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永远的嘱托）

    您走了，走在鲜花盛开的春季。

您走了，走完了100年的人生历程。

2009年4月8日中午，我收到中央党校办公厅用急件发来的讣告：“……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党校原校长高扬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3月29日14时17分在北京逝世……定于4月9日上午9时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东礼堂举行送别仪式。”

在火速赶往北京的途中，泪眼凝望车窗外一闪而过的棵棵垂柳，片片洁白的梨花，我的思绪又回到上世纪的1983年……

               1.

那一年您74岁，是河北省委第一书记。

那一年我24岁，是行唐县东市庄村一名初中毕业回乡劳动了十年的农家姑娘。

省委第一书记和一个农家姑娘之间似乎不应该有故事，只因您到河北上任后对人才的重视让我遇到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我是省委向各级党政干部提出“发现和提拔人才要开辟新途径”的受益者。

您对我的了解，来自1983年7月2日共青团河北省委研究室第七期《情况反映》。那上面以《介绍一个自学成才的农村女青年》为题，记述了我坚持自学文艺创作在全国刊物发表作品并获奖的情况。同时还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是建议有关部门把我转为非农业户口，录用到行唐县文化馆工作。二是建议在社会科学领域制定择优录取和招聘人才的制度和政策。

您于1983年7月18日在这期《情况反映》上做出批示：我同意所提两条意见。请团省委找一份登“辣椒嫂”的《曲艺》给我。

“辣椒嫂”是我1982年在全国《曲艺》杂志7期首篇发表的新故事，同年获得河北省“四化建设新人新貌”优秀作品奖，并被中国曲艺家协会列为建国以来全国优秀曲艺作品。

作为到河北上任刚一年的省委第一书记，有多少重要事情等待您去决策，可您却点名要看一个农村业余作者发表的作品。不知道当时有多少人对您的“过分”认真不理解，而我却是在后来几次当面聆听您的教诲时才豁然明白，您的批示不仅是要解决一个农村业余作者的户口问题，还要通过看作品为其把关定向,给予具体指导,使之健康成长,避免成为昙花一现的人物。

您的伟大就在于细微！

有关部门带着您的批示到行唐县对我进行考查，并到我家去找刊登《辣椒嫂》的《曲艺》杂志。当时我正在外地参加一个文艺创作会议，因没有联系方式对即将降临的喜讯一无所知。我一个大字都不识的老母亲不知道省委第一书记是多大的官儿，更不明白城里人为啥大老远跑到村里来借书看，在母亲眼里，女儿发表的文字比什么都金贵,她舍不得把杂志交给这些城里来的“陌生人”，怕他们借走了不还。是我当教师的大嫂做工作，母亲才极不情愿地把那本登有《辣椒嫂》的《曲艺》拿出来。

这篇历经周折找来的作品您认真看了，连其中的人物和语言都记得那么清晰。您对我的创作方向和作品风格给予了充分肯定，这是后来您和中国曲艺家协会领导会面时谈出来的。

您的批示为我清除了一切障碍。有关部门以极高的工作效率办妥了各种手续。1983年7月29日，我被破格录用为国家干部，安排到行唐县文化馆工作。

1983年8月20日晚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全国新闻联播时间播出了“河北省委领导关怀自学成才青年，周喜俊破格录用为国家干部”的消息。新华社1983年8月29日电发了《青年女社员周喜俊坚持业余创作被行唐县文化馆破格录用》的通稿。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全国及各省、市新闻媒体先后进行了报道。省委第一书记关心自学青年的消息在全国产生了强烈反响。这振奋人心的喜讯让众多在社会底层艰难跋涉的自学青年看到了希望，为在自学之路上奋力拼搏做出贡献的有志青年打开了绿色通道，一时间在全国掀起了青年自学的热潮。走自学之路，做栋梁之材，成为无数青年奋斗的目标。

您的批示，不仅改变了我的命运，也为在社会科学领域不拘一格选用人才开了先河。一大批有成就的自学成才青年在党团组织的关怀下找到了发挥专业技能的广阔天地。据有关资料记载，在我录用后的三年中，河北省就录用了112名闲散科技人员，其中青年人占了三分之一。

                            2.

