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二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

杨斌

　　世纪之交，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新中国经历了五十年的沧桑巨变，二十年来改革开放取得了辉煌成就。改革开放的成就人人有目共睹，但是，很少有人深入考虑成功究竟来自何方，反思一下哪些教训值得今后引以为鉴。倘若我们不能正确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就无法确保今后改革会继续获得成功，也无法克服改革中存在的许多缺点和困难。

　　改革开放获得了巨大成功，大大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现在人们心中存在着许多困惑，为何改革似乎变得越来越令人痛苦，为何以前人们见面就问发多少奖金，现在见面却往往问几个月没发薪了？为何八十年代不断增加社会就业，而九十年代却要忍受下岗的痛苦？

　　众所周知，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同俄罗斯改革失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许多人将成就简单地归于"市场与开放"，将改革方向归于向"规范化市场经济"过渡，但是，为何俄罗斯一开始就进行了"规范化改革"，市场转轨和对外开放方面迈的步伐更大，却反而遭到惨重失败长期陷入困境呢？

　　特别耐人寻味的是，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我国进行了越来越多的规范改革，经济反而开始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难，如企业普遍亏损和银行坏账增加，社会失业增长和贫富差距扩大，同俄罗斯金融危机前的病症十分相似。这说明，我国改革已走到了一个关键性的时刻，应该认真反思一下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这样做并非贬低改革开放的成就，而恰恰是为了确保改革开放的成功，不会重蹈俄罗斯改革的失败覆辙。

　　改革初期，中国面临的困难远远超过前苏联。八十年代前苏联的经济发展达到很高的水平，国民收入相当于美国的６７％，工业生产相当于美国的８０％，钢铁、水泥、化肥的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彩电、冰箱等消费品工业也颇具规模，军事工业和高科技能够同美国抗衡，没有社会失业反而存在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制度也相当完善，而中国刚刚经历了"文化革命"的劫难，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农、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消费品和物资存在着严重的匮乏，数千万知识青年返城后待业没有工作。尽管中国改革初期存在着更多的不利条件，但是，由于中苏选择了不同的改革道路，其结果如此悬殊仿佛天壤之别，中国摆脱了困难走向了繁荣昌盛，而前苏联却走向经济崩溃和分裂解体。

　　改革初期，由于我国采取了符合国情的经济改革道路，仅仅数年就扭转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不仅消除了严重的物资短缺和通货膨胀压力，而且一举解决了历史遗留的数千万知青待业的难题，出现了农、轻、重工业协调发展，各个社会阶层的收入均迅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的良好局面。八十年代，我国各类轻工消费品呈现迅速增长，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电的生产量，几乎从零起步一跃成为世界生产大国，冶金、机械、建材等行业也高速增长，钢材、水泥、化肥等主要工业品，其生产量位次均已列居世界排名的前茅，粮食、肉禽蛋、水产品的生产量，也出现了大幅度的成倍增长。相比之下，俄罗斯改革数年之后，国民收入和工业生产下降了一半，社会失业和贫困人口大幅度增长，不仅钢铁、机械等重化工业陷入衰退，电冰箱、洗衣机等消费品工业也急剧下滑，粮食生产下降了５０％，畜牧业生产下降了三分之一左右，私有化企业普遍陷入严重亏损，社会保障制度因税源枯竭陷入崩溃，９８年还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

　　八十年代，中国选择了坚持社会主义的渐进改革道路，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有条不紊地逐步扩大市场调节范围的同时，仍保持了重大经济比例关系的计划调节，国民经济实现了均衡的、协调的顺利发展，从未出现重大的经济比例失调现象，从宏观上保证了各类企业的良好经济效益，企业改革坚持了公有制的主导地位，以广泛调动各方积极性的责任制度创新为主，产权方面的改革则通过试点稳妥、渐进地进行。由于我国坚持了公有制企业的主体地位，政府容易协调国有、集体企业之间的关系，采取政策措施干预缓解彼此利益矛盾，国有、集体企业职工的分配比较平等，职工收入增长保证了旺盛的市场需求，彩电、冰箱等消费品行业虽超高速增长，８９年宏观紧缩之前从未出现过滞销。八十年代，我国还实行了"有保护的渐进式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时规定外销比例出让市场很少，８７年三资企业占工业产值的比重不到２％，适度竞争没有冲击国内的民族工业企业，反而通过示范效应激发了国有企业的活力，各个行业的各类企业均获得了高速的发展。

