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周瑞金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

奚兆永

《炎黄春秋》第12期在头版头条位置刊发了周瑞金写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国庆60周年感言》一文，读后感到该文不仅没有提出当前真正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而且所开出的药方也属歪理邪说，错误很多，危害很大，很有加以评析的必要。

一、 自称富于“政治敏感性和责任感”的周瑞金何以如此迟钝？

周文的第一个小标题叫“邓小平晚年谈话的警醒”，引用了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与其弟邓垦的一段谈话：“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然后说了这样的一番话：“16年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就以其极具前瞻性、穿透力的政治眼光，看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提出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今天，为了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了人民大众的福祉，国庆60周年大典过后，是我们勇敢地正视这些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的时候了！”

人们都知道，周瑞金就是90年代初那个名噪一时的“皇甫平”的主要成员，当时他通过上海市委的施鸿芝把未曾公开的邓小平在1990年底和991年初讲话弄到手写评论文章，为什么时间仅仅相差两年，当1993年邓小平与其弟讲话时他不能通过一定的途径把讲话弄到手再写评论文章了呢？这使人颇有些不解。因为正是周瑞金当年曾经宣称：“凭我长期从事党报工作培养的政治敏感性和责任感，深感邓小平的谈话非常有针对性。”难道周在两年后这个“政治敏感性和责任感”已经没有了吗？退一步说，邓小平1993年的谈话是与他弟弟邓垦说的，周的耳朵没有那么长，当时没有听说，那么，当11年后即2004年出版《邓小平年谱》公布邓的这一谈话时，我们也没有看到这位自称富于“政治敏感性和责任感”的周瑞金对邓小平此论发表任何意见。相反，我们倒是看到，当胡锦涛提出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时候，当学界一些同志引用邓小平此论要求从各方面解决分配的时候，整个主流媒体和所谓精英人士却大唱反调，继续坚持所谓“效率优先”的原则。周瑞金曾经以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来解释“皇甫平”三字，但是，他并没有出来讲一句话。这个事实说明，周瑞金之所谓“辅佐邓小平”之类的话完全是实用主义的：对我有利，我就出来讲话；对我不利，我就装聋作哑、默不作声。

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16年，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周瑞金提出这个问题呢？如果说是“警醒”的话，那他的感觉不仅说不上是“敏感”，简直是“迟钝”到了极点。在我看来，他提出这个问题不过是将其作为一个由头，并不是真正对它有什么兴趣，也不是真正想要解决这个“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这一点，我们从他的文章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在他的文章里我们既看不到他对造成两极分化的原因有什么像样的分析，也看不到他对解决分配问题有什么具体的政策构想，他所真正关心的，是“利益格局的倾斜”，是“与‘特殊利益集团’的切割”，而其实是让资本主义在中国进一步发展，让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进一步削弱。而所有这些，都是和邓小平16年前的谈话精神背道而驰的。

二、 周瑞金所谓的“改革语境”和改革的真实情况

周文的副标题叫做“国庆60周年感言”，而且作者自称是一名“先后在地方党报和中央党报工作近五十年的老兵”，文章本应对新中国60年的巨大变化有所忆，有所述，有所感，有所言，但是，事实却是，在周文里几乎找不到任何关于“国庆60周年”的文字论述。之所以如此，显然是因为他对已经诞生60年的新中国并没有什么感情，他所感兴趣的看来只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后31 年。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他对改革开放的认识其实也是大谬不然的。

周文说，“70年代末到90年代上半叶的改革语境比较单纯，就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松绑，减少行政权力的干预，让城乡老百姓和公有制企业的普通职工有独立谋生、自由创业和自主经营的空间。这实际上是执政党和政府向全国人民让利、让权的过程。”

那就让我们来看看所谓“70年代末到90年代上半叶的改革语境”吧。事实上，在70年代末，根本就不存在周文所说的那样的“改革语境”。人们常说，改革开放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但是，在三中全会的公报里所强调的却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五六年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提出的基本方针，既是经济规律的客观反映，也是社会政治安定的重要保证，仍然保持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公报也根本没有提出要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反，全会“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周文所说的什么“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松绑，减少行政权力的干预，让城乡老百姓和公有制企业的普通职工有独立谋生、自由创业和自主经营的空间”，还有什么“这实际上是执政党和政府向全国人民让利、让权的过程”，都是子虚乌有的捏造，在有关文件里是根本找不到根据的。

我们从中央有关文件里所看到的“改革语境”，与周文所说的的的也完全不同。1984年10月下旬举行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说，“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这种改革，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到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而绝不是什么私有化和自由化。

对照中央的文件，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周文所说的“改革语境”只不过是一部分资改派心里所想象的“改革语境”，而不是党中央文件中和客观真实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改革语境”。假的就是假的，周文想以假乱真是混不过去的。

周文还提到，“在农村，最典型的普惠制改革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小岗村18户农民分田到户的铤而走险，得到万里同志等开明官员的同情和庇护，最后由于邓小平同志的有力支持和胡耀邦同志的热情鼓动，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广开来。改革前，在人民公社体制下，每三个农民中就有一个生活在贫困之中。改革后，广大农民怀揣发家致富的冲动，推动了农村的经济增长，在消除贫困方面创造了令世界敬佩的奇迹。从1978年至2007年，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从2.5亿下降到1479万，减少了2.35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从30.7%下降到1.6%。”

毛泽东说，“你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你们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1971年8月16日在武汉他湖北、河南的负责人刘丰、刘建勋等人的谈话，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9页）毛泽东提出的这三项基本原则是普遍真理，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是过时的。关于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不仅在1978年底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是肯定人民公社制度的，1979年9月举行的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也是明确肯定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坚持集体经济、反对包产到户的，就是在1980年2月举行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以及1981年举行的十一届六中全会、19 82年8月举行的十一届七中全会，都没有就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取代人民公社制度做出过决定。而根据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只是“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三中全会以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5页）