省委第一书记对一个农村业余作者的关怀让众多人精神振奋,但也让一些认为没有关系不走后门就办不成事的人觉得不可思议。于是有人挖空心思编造出各种啼笑皆非的故事。我亲耳听到过有人神乎其神地讲您抗战时期在太行山区打游击，怎样和我父亲成了有生死之交的挚友，所以我的破格录用是您轰轰烈烈把后门开成了前门。还有人说高占祥书记和我父亲是战友，是他找您给我走了一个大后门。我的农民父亲三生有幸，因病去世17年后竟然和你们这些省委领导拉上了关系。

 如果说这类谣传还是不明真相的人对这次“破格”找合理依据的善意推测，那么另一种人对民族化大众化创作风格的轻视和排斥却让我感到无所适从。在这关键时刻，是您及时为我把握了方向。

我不会忘记,在1983年12月上旬召开的河北省自学成才青年座谈会上，您第一次见到我就关切地询问我录用之后的学习、工作和创作情况。还当众鼓励我在创作上保持自己的独特风格，坚持走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坚持写农村的新人新事新变化。

我不会忘记，1984年春暖花开的季节，中国曲艺家协会二届三次理事会扩大会议在石家庄召开。4月13日晚7点30分，您到河北宾馆看望与会的中国文联副主席、曲协主席陶钝，副主席侯宝林、高元钧、罗扬等同志，在和他们亲切交谈中还不忘对我进行推介。您说：“你们知道，我们省有个周喜俊，是个农村姑娘，初中毕业，写农村写得非常形象，很地道，她是民族风格的。”谈到一些地方对曲艺工作不重视时，您说：“现在有些人对曲艺存有偏见。有人写了两三篇小说就成了作家，写曲艺的出了几十篇作品也不承认是作家。好像曲艺登不了大雅之堂。中国新书出路何在？在于面向农村，在于群众是不是喜闻乐见，是不是具有民族风格。毛泽东同志讲的要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和民族形式、民族风格的文艺思想，要好好做做宣传。”

在那次会上，中国曲协副主席罗扬对我说：“喜俊你太幸运了，能遇上高扬同志这样爱才护才的好领导是你的福气。”侯宝林、高元钧等曲艺界前辈也嘱咐我一定不要辜负您的期望。陶钝主席专门为我题写了“学习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深入理解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必能使自己的作品丰厚多采”的赠言以示鼓励。

您像护花的使者，为一个在文艺界崭露头角的“小荷”撑起保护伞，唯恐她在冷风中夭折。您像爱花的园丁，及时施肥浇水，避免她在烈日下凋零。您是日理万机的省委第一书记，却时刻不忘为一个青年作者敲敲警钟。

我不会忘记，1984年11月3日至5日，河北省召开自学成才青年命名表彰大会，我作为自学成才青年十面红旗之一受到表彰，并代表受奖者在大会上发了言。散会后的第二天，您委托省委宣传部、团省委的同志把《老舍曲艺文选》、《赵树理曲艺文选》赠送给我，两本书的扉页上，您亲笔题写了：赠给周喜俊同志.高扬.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七日.还加盖了您的印章。

您什么都没说，但那红红的印章让我感受到了您赠送这两本书的份量！您是不是担心刚刚受到表彰的我在鲜花和掌声中迷失方向？所以才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提醒我，要以老舍、赵树理两位前辈为榜样，永远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坚持走民族化大众化的创作道路。  

您什么都没说，但在此时此刻亲笔签名赠书给我，胜过千言万语的告诫。您是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提醒我，艺术永远属于人民，牢牢把握这个创作方向，道路会越走越宽阔。

至今《老舍曲艺文选》、《赵树理曲艺文选》两本书仍摆放在我书架的显要位置,每当我心浮气躁的时候,就要拿过来翻翻,它会时刻提醒我不能辜负您的期望！每当我被文艺界各种思潮冲击的头脑发晕时，就要静下心来读读其中的篇章，它会激励我要像两位文学前辈一样,面对各种风浪袭击, 始终保持自己的本色。

