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民本说成民主，目的是不给民众以政治权利，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这是从既得利益考虑的。

　　当今的中国思想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民主是西方国家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是不适合中国人的，而且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形成了“民本”理念，这就是“中国的民主”，是符合中国的人种、传统和伦理的，是比“西方的民主”更为深刻、和谐、优越的，中国的当务之急，不是实行民主，而是宏扬民本理念。

　　“民本”是“中国的民主”吗?

　　否!

　　民主是现代全世界劳动者争取解放和主导公共事务的政治形式。“民本”则是中国从封建领主制向集权官僚制过渡时由儒家提出，并在集权官僚制确立后的统治理念，是以儒家道统为理论基础的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本”不仅不是民主，而且是排斥民的政治权利，反对民参与政治，是彻底反民主的。

　　说到民本，论者往往推孟轲为首倡者。这有其道理。但孟轲并未提出“民本”这一术语，而是在论其“仁政”、“王道”时阐述有关思想的。让“民本论”者最看重，也以为主要根据者，是孟轲这句话：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　　这里所谓“贵”，并不是说“民”的社会地位，而是从统治者实施其统治，巩固其统治角度和重视程度而言的。所以，他紧接着就说：“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孟子·尽心下》)

　　根本没有什么“人权”、“民主”的意思在内。只是要求统治者注重其统治对象，善待他们，使之服从统治。

　　与“贵民”相对应的，就是施“仁政”行“王道”。其中基本的一条，是在“治民”的同时要“保民”，为此要：

　　一、不能滥用刑罚，特别是不能随意“杀民”，而应“重民”、“保民”。

　　二、使民有“恒产”，即相对稳定的生产资料。“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

　　战国时，基本的经济制度是领主农奴制，农奴只有对土地的使用权，在战乱不断的情况下，没有“恒产”，也就没有对领主的“恒心”，故而犯上作乱或流亡他国。孟轲建议滕文公在其国内实行“仁政”，使民有“恒产”，显然是要扩大农奴对土地的权利，即给民以一定的土地占有权，使民相对稳定地生存和生产。虽然他没有认识到这是一种制度变革，但包含着秦汉以后“均配土田”的萌芽。

　　三、“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孟轲所处时代，已是农业为主，“民”也以“农事”为主业。他认为，“仁政”的重要内容，就是统治者调动“民”的生产积极性，并适时地指导农事。丰年荒年，税敛都要有度，并使民在丰年时有一定积蓄，以备渡过荒年，从而民有“恒心”，国家富强。

　　孟轲也是讲求实用性的。他的“王道”，也包含“敌”他国之意。不过，在那动乱年代，“王道”毕竟是慢功，不能急功近利，因而没有一个国君接受他的建议。但是，孟夫子也和孔夫子一样，固执地坚持自己的主张，并据此批判“霸道”。 “王道”的主要内容，就是“保民”，使民心服。为此，就要施仁政，使民有利益。

　　儒家学说在形成时，是很先进的。由于农奴等劳动者素质技能提高且与其对领主的依附地位冲突，孔、孟等人适时地提出了相应改变统治关系和统治方式的主张。孔丘所倡导的“仁”，明确了“民”作为“人”的资格，也为孟轲的“贵民”范畴创造了前提。孟轲反复宣讲一个道理：只有“保民”，才能为“王”;只有保护“民”的利益，“民”才能拥护并归附“王”的统治。

　　孟轲处于从封建领主制向集权官僚制过渡的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兼并加剧，如何保住自己统治，并扩大领地和人口，是封建领主所要考虑的基本问题。孟轲是针对这种状况，向梁惠王等领主提出行“王道”、施“仁政”的建议，提出了“民生”问题，演化至近现代，强调民生又成为反对民主的重要理论依据：民只有经济利益，只考虑如何生活得更好一些。至于政治，则与民无关。只要保证了民生，就可以排斥民主，就能保证集权专制的稳定。

不能以民本反民主

　　民本观由孟轲提出，西汉初期贾谊进行了深入阐述，从而得以系统。贾谊以他独到的才思总结了秦朝灭亡的教训，指出要保证统治的稳定、长久，必须重民。《新书·大政》开篇即写道：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命也。国以为命，君以为命，吏以为命。故国以民为存亡，君以民为盲明，吏以民为贤不肖，此之谓民无不为命也。”

　　将民提到如此高度，是自先秦以来首次，而在《大政》篇论“民本”，也足见贾谊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但不论他将民的作用提得多高，基本点未变：民是被统治者、被使用者。大政是对民的统治，却不是由民来统治。“民本”是将民作为被统治的对象，是统治者首先要考虑的，而如何统治民也就成为为政之本。治民和教民，是统治的要务，使民心甘情愿地接受统治，是政治的最高境界。

　　为了稳固统治，使民善而服从，君不仅要明要善，还要选好吏，使之能够贯彻君之善于民。这是为君的必要条件，也是政治的要务。两千年来，明君、忠臣、清官、干吏都被书之于史，并在民间广泛宣传。昏君、奸臣、贪官、酷吏也被书之史，并受舆论谴责。但前者寥寥，后者泱泱。儒家学者以此解说王朝兴衰，据此不断宣扬“民本”理念，提出各种稳定统治、整顿吏治的建议。而民作为统治对象，依旧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只能祈望偶尔有明君、忠臣、清官、干吏出现，使自己能活得稍微好一些。但民从未幻想自己可以参与政治，更无所谓民主观念。

　　时下以民本反民主，或将民本说成民主的人，大概是读过孟轲“民贵君轻”之类话，这可从他们的引语中看到，至于贾谊则很少见引用。不管是否清楚儒家民本观的“经典”论述，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不能给民众以政治权利，不能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这是从既得利益考虑的，至于两千多年来的民本观，不过其强调中国国情，人种文化特殊，不能实行民主政治的证据而已。

　　来源：《国企》 日期：2013年0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