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国际金融危机——评《美元霸权与经济危机》

周新城 　

近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犹如海啸一般席卷了全球，震动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这是继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大危机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面对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全世界议论纷纷。《美元霸权与经济危机》（李慎明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以下简称《危机》）一书，就是我国有关专家探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研究成果的汇集。
《危机》一书最大的特点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书中指出，研究和分析国际金融危机问题，关键是要认真学习和运用《资本论》和《帝国主义论》。离开了《资本论》、《帝国主义论》所阐述的基本原理，我们就看不到金融危机的本质及其根源，找不到摆脱金融危机的出路。
《危机》批评了我国社会上流行的否定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世界金融危机的种种言论。有人认为，今天的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而《资本论》讲的是 19世纪的资本主义的事情，已经不适用了、过时了。针对这些言论，《危机》指出，毫无疑问，与19世纪相比，资本主义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资本论》揭示的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没有改变，正是这种本质使得经济危机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观察当前的金融危机，分析其根源，研究其对策。
《危机》一书用大量材料说明，危机爆发以后，在欧洲，人们的目光转向马克思，《资本论》重新成为畅销书。西方有不少人指出，“眼前的金融危机已经转化为经济危机，而且出现了向制度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转化的趋势。”“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论资本主义带来了什么？它是否走到了尽头？”“认为资本主义开始衰落的人不在少数”。人们得出结论：“只有马克思才对资本主义有透彻的看法。”德国工人举行反危机游行时，提出的口号是：“危机是资本主义造成的，我们不应为此买单”，“《资本论》是正确的”等。我国有些人经常把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当作样板，言必称西方国家如何如何，迷信西方经济学，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然而正是这些国家的人们看到了只有《资本论》才能正确而透彻地分析当前的经济危机。
在《危机》一书中，有作者认为，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全面而深刻地研究了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所出现的新情况，阐明了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事实证明，这些论断抓住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本质，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公私债务达到了天文数字，远远超过了美国的资产。美国目前的债务为73万亿美元，而美国全部资产约为50万亿美元。换句话说，把美国拍卖光，也是资不抵债。美国是靠别人的廉价劳动来养活自己，利用经济霸权、通过金融勾当来掠夺全世界，用这种办法维持自己的高消费，这除了证明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寄生性、腐朽性、垂死性，还能说明什么呢。
事情总是一分为二的。《危机》一书分析说，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冲击，但又是一件好事，因为危机使人们的头脑清醒了，使人们进一步认清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潮，一度使得人们怀疑马克思主义还灵不灵、资本主义是不是必然灭亡的话，那么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了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粉碎了资本主义永远不朽的神话，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
有作者强调，必须分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分清公有制和私有制，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国际金融危机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在这个问题上，不问姓“社”姓“资”，不问姓“公”姓“私”，就看不到事情的本质，理论上说不清楚，实践上会导致错误的做法。《危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明确指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化的表现，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制度，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这次危机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经济危机这种极不合理的现象表明，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一种暂时的社会制度，它必然要为更先进的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
《危机》详细分析了经济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别于以往任何一种生产方式的地方是，一方面社会的生产力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生产达到了高度社会化的水平，另一方面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却被一小撮资本家私人占有。正是这种生产的社会性同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的私人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构成了经济危机的真正原因。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造成的。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经济现象，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伴侣。要消灭危机，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企图在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靠采取某些具体措施来避免或消灭危机，那是痴心妄想。这是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必须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有作者认为，研究金融危机等问题，必须抓住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这个“牛鼻子”，这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才能正确认识经济危机及其发展前景。但在讨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时，许多人却忘记了这一点。他们往往罗列一些现象来解释危机的原因，开出一些药方来消除危机，就是不讲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不把经济危机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联系起来，有意无意地否认资本主义制度是危机的根源。这种“言不及义”的分析方法是错误的，会对人们的思想产生误导。
