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E提案：人大代表团——增加工农兵 减少官学商

云淡水暖


本届人大即将届满，人大代表即将换届，有一个问题很有必要提出来讨论和落实，就是人大代表团的组成成分问题。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工人阶级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元素，工农联盟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这应该是组成代表国家最高权力的人民代表大会基本原则，为体现这一基本原则，在代表的组成上，应该不折不扣地得到体现。

但是，现实的情况与以上基本的原则是有差异的：

第一，历史地看，1975年四届人大，代表共二千八百六十四人，工农兵代表占百分之七十二，工人占28.2%，农民占22.9%。1978年五届人大，代表有三千四百五十六人，工农比例为54％。而到了十届人大，工农兵只占27%，工农比例从五届的54%降到十届的19%。而且，在所谓的“工农”当中，有多少是“来自一线的工人农民代表”有待商榷。

根据《长沙晚报》报道，湖南省第十一届118名全国人大代表中，“一线工人3名，农民8名，分别比上届多3名和4名”，就是说在湖南，第十届人大中，工人代表为零，农民代表为4。

根据《南京晨报》报道，江苏省第十一届人大代表组成也有相同“基层工人农民代表比例显著上升。工人58名，占7.2%，上届工人代表比例是3.4%；农民46名，占5.7%，上届农民代表比例为2.6%。特别是新一届代表中产生了第一名、也是唯一一名农民工代表———张家港普坤纺织公司的宿迁打工妹潘金凤。”

可以看出，一线工人，农民代表的人数，在一个省的代表团中仅为个位数，这与工农劳动群体占人口的90%的比例是极不相符的。

第二，《广州日报》报道，近年来，民营企业家（资本家）的代表数量可以用“激增”来形容，民营企业家大量当选人大代表，占广州市十一届人大比例是9.6%，比上届增长了140%，比前一届增长了860%。两届人大下来，“企业家”们的比例增加了差不多8倍，而代表的人数是有限的，官员的人数基本是“刚性”的，“企业家”代表激增，必然挤压其他阶层代表的比例，说穿了，就是挤占了工农劳动阶层代表的比例。

根据广州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闻晓明、范宇红提交的论文称，受经济利益驱动，民营企业家中的不少代表在各种重要会议上，利用其代表职务为自己的集团利益代言，难以监管。对于人大及其常委会组织的各种会议和活动，涉及他们自身利益的，就非常关注，积极参与，有的还出钱出力；与己无关的，则不太关心，也不太积极参与。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代理主任郑国强指出，少数新的社会阶层代表往往只关注自身利益，而不是代表人民利益。（广州日报）

第三，在人大代表中，各级官员的比例也偏多，比如，第十一届人大，江苏“党委系统51名，占6.4%；人大系统44名，占5.5%；政府系统180名，占22.5%。”，党政部门代表的比例达34.8%。（南京晨报）。

这样的代表比例现状，弊端是显然的：

首先，官员过多并不太利于人大立法、监督的功能的发挥，官员是执行者和被监督者，但有来充当立法者和监督者，降低了人大的有效性。还有，在人大的小组讨论会电视新闻中，看到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某个省的书记、省长，他们侃侃而谈，如同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做形势报告，然后镜头一转，扫过前排沙发上的面孔，又往往是底下各地区、市的书记、专员、市长若干，正襟危坐，给人的印象，倒不是在开人代会。而是在开某省的省市干部大会。这样，不利于党政官员听取底层的意见。

其次，私营企业主、国有企业高管、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等处于社会顶层的社会精英在代表中比例过大，工农在代表人数上处于弱势。每个阶层都会自觉不自觉地站在本阶层的利益和立场说话，为普通工农说话的声音就小了。比如，前两年宣布事业单位退休制度改革，与社会保险接轨的时候，代表团中的高校、科研单位的教授、专家们立马咆哮起来，但几千万工人下岗的时候，反对的声音很微弱。

综上，请审议在下届人大换届时，把大幅度增加普通工农代表的比例作为一个方向，当然，代表名额是有限的，增加工农的数量，就会减少其他人的数量。那么，把官员基本请走，作为旁听和受质询的对象，其他社会阶层按社会人口比例限定其名额，也即是，把工农兵请进来，把管学商请出去。这样的代表构成，与党章宪法相符，于社会公平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