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提供的“软战争”证据

杨斌著作《美国隐蔽经济金融战争》节选

1994年笔者留学归国工作后撰写的研究成果，就提出应警惕新自由主义的危害，防止其误导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1999年笔者撰写的专著《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不仅对新自由主义持强烈批判态度，还将其比喻为美国隐蔽经济战的工具，有人质疑现实中是否有支持笔者观点的证据。笔者的专著指出，美国出于蓄谋已久的谋求霸权动机，一直暗中策划隐蔽经济战的攻势，推荐误导性改革药方并酿造金融风暴，猛烈打击了拉美、前苏联和亚洲经济，改变越战后不利于美国的实力均衡对比，然后才敢于赤裸裸地谋求建立世界霸权。许多中国经济学家不愿意相信“阴谋论”，认为经济研究中不应掺杂国际政治因素。1997年爆发的震惊世界的亚洲金融风暴，许多中国人受到西方新闻媒介的误导，都认为是亚洲国家自身的原因造成的，但是，近年来逐渐暴露出的越来越多的证据，特别是知情的西方著名经济学家透露的内幕，表明美国曾暗中操纵国际金融机构，蓄意为亚洲国家的金融危机推波助澜，其强加政策造成破坏的证据更是俯拾皆是。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先生，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因有社会正义感并且敢于仗义执言，坦率批评国际金融机构政策而被迫辞职。他后来在《我从世界危机中学到了什么》一文中，揭露了国际金融机构的决策过程不透明，实权掌握在幕后暗中操纵的人手中，经常顽固不采纳著名专家学者的意见。亚洲金融危机中，斯蒂格利茨和其它著名经济学家，曾反复提醒国际金融机构应修改其政策药方，否则必然加重金融危机造成恶性循环，特别是印尼处于社会失业危机之中，放开价格取消政府补贴很可能爆发严重动乱，但是，国际金融机构对他们的反复提醒视而不见，依然通过贷款附加条件强迫印尼推行，导致印尼爆发了代价惨重的社会动荡。据报道，仅印尼首都雅加达就有数千人死亡，全国各地还有大批华人和民众死于动乱，导致印尼一度处于社会动荡和国家分裂的边缘。

笔者曾在《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中指出，“人们纷纷谴责暴徒野蛮排华和苏哈托独裁，但是，很少有人指责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正是美国隐蔽经济战诱发的社会动荡，给印尼人民和华侨造成巨大生命财产损失，而幕后的罪魁祸首却逃脱了社会谴责”。现在，斯蒂格利茨等正直的西方著名学者，根据自己亲身经历揭露的惊人内幕，充分证明了美国暗中操纵的国际金融机构，对于强迫印尼推行政策的社会后果，其高层决策者不但事先早已知情，而且还遭到了著名经济学家的强烈反对，但却一意孤行蓄意酿造了社会悲剧。斯蒂格利茨还揭露，国际金融机构曾在内部秘密报告中，明确表明希望其改革计划激起社会动荡，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都不幸因此遭受劫难。这些血的惨痛教训提醒我们，不应天真以为政治同经济可以截然分开，其实，美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决策过程，并不受一般经济、技术专家的意见左右，策划国际战略的智囊专家们的谋略建议，总是直通最高决策层获得支配地位。我们必须正视隐蔽经济战争的残酷现实，才能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百姓切身利益。

笔者的专著曾论述美国如何设置改革陷阱，巧施隐蔽经济战暗器破坏俄罗斯经济，还提醒中国人也必须“防人之心不可无”，但有些善良中国人却不愿怀疑别人。现在从斯蒂格利茨揭露的惊人内幕来看，尽管印尼的实力根本无法威胁美国，但美国谋求全球霸权的隐蔽经济战，打击对象居然不放过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更何况前苏联和中国等有实力的大国，无疑是美国称霸道路上的重大障碍，难道野心勃勃的美国会轻易放过吗？倘若中国不提高警惕严加防范，完全可能重演前苏联和印尼的悲剧。斯蒂格利茨在《我从世界危机中学到了什么》一文中，对美国造成俄罗斯改革灾难的责任，提供了更为直接有力的证据。

斯蒂格利茨在上述文章中还明确写到，“俄罗斯的灾难的主要特点与东亚的灾难完全一样 — 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的政策在唆使和引诱它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都一样。但是在俄罗斯，这种唆使和引诱进行得要早得多”。他揭露说，国际货币基金委派指导俄罗斯改革的经济学家，根本不了解俄罗斯经济的历史和特点，往往是缺乏经验并盲目相信市场教条，忽视历史、制度和社会分配因素的年轻学者。国际货币基金未经公开的学术和政策争论，就采取和实施了“休克疗法”方案， 却有意排斥研究俄罗斯问题专家们的意见，以及许多著名经济学家的渐进改革主张，包括他还有肯尼思·阿罗等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文中提到，有一位熟悉俄罗斯的杰出经济学家欧斯萨格，曾在美国总统顾问委员会中任高级顾问，“他正是那种拥有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需要的专门知识的人。但是，也许正是因为他知道的太多了，他们几乎从来不向他咨询”。