我更不会忘记，1985年春天,我的第一本新故事集《辣椒嫂》准备出版，

书稿送出版社之前，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给您写了一封信，希望您能给题词。信发出去后我就后悔了，我想您工作那么忙，您已经为我操了那么多心，现在要出书了还给您添乱,是不是太过分了？正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您让人把题词转给了我。打开一看，一张十六开的宣纸上写着：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歌颂社会主义新时代。这21个字中有6个字是从另外的宣纸上写好剪下来贴上去的。看着这拼贴到一起的题词,我心中涌上一股暖流。您不是书法家，但您是在用“心”去写。我不知道您在夜深人静处理完公务之后写了多少遍，才把最满意的几个字拼到了一起。这不是一句附庸风雅的题词，而是省委第一书记对一个青年作者寄托的殷切期望！

                                   3.

 高扬书记要回北京了。

 得知这消息的时候是1985年5月下旬。那时我的工作关系已从县里调到石

家庄地区文化局戏研室，但为了不脱离生活，组织上批准我仍然把行唐县作为深入生活基地。那天我是回市里参加一个会议，当听到您要离开河北的消息,我再也坐不住了，我要去看您！尽管我知道您离开河北之前还有好多重要事情需要处理，但我想见您的愿望是那么强烈。

   1985年5月27日上午，团省委的同志陪我一起去了省委四号楼。进门之前秘书告诉我，您上午的事情安排的很满，只有三、五分钟时间。我说两分钟足够，我和高书记见个面就走。没想到，当我走进您办公室的时候，您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你来得正好，有些话我还是想当面跟你谈谈。”您的开场白一下消除了我的紧张和不安。

您停下手头的工作，坐在沙发上，像一个慈祥的长辈，详细询问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包括工资多少？够不够花？家里负担重不重？到农村深入生活有没有困难？之后话题就转入了谈创作。您说：“现在对通俗文学有争议，有人排斥的挺厉害，认为通俗文学算不上文学，写通俗文学的人不算作家，这是一种偏见！对那些庸俗的东西，乌七八糟的东西，别理它，按照你自己的道走，不要受干扰！”

您说：“现在中央强调文艺创作的民族化。有些小说洋化太厉害，形式、风格都追求洋化，丢弃了民族的东西，这是个方向问题。有的作家不深入生活，写的东西真实感很差。我算是知识分子吧，‘五四’以来就接受新文化的教育，我都不知道那说的是什么，广大读者能从中受到什么教益？不深入生活就写不出好作品。”

您说：“你是很有成绩的，但现在还没有成大名。主要是条件不成熟,因为通俗文学还不被重视。当然,通俗文学本身也还需要出好作品,名作品。正如杂文一样,原来不被重视,我们办了《杂文报》，有些杂文写得还是很不错的。现在怎么样？不是被重视起来了吗？通俗文学是受群众欢迎的，抗战时期、延安时期创作的那些作品大多是通俗文学吧？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有人说现在是和平年代，需要轻松愉悦，那也不能总是靡靡之音，让人昏昏欲睡吧？寓教于乐，现在有些人只强调娱乐，而忽视了教化功能，这是一种偏颇，长期下去是会出问题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这个宗旨不能变！文学作品要是不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只靠小圈子里几个人互相吹捧，长久不了。通俗文学有很强的群众性，创作的前途很光明，我相信总会有人站出来说话的！”

您对我说：“你的作品我看过几篇，格调清新，境界很高。《辣椒嫂》我读了两遍，人物很鲜活，语言乡土气息很浓，很有特色。这与你长期生活在农村有很大关系。进了城还要继续坚持深入生活，要和社会上的一些青年人建立联系，不只是搞创作的，其它行业的也行，要和他们思想上有交流。不然，写短篇还可以，写长篇就困难了。长篇涉及到各种各样的人物，各方面的知识,没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就写不好。社会发展很快，人们的生活变化也很快，不经常深入生活，就跟不上时代的发展。生活处在停滞状态，读书再多也写不出好作品。搞创作，外国文学读得不多不要紧，古典文学基础差点也不要紧，关键是要坚持不懈地深入生活。当然，有了生活不读书也不行，知识面狭窄，思想境界不高，看生活只是表层，写出的作品就不丰厚。你录用后就去上大学,这很好。除了大学课本上的知识，你还要集中精力多读些书，古典的，现代的，外国的，自然科学方面的书也要读一点。还有《资治通鉴》《史记》之类的书，我建议你以后也要挤时间读一读，读不懂不要紧，可以先读白话文，然后再读原文。”

