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当代中国“海权”问题

张文木

编者按

　　“海权”，或“海洋权力”“海洋权利”和“海洋权益”，是一组在中国字典里不多见的字眼，也是一组令无数近代、现代或当代中国人困惑的概念。

　　“海权”一词，从美国海军理论家马汉出版《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后便风靡全世界，马汉也一跃成为世界最著名的“海权”理论家。而在中国，“海权”是什么？中国有“海权”吗？100多年的民族屈辱和领土被瓜分与“海权”有什么关系？中国过去没有“海权”，今天有“海权”吗？

　　面对着中国东部这一片浩瀚的海洋，孙中山先生曾发出了“伤心问东亚海权”的感叹，并警示后人：“惟今后之太平洋问题，则实关于我中华民族之生存，中华国家之命运者也”。为了建立中国的“海权”，毛泽东缔造了人民海军，并发出了“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的号召。

　　中国要统一祖国，要解决海洋边界争端，就必须发展海军。中国人究竟要不要“海权”，中国人究竟能不能说“海权”，中国“海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海权”？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的确是一个敏感而沉重的话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张文木博士新发表的《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海权》《制海权与大国兴衰》《论中国海权》等系列论文，试图系统地探索当代中国“海权”的基本理论问题，读后令人耳目一新。现将其论文主要论点综述摘录如下，以飨读者。

中国的“海权”特征

　　中国的“海权”，是一种隶属于中国主权的海洋权利而非海洋权力，更非海上霸权。

　　中国的“海权”概念应当包括从中国国家主权引伸出来的“海洋权利”和实现与维护这种权利的“海上力量”两个部分，而不是西方霸权国家普遍攫夺的“海洋权力”。

　　中国属于新兴的和正在向现代化迈进的大国，中国是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进入市场经济的中国已成为与世界发生广泛联系的国家，其海洋权益泛布于世界，并随中国经济总量的扩大而持续扩大；与此同时，中国实现其“海权”的内部需求动力和外部压力也在同时增大。这是中国“海权”与世界其他国家“海权”实践的共性方面。但是，中国“海权”不可能不具有中国自己的个性。

　　第一，国家统一进程与国家“海权”的实现进程相一致。

　　目前的中国是一个尚未完全实现统一的国家，中国东部海区是实现中国“海权”中具有战略意义的海上支点。实现对台湾、南海诸岛的主权，既是中国实现统一的正义事业，又是关系到能否实现中国“海权”的关键步骤。实现国家统一进程与实现国家“海权”进程的统一，这既是中国“海权”的特点，也是中国“海权”的优点。它决定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的“海权”实践的正当性和正义性，它也排除了在相当时期内中国的“海权”实践转向海上霸权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认为中国为实现其“海权”利益而发展海军是“中国威胁”，或认为中国不应当发展海军的看法，都是不正确的、没有道理和不符合逻辑的。

　　第二，特殊的地缘政治条件决定了中国“海权”属于有限“海权”的特点。

　　与美英两国不同，中国是一个陆海兼容型的国家，而美英国家属两洋夹护中的国家。这种海上安全的特点，迫使美英两国必须将实现“海权”和扩张海洋利益放在第一位，以至它们最终异化为世界性的海上霸权国家。

　　在地理上，中国是一面临海、三面环陆的国家。由于三面陆上的安全压力，使中国在长期的历史中发展了强大的陆军而非海军力量。同样，这种地缘政治特点和上述中国“海权”的特点，又决定了中国的“海权”即使拥有与美英国家同样的财力，在实践中也不需要追求世界性的海上权力。中国“海权”应是有限“海权”，其特点是它基本不出主权和国际海洋法确定的中国海洋权利范围，海军发展不出自卫范围。

　　第三，中国发展海上军事力量是远期战略上的有限性与近期策略上的无限性的统一。中国人对海洋战略利益的认识是从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失败后开始的。而从经济全球化视角认识“海权”，却是在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进程中开始的。在古代世界，由于不具备远航动力技术，因此东部大海反倒成了保护中国东疆安全的自然屏障。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及抗日战争初期的海上失败，也只是使中国人从“边防”的角度认识了“海权”的意义。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到21世纪初的20多年间，中国经济已深深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并对国际市场和资源产生了日益深厚的依存关系。鉴于此，中国不可能不需要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得以保护其海洋利益的海军力量，并随中国海洋利益的扩大而扩展。这种扩展进程是无限的，但其性质却不出自卫的限度。

