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一本新书，书名很醒目——《话语权》，作者张国庆是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的国际问题专家。《话语权》这本书主要内容说的是美国社会如何利用“话语权”来影响中国、误导中国、钳制中国、战胜中国。很宽的书腰上赫然写着这样的文字：“在宣传上花1美元就等于在国防上花5美元”。因此，“话语权”等于是一场长期而复杂的“宣传战”。张国庆先生的这本书我还没来得及看完，但是，他很清晰地提出了“话语权”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让我们意识到，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这场“话语权”较量，至少在目前看来，中国一直处于下风，近几十年来，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始终不是美国的对手。有这样一个意识，我觉得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认识到“话语权”的重要性，首先使我们更为清醒，它会使我们对于美国媒体的“客观公正”表示高度的怀疑，同时，对种种有关新闻媒体的理论书、教科书中的“客观公正”产生更加深入的思考。其次，当我们意识到我们“说不过”对方，但对方又确实没有多少道理、反而是把歪理打扮成真理，甚至是用谎言来冒充“客观公正”时，我们自然要问：中国在这场关于“话语权”的较量中应该怎么办？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本书作者并没有提出特别有效的办法。“包装中国”之类的措施，其实没有涉及到问题的根本。就好比中国已经多次在美国投放“中国制造”、“国家形象”等广告片，效果其实有限。要认清“话语权”问题的实质，必须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我正在写作的一部书，其实讲到了这个问题。借此机会，将正在写作的一部分内容透露一下，以帮助大家对这个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

西方政治理论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叫做“三权分立”，它几乎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普遍原则。“三权分立”是指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分别独立。简单说，它是指一件事情的决策、执行、监督分别独立。再通俗点说，西方的“三权分立”就是把一件事情切成三段，分别由不同的人负责。理论上说，这好像是一个不错的构架，有助于避免独裁专制。但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西方的“三权分立”完全可以出现下面的情形：决策由张老板负责，执行有李董事长负责，监督由王大股东负责。我曾经说过，全世界的资本家比全世界的无产者更容易联合起来。西方的“三权分立”把同一件事情切成三段，难以避免由不同的资本家分别掌握每一段。
美国的具体政治实践，清晰地显示了这种状况和结果。在立法过程中，大资本可以施加影响；在行政过程中，大资本不光可以施加影响，甚至还可以亲自操作行政，例如美国的农业；在司法过程中，大资本依然可以游刃有余地影响司法。换句话说，即便把一件事情切成三段，联合起来的资本家，依然可以对前后“三段”持续地施加有利于自己的影响。尽管有民众的影响，但是，民众的影响与金钱的力量相比，在很多时候都非常有限。从根本上说，美国社会就是资本占据主导的社会，否则也不会用“资本主义”这个称呼。它的这种方式有什么问题？需要做一个比较。
从社会权利来说，西方“三权分立”所划分的对象，并不是真正的权利核心。真正的社会权利主要是如下三项：暴力权、财权、话语权。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是与西方“三权分立”不同的另一种“三权分立”，即：暴力权、财权、话语权的“三权分立”，是纵向的“三权分立”，而不是西方的横向“三权分立”。当今世界在暴力权问题上，基本上都走了秦始皇的方式，即暴力权归国家所有，而不允许地方势力、贵族拥有暴力权。这是西方社会向中国学习的结果。但在财权和话语权，以及对掌握暴力权的资格方面，西方社会还没有达到中国古代政治的认识高度。