根据徐庆全和杜明明对杜润生所作的一个访谈，1979年3月12日至24日，国家农委召开了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会。七省为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参加会议的都是农口负责人；三县是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都是进行过农村改革的县。这是一次专门讨论责任制的会议。据主持这次会议的杜润生说，开这个会议就是因为这几个省县都有农民进行包产到户的尝试，那么这几个省的领导对包产到户，有的支持，有的反对，有的观望。恰在此时，即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以编者按语的形式在头版发表了甘肃省干部张浩的来信，对四川、安徽的所谓试验起了泼冷水的作用。而坚持搞包产到户的杜润生说，此信对会议有影响，但不大。我们还是照样进行自己的讨论。经过争论，在“会议纪要”中提出：现在存在的包括“常年包工包产到组”在内的几种办法，“只要群众拥护，都可以试行”。关于包产到户，会上由安徽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介绍了安徽的经验。他说：省委的态度是，责任制不能“一刀切”，要允许由群众决定、选择。这所谓“省委的态度”，其实就是万里的态度。据杜润生说，发言中，赞成包产到户的人占多数。问题是，这七省三县的干部怎么可以起来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呢？这不是有人借此搞阴谋诡计又是什么？会议期间，王任重从上海回来，在会上讲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特别强调统一调配劳动力的优越性。3月20日下午，华国锋约见会议代表，讲了2个小时。对于包产到户，他举了湖南洞庭湖“双抢”的经验，证明组织起来分工合作可以提高新的生产力，集体经济还是优越的。3月22日，王任重又到会讲话说：“合作化几十年了，到底是好是坏？基本上是好的。”最后，会议产生的文件不得不妥协，说包产到户，不是统一经营，从这点讲接近单干，但不同于单干。对于群众搞包产到户，“如果一时说不服，也不要勉强去纠正，更不能搞批判斗争”。华国锋则同意“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实行包产到户，也应当许可”。《纪要》按华国锋、王任重的讲话精神修改，宣传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责任制形式不搞“一刀切”。但春耕大忙在即，搞了责任制的不再动了，“包产到户”也不同于单干，要纠正不可上纲，更不可搞批斗。杜说，1979年4月，中央批转了这个会议《纪要》，这是中央文件里第一次提出在一些特殊地区应当允许包产到户。并把它写入三中全会提出、经四中全会审定的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决定中，从而为农村政策的进一步转变奠定了基础。后来，华国锋又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会议，邓小平、李先念等出席。会上，李先念说：包产到户不宜提倡。中国单干了几千年，还是没粮食吃，还是受穷嘛!华国锋再次用他在湖南“三夏”抢收抢种季节必须互助、合作的事例来说，非集体化不可。邓小平当场没有就此问题表态。

1980年1月，国家农委召开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王任重在会上讲话，再一次讲集体经济的几大优越性。安徽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发言，介绍安徽的情况。他说：到1979年底，安徽实行包产到组的生产队占总数的51%，包产到户的占10%，增产效果明显。大会分组讨论时，争论极为激烈。华东小组几乎全都反对安徽的做法，周很被动，对杜润生说，这是万里主张试验的，你说怎么办？真是一语泄露天机，原来搞包产到户的所谓试验并不是什么群众的要求。而是省委书记万里的主张。杜听后则为其打气说 ，要沉住气，继续试验。其他小组也争论激烈，赞成王任重讲话的人占多数。1月31日下午，会议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情况。参加的有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余秋里、王任重、姚依林等。华国锋等人讲话后，邓小平最后讲了话，他说：对于“包产到户”这样的大问题，事先没有通气思想毫无准备，不好回答。据杜说，会前，王任重将他和我的讲话稿一起送李先念。李认为王的讲话很好，内容、文字均好。但指出王任重和我两人讲话的精神应统一，不能两个调子，一致起来才好。王任重把李先念所讲“几千年来都是小农经济，已经试验过了还要试验什么”这句话，加到我的讲话里，把“准许地方试验”一句勾掉了。
杜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又和刚从四川省调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赵紫阳商量怎么处理。赵说：国外发达国家都搞家庭农场，解决农业问题很成功。他在省里工作的时候，是搞包产到组，没有更多地支持包产到户，用扩大自留地的办法，满足农民的这种要求。他认为：包产到户这类问题，可以让大家试，不宜堵死。先念、任重他们有意见，文件还要发，可不用国务院名义，以国家农委名义下发。兆的做法实际上是搞阴谋诡计。这中间，杜润生的讲话修改稿，未经校正，就被拿到《农村工作通讯》上发表，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杜当做也是不光明正大的。杜承认，他应对此事负责。（以上见徐庆全、杜明明：《包产到户提出过程中的高层争论——访国家农委原副主任杜润生》，载《炎黄春秋》2008年第11期）

这就是杜润生所说的在中国推行所谓联产计酬承包责任制的过程。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中央，真正主张要搞包产到户的就是胡耀邦、赵紫阳、万里和杜润生等几个人。胡耀邦在思想上虽然也很支持搞包产到户，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参加革命更早，受革命熏陶更多的老革命，知道党的一些规矩和行事的分寸，还比较克制；他知道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刚刚通过了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决议，不好马上推翻。而赵紫阳和万里就不同了。赵紫阳的西化思想比较严重，迷信外国的家庭农场，又掌握着国务院的大权，行事就不同了。在这方面，万里也起了很坏的作用。万里在安徽大搞所谓包产到户的所谓试验，以致在安徽甚至形成一种社会强制，小岗村这个假典型就是在他的手下炮制出来的。需要指出的是，外国的家庭农场和人们通常理解的个体农业并不是一回事。事实上，这些家庭农场存在明显的雇工剥削，所反映的生产关系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我们怎么可以贸然向他们学习呢？问题在于，作为党的高级干部，他们不执行中央全会通过的决定，而去另搞一套，完全背离了马列主义，背离了民主集中制，实际上是搞阴谋诡计，是极不光明正大的。