　　有些人认为，经济增长主要来自非国有企业，其实不然。八十年代，无论从固定资产、销售收入或实现利税来看，国有工业均实现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从１９８０至１９８８年间，国有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增长了１３４％，企业平均固定资产规模增长了１０２％，国有企业的销售收入增长了１７２％，企业平均销售规模增长了１３３％，国有企业创造的利税总额增长了９５％，企业创造的平均利税规模增长了６９％。当时国有企业的比重远处于领先地位，对经济增长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八十年代，政府对乡镇、三资企业实行了优惠政策，包括"三减两免"的税收优惠和定价、投资等方面的自主权，乡镇、三资企业的竞争能力相对较强，其增长速度也明显高于国有企业，因此，许多人认为国有企业的活力不足而且效率低下，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不正确的。国有企业的基数远远超过乡镇和外资企业，因此增长速度略低于其它类型企业是自然的，正如中国国有企业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西方企业，人们往往将其归于基数不同而不是所有制方面的原因。

　　其实，８０年代，国有企业不仅产值和利税增长较快，而且亏损也保持在较低水平上，亏损额同利润额的比例长期低于１０％。１９９１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５６％，国有企业职工人均创造的利税额，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１５８％，国有企业职工人均上交利税费总额，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２２０％。［３５］

　　由于企业承担税收负担的微小差别，就能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状况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国有企业在税负非常不平等的条件下，其销售收入和实现利润仍能大幅度增长，技术水平和全员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不仅为职工提供了大量福利和社会保障，而且从未发生过职工下岗和停发工资现象，企业的亏损面和亏损率保持很低的水平，这说明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实际上很好，仅仅因不平等竞争发展速度相对缓慢，绝不应理解为活力不足和效益低下。

　　九十年代以来，我国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发生较大变化，由此导致了明显的"二元"分化特征。从整体工业来看，企业的规模结构更为趋向小型化，生产集中程度更为趋向分散化。９２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步伐大大加快，个体私营经济和外商独资获得了高速发展，迅速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１９９１年个体私营工业企业所占比重为４．８％，１９９５年迅猛增长到了１５％，外商及港澳台资工业企业的比重，也从为９１年的不足５％增长为９５年的１３．２％，国有企业所占的工业比重则从１９９１年的５６％，下降为１９９５年的３２％，集体企业所占的工业比重变化不大，仅从９１年的３３％增长为９５年的３５％。

　　八十年代，我国的工业企业的所有制结构的特点，是国有、集体等公有制企业占绝对优势，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的比重微不足道，从９２年以来，国有企业的工业比重迅速下降，而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则迅速上升，已占全部工业产值的三分之一左右，个体私有企业的平均规模大大小于国有企业，从而加剧了整体工业的规模结构的小型化趋势。当然，由于乡镇企业的统计数据存在浮夸，国有企业的实际比重容易被低估，但是，其地位下降趋势却是非常明显的。

　　９０年代，随着经济结构"二元"分化的加剧，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出现了大幅度下降，特别令人担忧的是，９０年代国有企业面临经营困难的性质，同８０年代相比也有了较大改变。８０年代初，由于"文革"和"洋跃进"造成的困难，国有企业的亏损面曾经高达２０％，但是，通过改革搞活和结构调整，８２年下降到了１２％，８５年下降为９％，８８年为１０％，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亏损率比较低，即亏损总额占利润总额的比重较低，８２年亏损率仅为７％，８５年为４％，８８年为８％。１９８８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为８９１亿元，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亏损额仅为８１亿元。［３６］

　　９０年代以来，随着工业企业的规模结构的"二元"分化，以及国有企业所占工业产值比重的下降，直接导致了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的下降，许多行业生产过剩和重复建设的状况加剧，对国有企业的效益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其它各类工业企业也出现了效益滑坡。１９９５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实现利润６６５亿元，比较上一年下降了１６７亿元，下降幅度达到２０％，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总额为６３９亿元，比较上一年上升了１５７亿元，上升幅度达到３２％。１９９６，国有工业企业的实现利润总额为４１２亿元，比较上一年下降了２５３亿元，下降幅度达到３８％，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总额为７９０亿元，比较上一年增加了１５１亿元，上升幅度达到２３％，甚至出现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盈不抵亏，利润与亏损相抵净亏损３７８亿元，国有工业企业的利税总额，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下降金额达到１３７亿元。

　　当前国有企业面临的紧迫问题，已不是８０年代的相对活力不足，而是大规模破产的严峻生存威胁。１９９６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比较１９８８年下降了６４％，亏损总额却比８８年上升了９．７倍，亏损面比８８年上升了３５８％，亏损率比８８年上升了１２．８倍。更为令人担心的是，尽管我国采取了一系列企业改革措施，包括"抓大放下"和企业改制，强调企业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但是，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的趋势，近年来尚未出现根本性的改善，反而继续呈现不断恶化的迹象。［３７］