中国古代政治将财权比较多地留给社会，政府掌握收税等部分财权，社会上的资本有较大的投资自由，从而形成比欧洲发育更早、更全面的商品经济社会。有些人说中国古代没有商品经济，这种说法是不懂中国历史。宋朝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远远高于欧洲，所以宋朝才会有全世界最早的纸币。把财权较大地留给社会，在中国古代叫做“不与民争利”，有的皇帝在这个问题上做的不好，但这一原则是长期奉行的。将相当大的财权留给社会后，中国古代政治另一个优异之处在于：掌握暴力权的人是知识分子群体。换句话说，中国古代政治是将话语权与暴力权结合在一起，而竭尽所能地避免财权与暴力权、话语权的结合。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财权很容易自私，如果财权与暴力权、话语权结合在一起，它很容易使得所有的社会权利都向财权严重倾斜。代表社会良心、掌握话语权的知识分子来掌握暴力权，一是更容易客观公正，二是不容易滥用暴力。
如果我们理解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实质，就会发现，西方政治实际上就是暴力权、话语权都归财权指挥、掌握。在西方古代等级制度下，暴力权、财权还是分散的、逐级承包的，在现代中央集权下，它们合为一体，危害更大。不管西方的“三权分立”如何把一件事情切成三段，财权对于三个部分的掌握和操纵始终无法避免，也使得财权对于暴力权、话语权的控制变为常态。比方说，西方历史上的殖民地就是典型，集暴力权、财权、话语权于一身。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就是把暴力权、话语权统统交给财权掌握。针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也如此，财权操纵了这场战争的暴力权和话语权。迄今为止，美国对于伊拉克的战争，依然如此。这种状况在美国的军工企业那里，尤其明显。在军工企业之外，财权对于暴力权的掌握稍弱一些，但是，财权对于话语权的掌握一样牢固。
前几天，股神巴菲特退出了《华盛顿邮报》的董事会，原因是任期满了，巴菲特不想连任了。这个事实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美国社会就是这样由财权来掌握话语权的。巴菲特即便退出了《华盛顿邮报》的董事会，我们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大资本家接替他的位子。而且，巴菲特还是全球最大评级机构的大股东，这又是一个极为明显的由财权掌握话语权的例子。张国庆的《话语权》一书中，举了一个中国完败的例子，就是中国的大豆产业被美国彻底攻陷。这个中国的失败案例，是美国的成功案例。美国在中国完胜“大豆战役”，张国庆的这本书中很清楚地揭示了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四大粮商这些“财权”完全掌握、操纵了“话语权”。这一话语权还不仅仅是美国媒体的话语权，甚至还是美国政府的话语权，都在帮助“财权”故意误导中国。美国财权与话语权一个完美的战术配合，使得美国的转基因大豆彻底打败了中国的传统大豆。在这场“大豆战役”中，冲在前面的是美国的“财权”和“话语权”，暴力权没有显眼地上阵，但是，未来不排除美国的“暴力权”也一起上阵，以维护垄断资本的“财权”。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会知道，不管我们如何向美国做宣传，效果都是有限的。因为，美国的“财权”永远都是维护它自身的利益，美国财权所掌握的话语权，永远都是为它自己的利益说话，想要改变它，几乎不可能。除非中国也像美国一样，由财权掌握暴力权和话语权，形成比美国更大的财权，才能形成比美国更大的话语权、暴力权。这种做法虽然是西方人的做法，但是，很显然，它将严重违背“客观公正”的原则，等于是以谎言对付谎言。而且，这一做法在中国已经被部分人开始推行和实践，并且已经对中国社会自身产生一连串不良后果。
要真正长期有效地改变中国在“话语权”上的被动局面，根本性的解决方案只有一个：坚持中国式暴力权、财权、话语权的“三权分立”纵向模式，并将这种中国传统的纵向“三权分立”模式通过现代实践，证明它在现代社会中的有效性与合理性，从而让全世界在理论上抛弃西方那套横向“三权分立”之类的政治理论，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对西方的政治理论和“财权”主导一切社会权利的形态予以否定。我们需要一个理论高度，才能与之较量。这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
本人正在写作的新书，内容是关于重庆打黑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下黑社会形成的原因，其中将有专门章节讲述这个“三权分立”的问题，在此也算是先做一个预告。总而言之，张国庆先生的《话语权》一书很敏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值得我们高度重视。解决这个问题的真正方案，还需要从中国古代传统政治中寻找方案，借助中国古人的智慧，并与现代社会的实践创造性地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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