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味之死的再回顾与思考

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七十周年之际，作为与那次影响深远的延安整风有一定关联的王实味之死，又被人们提及。值得注意的是，后来，有许多人（其中包括不明真相、人云亦云的和别有用心以此大作文章来蓄意否定与妖魔化毛泽东的）都不断提及王实味之死，还有人借此极力否定与批判那次延安整风运动，有人以此做出毛泽东专断、独行，容不得另类声音的结论。虽是时过七十年，但已逝者的亡灵与后来人的喧嚣，都迫使我们再次触及那个“楚汉狂人”、“北大才子”王实味的死因以及那段逝去的历史，以求真实还原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

据百度：

王实味（1906-1947）原名诗微，笔名实味、叔翰。出生于河南省潢川县。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后因文惹祸，写下《政治家，艺术家》和《野百合花》两篇文章之后的第二年，被康生下令逮捕，1947年，“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地处决”。

……其多年流徙奔走，不满当局，忧虑时事。1937年10月只身抵达延安。

王实味在延安专门从事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原著的工作。四年间单独或与人合作共译出近二百万字的理论书稿。王实味的津贴是四块半，比当时边区主席林伯渠多半块，比毛少半块。在工作中跟陈伯达意见不合颇有嫌隙。在延安王实味和自己以前在开封女中的学生薄平有一次短暂的婚姻。 王实味对于自己看不惯的人事直言指责，得罪人很多。鲁院与文抗之间有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的派别区分，1941年开始的整风运动因为丁玲、萧军、王实味、艾青等人掀起了暴露黑暗的浪潮。1942年3月王实味连续推出《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两篇文章，认为“揭破清洗工作不止是消极的，因为黑暗消灭，光明自然增长。”当时他已经料到了这类文章会被国民党利用，但是他说“（敌人）……倒更希望我们讳疾忌医，使黑暗更加扩大。”当时形成了巨大的社会思潮，与延安热烈的时代氛围形成了一种极不和谐的冲撞。

毛泽东对此指出：“这是王实味挂帅了，不是马克思主义挂帅。”在整风高级干部总结会上说：“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在另一场合说：“《野百合花》有文章。”事后在1945年七大时毛泽东说：“他（指王实味）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1942年6月起展开了对托派王实味的批判并且不断升级扩大。康生的插手使得这件事情向一个更加恶劣的政治事件演变。王实味后来又被定为托派分子，并与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其他4人，一起被打成“五人反党集团”。1942年被开除党籍。1943年被逮捕关押。1943年4月1日被康生下令逮捕，1946年重新审查结论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1947年3月延安保卫战开始，王实味被转移押往兴县城郊晋绥公安总局的一个看守所。不久此地遭到国民党轰炸，看守所需要转移，行前请示对于王实味的处置办法，王震将军亲自批复指示将王实味就地秘密处死。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于7月1日夜将王实味提出，砍杀后置于一眼枯井掩埋。时年四十一岁。

那么，就有必要说说招致王实味被致死的《野百合花》以及相关文章观点。

《野百合花》全文分4部分，小标题分别为：“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作者根据两个女同志的议论，意在说明延安缺少同志间的友爱。

还有“碰《碰壁》”，作者不同意《解放日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碰壁》的文章的观点，意在为青年人针对延安的一些现象发牢骚辩护。

再有“必然性”“天塌不下来”与“小事情”，主要是批评延安一些同志对生活中的不好的现象文过饰非的情况。“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这部分的论述当时受到集中批评。其中说：

“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有所谓‘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至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老是讲‘爱’，讲‘温暖’，也许是‘小资产阶级感情作用’吧？听候批评。”

据说还是当过中共中央一把手的《解放日报》社长博古眼光敏锐。发表《野百合花》的第二一天早晨，他一到《解放日报》就问编辑陈企霞：“王实味是哪里的？”“他写得《野百合花》是怎样来的？”陈企霞作了回答，并说“是从丁玲哪儿来的。丁玲现在住在‘文协’，是她先看过，认为可以用，交我带回来就发表了”。博古叮嘱：“这稿子还没有写完，以后不要发表了。”不料3月23日《解放日报》又发表了王实味这篇文章的后部分。第二天，博古即来查问，陈企霞说是“第二次从丁玲那里拿回来的”，还问：“文章有问题吗？”博古回答：“我看写得偏了点！”

应该说，这篇杂文的出发点并不坏，但错误也是明显的。作者把某些机关在节假日举办的文艺晚会，说成是延安“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现象”，与“当前的现实”“不太和谐”；把干部待遇上的某些差别，夸大成“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说成有个“干部服小厨房阶层”；把在战争环境下偶尔发生的“青年学生一天只得两餐稀粥”，“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视为普遍现象；把个别干部的某些官僚主义，说成“到处乌鸦一般黑”。