这里没有说到邓小平。我们知道，邓的政治经验是很丰富的，他在1980年1月31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没有就这个重大问题表态。4个月后，即在1980年5月31日，他在与 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说了这样的话：“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41页）邓小平讲得很谨慎，但是和中央全会的决定有很大出入。他讲“一些适宜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讲的是“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二者显然不是一回事。人们要问，难道安徽省肥西县和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都属于这种情况吗？还应该看到，农业生产受自然因素的影响很大，一年的变化就能够作出结论了吗？以安徽来说，1978年是大旱之年，安徽大部分地区十个月没有下雨，庄稼严重失收，粮食大幅度减产，而1979年风调雨顺，获得了增产丰收。这一年的变化能够说明大包干比集体经济优越吗？事实也证明，这种变化并没有能长期持续下去。邓小平说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还是生产队，也是不符合事实的。由于万里长期是邓小平的部下，又是他多年的牌友，两人关系密切，看来邓的这些观点是受万里的影响。1979年12月1日，万里在一次讲话中曾说：“包产到户不同于分田单干。如果说分田单干意味着集体经济瓦解、退到农民个体所有和个体经营的状况，那么包产到户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它仍然是一种责任到户的生产责任制，是搞社会主义，不是搞资本主义。”(《万里文选》，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5页)万里此说完全是一种辩护的遁词。其实，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到户，这一点在小岗村的“生死文书”里说得很明白。而事实也是这样：一旦搞了包产到户，生产队就不再是生产的组织者，生产队也就有名无实了。应该说，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没有能坚持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也没有能坚持发展集体经济这个大方向；从他所引用的材料都来自安徽省看，说他是受了万里的影响应该是有根据的。本来，实行包产到户就已经使生产队变得名存实亡，而接着又强调“政社分离”，公社的名称又被乡所取代，集体经济就变得既无名又无实了。再后来，干脆就说什么“废除人民公社”了。中国搞了几十年的农村集体经济，除了少数名村还仍然保持外，绝大多数就这样被颠覆了。这件事，除赵紫阳、万里等应该负主要责任外，邓小平作为实际的最高领导人显然也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当然，邓小平和那些一心一意搞私有化的资改派还是有区别的。他没有忘记“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 他还讲到“低水平的集体化”要“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后来他又一再讲到“两个飞跃”。这些，还是应该肯定的。可是，他的这些论述并没有引起后来的领导人的重视，在农村发展集体经济的问题至今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摆在人们面前。

经过30年的实践，事实已经很清楚，包括小岗村在内的搞包产到户或大包干的做法并不是一个进步，而是一种倒退。30年来，小岗村虽然被一些人称作“中国改革第一村”到处宣传，但是，分田到户，搞私有化，并没有推动那里的生产力真正向前发展，也没有给农民带来真正的富裕。小岗村人说，“一朝越过温饱线，二十年跨不进富裕们”。所谓“越过温饱”其实也不是因为分田到户有什么优越性，只不过是老天爷一时帮了一下忙，加上后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惠农政策首先惠及了安徽特别是首先惠及了小岗村的结果。30年来，尽管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再到小岗村视察表示关怀，尽管安徽各级地方党政机关一直在从各方面关照小岗村，多次派出工作组进行帮扶指导并且给以巨大的物质支持，尽管还有江苏省市张家港市的长江集团等对小岗村进行帮扶和援助，但是，小岗村始终是一个扶不起的天子。正如从安徽省财政厅抽调前去帮扶小岗村任该村党委书记达六年之久而于前不久去世的沈浩生前所说的，小岗村在全国“十大名村”中地位很尴尬，使他感到很惭愧。他在2007年时曾说，“28年前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的小岗村，墙体剥落，电视看不到，自来水不通，道路失修，行路困难，下雨就根本不通。”问题出在哪里？关键就在于，分田到户搞小农经营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它不利于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小岗村曾经两次到河南临颍县南街村去参观学习，并且写下了这样的留言：“大包干发源地的人员，看到了南街村的变化，为我们提供了发展的模式，使我们的党组织看到了前进的方向。”“学习南街村，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但是，说归说，由于农民自私保守的弱点，加上多年帮扶所养成的依赖国家和社会、喜欢坐享其成的坏思想坏习惯，使他们总是迈不出这决定性的一步。这当然也不能全怪小岗村的农民，关键是，有关领导人提供的导向是错误的，他们不仅没有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的思想灌输，引导他们走发展集体经济的道路，反而把他们的一些落后、自私和错误的东西当做旗帜来进行宣传，还不惜代价地对他们进行物质的帮扶和援助，使他们完全失去了走集体化道路的积极性，完全失去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最近看沈浩先进事迹报告会电视，据某发言者说，小岗村将以城镇化、工业化作为其致富的方向。去年1月5日，美国GLG集团来到小岗村，决定投资1.5亿元搞农产品加工。但是，小岗村只是一个村，怎么能够提出“城镇化。工业化”的口号？把农村变为城镇，把土地流转出去发展非农产业（农产品是农业而是工业），这符合国家制定的有关耕地保护的国策吗？全国农村如果都向他们学习，把耕地用于非农用途，国家的粮食安全还有保证吗？而事实上，这种吃偏食的政策，别人也是没法学的，这样的所谓先进典型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事实证明，小岗村不是一个正面的典型，而恰恰是一个反面的典型。试问：小岗村有什么值得人们学习的地方？是“按手印”下决心与中央全会决定的精神对抗吗？是分田到户、走私有化的道路吗？是只知接受国家和社会的帮扶、坐享其成而不思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吗？树这样的改革典型究竟把全国农民带到哪里去？奇怪的是，周文居然还用小岗村来说事，好像小岗村带领全国农民走上了富裕的道路。周瑞金是学新闻的，是记者出身，当然应该知道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怎么讲出这样不符合事实的话来呢？看来，他是为了他的“改革语境”而完全不顾事实了。应该说，农民收入的增加和生活的改善，并不是因为小农经济有什么优越性，而是国家推行了各种帮扶政策的结果。这一点，甚至连竭力主张大包干的杜润生也说，“包产到户是农村家庭经营，农民就靠种几亩地养家糊口，不能偷懒；加上环境变了，政府随着国家工业化，能为农民提供化肥、农药，信用社给贷款，苛捐杂税减少，又是和平环境，劳力富余，多产多留，政府实行价格保护，增产不奇怪：光水利建设，国家出了多少钱，还能白费？”（同上）虽然他讲此话是为了说明大包干后农业增产了，但是，在无意中却说出了外因起了主要作用，而内因的作用是有限的。附带说一下，中国现在的绝对贫困人口数早已不是2007年的1479万人了，最近，中国扶贫办发布的消息说，中国仍有4007万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当然，这是按照人均年纯收入1196元人民币的标准计算的。不过，随着物价的上涨，随着整个社会消费水平和构成的变化，这个标准也是应该变化的，否则，用同一个人均收入标准来比较30年的变化，显然是不科学的。应该看到，这个标准，比之联合国使用的人均1美元/天还是低了很多，如按国际标准，我国农村实际的贫困人口比4007万还要大得多。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提出要走发展集体经济的道路，会被包括周瑞金在内的一些人认为是“走回头路”，不符合所谓“改革语境”。但是，这种说法并不正确。邓小平在农村实行大包干后曾说，“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需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5页）但是，当他在1992年7月审阅十四大报告稿时再一次讲“两个飞跃”，但从语气看强调的重点已经有所不同了。他说，“关于农业问题，现在还是实行家庭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我以前提出过在一定条件下，走集体化的道路是必要的。但是，不要勉强，不要一股风。如果农民现在还没有提出这个要求，就不要着急。条件成熟了，农民自愿，也不要去阻碍。北京郊区搞适度经营经营，就是集体化集约化。从长远的观点看，科学技术发展了，管理能力增强了，又会产生一个飞跃。……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农业也一样，最终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不仅有国有企业那样的全民所有制，农村集体所有制也属于公有制范畴。现在公有制在农村第一产业（应该是第二产业——引者注）方面也占优势，乡镇企业就是集体所有制。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和集约化。有的地区农民已经提出集约化问题了。这个问题这次不提也可以，还是巩固承包制，但是以后总会提出来的。”（《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9-1350页）对比邓小平的两次讲话，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80年代那一次强调的是第一个飞跃，那时强调了家庭承包制“需要长期坚持不变”；而90年代这一次突出地强调的企业是第二个飞跃，强调的是“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集约化。”按照邓讲话的口气，这个问题是在14大就应该提出来的，不然就不会说“这次不提也可以”了。可见，发展集体经济，重走集体化和集约化的道路或者说“走回头路”本来就是题中应有之义。苏联当年提出“新经济政策”是“退却”，但是列宁和斯大林很清楚，退却之后还是要进攻的。如果一直只有退却没有进攻，那岂不是成为倒退投降了吗？显然，“走回头路”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但是，令人感到不解的是，不仅14大没有提出这个问题，15大、16大和17大也都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长期拖而不决是不行的。我们的农村不能长期建立在小农经营的基础之上，更不能以土地流转的方式变相搞私有化，把农业用地变我非农用地。社会对于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需求，农民对于提高生活水平的迫切愿望，都要求实行社会化生产，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引导农民走集体化和集约化的道路。应该说，这既是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是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愿望，而且我们在这方面也积累了不少经验，拥有现成的如大寨村、南街村和华西村这样的先进典型，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放着这条康庄大道不走呢？