中国一定要有强大的海军

　　“海权”实际上是国家总体国防力量的集中表现。海军是国家海洋战略力量的核心部分，是“海权”必须依托的兵种。未来中国的“海权”绝不应当只是海军的事，而是国家总体国防力量的集中表现。它应该是在外层空间、空中预警和海洋工程等技术链的拉动和引导下，集陆、海、空导弹精确打击技术并被应用于海上作战的力量结构。

　　中国海军的跨越式发展，是既要“航母”，更要“核潜”。现代“航母”就已与现代卫星信息技术紧密结合，并据此拥有远程精确打击能力。陆基远程精确打击仅具有本土防御的意义，对于世界范围的制海权而言意义不大。它解决不了关于海外商业争执、资源进口线受阻及海外商人和侨民保护问题。而现代“航母”已不是一般的战舰，它也不仅仅属于海军，它是一个集海、陆、空和一切最先进军事技术为一身，并在全球范围最具机动性质的作战平台。在本质上，它是国家作战力量而不仅仅是海军作战力量的标志。其次，航空母舰是与经济发展概念相联系，因而具有攻势性的军事工具，其发展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攻势运动。没有“航母”，我们在国际上任何重大涉我事件中，就不会有实质性的发言权力；没有“航母”，我们就不能对影响我国海洋安全的行为在其初始阶段进行制止；没有“航母”，中国日益卷入世界的巨大的海洋利益就不会有实质性的保障，中国国内经济就会因资源进口和利润回流中断而发生危机，并由此阻碍中国的迅速崛起。

　　中国海军建设起步早但发展慢，这既是中国海军历史的特点也是它的优点。中国海军由于其相对落后倒使它拥有开发新领域的后发优势。对中国国防安全而言，现在的问题是由美国推进和主导的依托外空信息技术的新战争模式，不仅拉大了中美之间的军事技术距离，并由此严重影响到中国的国家安全，特别是中国海区主权的安全。为此，中国必须急起直追，将有限的国防资源科学合理地配置于海军建设，尽力在最短的时间内缩小中美海军之间的技术差距。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达到这样的目标呢？根据历史经验，如果我们利用后发优势反其道而行之，将有限的国防资源优先用于深海开发，这可能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更为有效的威慑力量，并以此带动中国海军的跨越式发展。这是因为：（1）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外空技术革命已近饱和，而深海技术的开发方兴未艾；（2）深海武器比陆地和天空武器更具机动性和隐蔽性，更有利于完成国家战略攻防任务；（3）相对陆基弹道导弹而言，深海武器可确保国家的二次打击能力更久地处于安全状态；（4）发展包括潜艇在内的深海作战工具，是发展包括“航母”在内的水面舰艇的基础。海军的终极作战力量并不在于海面舰艇的战斗力，而在于水下舰艇的战斗力。也就是说，在大规模的战略打击后，只有深海作战力量具有战略报复和二次打击的能力；（5）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其国防任务更多地带有战略防御的性质，将有限的资源优先用于深海开发，既有利于遏制"台独"势力、实现国家统一的近期目标，又有利于确保国家战略防御政策的终极效果。

“永远不称霸”是中国扩展“海权”的原则

　　海军是国家扩展“海权”的重要手段。从近中期看，中国面临着统一祖国、捍卫国家“海权”的严峻任务，这是中国政府必须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因此，中国加强海军建设的意义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海权”扩展是无限的。

　　同时，在维护海洋政治、经济权利方面，中国“海权”及其实现力量，即中国海军的扩展又是有限的。这是因为在这些领域，有许多问题需要在国际海洋法的框架下，经过多边协商予以解决，中国海军的目标只是确保这些多边协商结果的合法执行。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海军的建设仅限于自卫性威慑范围。中国海军建设的目标将永远服务于中国以平等之地位独立于世界的要求。

　　“中国永远不称霸”，这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中国政治家从世界大国兴衰成败的历史中总结出的成熟的强国之策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