不知道王实味在这里作以偏概全写作是过激还是另有企图？

对这两篇文章（包括丁玲所发的《三八节有感》），毛泽东当然是注意到了。特别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比较鲜明地体现了当时延安由于物质匮乏出现的一种思潮：要求平均主义和不合时宜的“民主”。对此，毛泽东事实上早就有所体察。在这两篇文章发表前的2月间，一次讨论编选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的会议上，毛泽东对人讲了两个例子。他说现在有些人在闹平均主义，说着就把自己衣服角拿起来给大家看，当时在场的陈伯达、丁玲、张仲实、艾思奇也都穿着同毛泽东一样的灰蓝色斜纹布的衣服，毛泽东说斜纹布是从边区外面进来的，数量很少，只能少数人穿，所以在座的大多数人就只能穿土布，还不能搞那么多的平均主义。又说：

“你们大多数晚上都点油灯，只有陈伯达、艾思奇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晚上才点蜡烛。我晚上在窑洞办公要点两支蜡烛，如果你们来个平均主义，只许我点一支蜡烛，也不合理。”

王实味在文艺界未必有很大代表性。他是中央研究院能够吃小灶的高级研究员，主要活动在学术圈里，此时专注于翻译马列著作。也许是受整风号召的感染，便出来指点现实的江山了。3月23日，该院壁报《矢与的》在发刊词里称，要“以民主之矢，射斜风之的”，说“谁阻碍民主，谁就会在民主前碰出血来”……据当时中央研究院院长李维汉回忆，4月初的一天晚上，毛泽东也到中央研究院借助马灯和火把照着看了《矢与的》墙报。看后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这也是有的放矢嘛！

再是，毛泽东从报上看过《野百合花》后，托胡乔木转告王实味：这篇文章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和冷嘲暗箭的方法。……文章中充满了对领导者的敌意，并有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只要是党员，这是不能容许的。
……
更为严重的是，王实味的文章，被国民党特务弄了去，编成小册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四处散发。在小册子的按语中说：“中共……歌颂延安是革命的圣地……然而……在陕北，贪污，腐化，首长路线，派系交哄，使为了抗日号召跑向陕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许多老共产党员感到前途没落的悲愁。”国民党的御用文人为此还出了专刊，标题为《从〈野百合花〉看延安之黑暗》。不可否认的是，敌人利用王实味的文章，作为政治上“讨伐”中国共产党的檄文。

为了消除不良影响，使延安整风走上正轨，中央研究院从5月27日起，以“党的民主与纪律”为题，召开全院座谈会。

康生当时是中共中央社会部的部长，在这次整风中，中央成立总学习委员会，来指导整风运动。康生是总学委的副主任，主任是毛泽东。毛泽东日理万机，对康生说：“总学委的实际工作由你做。”

座谈会持续了16天，前4天，还是把王实味作为思想错误来进行批评与帮助，但在康生的“指导”下，座谈会很快变成王实味的斗争会。第5天，升级为政治问题；第6天，有人揭发他说过“托派理论有些是正确的”，“斯大林的人性不可爱”，“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负责”。还有人说他1930年在上海与托派分子有过往来，帮助他们翻译过托洛茨基《自传》中的两章。又过了3天，会上就有人称王实味为“托洛茨基分子”。

而王实味的态度呢？虽然会上批评，会后党委派人轮流谈心，但他始终不肯反省。

这时有人举证，成全、王里夫妇一起到中央研究院看望过潘芳、宗铮夫妇，因潘、宗夫妇就住在王实味隔壁的窑洞，两对夫妇又一起拜访过王实味，后来5人又来往了几次，还在一起吃过饭。以此为据，就把他们5人说成是“托派关系”，把他们的来往说成是“托派组织活动”，最后把他们定为“反党五人集团”。在康生指使下，中央研究院党委于1942年10月作出了开除王实味党籍的决定，决定中说他“从1929年参加托派活动以来，始终没有停止过托派活动”，“是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

1943年4月，康生下令将王实味逮捕。关押期间，又查出王实味1927年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当过3个月文书。于是，王实味头上除“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反党五人集团成员”外，又加戴一顶黑帽子：“暗藏的国民党特务”。

