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温州“民间借贷”的根源和真相到底是什么？　　

随着一行高官“温州调研”的定调，温州奸商们再次度过了一个美妙快乐的夜晚——“大爷”我又有救了！

正如我之前撰文所讲，此次周小川等人的调研决非为调研而调研，而是因目的而调研，救高利贷者就是救中国神话，就是救“36条”之路，就是救一大批涉案官员。然而，如当年“救美国就是救中国”一样，要救这些商人，总该把死人的根源和理由讲出来吧？总该把那些逃跑老板的企业真相告诉百姓吧？否则的话，凭什么国家出面解救呢？国家的钱又是谁的钱？

为了配合金融私有化进程，主流专家出笼了一个所谓的温州企业贷款情况调查结果，他们说温州只有10%的企业能够贷款，其它都依靠民间借贷生存。

现在，我就要问了？温州是不是中国的地区？如果是，那中国其它地区是不是也象温州同样的情况？中国并不只有温州人在做企业，其它地区的民营企业也并不见得比温州做得差，甚至还更好更发达？为什么其它地区没有象温州高利贷如此严重，为什么其它地区没有看到集体逃跑的情况？莫非温州是特区？温州高利贷到底是金融政策使然还是地方政策使然？请给人民一个交待！

我再问：中央政府和主流专家到底哪一方调查了高利贷企业的资金流向？正常企业贷款是做实业，温州老板的贷款是流入到实体经济中吗？按正常情况好好做实体的话，虽然利润会慢慢因成本上升有所降低甚至是亏本，但决非到了需要大规模高利贷维持的程度，长三角和株三角有很多劳动密集型企业，并没有出现“温州怪象”，说明温州的高利贷资金去向存疑？国家必须调查清楚所有涉及到高利贷企业的资金流向，有多少流向了全国房地产市场？房地产的暴利是不是高利贷的根源所在？有多少钱被个体老板洗钱洗到了国外？有多少钱被他们花天酒地挥霍掉？如果不把资金流向搞清楚，盲目地为其打开救助之门，无异于怂恿犯罪，这对全国的良民是一种极大的侮辱——做人就做坏人，做好人没有好结果。

我还要问：国家如何严惩参与高利贷的官员？据目前曝光的数据显示：80%的高利贷出资方是政府官员。这是对整个官场的一种讽刺，高利贷明显是一种违法行，官员为什么知法犯法？为什么却是政府官员成为主体方呢？他们的钱来自何处？按收入体系分析，官员的收入是不足以累积如此多的财富，他们的钱是出自于腐败所得还是出自于国有银行？或者是其它途径？这些问题是老百姓非常关心的问题，中国要反腐败，首先就是要从官员入手，现在不查这些参与违法活动的官员，反倒在听取他们的“汇报”之后，反过来救他们，何理之有？让这些参与高利贷的官员因违法行为下岗是彰显制度威严必须之举，让参与的官员因违法倾家荡产是政府法规所定，让情节恶劣的官员坐牢是国法使然，怂恿官员违法犯罪将给整个社会一个非常可怕的讯号效应——罪不责众，罪不责私、罪不责官。

我还要问：放开民间借贷了，温州就活了吗？我看未必，温州的民营企业因缺钱做不好实体的情形最多只占25%左右，其它企业毫无例外的都是因技术落后或者旁门左道的歪脑筋导致企业走入困境，部分企业则是因汇率和利率政策所致，当然还有一部分企业太落后，任何好政策给它也会走破产之路，除非直接送钱它玩。民营企业只要有技术，其实民间仍有广阔的正常融资渠道，并非一提到民间融资就是高利贷，前些年，温州及全国各地民营企业都可以合伙或者以中短期借款的方式从私人手上融资。但是，近5年为什么不能融资了呢？还是出在国家错误的房地产政策上，是房地产打破了原有的正常民间借贷秩序，是房地产暴利催生了高利贷的盛行。经过这些年的折腾，国家如何放开民间借贷？是放开私人银行的建立还是国家银行作中间担保放贷？如果有象房地产一样的暴利投机品的存在，放开了民间借贷，高利贷仍然会在温州盛行，因为所谓的“温州现象”就是“投机经济”，不劳而获的思想完全损毁了过去老温州勤劳致富的精神，要使温州重塑形象，重新创业，决不是金融层面的事情，而致富观念和致富途径的问题，观念不变，国家给它再多的好政策最后都会成为害人的祸根。

我只是一个小民，还经常遭受打压，我改变不了国家金融政策的转向，我也影响不了国家救温州的决定，我更无法给人民一个看得到希望的建议，我只是想多问问官员们几个问题：到底要把中国带向何方？“真实的中国”跟“化妆的中国”到底相差多远？普通百姓的位置在哪里？

——孙锡良（欢迎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