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反思的不仅仅是达赖
最近几天的《环球时报》社评还真有意思,先是27日向奥巴马倾诉,告诉奥巴马说他让中国人失望了,28日又调过头来同达赖讲话,题目是《挟洋自重的达赖需反思》,文章说:“达赖想借助外部力量迫使中央让步,不过是一种心智迷失的妄想而已”,“靠投靠外国势力可以对抗中国中央政府的时代过去了”。这就是说,以“挟洋”的办法来“自重”,是走不通的一条死路,因而达赖需要反思一番了。
我们知道,最近,达赖势力又要同中央政府进行“谈判”了。尽人皆知,要想与人家坐在桌子边打嘴仗,手中得有资本,资本越厚实谈判越有利,这是常识。作为谈判的一方,达赖集团是没有多少资本的,所以只能拼命捞救命稻草,其中,“挟洋”就是达赖集团赖以支撑的重要因素,他们认为,只要把“挟洋”的功夫做足、做透,自然就能有效地加重自身的分量,进而增加与中央政府谈判的筹码了。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正如《环球时报》在该文中所说那样,“他与中央政府的对抗符合西方的遏华政治需求。换句话说,他不这样做,西方现在的支持就会离他而去”。
这样说来,达赖非但不需要什么反思,反而有充分的理由继续加大“挟洋”的力度。第一,只要“挟洋”就可以“自重”,何乐而不为?难道你让人家去“自轻”“自贱”不成?第二,“挟洋”就可以获得西方的支持,就能撑腰,有什么理由不继续把腰挺得更直更硬一些呢?《环球时报》苦口婆心地说,“但愿达赖能深刻反思,抓紧时机,做出正确的选择”,既然“挟洋”能换得来这样大的好处,达赖还应该反思吗?即或要反思,怕也只是反思“挟洋”的功夫是否做足、做透吧?
说老实话,达赖需不需要反思,实在是用不着我们穷操心,相反,倒是我们自己应该应该认真思考一下,为什么“挟洋”就能“自重”。这是很说明问题的。
第一,只要“挟洋”,与洋人合作,对洋人来说,就是有价值的工具,就应该加以支持、利用。
正如该文所说,“在中美、中法、中德等重要双边关系中,达赖都搅过局,加剧了这些国家舆论对中国的误解与抵触”。达赖的价值就在这里,他能搅局,能给中国制造麻烦,这还不够吗?这不正是西方遏华所需要的吗?中国的不利就是西方的有利,中国的不利就是就是达赖的顺利,这个正反关系不是一目了然的吗?《环球时报》劝说达赖什么“西方主流社会不会为其立纪念碑”,就算不立纪念碑,经常地接见一下,鼓励一番,授予个“诺贝尔和平奖”,差不多不也就是纪念碑吗?《环球时报》文章说,“西方有遏华的一面,也有亲华的一面。面对崛起的中国,西方国家越来越难以承受和中国关系破裂的后果。”难道“越来越难以承受和中国关系破裂的后果”就是亲华的一面?这篇文章武断地声称,“靠投靠外国势力可以对抗中国中央政府的时代过去了”,既然这个时代都过去了,为什么达赖还继续“挟洋自重”,为什么台独、疆独、民运、法轮功等势力还在西方的扶持下与中国对抗,时不时地蠢动,有时还很猖獗呢?
第二,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一“挟洋”就能身价倍增?这是问题的核心。
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洋人的脸色、洋人的态度,一直是让许多中国人忐忑不安的重要因素,“外国人说话了”,这简直就成了权威、成了命令。在长期的媚外宣传鼓动下,外国的一切都是优越的,凡事只要沾上一个“外”字,立马身价暴涨,大到工作岗位、学历资格,小到住宅楼、商品品牌,只要有“外”的痕迹就超凡脱俗、非统等闲了。这是什么精神?这大概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现代西方国际主义精神”吧。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精神基础,“趋同论”“、“全球化”、“一体化”等理论才能大行其道,形形色色的现代卖国主义才能堂而皇之地招摇过市。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下,连一些中国人自己都时不时要“挟”一下“洋”来抬高身价,达赖这个并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人“挟洋自重”又有什么大惊小怪、值得反思的呢?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前进的过程中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与缺陷在所难免。但是,思想和精神层面的东西是这样的重要,以致于我们必须把它摆放在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民族的复兴决不仅仅在于腰包鼓、钱袋足,更不是吃得大腹便便、脑满肠肥酒可以怡然自得,更重要的是精神意志有一个新的发展,达到一个新的境界。没有这个层次,总是跟着西方的节拍起跳,想要达赖不挟洋自重,岂可得乎?
所以,真正需要反思的,也许就不只是达赖了。达赖是不是反思并不重要,但实,在当今世界,居然仍还有那么多如达赖般的“挟洋”之流张狂肆虐,这倒是应该好好地进行反思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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