根据熟悉他的许多人的回忆，现实生活中的王实味并不是一个十分可爱的人物。他的性格狂傲、孤僻、偏执、吝啬，似乎缺乏中国人所推崇的“温良恭俭让”的“君子风度”。他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自我封闭的精神世界里，除了“冬天搬把躺椅在门前晒太阳”以外，没有其他业余爱好，日常生活单调而缺乏情趣。王实味对别人参加跳舞、唱歌等健康的休闲娱乐活动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反感。他在与他人交往时，往往取一种居高临下、屈尊俯就的姿态，一旦意见不合，便勃然大怒，拂袖而去。因此，他一生几乎没有什么亲密的朋友，也不是一个十分称职的儿子、丈夫和父亲。他具有一种强烈的向往革命的冲动，这或许与他的出身和早期经历有关。他出生于河南潢川一个破落乡绅家庭，因为家庭贫困，曾经从河南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和北京大学两度辍学，从十八岁开始就不得不自食其力。为了谋生，他颠沛流离，居无定所，足迹遍布华北、华东和东北各地，先后从事过邮政局实习生、中小学教师和政府机关低级科员的工作，也曾经在上海亭子间里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个人生计长期没有任何保障，饱尝世态炎凉、社会不公和战争离乱之苦。他早年发表的几篇小说，既记录了一个充满纯真理想的青年踏入复杂的现实社会以后的种种主观感受，也揭示了他由不满现实到投身革命的思想根源。

王实味曾经两度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入党是1926在北大读书期间。但是他的革命意志和组织观念十分淡薄，而“小资”情调却十分浓厚。不久就因为追求党内女同志，与工作方法简单生硬的学生支部领导人发生龃龉，被指为“入党动机卑鄙”，最终被北大党组织开除。这件事显然造成他对组织的某种不满。目前尚无史料显示在1930年前后，作为一个无党派文学青年，王实味在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化人士和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派文化人士之间的主观价值取向，但他显然与“现代评论派”和“新月派”的陈源、徐志摩等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受到他们的器重。他的小说作品多经由陈源、徐志摩之手发表于《现代评论》、《晨报副刊》和《新月》等刊物。因此，王实味1937年再度入党，奔赴延安，其历史背景和思想动机值得进一步探讨。

王实味并不是一个性格坚强、有坚定信仰的人。尽管在延安整风初期，他因发表杂文而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曾经提出“退党”要求，但当他觉察到局势不可扭转的时候，又自动跑到中央组织部痛哭流涕，要求组织上宽大处理；在1943年夏末“大后方”中外记者代表团访问延安的时候，他积极配合党组织上演了一出现代版的“周瑜打黄盖”，可是回到监所后，他又捶胸顿足，后悔不已……因而，他与组织的最终决裂，实乃在于党内某些领导人的褊狭和无情，而非他个人具有某种决绝殉道的精神。

王实味的思想形态十分驳杂，缺乏理论上的系统性和一贯性。虽然他第一次脱党后与自由派知识分子有过一些接触，但他本质上并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对自由主义观念的接纳至多限于一般个人道德伦理的范畴，而与国家政治方面的内容无涉。他在延安发表的论文和杂文也谈不上深刻的理论性。他的《文艺民族形式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一文，因立场偏激而独树一帜，然而他的那些文艺观点能否站得住脚还有待进一步商榷。他在《野百合花》等杂文中所表达的理想诉求，归结起来无非是“平等”、“民主”和“人道主义”。而且，他对这些理想诉求的理解也是十分质朴和大众化的，它们主要建筑在对具体事实表象观察的基础上，而非建筑在对制度框架的理性分析的基础上。这似乎是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的一类激进知识分子的共性思想特征。而自由主义的“自由”、“平等”、“民主”、“正义”等概念，只有被放置到自由主义的国家政治理论建构中，才能得到合乎其本意的理解和诠释，否则，关于“自由”的理解，就会带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关于“民主”的理解，就会带有民粹主义的倾向。因此，如果真要从思想属性上进行分类，我们倒宁愿将王实味归类于原教旨马列主义者的行列。毕竟，他在上海时就曾经为托派翻译过一些苏共中央政治文献，而在延安马列学院和中央研究院担任特别研究员的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他所翻译的马列主义文献达到两百万字以上。从这个意义上讲，延安最高当局将他定性为“托派分子”似乎也勉强可以成立（至于“托派”概念是否可以与“国民党探子、特务”和“反革命”之间划等号，是否应该被从精神上和肉体上彻底消灭，那是另一个问题，在此不赘）。

王实味的可爱与可敬之处，在于当他觉察到边区的特权现象和官僚主义等问题时，没有像绝大多数人那样保持缄默，而是诚实、率性地将自己的不满公开地表达出来。只是，王实味最终悲剧结局的导致是与当时延安所处特殊位置与战争的险恶环境有关。1942年6月15日至18日，延安文艺界在“文协”作家俱乐部举行座谈会，周扬、丁玲等为主席团成员，批判王实味的思想，经过讨论，做出决议：

