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点题外话。去年完成了一部书稿《超越利益集团》，拖了一年还未出版，虽然着急，也没办法，继续等吧。高兴的是，今天又完成了一部书稿，暂名《我们为什么不快乐？》已发给了出版方。不知道这部书稿要等多久。不会等到2012吧。下一步要着手完成另一部已写了一半的书稿，尽量抓紧时间。后面还有好几个写作计划排在那里。今天与宋鸿兵交流，他也痛感时间不够。的确，人生苦短，读书写作也是很费时的事情，总不能对不起读者、对不起自己，胡乱码字啊。
读书写作是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但是，读书写作并不是最终目的。知识分子存在的根本意义还是要承担社会责任，否则，民众干嘛要花钱养你？道理虽然简单，但要落实到实处，往往也很复杂。比方说，知识分子到底是由谁养活的？回答也可能五花八门。从根本上说，知识分子还是靠民众、靠社会养活的。然而，知识分子靠民众、靠社会养活，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答案，因为民众并不是清一色的，社会也不是单一的。在各个历史阶段，它的表现也不同。
就中国来说，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里，知识分子的产生和培育大都与耕读之家有关，这也可以看成是自食其力，自己养活自己。当然，其中有些人家境比较富裕，例如有雇工的地主，但总体来说，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主要产生与于农民阶层，或者与整个农业社会有着必然的联系。知识分子当官以后，由政府养活，政府的收入有相当大一部分也来自农业。因而，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就普遍意义来说，与最广大的农民保持着一致。虽然古代知识分子当官后常被称为“父母官”，但是，他们也同样清楚，广大农民就是“衣食父母”，所以，知识分子与广大农民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
进入现代社会，农业地位下降了，这无可指责，回到农业经济是不现实的。于是，从国外传入一整套文化，简单说就是资本主义文化。这一文化进入中国后，与中国的现实产生了很大的冲突。最重要的原因是，资本主义文化的社会基础是工业社会，它也许能够很大程度上适应西方国家，因为，很多西方国家的农民已经很少了，大都成为进入城市生活的工业社会的群体了，因而，他们那套理论对于西方自己来说，适应程度还是挺高的。但是，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大国，即使今后能够变成像西方国家一样，只剩下很少的农业人口，这个过程也将非常漫长。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如果只凭借来自西方的文化，或者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来指导中国，很可能会出大乱子。
对于义和团运动的评价是一个典型。站在西方资本主义的立场，义和团运动几乎一无是处，它所体现出的一系列农业社会的特征，与西方工业社会下的资本主义文化格格不入。如果知识分子只把西方工业社会条件下的文化当成唯一正确的文化，那么，批判义和团是必然的。但是，文化和观念的批判不能只停留在纸面上或口头上，它必须落到现实之中。就中国当时的现实来说，如果农业人口只是四亿中国人中很小的一部分，他们不改变，便要被工业社会淘汰，也许可以说成是社会进步的代价。但是，当时中国毕竟80%以上是农民，从观念上说，不管你说它是先进还是落后，它都是现实。如果要按民主的原则来投票，这些农民意识必定也是占上风的。从现实利益的角度说，如果政策都倾向于资本主义、工业经济，那么，几亿农民的生存将如何解决？实际上，这个问题到今天依然存在。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接受“先进文化”的名义下，大都受到西方文化的严重影响。西方文化的本质就是适应工业经济条件下的资本主义文化。这一文化即使在西方内部能够从小到大、最终结成正果，也经历了重重曲折，因此，它要在任何一个非工业经济条件下的国家或地区推广，一定会带来种种问题。有些人想一朝一夕移植西方文化，往往酿成大祸。因此，合理的方式应该是渐进。然而，即便是渐进也有更深层的问题。当西方自身都出现种种难以克服的弊病，其他学着西方渐进的国家，是否还有必要一条路走到黑？就中国现实来说，美国的模式在只有3%农业人口以及3亿总人口的基础上运行，中国是否可能？如果不可能，中国就必须改变照搬美国的思路。
因此，当今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最大的矛盾在于，相当大一部分知识分子都是由工业经济或资本主义养活，他们所推行或提倡的方式，几乎都是在西方模式下符合工业和资本的要求的。然而，当今中国还有超过一半的人是农民，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或社会精英几乎都远离了他们。这种远离既是生存上的远离，也是利益上的远离、政策上的远离，当今的知识分子几乎不需要农民或农业来养活。而受工业和资本影响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社会的改造如果能够在短时间里迅速改变中国几亿农民的社会地位，那么，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很多问题，也许很快能烟消云散。但事实是，几亿农民的现实在中国将长期存在，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却很少有人从利益上代表他们。最多给他们一点虚伪的人道关怀，其背后还有很强的政治意图，而非实际上的经济利益。
简单说，由工业和资本养活的知识分子与广大农民的脱节，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脱节程度持续加大，到今天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最大的问题之一，两者之间几乎已经是难以沟通的鸿沟，仿佛是两个不同世界里的绝缘人群。我并不认为这全是受西方影响的知识分子的故意，我更愿意认为他们是没有真正理解中国社会的实质。当知识分子都以工业、资本甚至信息、金融为生存依托时，他们所引导的社会方向，对于几亿农民来说，必然是不得不面对的悲惨世界。因为，就中国的现实和世界的大背景来说，中国至少不可能在短时间里消除这些数量庞大的农民。在长远的未来也未必能够。在这种状况下，被知识分子牵引向工业和资本的体制肯定会出现不适应的现象，然而，按照这些知识分子引导的方向，体制将永远有问题，体制永远不能适应中国的现实。

我有时都在想，连政府都取消农业税了，按照“没代表，不纳税”的精神，反过来“不纳税，没代表”也同样成立，那么，当今中国谁还能代表几亿中国农民的利益？人们往往只看到取消农业税是给农民减负的一面，实际上，取消农业税也等于免除了农民对于国家的义务。那么，既然没有义务，又哪来权利呢？中国近代以来的种种社会实践的成功或失败，实际上都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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