不知不觉中，您已经和我谈了一个多小时。这期间，秘书进来过几次，那一定是在催促您。见您谈兴正浓，只好悄悄退了出去。我心里特别不安，几次欲起身告辞，都被您打手势制止了。您说：“别嫌我爱唠叨，要离开河北了，愿意和你多说几句，也许对你以后的创作会有用处的。”

我的泪水一下冲出了眼眶，我哪里是嫌您“唠叨”，我是为耽误了您那么多时间而歉疚。

您安慰我说：“以后还能见面的，到北京去我家里，咱们接着谈。下次你不能只听我说，也要发表自己的意见嘛，咱们共同探讨。”说着起身离开沙发，坐到办公桌前给我写下了您北京家里的地址和电话。还非常认真地在一张便签上画了到您家的线路图，嘱咐我发表了作品要送给您看。团省委的同志趁机问您：“这次谈话是否整理出来发表？”您摇摇头说：“喜俊能记住就行了。”

高扬书记,我记住了，不仅把这次谈话的内容全部记在了日记本上，而且牢牢记在了心里。您离开河北之前的这次长谈，成了我后来面对文艺界各种风潮保持独有定力的精神支撑。   

             4.

    我再次见到您，是您离开河北半年之后。

1985年11月25日至30日，我到北京参加共青团全国代表会议。开幕式那天晚上，团省委和新闻部门的几个同志带我去看望您。一进家门您就高兴地对我说：“刚从电视上看到你！”

您的神情和语气,让我深切感受到，您虽然离开了河北，却把对我的那份惦记带回了北京，您仍然在关注着我的成长，关注着我的创作，关注着我走什么样的道路。

您问我这半年又有什么新作品，是不是还在行唐县体验生活？您说体验生活也不见得老在一个地方，别的地方也要走一走，这样眼界会更开阔，看生活会更全面。您问我在河北大学中文系的学习怎么样？当得知我被评为优秀学员时，您很高兴地说：“这就好，有了创作实践再系统地学学理论，会为以后写长篇打下基础的。有个青年作者说写长篇小说是跟着感觉走，写到哪儿算哪儿，我不赞同。农村人盖房子也得先有个主体框架吧，要不怎能知道用多长的木料用多少砖瓦？写长篇没有个主题思想能写好?有个青年诗人说,她写诗就是写梦境,每天早晨起来回忆做了什么梦写出来就是诗,我觉得这种方法不可取。创作是一项艰苦的劳动，没有清醒的认识，懵懵懂懂的怎能写出好作品？还有的青年作者认为，写出的作品大多数人能看明白就太俗了，只有个别人能看懂才是高雅的作品。这论调是对马列主义文艺观的歪曲，也违背了做人的基本道理。打个比方，一个父亲和儿女说话，儿女听不懂，能说他是好父亲吗？儿女和父亲说话，父亲听不懂，能说他是好孩子吗？作家写出的作品要是大多数人都看不明白，能是好作品？”

您还对我说：“中国文联的同志送来一包书，我翻了翻觉得很适合你看。你开会带着不方便，等河北有车来再让他们给你带回去吧。”

从您家出来回宾馆的路上，和我一起去的几个同志开玩笑说：“在高扬同志面前，小周是红花，我们只能是秋后的落叶了，谁也插不上话。”

有人说您很威严，但在我眼里您总是那么慈祥。您对我的感情，不仅是老领导对一个青年作者的关心，更是一个长辈对晚辈的呵护。一位老师曾和我说过：“你要是把路走偏了，不仅是你的失败，高扬同志也会很伤心的。”这句话像警钟时时在我耳边长鸣。

1996年11月7日，我在北京参加中国曲协的会议。当时我的中篇故事《辣椒嫂后传》刚在《曲艺》杂志连载完，编辑部的同志在会上发刊物时特意多给了我几本，顺便提醒我一句：“你是不是给高扬同志送去一份？他对辣椒嫂可是很关心的。”

