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阅读》最新一期刊登了一篇署名陶国锋的文章《扬州奇闻：亿元股权在看守所里“被转让”》，该刊主编邀我对此文发表一点评论。我看了一下，该文算不上一个好的报道，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事实不清，二是一面之词。而造成这两个问题的关键，大概就在于作者的最后一句话：“如果任由公权力介入经济纠纷，宪法许诺的保护公民私有财产和人身安全就只能是一句空话”。事实上，法律也是公权力，私人经济纠纷如果不能自行解决，就不得不借助公权力介入。作者说“任由”，却对“任由”没有解释，很容易造成误解，以为公权力绝对不该介入经济纠纷。
从这篇文章看，这一事件大概的过程如下：江苏一家资产过亿的民营企业，董事会产生了纠纷，董事长李某不愿按照惯例定期召开董事会，董事许某便状告李某，并且，许某还自创同类企业，将原企业的商标也转用到新企业。于是，李某又状告许某。文章说，此后许某遭到原企业的起诉，并因“涉嫌假冒注册商标”被拘留，进入了看守所。经检察院领导与许某谈话，许某同意将自己在原企业中市值1.5亿元的股份，以20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他人。第二天，许某被释放，其“涉嫌假冒注册商标”也被起诉方撤销，公安部门对许某做出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结论。但许某却发现，自己在原企业的股份，真正的受让人是原董事长李某。因此，许某又提出仲裁，说自己在看守所里同意转让是被胁迫的，不是自己的真实意愿。该仲裁申请已被受理。该文报道到这里结束，最后结束便用了这样的话：“如果任由公权力介入经济纠纷，宪法许诺的保护公民私有财产和人身安全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看完这篇文章，我的第一感觉是，该企业董事会的内幕很不清楚，纠纷为何而起，董事长李某为何不愿召开定期的董事会例会，矛盾的症结究竟何在，检察院为何与董事会成员私下谈话等等，作者都没有解释清楚，因而使得人们对于结果无法判断。第二，该文几乎只有许某的一面之词，文章里看不到李某、检察院、公安部门对此的意见，文章作者也明确地站在许某一边，似乎是要用舆论的力量替许某申冤。虽然作者对“公权力”介入经济纠纷表达了“违宪”的指责，但是，正在进行的仲裁，不也是“公权力”吗？难道只有对许某有利的，或者作者认可的“公权力”才是好的公权力？难道某人不认可的公权力介入就是违宪？因而，抛开该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具体缘由，作者明显带有倾向性地对“公权力”的描述，实际上是有问题的。
一个社会离不开“公权力”，私人纠纷无法自行解决时，只有公权力介入，例如家庭暴力，街头打架，财产纠纷等等。因此，作者笼统地叙述“任由公权力介入经济纠纷”，容易使读者对“公权力”产生误解，以为公权力就不该介入经济纠纷之类的事情。如果是这样，还要法院干吗？还要打官司干吗？当今社会，人们的确对“公权力”有很多看法，但我认为，关键在于“公权私用”和“公权滥用”，而不在于公权力本身。如果因为存在“公权私用”或“公权滥用”就否定一切公权力，实际上是幼稚和不负责任的。
由此想到另一个与本文关系不算很大的问题。中国古人有冤情，一般都向“大人”告状，希望“大人”主持公道，其实，这里的“大人”也是公权力的代表。告状者发出“大人明鉴”、“请大人明察”等呼声，说的对不对，“大人”也要调查一下。例如，包拯接到诉状，也不会偏听一面之词，总要调查一下，掌握真实的情况再作判断。但是，现代社会有一种沿自阶级斗争理论的倾向，认为一切“大人”都是不可信的，因此，一切公权力也是不可信的，因为，公权力似乎是代表统治阶级的。那么，如果有冤情怎么办？开群众大会进行批斗是一种方式，其本质就是，抛开那些已经被腐蚀成为统治阶级工具的公权力，由群众自己说了算。这种状况表现在媒体上，指责公权力，其实也类似群众大会，媒体的裁决像是群众大会的裁决，代替了公权力的裁决。因此，如果说过去是向“大人”告状，现在的媒体则常常属于向“群众”告状。这种情况未必完全不好，有时候，群众的力量和火眼金睛也是很有用的。但是不能绝对，向群众告状，由谁来调查清楚真相呢？公权力调查如果不可信，只能由媒体来提供真相，那么，媒体提供的一定是真相吗？在这种情况下，媒体权利就很容易影响群众的判断。
媒体就算用群众大会的方式，向群众告状，群众真的能做出裁决吗？这是一种幻想，其幻想在于，民众能够通过媒体了解真相，却不知媒体自己也已经失去了公正性和客观性。再加上某些领域专业知识的复杂性，即使媒体客观公正，民众也未必能理解，未必有兴趣理解。所以，即便媒体像开群众大会一样向群众告状，法制社会里，真正有资格做出裁决的，还是公权力。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批评“公权私用”、“公权滥用”，但不该否定公权力本身。媒体不加分辨地一味否定公权力，某种程度上就是用群众批斗大会的方式代替法制。换句话说，没有公权力的公正使用，个人权益才真的会失去保障。媒体所应作的是，在公正客观的立场上，监督公权力是否真正公正，而不是自己代替公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