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旨在遏制中国崛起的汇率战争、货币战争

杨斌著作《美国隐蔽经济金融战争》节选

美国在中美战略会谈期间频繁施压人民币升值，中国应清醒地认识到美国施压不是为了贸易利益双赢，而是为了发动金融战争实现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目标，因此，中国绝不能屈服于美国迫使人民币浮动升值的压力，否则将会承受远比惩罚性关税更为严重的损失。倘若中国明确表示不惧怕美国挥舞的关税大棒，美国很可能会退缩而不敢真正实施全面关税制裁，因为保护工业和就业是金融垄断资本的借口而不是目的，但屈服于美国压力则会激发金融资本的更大贪欲。

美国汇率武器破坏力远远超过关税大棒

2010年美国政界再次发动施压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攻势以来，中国领导人在许多场合反复表达了不屈服美国压力的立场，但是，美国政界见施压收效不大正重弹汇率操纵国的老调，威胁要对中国输美商品全面征收27.5%的惩罚性关税。西方媒体正制造舆论称中国准备对美国进行妥协求和，以避免美国实施全面惩罚性关税打击中国对美出口。西方媒体还称中国有关方面进行压力测试是准备让步，因而正估测各行业出口企业对人民币升值的承受能力，美国著名投行高盛还预测中国将同意让人民币一次升值10%。中国应清醒地认识到美国施压不是为了贸易利益双赢，而是为了发动金融战争实现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目标，因此，中国绝不能屈服于美国迫使人民币浮动升值的压力，否则将会承受远比惩罚性关税更为严重的损失。中国应继承并发展马列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战争的理论，清醒地认识到妥协求和不能满足垄断资本的贪婪欲望，只能鼓励帝国主义发动更加频繁、凶猛的金融战攻势，正像腐朽的清政府在西方列强战争压力下割地赔款，反而激发帝国主义贪欲更加频繁发动掠夺财富的战争。

据中国机电、轻工、纺织品进出口商会的测试结果显示，人民币升值过快将会给众多行业带来巨大冲击，[1]许多行业的出口企业利润将大幅下降甚至面临亏损。据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测算，如人民币在短期内升值3%，家电、汽车、手机等生产企业利润将下降30%至50%，许多议价能力低的中小企业将面临亏损。机电是我国出口产品中的大户，约占到出口总额的六成。中国许多机电产品虽占有较大的国际市场份额，但因缺少自主创新的核心技术，产品竞争力较弱，较高市场份额并未带来相应经济效益和市场定价权，因此在相当长时间内企业难以适应人民币升值冲击。

据来自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的信息，中国规模以上轻工企业出口利润普遍在5%左右，而规模以下企业毛利率就只有2%左右。由于中国轻工行业进入门槛低、技术含量低，议价能力弱，中小企业数量多，产能严重过剩，长期恶性竞争，汇率升值很难通过提高价格转移成本，如中国陶瓷行业的企业能承受的人民币升值幅度仅为1%左右，如果人民币升值幅度超过此限度就会导致众多企业亏损。

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的测试结果显示，目前我国纺织品服装企业的平均纯利润率在3%至5%，有的企业利润低于3%。如果人民币升值将压缩企业仅有的利润空间，降低产品出口竞争力，将对我国纺织服装出口造成严重的打击。据企业调查反映，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损失是刚性亏损，无法通过与客户协商、改善供应链管理等方法消化。据企业家反映，人民币汇率升值将有助于优化经济结构的理论脱离实际，其错误在于认为结构调整可随着汇率升值迅速实现，而实际情况则是经济结构改善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完成，人民币过快、过度升值不仅难以优化经济结构，反而可能削弱企业生存能力导致问题积重难返。