三、制造谎言的专家把谎言造到了邓小平的头上

周瑞金为了鼓吹他的所谓“改革语境”，还制造了许多谎言。他把为解决“知青回城”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问题而采取的一些不得已的做法，说成是“在城市”“政府的改革政策”；把“政府鼓励自谋职业”，说成是是为了“恢复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空间”；甚至说什么“私营经济在新时期也被称为‘光彩的事业’”。 所有这些说法，都远离了当时的背景，有些则完全是张冠李戴，故意制造混乱。如胡耀邦关于“光彩”的说法，这本来是针对个体劳动者“自食其力、为国分忧”而言的，而周瑞金却把它改成是对“私营经济”说的。当然，后来到1994年这个“光彩事业”曾被用来指称一部分非公经济所开展的对“老、少、边、穷”地区所开展的扶贫事业，而周文则把它“改造”成为整个“私营经济在新时期”的称号，不管扶贫不扶贫，只要是私营经济就一概都是“光彩的事业”！二者的距离又何止十万八千里！

周瑞金的谎言也造到了邓小平的头上。他说，“在改革启动阶段，邓小平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从而‘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显然，这里的一部分人，主要指的是较少受到政府经济管制的普通民众。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政府为减轻财政负担而鼓励经济自由化的结果，而且只有依托于市场自由竞争中的谋生、谋利方式才有可复制性，才谈得上别人‘向他们学习’，才有可能成为‘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

在这里，周瑞金没有提供邓小平讲话的完整的引文，故意将邓的话拆散，然后插进自己的解说，把邓小平说的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生活先好起来”，说成是“较少受到政府经济管制的普通民众”，“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政府为减轻财政负担而鼓励经济自由化的结果”。这完全是故意歪曲捏造。

为此，有必要把邓小平的原话完整地摘引于后，看看周瑞金是如何肆意篡改邓小平的话并制造谎言的。邓小平是这样说的：

“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帮助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2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邓小平的话里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即我引用时加了着重号的“工人农民”和“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等语，周瑞金在引用时都删除掉了。显然，他怕人们把邓小平的话理解为是一个贯彻按劳分配的问题，而这与他所解释的是指“较少受到政府经济管制的普通民众”，“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政府为减轻财政负担而鼓励经济自由化的结果”等显然是大不相同的。周瑞金如此通过“挖心战术”对邓小平的语录进行造假，胆子是够大了。但是，假的就是假的，瞒骗岂能长久？

如果再联系邓小平讲话的语言环境，周的造假问题就更加清楚。邓小平是在讲了加强责任制以后讲上述一番话的。他在讲加强责任制时强调：“责任到人就要权力到人。当厂长的、当工程师的、当技术员的、当会计出纳的，各有各的责任，各有各的责任，也各有各的权力，别人不能侵犯。”“要发现专家，培养专家，重用专家，提高各种专家的政治地位和物质待遇。”“要严格考核，赏罚分明。所有的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机关，都要有对工作的评比和考核，要有学术职称、技术职称和荣誉称号。要根据工作成绩的大小、好坏，有赏有罚，有升有降。而且，这种赏罚、升降必须同物质利益联系起来。”“总之，要通过加强责任制，通过赏罚严明，在各条战线上形成你追我赶、争当先进、奋发向上的风气。”（同上，第151-152页）

