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经济人”意识形态对教育系统的侵蚀




　　普通教育学理论认为，一个人的成长通常离不开三大环境：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这广义上的三大教育环境，构成了“教育环境体系”。有人将其称之为三大“教育支柱”，这种观点虽不无道理，但就其逻辑结构和相互关系而言，我认为“教育环境体系”这一概念更能准备地揭示它们的本质属性。

　　社会教育既不同于学校教育的组织性和系统性，也不同于家庭教育的单一性和特殊性。社会教育是以其对被教育者施加有形的或无形的公共影响力而实现教育功能的。社会教育既无围墙，也无课堂，它所拥有的教育“设施”和教育内容就是以社会公众为载体的公共言行。所谓社会教育，本质上就是一种公共影响力——公众对被教育者的影响力。

　　良好的社会教育应该而且必须营造出健康的教育环境，构建健康的社会教育环境，这应是任何国家制度下最基础的教育环境“工程”。 如果把社会教育看作一个相对独立的教育肌体，那么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充其量不过是这一肌体上的“细胞”。社会教育出了问题，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必然成为“问题细胞”。特别是那些处于基础教育阶段的未成年人，如果长期浸泡在一种病态的社会教育环境中，他们不可能成就健康的理想和健全的人格。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任何感天动地的努力，最终都将因此而功亏一篑。

　　1989年，邓小平同志曾经作过一个著名的论断，一些重大问题的发生主要是由于“教育的失败”！这里的“教育”二字，当然是指整个教育体系，而社会教育的失败尤甚。遗憾的是，从那时至今将近20年过去了，这种失败的教育不仅没有得到矫正，而且愈发变本加厉。从社会教育的角度看，这种失败尤其令人痛心。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将这种社会教育的失败归纳为：社会风气堕落、社会文化颓废、社会道德沦丧、社会责任丧失、社会关系冷漠等。社会环境被重度污染，必然意味着社会教育的失败。于是，有自以为很先知的角儿马上暴叫：警惕这种反社会言论！殊不知，企图把这些大面积反社会的肮脏现象粉饰成“盛世”者，才是不折不扣的反社会，才是地地道道对社会的犯罪！

　　学校教育一直被认为是最具塑造力量和最具决定作用的教育。假如以一个健康的社会教育背景为前提，这种观点无疑是成立的，这种结果也是可预期的。但我们面临的，却是多年来早就丧失了这种前提的学校教育。本应坚守独立教育品格的学校教育沦为社会教育可怜的应声虫、跟屁虫和追风虫。

　　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学校已不再是一片净土？从什么时候起，学生已不再是“花朵”和“骄子”？从什么时候起，教师已不再是“全社会最受尊重”的职业？从什么时候起，教育已不再荣居“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几乎在所有学校的总结文本中，都有大量关于社会“负面影响”的无奈记录，但这决不是学校教育受挫之后对于社会的无端抱怨，而是两种教育板块内在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

　　毋庸讳言，多年来社会给一茬又一茬的受教育者埋在潜意识中的“教科书”只有三个字：经济人！整个社会疯狂传播的“经济人”教育，最终变成了学校教育的终极教育“目标”。不仅是基础教育阶段，甚至从幼儿教育到博士后教育的整个教育过程，都充斥着“经济人”教育的畸形躁动：学校循“市场”模样打造，教师按“经济”理念施教，学生为“发财”理想读书，甚至文史哲教科书都要依“经济人”的尺寸量体裁衣。学校德育工作的式微，教师言传身教的畸变，学生耳濡目染的“开放”，令学校教育在社会“负面影响”面前更加不堪一击。如此学校教育，焉有不败之由？

　　比起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则是社会教育肌体上更加微不足道的“细胞”组织。近年时有现代版的“孟母三迁”故事感动无数家长，但这顶多只是那些可怜的家长自我营造的一种家庭教育幻境而已！如今这普天之下，哪里还有这种抵御社会“负面影响”的家庭教育工事？每天，只要孩子踏出那个家庭的门槛，就已经开始了被社会教育“洗脑”的程序。即使在他们被圈养在“孟母”们的家庭工事中又能如何！所有家庭的家长，哪一个不曾被社会教育的“影响力”陷阱俘获？

　　例如工农家庭中，恐怕一些家长对孩子首先的甚至惟一的家教就是“你一定要学会挣钱”；官员家庭中，大概一些家长对孩子首先的甚至惟一的家教就是许诺帮他们改变“不幸生在中国”的命运；富豪家庭中，一些孩子首先甚至唯一得到的真传可能就是金钱万能、就是如何精研“有钱能使鬼推磨”……如此家庭教育，焉有成功之理？

　　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教育环境体系”的解构已成不争的事实。怎么办？必须重构！如何重构？必须从改变社会教育环境做起。社会风气堕落是对公序良俗的颠覆，社会文化颓废是对人文命脉的颠覆，社会道德沦丧是对人性根源的颠覆，社会责任丧失是对人本基石的颠覆、社会关系冷漠是对人际伦理的颠覆……欲从根本上疗救中国教育，必须义无反地顾地去对此进行一番颠覆的颠覆。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路当然可从根本上担当起这种否定之否定的使命，但目前缺少一种最要害的“硬件”——社会体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体制。多年来对中国“教育环境体系”的颠覆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体制的颠覆，在放任私有制无限扩张的社会体制下，在放任“自由化”无度泛滥的社会体制下，整个中国教育早处于失序状态，已然崩溃的社会教育环境决不可能在这种状态下完成重构。

　　社会教育环境生态的恢复如若不能迅速有效地纳入轨道，则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必成覆巢之卵，而一代又一代的受教育者最终将把中国教育乃至“制度”送上末路。当然，中国的学子们不应只关注自己手里的饭碗，要学会仰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然而，在一个被“经济人”歪理邪说绑架了中国教育灵魂的今日，这些可怜可爱的学子们，如果他们不去首先关注甚至终生经营自己脚下的谋生之路，谁可赐予他们更加辉煌的人生岁月？如果他们连生存都自顾不暇，哪里还能有志存高远的激情乃至欲望？

　　因此，欲将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从病态的社会教育肌体上拯救出来，必须从社会制度的设计上遏止“经济人”意识形态对社会的侵蚀和毒化。（2007年9月9日 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