是啊，当年因为您的批示让众多人记住了“辣椒嫂”，如今我写出了《辣椒嫂后传》怎能不送给您看呢？

您离开河北时给我留下的电话号码和地址还在，这些年我每次到北京都带着这个号码，就是一次也没有用过。我是一个本分得有些冒傻气的人，总怕给人添麻烦。尤其像您这样年事已高的老领导，我更不敢冒昧登门。我怕耽误您的时间，怕干扰您的工作，怕影响您休息，怕打乱您的生活秩序。可这次我什么也顾不得了,因为我急于想让您看到我的新作。

屈指算来，距上次团省委的同志带我去您家已有11年，我不知道您身体状况如何，更怕您记不起我是谁，所以拨通电话的时候特意让公务员转告您，我是“辣椒嫂”的作者周喜俊。

见到您的时候我才知道这种提醒是那么多余，虽然那年您已经87岁，但仍然红光满面，气宇轩昂，思维非常敏捷。您接过登有《辣椒嫂后传》的杂志，看到封面上发了我的照片，作品也登在首篇，高兴地说：“还上封面了?又是发的第一篇啊！《辣椒嫂》当时也是发的首篇。”

从《辣椒嫂》到《辣椒嫂后传》，中间相隔整整14年，您对一个青年作者的作品依然记忆犹新。

见您那么认真地打开杂志看着，我有些不忍心。我说字太小了，您能看清吗？您顺手拿起桌上的放大镜说：“我用它来看，每天看两页，慢慢就看完了。”说着起身到书房拿来刚出版的《高扬杂文散文集》说：“我也出了本小书，送给你一本，咱们交换着看。”并认真地为我签上名。

您告诉我，现在没有公务缠身了，有更多的时间读书写作思考问题，每天坚持写点东西。杂文散文理论文章都写，写好了就先放起来。我问您为什么不发表？您轻轻摇摇头说：“现在发表还有点早，我的一些观点也许几年十几年之后才能得到印证。你搞文学创作也一样，要有超前意识，这样写出的作品就不会过时。好的文学作品不只是反映生活，还能引发人的思考，引导人的思维，这样才能发挥寓教于乐的作用。”

那天下午，您和我谈了很多，从深入生活到文艺创作，从艺术观点到表现形式，从创作思想到作品风格，从人生观价值观到一些社会问题，从您写的杂文到我的新故事创作。您不断提出问题和我探讨,没有居高临下的“训导”,而是像对待忘年交文友一样平等地和我交谈。您的平和与坦荡让我思想彻底放松，我也无拘无束谈了自己的观点。

您问到我这十几年的学习和工作情况。我如实做了汇报，您专注地听完,扳着手指头做总结：“上大学——深入生活——当所长——搞创作——再上大学——再深入生活。这些年你干了不少事嘛！”我告诉您，这是“先天不足，后天恶补。”您笑了，那是一种放心的微笑。

我对您说：“您离开河北时给我推荐的《资治通鉴》我已看过了，现在正读《史记》。”您满意地点点头说：“那会儿我问你看过《资治通鉴》没有，你说没看过是真话。一个初中毕业的农村小青年，看这大部头的书也不一定能看懂。现在你说看过了也是真话，因为我给你推荐了这套书，凭你的个性，肯定是要读的。何况你学了中文，又学法律，也有了知识积累。要是把创作比做火车，生活和知识就是两条铁轨，只有一齐向前延伸，火车才能跑得又快又稳。有些农村青年开始写的东西还不错，进了城就忘了农民，不愿再到农村深入生活，写的作品脱离实际，胡编乱造，老百姓不买账，也就没有生命力。有的作者不加强学习，不注重知识积累，写来写去就没了后劲儿，写出的作品总也超不过以前的。还有人总爱模仿西方的东西，甚至改头换面大段大段抄外国的，这样的东西不管怎么炒作也是热闹一时。中国有自己的国情，能流传下来的作品肯定是中国气派的。作家不能坐在家里凭空想象，只有经常深入到群众中，不断增加生活积累和知识积累，才能不断写出好作品。这话说着容易，真正能坚持下来也很难。你进城十多年了，还能保持本色，脚步走得很扎实，我相信，你的路子会越走越宽。”

这一次畅谈，给了我更多的启发。看看时间不早，我要赶回宾馆了，您执意把我送到门口。深秋的风有些凉，我让您回屋，您不肯，说要看着我走。我走过门岗，回头看见您仍然站在院里冲我摆手，您魁梧的身影，雪白的头发，还有那关切的目光，让我非常非常感动。那一刻，我的心默默对您说：“高扬书记，我决不会辜负您的期望！”

                          5.