在这些话里，邓小平讲的都是工厂、学校、研究单位、机关里的责任制，哪里有周瑞金说的什么“较少受到政府经济管制的普通民众”和“政府为减轻财政负担而鼓励经济自由化”的影子？而且，邓小平讲这些话的时间是1978年12月13日，当时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有关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问题还根本没有提出来，更不要说邓小平对所谓“自由化”一词一直都是持否定态度的。

周瑞金制造这样的谎言，表明他的人品实在不敢恭维。在网上曾见到使人上海领导人的朱镕基对周瑞金的评价，说他“文才可用，心术尤正”。应该说，周是学新闻出身，又长期在《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工作，当然是有些“文才”的。至于朱说他“心术尤正”，是因为周在填表时曾坦白承认自己在1976年写过三篇批判邓小平的文章。看来朱的后一评价是不慎重的，因为周的批邓文章印在报纸上，白纸黑字，是瞒不过去的，他能够不填写吗？而从上面所揭露的周一再制造谎言，特别是把谎言都造到了邓小平的头上来看，他其实是一个“心术不正”的人。这一点，本来也是白纸黑字，要是过去，他可能还不敢，但是经过多年的闯荡，他的胆子已经练出来了，现在敢了，不过也就因此而露了馅，让人们终于看到了他“心术不正”的真面目。由于他的“心术不正”，那个“文才可用”看来也要修该。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即使有文才，这样的文才也只能是歪才，实际上非常有害而并不可用的。因此我想改为这样两句：“心术不正，歪才有害”。这样可能要符合事实一些。

应该说，在《炎黄春秋》上，像周瑞金这样制造谎言的事可以说早已是屡见不鲜了，本人就曾多次予以揭露过。但是他们却“矢志不移”，坚持不改。最近大概由于读者不断提出，更正的、检讨的事频频出现，也可能是有关管理部门加强了管理，再这样下去面子上也不好看，所以在2009年第12期上刊登了一个“本刊稿件选用标准”，其中第二条的要求是：“内容真实可靠，不可有任何虚构。文中重要引语，请注明出处。”写得很冠冕堂皇，但是，就在这期发表的重头文章即周瑞金此文却依然故我：邓小平的话当然是“重要引语”，但是却照旧不注出处。为何如此，因为它做了手脚；如果注明出处，破绽就会暴露无遗。看来，这不仅是周瑞金的问题，也是《炎黄春秋》的问题，因为编辑部打个电话给作者要补一下出处，或者直接到《邓小平文选》里去查一下出处，都不是难事。难处在于，如果这样做了，他们还能继续做他们的资改宣传吗？

四、什么是邓小平说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

邓小平一直非常强调发展问题，“发展才是硬道理”是他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的一句名言。（《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在他看来，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由于中国生产力落后造成的，只要中国生产力发展了，经济上去了，一切问题就都能够迎刃而解。所以他说，“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同上，第265页）他还说，“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同上，第377页）

但是，到了1993年，他发现，也不能片面地强调发展了。他在这年9月16日与其弟邓垦的谈话里说了这样的话：“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

当然，我们不能把邓小平这话理解为分配问题比发展问题还要大。在任何社会，生产总是首要的，而分配则是从属的。改革开放后，有一个说法很流行，就是所谓“把蛋糕做大”。这种说法认为，只有把蛋糕做大，每个人所分得的蛋糕就会增加。当然，不能说这一说法全无道理，但是，它的要害是没有考虑生产关系这个因素。马克思说，“消费资料的任何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页）他还说，“分配关系本质上和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所以二者都具有同样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03页）如果存在着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由于生产条件特别是生产资料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分配关系就不能不是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不利于无产阶级的；要想在把蛋糕做大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同样得到好处，实现“双赢”是不可能的。资本家之所以是资本家，就在于他是资本的人格化，他的生产目的是为了剩余价值，是为了增殖资本，而不是为了自己的消费，更不是为了工人阶级的消费。以珠三角地区的收入分配来说，为什么资本家阶级的利润能够翻几番，而农民工的收入却是几年一贯制，总是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上？其根子就在这里。因此，要解决分配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就分配谈分配，而应该从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入手，坚决遏制资本主义私有制发展太快的势头，让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得到切实的保证。这个道理邓小平其实是清楚的。他曾说，“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 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0页）我国目前出现的两极分化和基尼系数过高的现象，就是因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保证，公有制为主体实际上已经变成私有制为主体所造成的。如果不这个源头上去努力下功夫，分配问题是没法解决的。问题是，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真正下功夫。前一阵子，由于山西小煤窑安全事故频仍，因此对这些小煤窑进行了整合，社会上就出现了一股反对“国进民退”的声浪。这一点在周瑞金的文章里也有表现。这是很不正常的。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作为“两个基本点”之一写进党的文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怎么可以随便反对？难道党纪国法可以任人践踏而不要加以维护和捍卫吗？

当然，除了所有制这个根本外，通过国家财政进行再分配也是一个重要手段。这个问题邓小平也讲过不少。如他在1992年1月到2月间在“南巡”讲话里就说，“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什么时候突出地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讲此话后还不到一年，他在这年的12月18日看了两篇文章后又指出，“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6页）此话讲后才过9个月，他在1993年9月16日与其弟的讲话中再次讲到这个问题，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他主张“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同上，第1364页）邓小平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里一而再、再而三地讲这个问题，说明他已经感到了问题的严重。