著名经济学家关键时刻不为民营企业说话

许多沿海地区特别是浙江的民营出口企业，纷纷表示难以承受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冲击。但是，值得关注的是，中国许多主张国企改革推行私有化、民营化的经济学家，却一改以往声称为民营企业说话的态度，毫不同情民营企业的困难并主张果断“断奶”，仿佛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是仰仗美国“喂奶”，还责怪民营企业抱怨困难是“婴儿不愿断奶”的哭闹。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完全不顾多年来人民币升值的恶果，仍然纷纷呼应美国散布的人民币升值有利于中国的论调，如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控制通货膨胀和纠正贸易失衡，无视人民币升值期间导致严重通货膨胀和贸易失衡扩大的事实。国内有些著名经济学家甚至追随附和美国的“中国导致全球失衡和金融危机”的论调，完全不顾美国荒谬责难激起中国民众的强烈愤慨和政府的坚决驳斥，这种罔顾事实的“自虐、自责”现象不合常理而且绝非偶然，这种现象显示出为实施栽赃中国的战略，美国能够有效组织公关活动达到舆论宣传目的。数年前美国为配合施压人民币升值的金融战争攻势，也曾公关中国有关方面和学者制造舆论进行策应，压制批判新自由主义和金融自由化的声音，结果导致国际热钱涌入炒作股市、楼市泡沫攫取巨额暴利，炒作各种原材料、大宗商品诱发了物价大幅度上涨，央行加息抑制通货膨胀反而增加了国际热钱的套利收益，政府宏观调控受到严重干扰并陷入了两难的困境，国内企业普遍陷入困境并有数万家民营中小企业破产倒闭，中国购买美国次贷衍生有毒资产蒙受了巨大损失，为美国通过金融战争向中国输出次贷危机损失创造了条件。当前美国政府高官再次发动指责中国低估人民币的舆论攻势，污蔑中国导致了全球经济失衡和美国的严重失业，背后依然隐藏着妖魔化中国并发动金融战争的谋略，特别是为美国泡沫破裂导致危机升级和社会矛盾激化时，寻找能转移民众愤怒情绪的“替罪羊”进行舆论铺垫。当前关于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责任的国际争论，不是围绕经济学抽象概念进行的学术游戏，而是美国为遏制中国崛起发动战略攻势进行的前哨舆论战。中国必须积极向世界各国揭露美国政客制造的谎言，阐明此次金融危机产生的真相，明确提出维护包括美国人民在内世界各国人民正当权益的主张，争取赢得广泛的国际支持才能掌握舆论主动权，挫败美国通过汇率战、舆论战遏制中国崛起的图谋。

中国不应惧怕美国的惩罚性关税大棒

中国即使承受美国惩罚性关税也只会影响对美出口，但是，允许人民币升值就会打击中国对所有国家的出口贸易。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积极开拓欧洲和亚非拉市场，弥补对美出口损失并降低了对美出口贸易的依赖，倘若人民币升值将给中国对所有国家出口带来更大困难。中国面对美国污蔑中国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指责，以及对华进口全面征收惩罚性关税的威胁，不应回避妥协而应向世贸组织起诉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因为当前美国威胁涉及到成千上万种中国出口商品，是远比轮胎、钢铁个案更为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国还应追究美国滥发美元弥补财政赤字侵吞各国财富，操纵汇率频繁制造金融危机打击各国货币金融体系，纵容金融投机造成石油、粮食价格暴涨暴跌和危机，导致众多发展中国家发生社会动荡和人道主义灾难，造成全球经济失衡和广泛多边贸易逆差的罪责，这样彻底搞清全球经济失衡和爆发危机的罪魁祸首，才能为中国赢得道义优势和世界各国的广泛支持，迫使美国顾忌世界舆论压力停止威胁中国，不敢任意栽赃嫁祸中国并动辄威胁进行经济制裁，甚至在更强硬的右翼政客担任总统后发动战争。

多年来中国已经允许人民币升值20%以上，但是，美国丝毫没有满足反而不断提出了更高的升值威胁，深层原因在于列宁论述的金融垄断资本的统治地位和贪婪本性，人民币升值20%就意味着美国金融投机资本获利20%，它们当然希望继续施压人民币升值获取更多投机套利收益，这就意味着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是无止境的，倘若中国屈服于美国压力就会激发金融资本的更大贪欲。2008年4月中国人民币已经连续多年升值，美国财长、高盛前总裁保尔森却丝毫没有满意，他参加中美高层战略会谈时施压人民币加快升值，还要求中国推行汇率市场化和完全自由浮动，给予美国金融垄断资本以操纵中国汇率的最大自由。数年前美国曾经指责中国人民币汇率低估了30%，但当前人民币已大幅度升值了20%之后，美国反而施压中国将人民币汇率进一步提高40%。据报道，美国某高官称与美国大型企业定期交流时，从未听到来自企业界对于人民币低估的不满，美国民众也不满将经济失衡责任推给中国，担忧汇率战引发物价上涨并降低民众生活水平。但是，美国金融寡头具有列宁所论述的操纵政府的统治力量，它们完全不顾本国实体经济和普通民众的利益，顽固坚持对中国低估人民币的毫无道理指责，并操纵国会和政府对中国进行施压和威胁。

美国征收关税将会明确自己发动贸易保护战的责任和恶名，而美国施压中国提高人民币汇率则会以隐蔽方式，误导中国不由自主陷入全面的金融战争和贸易战争。倘若中国明确表示不惧怕美国挥舞的关税大棒，美国很可能会退缩而不敢真正实施全面关税制裁，因为保护工业和就业是金融垄断资本的借口而不是目的，一旦征收关税导致全面物价上涨引起美国民众不满，美联储就很难实行低利率和滥发美元的货币政策，华尔街金融机构就很难通过金融援助计划掠夺民众财富，深陷投机赌博坏债泥潭的华尔街金融机构就可能彻底破产。美国一次征收关税引起民众和世界舆论不满后，很难找到借口和舆论支持向中国反复征收惩罚性关税，但是，美国通过不断反复施压中国提高人民币汇率，可为金融资本谋取永无止境、源源不断的投机暴利，同时还可在世界舆论面前混淆是非、推卸责任，掩盖美国推行隐蔽贸易保护主义和操纵汇率的事实。