我没有想到，您对“辣椒嫂”有了新的期待。

1997年秋天，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参加编剧进修班。这期间家乡人送给我两盒大红枣，礼物虽轻，但包装盒上“一颗红枣一颗心，颗颗红枣送亲人”的话语很温馨，我突然觉得这红枣应该送给您。更主要的是有了上一次无拘无束的交谈，我还有好多话想跟您说。

11月4日下午没有课，我拎着两盒红枣去了您家。这是我认识您15年来第一次送“礼”。一进门您老伴就风趣地说了一句：“看见大红枣，想起辣椒嫂。”您微笑着对我说：“今天还真得说说辣椒嫂。”

我莫名其妙，不知你二老怎么想起了这篇作品，我这次打电话没拿“辣椒嫂”做招牌啊。

在客厅落座后，您第一句话就说：“你送来的《辣椒嫂后传》我看完了。”我惊诧地看着您,脑海里顿时闪现出一组数字：八万多字的作品，小六号字，88岁的老人，您就那么拿着放大镜一字一句看完了？

您没有在意我的疑惑，继续着自己的话题：“我不太喜欢后传，总觉得是狗尾续貂，成功的不多。《辣椒嫂后传》还是很不错的，比《辣椒嫂》又丰富了许多，这个农村新人是随着时代的脚步走过来的，已经很成熟了，应该让她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怔怔地瞅着您，一时没有明白是什么意思。

您说：“你不是正在编剧班进修吗？让艺术研究院的老师们帮着出出主意，看能不能改编成剧本？新故事的读者面还是窄了一些，要是能改编成戏曲或电视剧，效果就大不一样了。现在的舞台和屏幕很需要这样的人物，她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形象，我很喜欢，我想观众也会喜欢的。”

您的提示让我对“辣椒嫂”有了新的认识，也给了我为这个人物找到更大发展空间的信心。虽然在那期编剧进修班上未能如愿，但时隔不到两年，1999年10月上旬，中央电视台影视部责编和制片方就找到了我，邀我写一部反映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农村巨大变化的长篇电视剧。我当时就给他们讲了《辣椒嫂》和《辣椒嫂后传》中的人物和故事以及这些年发表的反映农村新人新貌的其它作品。还没等我讲完，央视的责编就兴奋地说：“你有这么丰厚的生活积累，创作这部电视剧肯定没问题！”最后确定以“辣椒嫂”为女主人公形象，以《辣椒嫂后传》为三中全会后的主要事件，其它故事和报告文学作为补充来创作这部电视剧。

《当家的女人》剧本七易其稿，历时三年，电视剧终于拍出来了。但事情并不是预想的那么顺利。当时正是古装剧、青春偶像剧、武打剧、爱情剧红火热闹的时候，这么一部农村题材的正剧能否有收视率？是很多人担心的问题。

 2004年2月27晚全国“两会”期间，在没有做任何广告的情况下，《当家的女人》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悄然与观众见面，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轰动。相隔22天央视一套应观众强烈要求再次播出，收视率直线上升。之后各省卫视台轮番热播。同时还获得第24届全国电视剧飞天奖、第22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中宣部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成为央视获奖和市场双赢的优秀剧目，连续几年久播不衰。