在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邓在南巡时说的“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而在后两次讲话里没有再提这个办法。这当然并不表明他认为此法已不可再用，但是，很可能他已经意识到仅仅用再分配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用再分配的办法解决问题，只是从结果上解决问题，而不是从原因上或源头上解决问题，只是一个治标之法，而不是一个治本之法。这实际上是一种先拉大差距然后再缩小差距的办法。先让沿海地区发展，结果原来内陆地区的科技人原大批“孔雀东南飞”，使原已落后的内陆地区更加落后。而要求发达地区多交利税，实行起来也相当困难。比如一些垄断行业，由于其所处的地位，无论是高管还是一般职工，他们都远远地高于其他部门，但是，如果要增加利税阻力就非常之大。实际上，他们的高收入正是这些企业截留应该上缴国库的利润造成的。显然，让这些企业“先富起来”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至于这些年发展起来的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不仅存在着严重的偷税漏税现象，而且一再直接或间接（通过他们的代言人）要求减轻税负，可见所谓“多交利税”实行起来也并不现实。不仅如此，这种做法还有很大的副作用。多交利税会使一些所谓“纳税大户”自以为对国家的贡献大而提出某些极不合理的政治要求，如想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乃至要得到一些更高的职务和荣誉，这不仅会影响到国家的性质和党的形象，而且会极大地破坏人民群众和党与政府的血肉联系，其后果是极其严重的。而实际上，纳税人并不是财富的创造者，更不一定是税负的最后承担者，因为在我国可以转嫁的间接税是主要的税种，而由纳税人自己负担的直接税相对较少，所谓 “纳税大户”的“贡献大”只不过是一个表面的现象而已。另一方面，受到帮扶的地区和群众，由于不是通过自己的劳动，而是靠接受其他地区或其他人群的援助来改善生活，这又会影响这些受援者的自尊心和自力更生的精神，甚至会养成他们的依赖心理和不劳而获的习性。过去曾经出现过的为了获得扶贫款而争当贫困地区，争当贫困县，争当贫困乡的事就是很好的说明，而前面提到的小岗村也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例证。

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分配问题，还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包括全民所有制的国有经济和部分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集体经济，真正让公有制经济成为我们国家主体的经济形式。再分配作为调节分配的一个重要手段当然不可或缺，但是它不是也不应该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方法和手段。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如果我们对于所有制问题采取漠然的态度，不能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只想用再分配或第二次分配来解决问题，就会不知不觉地由科学社会主义滑向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单设也会因此演变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

五、四个坚持：发展起来以后又一个不可忽视的大问题

邓小平在1993年9月16日与其弟邓垦的谈话中，不仅谈到了分配问题，还谈到了“四个坚持”，而且他是在谈了“四个坚持”以后才谈“分配问题”的，可见这是发展起来以后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他是这样说的：

“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四个坚持’。没有这个‘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四个坚持集中表现在党的领导。这个问题可以敞开来说，我那个讲话（指1979年3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当时我讲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讲人民民主专政，比较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现在经济发展这么快，没有四个坚持，究竟会是个什么局面？提出四个坚持，以后怎么做，还有文章，还有一大堆的事情，还有没有理清楚的东西。党的领导是个优越性。没有人民民主专政，党的领导怎么实现啊？四个坚持是‘成套设备’。在改革开放的同时，搞好四个坚持，我是打下个基础，这个话不是空的。”（《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3-1364页）

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了“四个坚持”，而且一再强调。他在1989年5月31日的一次讲话里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不能动摇。这一点我任何时候都没有让过步。中国不搞四个坚持能行吗？人民民主专政能不用吗？坚持不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不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不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个根本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9页）六四事件以后，他又进一步指出，“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同上，第305页）讲到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个总书记“没有站住”的原因，他说，“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问题上犯了错误，栽了跟头。”（同上，第334页）而在南巡讲话时，他又再一次讲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同上，第379页）

邓小平如此重视和强调“四个坚持”，可是大言不惭自称是“辅佐邓小平”的周瑞金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却未置一词。应该说，一切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的人都反对这个“四个坚持”，因为这是他们在中国搞资本主义的最大障碍。应该说，周瑞金对四个坚持噤若寒蝉，是由他的资改派本性决定的。而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讲不可的大问题。

我们说，邓小平在1993年9月16日再提“四个坚持”有其特殊的意义。这是因为，这时已经不是改革开放的初期，经济已经大大地发展了，贫富的差距已经很大了，他所担心的、关系改革成败的产生新资产阶级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现实了，如果不注意“四个坚持”，党和国家的前途就会有极大的危险。用他的话说，“现在经济发展这么快，没有四个坚持，究竟会是个什么局面？”请注意，邓小平在这里用了“究竟会是个什么局面？”我们知道，“局面”是一个大字眼，它所指的绝不是一般的小事，而是一个事关全局的大事。这句话是应该引起我们深思的。

需要指出的是，邓小平在1993年再次讲到“四个坚持”，不仅是一般的重申，而是有了新的发展。在这里，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他把“四个坚持”看成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所在。邓小平讲此话后，1997年发生了亚洲经济危机，2009年发生了世界经济危机，中国较之于其他国家所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其恢复也相对较快，原因在哪里？不是中国人比外国人聪明，而是因为我们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在宏观调控指导下的市场经济。我们不仅有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老底，而且还拥有政治上的优势，其基本面与资本主义国家是很不一样的：国家掌握着巨大的资源，能够集中力量解决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如果没有这些，中国也会如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一样要经受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巨大的灾难。

在这方面，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邓小平在1993年再次提出四个坚持时说“四个坚持是‘成套设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过去他讲四个坚持往往强调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两条，后来又强调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而对马克思主义一条似乎强调得较少。现在强调四个坚持是“成套设备”，说明这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个整体，它们是互相联系、互相支撑的统一的整体，它们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试想，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没有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哪里会有共产党；即使已经建立了共产党，如果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也会蜕变为修正主义的党。就社会主义来说，世界上有上百种社会主义，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就建立不起来；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会因为背离马克思主义而演变为资本主义。而就无产阶级专政来说，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会退化变质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没有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就还只是停留在书本上，不会成为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发挥改造世界的巨大作用，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也不可能建立起来。同样，如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社会主义制度也就得不到保护。总之，四个坚持是一个整体，它们相互依存，相互联系，不容分割，缺一不可，这正像“成套设备”一样，整体要是离开了其组成部分，就不可能发挥其作用。

邓小平的这些论述本应引起党的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并且结合新的实际继续做好这篇文章，但是十六年过去了，无论是15大、16大还是17大，都只是轻轻一笔带过，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阐述和宣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联系当今的现实，尤其不能不看到这是一个非常迫切而严重的问题。

