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文稿》近日发文批评某些微博大V。该文特别提到“某知名经济学者”、“某著名演员”、“ 一位拥有2000多万粉丝的知名地产商人”，不点名指责他们“污蔑共产党的领导”，这在舆论场上再掀波澜。至于《红旗文稿》所指的三人都是谁，由于该文列出的微博发言被网友与茅于轼、孙海英、任志强的发言对上，这被认为“几乎和点出他们的名字一样清楚”。

　　由于《红旗文稿》是《求是》杂志的子刊，常被定义为“官方媒体”，一些人认为这是该杂志为上述三人戴上“反党”帽子，有人惊呼“文革再现”。

　　客观而言，《红旗文稿》是时下很犀利的一本杂志，但它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官方”值得探讨。中国绝大部分传统媒体机构都有官办的性质，但它们本身早已多元化了。它们彼此价值取向的差异也是很容易辨认的。

　　我们相信《红旗文稿》在发稿方面有比传统党刊高得多的自由度，它指责谁“反党”，与党的机关报和机关刊物做同样的宣布是不一样的。

　　《红旗文稿》这样说话，显然代表了党内外一部分人的看法，但它显然不能代表党组织的某种决定，也不代表它所没点出名字的那三个人必将面临舆论场之外的某些后果。

　　我们认为，《红旗文稿》这样做，是它有意要站到舆论斗争的一线，扮演传统党刊未曾扮演的活跃角色。

　　《红旗文稿》所指的三个人都是网络舆论场活跃人士，他们的确发出了某些与党的路线和国家基本政治道路不同程度上的对立声音，有些甚至是尖锐对立的。像他们这样的大V或者“公知”还有一些，这些人那样做了，就应当坦然面对由此围绕他们自身发生的一系列变化。

　　其中的一些变化显然是他们希望看到的。比如他们因此而变得更加有名，受到特定人群和力量、有时包括西方力量的更多关注和支持。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从中获益了，这种获益大概也是其中有些人刻意充当“舆论反对派”的动因之一。

　　他们同时会面对一些不确定性。比如《红旗文稿》不点名指一些人“反党”，就是这种不确定性的表现之一。他们没什么可为此抱怨的。他们自己在舆论上是有力量的，他们可以反驳《红旗文稿》和它的支持者们，或者为自己申辩，或者为被戴上“反党”的帽子而表达骄傲。

　　《红旗文稿》冲上舆论斗争的前线，受到前所未有的注意，站到辩论舞台的中央，它也要坦然面对由此引来的其他后果。比如“不再边缘”、拥有了大量支持者的同时，它也将受到围攻，品尝被贴“左倾”标签、甚至面临横跨体制内外多种风险的滋味。

　　中国舆论场严重分裂，主流社会对这种分裂的态度既明确又模糊，这里的“游戏规则”不断变动。无论什么人和力量来舆论场上“举自己的旗帜”，他们都需“敢作敢当”。

　　中国舆论场理应是多元的，这种多元同时需要与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相匹配。在对中国舆论面貌的反复塑造中，中国国内的各种力量和西方力量这些年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我们想提醒一点，一些最有名气的人，未必不是中西大斗争格局中的随波逐流者，他们的所谓“深刻表现”实则充满了历史的幼稚。

　　很多人主张社会应当是宽容的，这同样是我们的希望。我们同时想指出的是，宽容只能是全社会的能力和禀赋，它不太可能是权力在毫无社会基础情况下的特立独行表现。这个道理说得直白些就是那句话：你什么样，中国就什么样。中国无法是你和周围人都尽情任性，而它却处处委曲求全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