高扬书记，我没有辜负您的嘱托。“辣椒嫂”以《当家的女人》女主角张菊香的形象走出来了，走进了全国亿万观众的心中。她正直善良的品质，坦荡包容的胸怀，昂扬向上的性格和不断进取的精神，受到了各个阶层观众的喜爱。从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广州，到革命老区延安井冈山，从机关厂矿到大学校园，从省会城市到偏远乡村，从大学教授到出租车司机，当众多人赞美张菊香这个女性形象时，我多么想打电话和您说说心里话，多么想告诉您，那个被您关注了二十多年的“辣椒嫂”终于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实践证明，观众对真善美的欣赏没有变，对中国气派民族精神的崇敬没有变！当我拿起电话的时候才想到，这一年您已是95岁高龄。从1997年深秋的那个下午您和我谈论“辣椒嫂”的出路，到2004年初春《当家的女人》播出，相隔近七年我没再和您联系，您还能想起我是谁吗？还能听出我的声音吗？还能像当年拿着放大镜看《辣椒嫂后传》一样坐在电视机前看《当家的女人》吗？我手拿电话犹豫半天，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

那天晚上，我突然萌生了给您写封信的念头。当我在电脑的键盘上敲下：“高书记，我想和您说说心里话”几个字时，已是热泪长流。二十多年过去了，您为我所做的一切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清晰，如果没有您的直接关怀，如果没有各级党团组织的关心培养，如果没有众多好人的扶持呵护，我这棵从贫瘠土地上冒出来的小苗也许早已夭折，又怎能茁壮成长？面对鲜花掌声，您不忘给我敲敲警钟,让我头脑永远清醒。面对冷风邪气，您给我精神鼓励,让我变得更加坚强。您一次次的长谈，是在为我的心灵补充营养。那“润物细无声”的教诲，是在为我把握创作方向。多年来，不管文艺界出现什么样的思潮，不管深入生活受到赞扬还是贬损，不管歌颂崇高受到肯定还是否定，不管写农村受到重视还是冷落，我始终坚持“扎扎实实深入生活，认认真真为人民创作”的理念。这种无怨无悔的坚守,让我的创作道路越走越宽广。

这封没有发出的长信，是我对您的一次心灵倾诉，记载了我难以忘怀的成长经历，也是河北省委对人才高度重视、对文艺工作高度重视的最好见证！ 

                              6.

 您曾说过,周喜俊很本分,从来没有提过任何要求。我觉得您已经为我做了很多很多，我只有把全部精力用在工作和创作上，才是对您和所有关心我的人最好的回报。我的作品和人品得到了组织和文艺界的认可，2004年8月我被破格提拔为石家庄市文联主席。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刚从农村体验生活回来就被市委领导召去做上任前的谈话，我有些诚惶诚恐。虽然我在市艺术研究所当了近11年的所长，但能否挑起省会城市文联主席的重担，我心里还是没有底。更何况我正处于创作的旺盛期，担心行政事务多了会影响出作品。一位老领导真诚地对我说：“当文联主席对你个人没什么好处，但对石家庄文艺事业的发展会大有益处。这些年你坚定不移地走民族化大众化的创作道路，如果你当了文联主席，就能举起这面旗帜，带出一支这样的队伍，高扬同志知道了也会很欣慰的。”正是这番话，让我感受到了自己应该肩负的社会责任。

高扬书记，我没有辜负您的期望。作为石家庄市文联主席兼作协主席，我上任以来，围绕“树旗帜、带队伍、育人才、出精品”的总体思路，卓有成效地开展着工作。每年的5·23前后,我们以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契机，开展一次大型主题教育活动，就是要让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时刻牢记，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这个宗旨永远不能变！

2006年5月23日在石家庄文联组织召开的全市文艺创作大会上，当我坐在会场，倾听一个个来自基层的业余作者充满激情的发言时，我想到了当年的自己……

1984年11月下旬至12月初，历时六天的河北省业余文学创作座谈会在石家庄召开。作为省委第一书记，您不仅出席了开幕式，而且在12月1日下午邀集部分青年作者进行了亲切交谈，我也在被邀之列。座谈中您亲切地对大家说：“搞创作要有洞察力，作家手里掌握显微镜，微观世界的东西也能看得见。还要手里掌握望远镜，站在高岗上，拿着望远镜，别人能看出几百米，你就能看出几千米。显微镜和望远镜就是马列主义。”您要求大家要努力学习，深入生活。满腔热情投入到时代变革的热潮中，为繁荣河北文艺做出贡献。