经过这些年，我国的GDP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实际上已经大大动摇，一个新资产阶级已经形成，两极分化的现象已经十分严重，基尼系数已经远远超过了警戒线；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也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各种错误思潮泛滥，一些主流媒体宣传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的东西；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也受到严重的挑战，一些富裕起来的资产阶级已经不满足于经济上对于雇佣劳动者的剥削，他们要求所谓“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相适应”，要求改变“一党专政”，提出要搞多党竞争，三权分立，实行资产阶级民主。一些媒体成了鼓吹这些主张的急先锋。特别是一些网络，如上海的《报刊文摘》网页，竟然热衷于发表一些吹捧美国和台湾民主、吹捧蒋介石为“伟大领袖”，咒骂毛泽东为“大灾星”，篡改近代历史，根本否定共产党的帖子，而对于反击这些内容的帖子却采取阻挠的恶劣态度。好像今天的中国已经翻天了。与此同时，国际上的反华势力也蠢蠢欲动。他们支持台独、藏独和疆独，制造一系列事件，妄图分裂中国。最近美国又背信弃义，加大了对台湾的军售，妄图使台湾永远保持现状，阻挠中国的统一大业。

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却表现得软弱无能，没有采取有力的行动给以回击。其实，四个坚持就是我们的优势所在，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只要我们真正认识到它的巨大威力，以上所说的所有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不信吗？想当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装备很差，只有小米加步枪，却打败了有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八百万装备精良的蒋介石军队，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后，美帝国主义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并对我边境城市进行狂轰滥炸，毛泽东下决心派志愿军出国作战，那时装备也很差，志愿军凭着一把炒面一把雪，硬是把敌人赶回到了三八线附近，迫使其坐下来进行停战谈判，并签订了停战协定；建国初期，一些干部贪污腐败，通过三反运动，枪毙了刘青山、张子善，使整个社会大受震动，建立起了廉洁的社会风气；1958年，美帝国主义想把台湾台湾从祖国大陆（包括蒋介石控制的金门、马祖、澎湖等沿海岛屿）分离出去，毛泽东下令炮击金门，打得美帝国主义晕头转向，只好听从调遣；1962年，印度尼赫鲁乘国际反华势力大合唱和我国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困难之机，在中印边界我方一侧大搞军事据点，毛泽东决定进行军事反击，打得自以为了不起的印军丢盔弃甲、损兵折将、一败涂地；1964年，美国在越南发动所谓“特种战争”，应越南共和国政府的请求，中国政府从1965年起，先后派出32万空军防空部队援越抗美，击落击伤美国战机合计千余架，有力地支持了越南人民，使他们得以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我们今天经济发展了，国家强大了，对付敌对势力的手段（包括政治、军事、外交、经济、金融、外贸等手段）更多了，为什么反而不能更加果敢而有力地进行行动了呢？美国帝国主义炸我使馆，毁我战机，最近又不顾我国的多次交涉，提高对台军售的级别，可谓欺人太甚，达于极点。我们为什么不能拿出行动来对他还以颜色？还以颜色，不是做出一种姿态，然后就又和好如初，那样只会使他感到你骨子里不硬，反而更加看不起你，以后还会得寸进尺，变本加厉！还以颜色，就是要把它打痛，痛到以后不敢轻易冒犯。

现在的问题，是有些人总认为美国强大，有恐美思想。其实，毛泽东早就说过，“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5页）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斗争历史，都证明了毛泽东这一论断的正确。今天的美帝国主义，虽然看起来仍然还很强大，但是它正在走下坡路，它的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本质已经暴露得比过去更充分了。昔日的美国被人们称为“金元帝国”，而今天的美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如果不是有中国这样一些国家向其购买大量债券，为其提供大量廉价商品，美国的日子不知还要难过多少倍。在中美关系中，我们没有什么求于美国的，有些东西如高新技术等你想求也求不到，它倒是有一些地方是有求于我们的，我们当然也不能有求必应。在这方面，一些手段当然可以运用。关键还是要有一点精神。一个人要有一点精神，一个国家也要有一点精神。这个精神不是别的，就是毛泽东在“七大”闭幕词中说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1页）对于敌人，我们要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当然还要善于斗争，善于胜利。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汲取力量和智慧。群众的力量和智慧是无穷的。大庆人说，“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在毛泽东时代，人民群众常常以举行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志，亿万人民直接表达自己的意志和感情，帝国主义敢不重视、敢不理睬吗？可惜，后来的领导人对于这样一种形式顾虑太多，已经有三十多年不采用这种形式了，有的地方甚至连集会的场所都被“改造”掉了。这是害怕群众、不相信群众的表现。共产党本来就是代表群众利益的，哪有共产党害怕群众、不相信群众的道理？除了集会和示威游行，在一切工作中都应该运用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比如反对贪污腐化，此事已经搞了多年，但是成效并不显著，贪污腐败的势头并没有得到遏制。如果用过去三反、五反的做法，充分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那就等于是布下了天罗地网，贪污腐败分子也就无处藏身了。同时，这也是对群众进行教育的一种好形式。它使每一个参加者知道贪污腐败的危害和下场，如果以后自己遇到类似的机会也会有所警惕，而不致重蹈覆辙。当然，过去群众运动中也出现过由于激于义愤或急于求成而出现过某些过火行为，但是，只要规定好具体的政策界限和纪律，并且切实加强领导，这类事也是可以避免的。

邓小平在1993年9月16日的讲话里还讲到了“提出四个坚持，以后怎么做，还有文章，还有一大堆的事情，还有没有理清楚的东西。”这些都是大问题，应该由中央来考虑，来解决。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我也想对与四个坚持有关的两个问题发表一点个人的看法。

一个是关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与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在我国领导人的讲话、党的文件以及报刊上，阶级斗争已经很少被提及，似乎一提阶级斗争就是“左”，就是回到过去去。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有着极为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马克思在1852年3月5日写给约·魏德迈的信中说，“无论是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篡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党过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7页）从这段话里我们看到，资产阶级特别是早期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都并不否定阶级和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就更没有理由否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是其一。其二，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二者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实际上，现代社会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如果离开了不会有无产阶级专政。其三，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必要，就是因为无产阶级赋有消灭阶级喝吧社会推向无阶级社会的历史使命。既然我们今天离到达无阶级社社会还有很远的距离，就不可能说已经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在这方面，列宁也有十分明确的论述。他说，“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下的继续。无产阶级专政是取得胜利、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来反对已被打败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绝迹、没有停止反抗、反而加紧反抗的资产阶级。”（《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362页）实际上，在邓小平的讲话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里，都有关于阶级斗争的存在的某些论述，但是，总的说来，这个问题往往讲得有些遮遮掩掩，而不是讲得那么充分、完全和彻底，与我国的现实状况还有很大的距离。我认为，为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现在是到了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不同，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人们往往以为专政只是专政机关的事，与群众好像无关。其实，许多问题离开了广大群众的参与，就会事倍功半，而有了群众的参与就可以做到事半功倍。因此，应该把专政机关的专业工作和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很好地结合起来。

