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主运动与民主政治——社会矛盾的聚集点

说明：该文系作者《民主的权威》一书的导论内容的一部分。

民主文化的出现是一场革命，民主文化的实质是人取代神（上帝）和物（资本）成为社会的主体，明确劳动者应成为社会的主体。民主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人生与社会矛盾演进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随社会矛盾的演进而发展。民主文化只有体现于社会变革，才是实在的，只有由民主文化导引的社会变革，才是进步的、发展的。在民主文化导引下的社会变革，就是民主运动与民主政治。

自从资产阶级主导的民主运动出现，并形成民主政治，已有二三百年的历史，不论是反对封建专制，还是反对资本专制，以及中国的反对官僚专制，民主运动及随之而来的民主政治，都是社会矛盾的聚集点。

人类是群体的、社会的动物，但每个人又都是个体的。个体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充满着矛盾。人之所以为人，在于劳动，劳动是人本质的核心，围绕劳动这个核心，需要、交往、意识三个本质要素内在统一，构成人类社会生活和关系的基础，其集中表现就是生产主体的劳动者素质技能与社会地位的矛盾。劳动者的素质技能是社会生产力的根据，也是创造物质财富的主体条件。随着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其生产力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在满足人的基本消费需求后，还有所剩余，于是那些以各种理由在交往和社会关系中居主导地位的少数人，就会脱离劳动，以控制交往和社会关系的关键环节，来攫取他人劳动的剩余产品，形成其私有财产，并据此而巩固其对他人的控制。私有财产不仅包括消费品，还包括生产资料和土地等自然资源。私有财产是以所有权和所有制规定，并以国家机器来保证的。保证私有财产的权利和制度的国家机器，是少数统治者的工具，这些人也据国家机器而形成一个阶级，由此与劳动者相对立。

阶级统治是人本质异化的集中体现，是人性中的动物一般属性的野蛮成分的社会形式。而对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统治阶级的思想代表也就从人社会存在的本质之外，按照统治阶级的意识去寻找某种“超人”的力量来规定国家的根据和性质，以此证明其统治的权威。诸神、上帝、天命、财富（资本）是曾被用来作为国家根据的力量，寡头专制、君主、官主和资主（资本财团的专制），就形成了相对应的国家机器，它们被说成是那些“超人”伟力在人类社会的作用方式，并由自称代表这些力量的少数人所构成的阶级和统治集团来实施对人类的统治。

民主思想和民主文化，是对这些“超人”力量的否定。欧洲，特别是法国那些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以其胆量和学识证明：神、上帝，不过是人的意识所设想和制造出来的某种观念，并非存在的实体。他们主张以自然物质为世界的本原和主体，人是物质的存在，人性是自然属性，也是自由、平等的，因此，要废除君主和专制政治，代之以源于人自然本性的民主政治，他们将财产所有权和自由竞争视为人自然本性的体现，因此，其民主是以财产所有权为根据，或者说是财产私有权和自由竞争的政治形式。虽然如此，这种民主文化及其导引的民主运动和民主政治也是大的社会进步，这在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势必成为社会矛盾的聚焦点。

那些以上帝的名义在人间实施统治的封建君主、僧侣和领主们，当然不会接受民主观念。在他们的意识中，土地和财产的所有权来自创世的造物主上帝，上帝将所有权和管理所有权，以及上帝所造的人的统治权，交给了君主和教会，君主和教会又将之分派给封建领主和僧侣。这种意识实则他们利益的体现，成为他们不劳而获并奴役民众的根据。对于认为自然界是本原，人是自然物质演化的结果，人性取决于自然性的观念，君主、僧侣、领主们当然要极力反对，对于以这种观念为指导的民主运动，也势必坚决打压。英国革命是第一个大规模的民主运动，它搅动了沉淀于社会深层的矛盾，并以和平的和暴力的斗争表现出来。虽然英国革命以妥协的君主立宪制为结果，但君主立宪制依然是民主政治的一种形式，虽说是不彻底的、初级的民主政治，但它毕竟使资本的统治地位确立，而名义上保留下来的“君主”，不过是依附于资产阶级这棵寄生藤上的青苔而已。至于美国革命，则应看成英国革命的继续，北美洲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矛盾是革命的起因，而其内容，则是民主运动摆脱封建专制。在英国未能彻底完成的孟德斯鸠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民主政治，在美国革命中得以实现。法国革命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指导思想，不仅有孟德斯鸠的以私有权为根据的民主，还有以卢梭以自然人的人身权为根据的民主，因而是一场全民性的民主运动。法国革命不仅表现出与封建君主、贵族、僧侣的尖锐矛盾，而且在运动中两种民主文化所导引的“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之间也发生了激烈冲突。从雅各派专政的彻底民主政治到拿破仑以专制形式所推行的民主改革，都使民主政治成为法国社会矛盾的聚焦点，以至封建势力的复辟，也是把推翻民主政治作为主要目标。