斯蒂格利茨还揭露了国际货币基金的决策草率，根本不深入了解各国的实际经济情况，而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作为万灵药方，强迫前苏联东欧和第三世界国家推行，国际货币基金认定“普遍真理就是休克疗法，适用于所有那些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下的药越猛，不管造成的反应也越痛苦，经济恢复得越快，推理过程就是这样的简单武断”。 斯蒂格利茨还提到，“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帮助一个国家，它派出一个经济学家的‘使团’ 。这些经济学家往往缺乏对这个国家的广泛了解，他们可能对这个国家的五星级饭店，比对它的分布在乡下的村子拥有更多的了解。这些工作小组因为在出发前就拟好报告的草稿而著名。我听说过这样的不幸事件，这些小组成员把给一个国家的报告的大部分拷贝下来，并把它们全部转变为给另一个国家的报告。他们带着这份拷贝转变而来的报告出发了，但是由于文字处理软件的‘寻找并替换’功能没能正常工作， 结果在一些地方仍保留着原来那个国家的名字。原来如此！”

由于美国推荐的所谓规范改革药方，20世纪80年代以来流行全世界，对中国经济学界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识破其暗藏的陷阱机关并提高警惕，对维护改革大业和经济安全至关重要。值得指出的是，有些迷信西方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数学模型视为科学，不愿正视其脱离现实世界的种种缺陷，不愿面对其给转轨国家造成的社会灾难。他们认为经济研究应保持中性立场，不应掺杂复杂的国际政治因素。但是，必须正视国际政治因素的存在，才能正确地认识复杂的客观现实世界，解释所谓规范经济理论屡遭失败的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正视美国谋求全球霸权的动机和行为，才能提出反映复杂客观现实的理论假说，比起那些采用忽视现实的虚假前提条件，单纯进行抽象演绎的数学模型更具科学性。

尽管新自由主义造成了巨大社会灾难，但许多中国经济学家却茫然不知，仍然将其作为规范理论来指导改革，这同经济研究与国际政治完全脱节，忽视复杂的客观现实世界有很大关系。例如，俄罗斯依据西方产权理论推行私有化，不仅没有提高企业效率促进增长，反而导致国民经济和工业生产下降了50％，企业亏损面迅速增长扩大了几倍，各种效率指标均急剧恶化下降了30％，包括劳动生产率、能源和材料利用率等等，西方媒体也称俄罗斯推行私有化后，变成了腐败泛滥的“强盗掠夺国家”，每年均有数百亿美元私有化掠夺资产，通过各种洗钱途径被非法转移到海外，难怪俄罗斯核战略部队连电费也交不起，这种误国误民的改革直接威胁到国家生存。令人遗憾的是，有些中国经济学家仍在鼓吹私有化，不愿意正视“科斯产权理论”的神话，在俄罗斯改革中遭到惨痛失败的现实，也不愿意了解俄罗斯依照产权明晰思路，推行各种形式私有化的丰富实践，完全不知道他们仍在主张的许多产权改革，已在俄罗斯充分实践并造成了巨大破坏。，国内一度流行的经营者买断收购（MBO），各地一度纷纷出台的拍卖大中型国企方案，已经变成不加掩饰的私有化行为，很可能造成类似俄罗斯的灾难恶果，严重威胁到中国的经济和国防安全。

美国《国际论坛先驱报》于1999年8月26日，发表了一篇评价俄罗斯经济转轨的文章，指出美国推荐的改革药方导致了大灾难，“联合国发表的最令人刺耳的报告说，以西方国家为首的通过大规模私有化改变前苏联阵营国家经济模式的努力已经使一亿多人陷入赤贫。对除波兰和斯洛文尼亚以外的其它国家来说，人均寿命减少了4年或更多。西方国家不仅出了馊主意，而且受到了牵累。主意的威力是巨大的，尤其当它们是馊主意时”。美国《波士顿环球报》专栏作家威廉撰文写道，“俄罗斯人以前对美国抱有好感，现在人们却普遍抱有这样的看法，美国蓄意要毁掉俄罗斯，故意出了导致经济和体制瘫痪的坏主意，为的是使它不再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

美国竭力鼓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还通过操纵国际组织强行向全球推广，特别是第三世界和前苏联转轨国家，有人误以为美国是奉献自己的宝贵经验，帮助这些国家克服经济转轨的困难，但实际上美国的真实意图恰恰相反，稍微了解美国信奉的国际政治理论，以及美国国际专家公开宣扬的全球战略，不难知道谋求建立单极霸权的美国，绝不会无私推荐自由市场的法宝，帮助世界各国走上繁荣富裕的道路。美国向各国推荐新自由主义改革药方，乃是有意发掘灾难时期的历史教训，特别是曾导致频繁危机的自由放任政策，人为地制造破坏别国的经济金融危机，用于打击威胁其建立霸权的国际对手。