这次座谈会对我的创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文学创作座谈会已经很少召开了。我到文联上任之后首先想到的是要组织召开一次这样的创作会议，要把当年您对我们提出的要求传达给新一代的基层业余作者。这次会议市委市政府领导都很重视，开得也非常成功。会上一些中老年作家不约而同地把这次会议和1984年省里的文学创作座谈会联系在了一起，他们说这次创作会是22年前省里那次座谈会的继承和发展。会后我们向全市文艺工作者发出了深入生活的倡议，并隆重举行了新农村建设采风团出征仪式。当我从市委领导手里接过那面高高飘扬的旗帜，迎着火红的太阳走在石家庄文艺队伍前列时，我的心在对您说，高扬书记，我没有辜负您的期望，如果您能看到我身后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您一定会感到很欣慰。

如今在石家庄文艺界，深入生活已不是发号召，而成了每个人的自觉行动。一支扎根基层服务人民的文艺队伍在不断发展壮大，一部部弘扬民族精神紧扣时代脉搏的力作在不断涌现。您听到这消息一定会很高兴吧？

记得那次和您谈创作问题，无意中提到我的一篇散文《酸枣情》，是在赞皇体验生活时即兴写出来的。这篇作品歌颂了酸枣棵扎根贫瘠土地，不自卑不气馁，不惧狂风暴雨袭击，依然结出丰硕果实的无私奉献精神。这篇不到三千字的散文，竟然挽救了一个高考落榜要自杀的女青年的生命。您听了沉思好一会儿才说，你写的酸枣棵正是老区人民的品质。您说，抗战时期您曾在太行山区工作，那里的百姓淳朴善良，为新中国的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可现在他们的日子还不富裕。有的孩子上不起学，有的小伙子娶不上媳妇。您说搞创作的人应该多到他们中间走一走，看看基层老百姓的真实生活，听听他们的呼声，对了解中国的农村问题会有好处的。

我没有忘记您对老区人民的牵挂，更没有忘记您对我的嘱托。我到文联上任后，在市委的安排下，选择了赞皇县行乐村作为深入生活基地。2005年以来,我在工作之余，数次走向这片热土。在这里，至今有些老人还在津津有味地讲述您抗日战争时期在太行山区打游记的故事，尽管我听着有些已近乎传说，可蕴含的却是当地百姓对您的一片真情。

 令人欣慰的是，在这片土地上，如今有一批新时期的共产党人在为改变老区的面貌艰苦奋斗，在为解决三农问题无私奉献，在为新农村建设奋力拼搏，在为引领农村的巨大变革发挥着重要作用。我被他们的精神感动了，在这里，我创作出了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作为2006年全国两会特别节目播出的大型现代戏《七品村官》，在《中国作家》发表的报告文学《时占经：英勇行乐》,在全国《曲艺》发表的中篇评书《天地良心》。长篇电视剧《当家的男人》即将开机，同名长篇小说也将作为向建国60周年献礼图书公开出版发行。这一切是我在您牵挂的革命老区体验生活四年的结晶。

高扬书记，我想对您说，当年您的一份批示，并不只是解决了一个农村业余作者的户口和工作问题，而是埋下了一颗有生命力的种子。 这种子生根发芽,沐浴着阳光茁壮成长。虽然她不是参天大树，但也会尽自己所能护佑更多的幼苗，因为她深深懂得，民族化大众化的创作道路上需要一代又一代新人，只有培养带动起一支具有责任感的文艺队伍，才是对党和人民最好的回报。这是您——-一位老共产党人赋予她终生的使命！

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东礼堂送别大厅，当我最后一眼看到您慈祥的面容，我的心在默默对您说，高老——我生命中的恩师，您不仅教会了我如何为文，更让我懂得了如何做人。您一次次的教诲，对我是一生的嘱托！

高老，安息吧！        

（2009年第4期《长城》全文发表，2009年4月24日《石家庄日报》整版发表，  获全国好新闻二等奖。  收入2009年7月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世纪老人高扬》一书） 

作者简介：

周喜俊，河北省文联副主席，石家庄市文联主席兼作协主席，一级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