屈服美国压力将会陷入全面金融战和贸易战

美国国会不惜冒实行全面贸易保护主义的恶名，挥舞对中国出口全面征收27.5%惩罚性关税的大棒，目的是迫使中国接受远比关税更厉害的金融战打击——人民币浮动升值和全面的金融自由化。[2]中国应清醒地认识到汇率武器的杀伤力远远超过关税武器，汇率波动不仅涉及成千上万种商品的国际贸易，而且还涉及被列宁称为国民经济神经中枢的金融领域，能够为国际金融投机资本带来巨大套利收益，向国际金融大鳄、鲨群发出对中国进行金融袭击的信号，吸引数千亿甚至上万亿美元国际热钱涌入中国，推动中国股市、楼市、期货等各种资产泡沫膨胀，为国际资本利用更为复杂的各种金融武器攻击创造条件。国际金融资本利用先培育泡沫繁荣再引爆泡沫崩溃作为武器，导致日本、东南亚、拉美和俄罗斯陷入了严重金融危机，这些金融危机都需要汇率升值吸引国际热钱进行投机炒作，为股市、楼市、期货等各种泡沫武器注入巨大爆炸能量，同时需要以规避风险为名引入各种金融衍生品武器，如股指期货、融资融券、信用违约（CDS）、外汇对冲套利工具等等，这样金融资本一面可以毫无顾忌地推动各种资产泡沫的极度膨胀，一面可以利用股指期货等金融武器作空市场谋取双重暴利。

中国股指期货在遭遇阻力反复推迟后终于出台，为国际金融资本通过作空股市谋利开辟了危险战场。由于时机恰逢天量信贷刺激股市、楼市泡沫严重，人民币升值预期激发了国际热钱涌入中国的贪欲，此时倘若中国向美国压力稍微妥协也会带来很大风险。华尔街金融家詹姆斯·查诺斯善于利用股指期货谋取暴利，他曾正确预见安然破产和次贷危机并利用股指期货作空大发横财。查诺斯认为目前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比中国的信贷过度问题更加严重，天量信贷刺激的股市、房地产泡沫可能导致经济崩溃，他还准备在中国重操利用股指期货作空的办法大赚一笔。华尔街金融机构特别擅长在制造泡沫的同时利用股指期货作空谋取双重暴利，中国应高度警惕美国金融资本在吹捧中国经济的同时发出的利用股指期货作空谋利信号。

英国《金融时报》2010年4月29日撰文指出，股指期货推出短期内就演变成中国的“最大的赌场”，交易启动后的第三天股指期货成交量已经超过了上海证交所的股票成交量，2010年5月股指期货交易合约的价值达到了惊人的96万亿元人民币左右。[3]尽管存在着种种限制性措施，而且经过了三年多的准备，但股指期货市场的开局似乎仍不太符合监管部门的期望。这个市场成为了富有投机者的乐园．而不是机构投资者为股票资产组合对冲风险的场所。该文还提到投资者认为股指期货市场非但没有成为稳定性的来源，反而只会加剧更广泛金融市场的动荡。法国与中信合资的新时代期货公司上海首席代表迪安·欧文表示，“很明显，散户投资者并没有把股指期货当做针对自身股票资产组合的对冲工具”。他还指出擅长投机的浙江富豪占据了股指期货市场的半壁江山，中国股指期货90%的交易属于高度投机性的“超短期交易”。倘若证券监督机构出台关于境外投资者参规定，允许具有更大资金实力西方金融机构进入，股指期货市场的投机性和动荡还会大规模扩大。

美欧发达国家证券市场稳定性相对好于发展中国家，主要原因是美欧发达国家有能力投入大量资金阻止股市泡沫崩溃，而不像西方金融垄断财团宣扬的那样归功于股指期货。西方二战后社会改良时期采取严厉措施打击金融投机，尽管没有股指期货金融市场也保持了相对稳定，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推行金融自由化以来，推出股指期货并未像西方媒体宣扬的那样促进稳定，相反促使金融财团有恃无恐地炒作股市泡沫，股市泡沫膨胀和动荡远远超过二战后社会改良时期。日本二战后社会改良时期很少出现股市泡沫和动荡，但是，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美国诱迫下推行金融自由化的时期，引入股指期货非但没有遏制泡沫膨胀和促进稳定，反而成为了美国引爆日本股市泡沫崩溃的导火索，成为美国将日本逼入长达二十年经济停滞的强有力金融武器。