近年来，西方媒体透露出的大量证据表明，早在20世纪90年代之初，正当前苏联阵营刚刚解体后不久，俄罗斯人还天真地以为实行了“休克疗法”，忍耐一下“短期阵痛”就会康复痊愈，很快就能享受西方的富裕物质生活之时，美国战略家却已早知道俄罗斯实力将被彻底摧毁，开始酝酿新一轮的重大国际战略调整，讨论２１世纪美国的新国家安全战略，如何永久确保美国享有世界霸主地位，决不允许任何国家再崛起挑战美国优势，构思筹建新罗马帝国的宏伟战略蓝图。由此可见，美国向俄罗斯推荐的所谓规范改革药方，确实与美国的全球战略有密切联系。

令人深思的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前辈陈岱荪，曾于1995年撰文深刻指出，“近年来在国内滋长的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倾向，深究起来，实质只是对当代西方经济学中新自由主义这一古旧学派的崇拜，而人们之所以以腐朽为神奇，盲目崇拜这一带有浓厚的复古色彩的学派，主要原因有三，一是误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主流派经济学；二是为其光怪陆离的理论表象所迷惑，没有认识到它与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的旧经济自由主义一脉相承的理论渊源关系；三是没有识破西方国家和某些国际经济组织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中国强制推行自由主义经济学及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险恶用心。西方国家在国内甚至国际经济生活中厉行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但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和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和经济政策，取消国有企业，取消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管理特别是计划管理，洞开国内市场，与西方国家牢牢控制的世界经济接轨，其目的无非是要在发展中国家恢复殖民主义统治，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演变为资本主义，或外围资本主义。我们的某些学者十分卖力地在国内贩卖这一套新自由主义货色，而且非常顽固地加以坚持，实际上扮演了一个可悲的角色”。

当年陈岱荪先生提出的深刻见解，今天重读显得格外令人回味。许多新一代的著名中国经济学家，还有接触西方不长的党内老干部，都误将陈岱荪先生的谆谆告诫，当做是思想僵化甚至是附和权势。其实，陈岱荪早年曾获哈佛经济学博士，不曾留恋美国高等学府的优厚待遇，还拒绝过国民党政府的高官厚禄，文革运动中挨整远远超过了年轻人。他的警世告诫来自一片爱国真情，来自长期严谨治学的真知灼见，来自经历百年沧桑领悟的人生真谛。尤其值得敬佩的是，陈岱荪先生富有远见的警世之言，正越来越为世界局势的发展所证实，特别是亚洲爆发金融危机之后，还得到了许多西方著名学者的呼应，尽管他们对于国际组织的强烈批评，来得要比陈岱荪先生晚了好多年。

美国为谋求全球霸权暗中策划的“软战争”，涉及了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等各个领域，其中核心的是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作为攻击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的政策武器。中国已经深感政治领域自由化的危害，但还没有意识到美国宣扬的规范经济理论，是新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的表现形态，不仅会造成改革失误和经济损失，加剧贫富悬殊和社会的两极分化，而且还会推动隐蔽的政治自由化，两者彼此呼应有密切的相互联系，从长远来看先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然后渐进积累到矛盾尖锐的危险时期，就随时可能诱发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进而导致政治危机甚至国家陷入分裂，值得引起充分警惕并及早采取防范措施。

其实，旧中国也广泛流行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但是，那时中国正饱受西方列强的掠夺压榨，人们根本不相信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神话，甘愿冒生命危险阅读违禁的马克思著作。但是，今天对于强大起来的社会主义中国，美国主动表现了种种友好亲善行为，邀请了大批中国政府官员和学者进行访问，展示着西方国家拥有的财富和富裕生活，这种情况下人们很容易产生种种错觉，仿佛亚当·斯密学说和科斯产权定律，确实有“点石化金”的神奇功效，为急于求富甚至不惜全盘效仿西方模式。改革以来随着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扩大，特别是国际组织不断向中国施加影响，其建议也被缺乏警惕的许多中国学者，误认为是规范经济理论和改革方案，新自由主义思潮也在中国广泛流行。哈耶克的著作不断在中国翻译出版，在理论界和经济学界影响日益扩大，甚至成为许多中青年学者的崇拜偶像

一些地方和部门重视政治领域自由化的危害，却不懂得国际组织推荐药方的破坏性，忽视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危害，对哈耶克著作的影响日益扩大视而不见。试想前国际组织推荐的规范改革药方，给拉美、俄罗斯造成如此巨大灾难，如何能用来帮助中国深化经济改革？哈耶克属于极端右翼的经济学家，甚至不能容忍西方的温和社会改良，如何能容忍公有制和中国共产党存在？如何能容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存在？难怪随着新自由主义在学术界流行，现在盛行否定自己历史的翻案风潮，否定从共产党到孙中山的任何革命，甚至还有梁启超、康有为的社会改良。也难怪信奉哈耶克的许多中青年经济学家，不断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绕不过去的，倘若任由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泛滥，不仅将会导致贫富分化和社会不稳定，还可能瓦解削弱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而且随着公有制萎缩而私有制扩大，必然随之提出政治领域的要求和主张，要求修改宪法宣布“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最终还必将明确提出复辟资本主义，取消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用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