一致认为，王实味是政治上的敌人，也是文艺界的敌人。其根本思想是托派思想；其《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艺术家》是他错误思想的宣传；中央研究院和《解放日报》最近对王实味的清算斗争，是正确的，必要的。并作出开除王实味的“文协”会籍决定。

弄到后来，又将王实味定性为国民党特务，关了起来。这样事件性质就起了变化，成了敌我矛盾。1947年陕北战局紧张时，王实味就被杀掉了。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毛泽东始终是不主张杀掉王实味的。1944年5月，在整风审干后期，毛泽东出席延安大学（由鲁艺、自然科学院等学校合并而成，周扬任校长）的开学典礼的讲话中还说：

“整风审干改造了人，我们有一条，叫一个不杀方针，是教育人。王实味是托派，又是特务，我们也不杀。今天是民国三十三年某年某月，某人在这里说了，如果杀了一个，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王实味也变化了，有进步。西安给他开了追悼会，还说延安杀了好多人。现在我们把王实味的照片一登，送给他外面的朋友”。

很显然，整风审干后期，在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的操纵下，冤枉了许多人，抓起来，关起来，搞得人心不安。毛泽东发觉后，及时纠正。王实味算是定性最重的一个，因此，毛泽东常常以王实味为例来说明党的“一个不杀”方针。后来杀掉王实味，毛泽东正在陕北转战，确不知晓。我们知道，当时在胡宗南指挥34个旅25万多人的兵力围剿追击下，毛泽东身率中央纵队转战陕北，而西北野战军只有区区不足三万多人，战局险恶态势由此可知。处于如此大敌当前，要全力以赴迎敌以自保的情势下，毛泽东的注意力当然全被转移到战争中去。所以，王实味被错杀而毛泽东不知情，也在情理之中。当知道后立即作了批评。建国后，他还屡屡提及此事。在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上还讲，对杀掉王实味这件事，“我们总是批评”。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人们还在思索：被称为“楚汉狂人”的王实味的命运，是由于历史的不公，还是环境的必然，抑或是由于人为因素？再是其性格悲剧的推动？

如果再撇开政治因素，环境因素，单以王实味所追求的绝对平均主义来看，也是极其幼稚、偏激甚至是可笑的。且不论因王实味文章被国民党利用来攻击当时中共所领导的“在陕北，贪污，腐化，首长路线，派系交哄，使为了抗日号召跑向陕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许多老共产党员感到前途没落的悲愁。”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实质是王实味所提出的绝对平均主义思维，漫不说在当时，即是在今天，在还能够预计的将来，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明知是不可能企及的追寻结果，却不顾实际情况而提出，除过客观造成我方阵营内部的思想混乱，致使上下级之间人为出现感情裂隙，还为敌方势力攻击造成一定口实与便利。从这个意义上论及，此类极端平均主义思潮与鼓吹确实当批。只是，因此而造成的悲剧结局却是人们不愿看到的。即如有别有用心之辈以此来蓄意攻击的对象毛泽东同志，也是绝不愿意看到出现此种结局的。

今天再来回顾王实味之死的悲剧，还能给我们以怎样的警示？过往的历史被蒙上了一层人为回避与刻意放任的诡异烟尘，再加上“特别是”后来大规模的“翻案”与平反风潮，给许多不明真相人们造成一种错误认知，凡是过去的“冤案”与错杀、枉杀，都是毛泽东当政的那个“专制”政权造成的，而只有今天才是最大民主与个体自由。本来，精英以对媒体舆论的强大掌控，完全可以对此作客观正确解读，以正社会视听，以释人们心头之疑。但我们看到的却不是这样，是否该问一声这究竟是为什么？

怎样对否定与妖魔化毛泽东有利，怎样才能达到否定与推到“前朝”，使人们认同与赞誉后来者的“公正”、“民主”，又最小限度销抵社会抵触与反对，以达到所谓的河蟹与稳定，恐怕才是所谓的“普世”“资改”“主流”不遗余力所推动的。许多时候，睁只眼闭只眼也即是一种推动；明知是那样一回事，但面对完全相反的认知，却就是不做声，这也是阴谋化“颜色”的一种手段。

即譬如下一盘所谓的大棋，王实味之死和许多过往历史事件一样，都不过是被某些人所代表的一股势力阴谋操作的“颜色”棋子罢了。有鉴于此，才作了上述回顾。不过是期冀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特此说明：文中有关王实味与延安整风的部分资料得自陈晋所著《文人毛泽东》，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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