19世纪以来，民主运动成为世界性社会变革的主流，从西欧到中、东欧，进而亚、非、拉丁美洲、澳洲，民主运动风起云涌。这是改变人性和社会的伟大运动，它使国内和国际矛盾日益尖锐冲突，民主运动的兴起、高潮、低落、再高涨，虽遇各种阻力，但其势不可挡。如果说在欧洲各国，先是由资产阶级主导的反封建统治运动，进而是无产阶级反对资本统治的斗争，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和阶级性，那么，在其他大洲，民主运动因其国内外矛盾的复杂，而表现为各种形式，其共同点之一，就是民主运动与殖民地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结合。大体说来，这场连续两个世纪的民主运动，在前一个世纪所取得的主要成果，是在欧洲各国普遍建立了以私有财产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并兴起了以人为本位的社会主义民主运动。后一个世纪，是跨欧亚两洲的俄国革命为起点和榜样，以社会主义民主运动采取武装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并建立以初级公有制为基础的民主政治，这在东欧、中国乃至朝鲜、越南、古巴等国得以体现。与此同时，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也广泛展开，其指导思想总的说来是二元的，既有资本主义的民主文化，也有社会主义民主文化。所涉及的矛盾也是多方面的，既有宗主国与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矛盾，又有国内各阶级势力之间的矛盾。从短期来看，其运动的民主性质往往会被民族矛盾所掩盖。但经过一个世纪的连续斗争，运动的民主性充分显现，明显的成果，就是一顶顶王冠纷纷落地，这些国家大都确立了不同形式的民主政治。

人们尽可以对民主运动和民主政治提出各种各样的批评，作为人类总体性的变革，民主运动和民主政治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聚合了人类积累了几千年的矛盾，各种观念所体现的利益，代表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势力。在民主运动大潮中，不同的阶级、阶层、集团、个人，都感到了变革的震荡，不论是谁，都不可能再按旧有的方式生活下去了。面对变革的震荡，人们不仅要激动地思考自己的存在和未来，而且要动员起一切可能的力量——思维、体力、财产，甚至生命——来保守或争取自己的利益。旧的统治者拼尽全力阻挡变革，乃至在大变革之后对民主政治进行反扑，实行复辟，但他们不能不承认，民主运动使其统治对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再也不能以旧的方式统治下去了。这一点在法国革命后的波旁王朝的复辟中得到充分表现。虽然复辟了的统治者力求以“新”的方式进行统治，但因其本质上是反民主的，所以仍要被持续的民主运动所冲垮。

至于在初级民主运动中走到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由于其所依据的资本在本质上是反民主的，是资主，是财主，而私有财产制度又保证少数人拥有巨额财富和资本，其所有者，即马克思所说的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虽然在反封建、反君主时也要求“民主”，但他们所说的“民”，只是资本的所有者，而且，按他们的观点，能够成为资本所有者的，都是在自由竞争中的强者，是人类的“精英”，也只有他们才能做“主”。至于无资产只能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佣劳动者，是被证明了的竞争中的弱者，因此，也就没有资格成为“民”，不能参与主权和政治。这样的民主政治实为寡头专制，就包含着尖锐的、深刻的社会矛盾，势必引发新的民主运动。

新的民主运动是卢梭发端、马克思创建的以人为主体和本位的民主文化导引的民主运动，也就是社会主义运动，它以产业工人为主干，联合其他劳动者进行反对资本统治和君主、官主等专制政治。这场运动从19世纪开始，到20世纪形成大势力，成为变革的主要力量。其势力由三股力量构成，一是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以武装革命夺取政权并建立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中的民主力量；二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和平方式反对资本，维护并争取劳动群众利益的社会主义势力；三是在殖民地、附属国参与或领导民族解放斗争的社会主义政党和组织。这三股力量汇集的新民主运动猛烈地冲击着资本统治和各种反动统治，从而使人类处于总体的大变革之中。然而，正如资本统治内部有其矛盾，民主运动中也有分歧和矛盾。第二国际的分化，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矛盾，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分裂，一国党内派系斗争，乃至不同国度和民族的民主力量相互之间的矛盾，重重叠叠，错综复杂。这些，都是社会矛盾的体现，并使民主运动和民主政治的社会矛盾聚焦点更为突出。民主运动内部的分歧和矛盾，特别是那些滋生于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机器中以权谋私的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势力从内部的破坏、干扰，对于民主运动的阻滞作用，更甚于变革对象加给民主运动的阻力。20世纪末民主运动在全世界步入低潮，其根本原因，就是那些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在掌控民主运动组织，尤其是国家政权的部分权力以后，为了谋取自己及后代的私利，干扰、抵制、破坏民主政治，甚至直接采取专制手段，镇压民主运动。

民主运动和民主政治作为社会矛盾的聚焦点，本身也是矛盾的，它是在内外矛盾的斗争中逐步发展的。人类还存在，人类存在的内容必然表现为社会矛盾，在工业文明条件下，社会矛盾势必聚焦于劳动者以其人权和人格为根据，并保证其人权和人格的民主运动和民主政治。民主运动和民主政治是近现代史的主旋律，也是21世纪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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