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汪晖访谈

　　曾有人这样评价，汪晖是中国当代学人中少有的可以和世界顶级学者对话的学人。作为《读书》的前主编、现任清华大学教授，汪晖的确可称得上是中国当代思想文化界的传奇人物，因为他的影响已超越思想文化领域本身。这位传奇学人近况如何?他的学术足迹和学术思考在何处?记者近日就此专访了这位新任全国政协委员。

学术足迹遍布中西

问：两会很快就要召开了。不久前，跟您联系，您还在瑞典。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您近年来的工作经历?

答：上个学期教学工作结束后，我利用寒假的时间来到位于乌普萨拉的瑞典高等研究院做研究。瑞典高等研究院是欧洲最好的高等研究院之一。乌普萨拉大学也是著名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著名考古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工作过的地方。清华大学的老一代学者赵元任先生、罗常培先生及早年毕业于清华的李方桂先生曾经与高本汉合作，翻译出版他的名著《中国音韵学》。安特生是北京猿人和仰韶文化的发掘者和发现者，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很大。瑞典高等研究院聘请我担任Karlgren Fellow，我也因此得以利用去年暑假和今年寒假来这里做研究。

　　我大部分的时间在清华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也同时担任一个不大的研究机构清华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的工作。高等研究始于著名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此后柏林高等研究院、瑞典高等研究院、美国的国家人文中心等高等研究机构相继成立。这类研究机构邀请不同学科、不同背景的学者，在同一个空间中进行研究和交流，产生了许多影响深远的成果。清华大学是国内第一个建立高等研究机构的大学，这就是杨振宁先生创建的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原名高等研究中心)，但以理科为主。我们的研究所规模较小，以文科为主。过去几年，我们也邀请欧美和亚洲地区的学者来清华进行访问研究和教学，虽然规模很小，但效果却很好。

中国学者不应在国际交流中缺席

问：近年中西学术文化交流非常频繁，形式多种多样，您个人如何看待这种学术交流的态势?

答：学术研究以研究者个人为主体，但也离不开学术共同体的交流、切磋和检验。中国近代的语言学、考古学、历史学和文学研究，没有一个人文学科不是在多种文化经验的互动中发展和成长的。但这种文化经验也产生了许多限制，比如许多学者批评的欧洲中心主义，以及许多研究工作中的削足适履的状况。在一个互动日益紧密的时代，中国学者如何阐述自己的历史经验，如何分析其他社会的历史和变迁，成为一个绕不过的问题。

　　举个例子，接到您的采访短信时，我正从柏林赶回乌普萨拉的途中。在柏林，我应邀参加在洪堡大学举办的一个关于国际法的全球史的讨论会，就牛津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长达1200多页的国际法史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Law)做一些评论。我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第二卷中曾经从思想史的角度涉及过相关的问题。现代国际法是欧洲人的发明，中国古代是否存在国际法?近代中国和亚洲历史中，欧洲国际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如果欧洲国际法曾经在近代殖民主义历史中扮演了角色，那么，在今天如何讨论和修订国际法?这些问题需要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学者参加辩论，才有可能改变这一领域中长期占据支配地位的西方中心论的视野。但是，这部著作中有关亚洲，甚至中国的章节也是由日本学者完成的。我并不是说其他国家的学者就没有资格或能力从事描述中国的历史，但这类研究不但涉及史料的选取，而且也涉及角度和方法的选择。中国学者的缺席是令人遗憾的。在这方面，首先是要拿出真正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其次是通过自己的研究，参与到对于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重新叙述之中。

在国外做研究，发现新问题

问：您的学术研究，在中国思想和当代文化研究上独树一帜。您是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而进入学术界的。但过去很多年，您除了在国内工作外，也经常在国外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从事教学和研究，这对您现在的学术工作具有哪些影响?

答：我的研究工作是以中国思想和文学为中心而展开的，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也自然地与其他的思想资源和历史经验发生关系。在研究中国的对象时，你也不得不去研究与之相关的文化。例如，近代思想家，从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严复到胡适、鲁迅，哪一个思想家没有复杂的、多重的思想来源呢?我最初去国外做研究，也是沿着这样的线索展开的。但随着在国外研究的深入，也产生了许多先前未曾想到的新问题，形成了重新理解中国和世界的新角度。结果是阅读范围、对话范围的扩大，不但欧美和亚洲，甚至拉美和非洲，也开始涉足。我的著作主要是以中文形式发表的，但随着时间推移，也被翻译为其他多种语言，这在无形中增加了我的潜在的对话范围。其实，研究和对话的关键，在于你找到什么人与你共同探索，又发现了什么样的对手，与你辩论。这个过程对我的思考当然有很大的影响。

解决现实问题，更要对知识领域有贡献

问：以全球化视野关照今天的中国社会，您可否从一位学者的角度，联系您的学术思考，谈谈您的关注、您的忧思和期盼?

答：19世纪中期之后，中国曾经长期处于被动挨打和动荡的局面，经过好几代人的奋斗，中国所处的位置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是一个世界性的大国，也是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中国的每一步发展和变化都将对周边地区和整个世界产生影响。这就是围绕中国的变迁，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有这么多的话题、这么多的兴奋、这么多的焦虑的原因。

　　围绕中国的发展问题，人们最关心的是这一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这也牵涉到贫富分化、区域差别、城乡矛盾、民族冲突和环境危机等一系列问题。关于中国的政治变革，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也是人们关心的问题。过去这些年，我一直追踪这些问题，发表过有关民族问题、平等问题及区域问题的研究成果，也从代表性断裂的角度分析过包括中国在内的当代政治制度所面临的挑战。这些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解决的，我也会围绕这些问题继续进行研究和思考。

　　作为一个人文领域的学者，我的工作主要是历史性的和理论性的。我认为现在尤其需要新的理论视野来解释这些问题。事实上，关于中国的历史经验和当代困境的分析，都涉及如何认识当代世界的问题。就此而言，我觉得一方面需要紧密的追踪和观察当代世界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另一方面又需要形成和创造理解和分析这些新变化的理论视野、思想方法和新的概念。我期望思想的讨论不仅能够对现实问题的解决产生积极的作用，也期望这些通过传承和创新而展开的工作能够在知识领域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