《危机》还对一些流行的看法作了分析。例如，有人提出，危机是新自由主义造成的，证明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新自由主义的泛滥的确使危机大大加深了，连美国一些学者也在谴责新自由主义及其代表人物格林斯潘，有人指出“华尔街被自己标榜的新自由主义搞得如此的狼狈不堪”，“不能毫无批判便相信市场的魔法”，“经济学教科书应该重写”。法国总统萨科齐也说，“市场万能、不需要任何规则和政治干预”的观点是“疯狂”的。然而新自由主义只是危机得以加深的一个因素，而不是危机的根源。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消灭资本主义，就不能从根本上克服危机。然而就消灭危机而言，采取凯恩斯主义是无济于事的。在历史上，资本主义国家曾交替使用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政策。然而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都没有能够防止危机的发生，都不能拯救资本主义。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性大危机以后，资本主义国家曾普遍实行凯恩斯主义，普遍对经济实行国家干预，许多人以为找到了防止和克服经济危机的灵丹妙方。但是实践表明，这一药方并不灵验。进入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普遍出现滞胀现象（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无法解决，因而不得不放弃凯恩斯主义，转而实行自由主义政策。时至今日，危机爆发，有些人又想抬起凯恩斯主义这一破产了的工具来对付危机、这一套并没有多大用处，最多只是缓和一下矛盾，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产生危机的根本原因并不是某些政策的失误，而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有作者明确指出，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克服经济危机。社会主义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的需要，而不是追逐利润，生产与消费之间不存在对抗性的矛盾；同时各个部门和企业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可以自觉地有计划地保持平衡，克服盲目的无政府状态，保证各个部门按比例发展。因而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社会不会发生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苏联存在七十年，我们可以指出他们经济工作中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他们从来没有发生过生产过剩性质的经济危机。1929—1923年世界资本主义大危机时期，苏联不仅没有出现危机，也没有受到多大消极影响，相反，他们利用时机，通过同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来往，取得了大量的设备和技术，促进了五年计划的建设，显示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吸引了全世界劳动人民的目光。
有作者分析说，我国自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来，曾经出现过商品短缺，但没有发生过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我们同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会对我国产生影响，这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影响是外面输入的、外生的，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内部产生的。就拿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来说，毫无疑问，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很大，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由于股市、债市的低迷，我国对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美国）的金融投资缩水，造成一定的损失；一是由于出口需求萎缩，出口企业减产、停产，工人减薪甚至失业，对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一定影响。但是我国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我国银行业运转基本正常，不良资产率比较低，盈利情况良好。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普遍下降的情况下，我国经济仍能够保持8％的增长率。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宣传，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摆脱经济危机。
在分析我国当前经济状况时，有作者指出，我国仍存在产生危机的潜在因素，不能盲目乐观。第一，我国的经济工作必须按照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办事，努力保持宏观经济的平衡，使总需求与总供给基本一致，部门之间比例关系协调，生产适应消费的需要。一旦出现外部的不可抗拒的影响，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迅速采取措施予以解决。社会主义制度只是为避免危机提供了制度保障，要把这种优越性变为现实，还需要做大量艰苦的、符合客观规律的工作。第二，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所有制结构方面，既有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又有作为补充的非公有制经济。因此，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既有由公有制决定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在发挥作用，又有由私有制决定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在发挥作用。两种不同性质的规律同时在我国起作用，就会出现复杂的情况。我们应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动摇，保证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在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限制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作用范围，引导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公有制和私有制并存的条件下，有效地避免经济危机。
《危机》明确指出，国际金融危机用严酷的事实进一步证明，我们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决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决不能搞私有化。这就是我们从这次金融危机中得出的基本结论。
《危机》一书还从吸取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出发，对我国当前的经济工作提出了一些对策性的建议。例如，必须把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参与经济全球化不能离开或抛弃独立自主原则；虚拟经济必须为实体经济服务；离开实体经济的需要来发展金融业，势必形成泡沫，等等。
从整体上看，《危机》是一本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金融危机的优秀著作，值得一读。
（《环球视野》摘自2009年第9期《高校理论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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