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青年的命运和时代的命运

　　今天读了曹征路的小说《霓虹》，这是他2006年的新作。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下岗女工，为了谋生而最终变成了一个暗娼。作家在他上一篇引起轰动的小说《那儿》中，实际上已经写到了这个人物——下岗女工杜月梅，她为生活所迫而成了一个“霓虹灯下的哨兵”，不过没有展开而已。

　　这部小说让我感慨良多。记得年初的时候，在北大听一位自由右派学者的讲座。他讲到文革期间，有女知青为了获得回城的指标而不得不委身于农民出身的公社书记时，对那个时代表示了极大的愤慨，流下了激愤的眼泪。我当时坐在台下，亦心有戚戚焉。

　　但读了《霓虹》之后，我忽然意识到，这个判断是不对的。假如我们先把其他因素排除掉，仅仅以女青年的命运作为衡量一个时代好还是不好的指标的话，那现在显然不如那个时代更好、更人道。

　　那位学者所讲的故事，我相信是事实，而且不少伤痕文学也都有类似的描述。但如果从统计学的意义上看，我肯定这样的事很少的。公社书记的行为，在那个时代，不仅有刑事风险，而且有政治风险，是严重不合法的。

　　但是今天呢？书记也好，有钱人好，什么“长”也好，要搞一个女青年——无论城乡、无论学历、无论职业——简直像喝一杯白开水那么简单。实际上，你只要付两个臭钱，就有无数女青年供你随便蹂躏，因为这已经完全成了一个产业，全国有上千万人靠此为生呢！

　　一个小老板，一个小官员，要搞一个自己手下的良家女子，也是易如反掌。

　　我想，那位学者的眼泪其实是很虚伪的，赚了我们不少眼泪的伤痕文学也是很虚伪的——显然，他们并不是真的同情、关心女知青、女青年的命运，他们只是仇恨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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