外，根本没有别人住。我想起砸锅炼铁，拆屋并村之后，多少农民无家可居。第二天，当地主管文化的负责人（战争年代的战友）问我：客人住得满意么？我答：当然满意，但我有点害怕，这样大的宾馆，空空荡荡，半夜我还怕鬼哩！

犯忌的逻辑是什么，莫非是阮章竞这样被包装出来的“僵化老头儿”，发表出自己的独立看法不符合设计要求？让人搞不懂。在阮章竞留下的手稿与发表文本的比对中，这种现象所在多有。对于阮章竞这个在文革前的资深编辑口中“不允许别人改他一个字的大作家”来讲，文字这样地由人摆布，情以何堪。

这场景其实和战争年代被当场勒令停演同出一辙，只是多年浸润已不再需要首长出面，一个训练有素的普通编辑即可搞定。区别只在于阮章竞已不复朱颜青鬓，英姿勃发，顾得上写作便顾不上争执矣。更何况对媒体而言，贴标签为承上，迎合世风为启下，上下贯通万事顺遂，何须关心撰文者的本意。

失去对文学经验和作者的尊重还是阶段性的表象，发展到后来，消费社会的力量势不可挡，文学领域的革命传统尘封已久，阮章竞们进一步的边缘化。

1994年11月8日阮章竞在致北大教授刘烜的信中说：

前几天将拙作《夏雨秋风录》寄给你，不知收到没有。

此录是拨乱反正之后到各地访问写的诗，结集后，头家出版社压了三年，第二家压了两年，最后这一家也拖两年，但他总是为我出版了，真不容易，十分感激。给了我一千册书，堆在家中，不知如何处理。据报道，北图没有多少人去看书，鲁迅博物馆观者人不多，茅公故居，多少时候才去过六个人。黄色下流音像书刊，追逐如蝇，越禁越厉害。严肃文学，不带点“性”，发表出版都无门。文学在中国，进入沙漠！

中国革命作家，活得太累了。寻发表，奔出版，找销路，雄关漫道真如铁。此录出书，只不过表示我还存在而已。

1997年2月初，阮章竞连夜无眠。他深感体力一年不如一年，一月不如一月。但人生不能认输，认输则输掉一切。既不认输，便伏枕随想随写，写下一组《枕畔吟》。这几首诗对内心情感幽微处的书写，被一些评论家认为有着明显的现代主义特点。在语言艺术上做这样的归类或许有其缘由，但是从阮章竞一生的经历和进取的心态上看，其实表明的是对革命文学价值的坚守。他的作为，是由于心中“有丁点儿的光”——从青年时代就选择了，并一以贯之地坚持到底的信仰；他“青青的绿色”来自民族古老文化源头的活水；他孤独，是因为不迎合、不妥协。他顽强固守，如同在太行山坚持抗战时一样，《国殇》之魂激荡在他的诗句中：

中弹虽然死，

灵魂相呼重入阵：

直扑日本人![阮章竞诗《你好，春之晨》《晚号集》4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

这一年的11月13日，携手走过60个年头的终身伴侣，当年的“女政治指导员”赵迪之去世了。阮章竞哀伤寂寞，身心状态每况愈下。他要完成最后两件工作：第一，编辑新时期的诗歌合集，因为自己这时“已走到晚号吹彻，宿鸟鸣林的时刻，故名《晚号集》”；第二，写完《晴岚》和《青春祭》。

这时他的肺间质已经大部纤维化，梗塞过一次的心脏功能衰弱，加剧了供氧不足，常常口唇青紫。装着手稿的小皮箱，总是被带在他的身边，在医院和宿舍间出出进进。两年中，他坚持着写了4首诗歌，分别写给老战友魏巍坚守的《中流》杂志、《诗刊》的老同事丁力、文学前辈冰心和迎接澳门回归。

2000年2月11日，在那只装满手稿的小皮箱陪伴下，阮章竞怀着遗憾走完了他的一生。有言道：“德者不孤”。在阮章竞诞生100周年的时候，关心他的人们欣喜地看到，他留下的手稿大部已经出版；《阮章竞全集》、《阮章竞年谱》也已经列入计划，正在路上。

阮章竞的生命延续在他的作品之中。

茅盾先生赠诗

阮章竞画作——油画棒速写：外婆家申明亭 198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