积极稳定中国金融市场 谨防多种金融武器共振

中国必须依据马克思关于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理论，清醒地认识到西方所谓金融市场规范为垄断财团服务的本质，不盲目照搬西方的政策法规而且围绕社会目标进行创新，采取果断措施打击、遏制股指期货市场的投机性，才有可能确保金融市场为实体经济和社会利益服务。中国从股指期货试点阶段开始直至今后任何时期，都应始终严格限制国际金融资本入场参与，试点阶段和今后交易参与者资格必须有严格限制，只允许国家主导、经营规范的金融机构、中小股民投资基金、社会保障基金参与，改变当前浙江私人投机资本占据半壁江山的局面，不允许其像在房地产、商品期货市场上那样大肆投机，谋取短期投机暴利并严重损害社会公众利益。中国监管部门不应允许超过对冲风险需要为追求盈利进行作空投机，进行股指期货交易时必须证明需要对冲风险的持股仓位，股指期货交易超过持股仓位就应该视为违规投机套利，实在持股比较高杠杆的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更不利于投机。中国监管部门应制订详细规定禁止投机并进行严厉处罚，必须有类似区别性房贷政策那样遏制投机的精确打击武器，否则就会像以往的抑制房地产泡沫法规一样流于形式。倘若中国发现股指期货市场有可能诱发严重金融动荡，成为类似美国引爆日本泡沫崩溃的金融武器时，中国就应有魄力果断宣布暂停、整顿股指期货市场，必要时还应该考虑永久性关闭股指期货市场。

中国对参与机构和人员应该进行马列主义金融理论教育，以肃清美国“华盛顿共识”的金融自由化理论的误导，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应依据马克思的金融理论，借鉴西方社会改良时期金融监管的成功经验，吸取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金融自由化的失败教训，制定比较美国放纵金融衍生品时期更为严厉的法规，确保股指期货市场的交易金额大大小于股票市场，就像规避风险的财产保险金额不应该超过拥有财产总额，这样才能防止美国发明的股指期货金融衍生产品，像华尔街发明的其他金融衍生产品一样酿成金融风暴，避免股指期货像打击日本一样成为遏制中国的金融武器。中国制定关于境外投资者参与股指期货市场的法规，应该禁止有遏制中国战略企图的国家进入市场，禁止西方有明显短期投机倾向的对冲基金类机构参与，高盛等美国金融机构有大量操纵欺诈劣迹应坚决排除在外。美国石油、粮食期货市场长期以来严格限制参与者资格，将高盛之类金融投机机构排除在外因而运转平稳，但1991年高盛买通商品期货监管机构暗中授予特许参与权，结果导致了石油、粮食期货市场投机猖獗和价格暴涨暴跌，造成了全球石油、粮食危机和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动荡。近年来高盛还利用石油价格和美元汇率的剧烈波动，诱惑中国众多企业为规避风险购买欺诈性商品、外汇期货，利用复杂金融衍生品武器给中国造成数百亿元损失。高盛还指使其欧洲区希腊籍总裁利用多种金融衍生品武器，包括外汇期货、货币交换和信用违约（CDS）等等，策划并引爆了希腊债务危机以打击欧元并转嫁美国金融危机的损失代价。

当前海外媒体盛传高盛亚洲区前总裁胡祖六，将出任中国央行副行长并主管外汇管理业务，这种传闻不管是否属实都已威胁到中国汇率稳定，因为，高盛的保尔森、盖特纳和胡祖六都曾施压人民币升值，胡祖六还撰文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金融自由化改革道路，国际金融资本将此视为人民币投机套利的利好消息。根据列宁关于金融垄断资本与国家垄断交织、融合的理论，中国应高度重视高盛等金融财团施压人民币升值的主张，与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全球霸权战略的密切联系。美国重视通过隐蔽经济战争谋求全球霸权，美国政府和国会均设有专门负责经济安全的机构，里根执政时期由总统直接领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了具有策划隐蔽经济战争能力的“国家安全规划组”，统一调动中情局和政府外交、经济部门力量，实施了通过隐蔽经济战加速前苏联解体的秘密战略。当前，美国正将策划隐蔽经济战争的主要目标转向中国，值得引起中国高度警惕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国家安全。中国应成立由党中央直接领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坚持马克思主义从战略高度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金融安全，纠正某些部门将美国金融垄断财团视为中性金融机构的错误观念，统一领导、协调政府各部门和安全部门的力量，谨慎审查有关金融改革、汇率政策和金融部门的重大人事任命，防止本位主义和部门利益干扰国家的整体利益和战略利益，更好应对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对中国形成的各种威胁，防止全球危机外来冲击与国内不稳定因素发生共振，为国际敌对势力和分裂势力趁机利用以阻止中国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