再一个是关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关系问题。

这些年来，有一个现象，就是很少提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提毛泽东思想，而只提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或者只提“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的创新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如何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践的关系问题。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在早1948年8月15日致吴玉章的信里就对吴提出“毛泽东主义”的说法进行了批评。信中说，“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3页)后来，七届二中全会又做了六条规定，其第六条说，“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97页）

邓小平对于这个问题也有类似的批评。1960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对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关于开展毛泽东著作学习运动的提法问题请示的批复里提出，“不要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并列起来，以避免人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误解为是两码事。毛泽东思想本身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1960年3月25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中央天津会议上再次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昨天在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那里还谈到这个问题，他赞成这个意见。”他讲了两点意见，一是“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很庸俗了”，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少讲了”。他说，“这种情况不少报纸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我们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并提。当然也可以单独提毛泽东思想，但是一定不要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忘掉这个最根本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3页）

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这些话都是半个世纪以前说的，但是今天读来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现在的情况也正是把“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平列了起来，甚至是以学生的东西取代先生的东西，以马克思主义在某个特定条件下的应用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邓小平提出“一定不要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忘掉这个最根本的东西。”现在的情况恰恰是既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忘记了毛泽东思想，丢掉了“这个最根本的东西”。

应该说，这样做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由于长期不学马恩列斯著作，也不学毛泽东的著作，许多人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许多论述都不甚了了，各种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潮也就乘虚而入，各级干部包括中央党校的一些教师都成了这些错误思潮的传播者。媒体也是一样。他们宣传的已经不是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而是各式各样的错误思想。其结果，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指导地位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动摇。这可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一件大事啊！我们将如何面对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英勇牺牲的先烈，又如何面对曾经为共和国的成长壮大付出了辛勤劳动汗水的人民？现在是到了进行反思的时候了。

六、是奉献“一份痴诚”的忠良，还是怀有二心恶意的叛逆？

周瑞金说，“我作为一名先后在地方党报和中央党报工作近五十年的老兵，现已退休多年，个人了无牵挂。在新中国六十华诞之时，谨以对我们党、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一份痴诚，有责任知无不言，直陈己见，同时也可以说是概括和转述了党内很多老同志的一些忧虑与思考。”

说得好像非常诚恳，但是稍稍联系一下此公这几年的言行，马上就会发现，他讲的并非真话，而是地地道道的谎言。人们都知道，周瑞金其人是臭名昭著的“西山会议”和“零八宪章”的积极成员，而这个“会议”和“宪章”的矛头是直指马克思列宁主义，直指中国共产党，直指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直指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的。周瑞金以及他说的那些“党内老同志”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究竟是什么感情要隐瞒也是隐瞒不了的。

周的虚伪还表现在他的自我介绍上。他说他是“一名先后在地方党报和中央党报工作近五十年的老兵”，我在网上查了一下他的简历，他是1962年由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分配到《解放日报》工作的，在解放日报曾担任过总编辑，然后于1996年调《人民日报》任副总编辑至2000年退休。用2000去减1962，他在党报工作的时间满打满算顶多也就是38年又几个月，又何来“在地方党报和中央党报工作近五十年”之说？如果说“近四十年”那还差不多，说“近五十年”就差得太多了。这样一个公开说谎的人还谈得上“痴诚”吗？

再说，周瑞金此文是为国庆60周年而写的，理应在国庆之前写好发表，怎么会在国庆60周年两个月之后才写出来发表呢？这就好像子女为母亲祝寿不是在她的生日那天或之前，而是过了两个月才给她祝寿，这也叫“痴诚”吗？

周文还引用了列宁的一段话，照理说应该引用列宁的原话，并且应该注明出处，更何况《炎黄春秋》还特地在这一期登了一个“本刊选用标准”，强调了引语要“注明出处”，但是，周的这个引文却不是原话，也未注明出处。他引的话是这样说的：“列宁说过，纪念伟大的历史节日，为的是解决和推动当前的革命任务。”我依稀记得，这是列宁在1921年11月初为庆祝十月革命节时在一篇文章中说的，于是找出这篇文章来加以对照，结果发现，周文故意在用语上作了手脚。列宁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庆祝伟大革命的纪念日，最好的办法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还没有完成的革命任务上。”（《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0页）

在这里，列宁用的是“庆祝”，而周文却将其改成了“纪念”；列宁用的是“革命”，而周文却将其改成了“历史”。周瑞金是学新闻的，难道他不知道“庆祝”和“纪念”这两个词语的区别吗？庆祝的对象是具有喜庆意义的人和事，而纪念则是表示对已经过去的历史上的人和事的怀念，常常具有悲哀的性质，二者的感情色彩是完全不同的。比如对一个活着的人过生日我们会说庆祝他多少岁生日；而对于死者，我们就会说纪念某某某诞辰多少周年。对于国庆节，人们总是怀着喜悦和高兴的心情去庆祝它，没有哪个会说纪念国庆节的。现在恐怕连小学生都知道它们之间的区别而不会用错，为什么曾被朱镕基称为“文才可用”，做过大报总编辑的周瑞金竟会出此错误呢？再说，列宁原话说的是“革命”，而周瑞金却把它改成为“历史”，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如果把他的这两处修改联系起来，也许就不难了解周瑞金的险恶用心了。原来，在周瑞金们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是他们所理想的共和国，他们只是把它看做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件事，是没有庆祝的必要的，而用“纪念”其实是在诅咒它，希望它早日成为“历史”。这就是周瑞金们的阴暗心理在文字上的表现。

从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周瑞金们通过此文对共和国究竟是奉献了“一份痴诚”，还是暴露了自己的怀有险恶的二心？他们究竟是可以信任的忠良，还是人民应该唾弃的叛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