　　１９９８年，在国内景气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有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进一步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１９９８年１至４月份，预算内国有工业的实现利润为负１１２亿元，比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４３３％，亏损总额为３３９亿元，比较上一年同期增加了４０％。国有工业企业的上缴税金也首次出现下降，比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１．６％。尽管从国有企业创造的净产值率和利税率来看，国有企业的效益仍然大大高于私营、乡镇和三资企业，但是，倘若国有企业的严重亏损状况持续下去，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环境中，不可避免将面临大规模破产的生存威胁。

　　为何８０年代我国国有企业的效益一直良好，而９０年代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却出现大幅度滑坡呢？８０年代，我国的工业结构也存在一定"二元"分化，主要是城乡集体工业企业的迅速崛起造成的，城乡集体企业仍然属于公有制企业，能够利用公有产权的规模优势和政府扶植，同时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督和政策指导，因此，政府比较容易通过产业政策和计划调节，协调"二元"结构利益矛盾和分工关系，例如，８０年代初城市纺织工业同乡镇纺织工业，出现了争夺原材料和销售市场的矛盾，后来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和计划调节，较好协调了两者之间的分工和利益分配，保证了８０年代我国纺织工业获得良好效益。

　　８０年代，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以经营责任制的创新为主，重新明确界定国有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重点放在调动社会各方面特别是职工的积极性，有效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企业产权改革则通过长期试点逐渐积累经验，避免因产权关系急剧变迁引起经营秩序混乱。八十年代，我国对外开放非常注意保护民族工业，引进外资大多采取合资、合作的形式，政府容易监督管理数量较少的合资企业，因此，合资企业不仅没有对民族工业造成冲击，而且还通过示范效应传播了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８０年代我国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结合较好，我国经济结构虽然有"二元"趋势，没有影响国民经济的有比例协调发展，轻纺、冶金、机械、电子等行业均顺利发展，国有、集体和中外合资企业均呈现高速增长，各个社会阶层的收入和购买力也不断提高。

　　但是，９２年以来，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中，没有正确总结８０年代改革的成功经验，出现了忽视市场调节盲目性弊病的倾向，甚至出现了泡沫经济的投机过热现象，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消耗和浪费了大量社会资源，必然引起企业经济效益恶化的连锁反应。８０年代初轻纺消费品工业落后的情况下，工业规模的小型化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后来轻纺工业经过高速发展市场接近饱和，需要进行产业调整和加强经济基础领域，促进经济协调发展以弥补泡沫经济损失，矫正泡沫经济过热造成的严重经济失衡，但是，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大大削弱了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难以采取有力措施矫正比例关系失调。

　　从９２年至９５年的短短三年中，个体私营工业企业的产值比重增长了３倍，外商和港澳台资工业企业的产值比重增长了５倍，政府难以对私营和外商企业进行有效监管，也难以协调各类企业之间的分工和利益关系，私营、外商企业不愿进入投资大的基础产业，大量进入８０年代末市场接近饱和的加工行业，特别是纺织、轻工、家电等消费品制造行业，大大加剧了重复投资和生产过剩现象，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市场均陷入疲软，工业规模结构和经济效益也不断恶化，企业破产和职工下岗现象日趋严重，社会各个阶层的收入差距也显著扩大。

　　许多人认为私营、外资企业的产权明晰而且效率高，国有企业的产权不明晰而且效率低下，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尽管国有企业的效益水平确实比以前显著恶化，但是，其单位产值创造的增加值和利税总额，仍然大大高于私营、乡镇和外资企业，如根据９５年工业普查的统计，国有企业单位产值创造的全部税金，超过集体工业企业１５０％，超过私营工业企业３３０％，超过外商及港澳台资工业企业１６０％。

　　九十年代以来，个体私营和外资企业的比重迅速上升，国有企业的工业比重却大幅度下降，已造成了工业结构小型化和生产分散化，倘若国有企业因严重亏损出现大规模破产，我国工业结构的"二元"分化将极大加剧。如上所述，国有企业构成了我国大中型企业的主体，占全国大中型企业占６０％至７０％，包括小企业的国有企业平均产值规模，相当于个体私营企业的一百多倍，不仅技术装备和管理水平更为先进，对职工、财政和社会的贡献也更大，因此，国有企业陷入困境必然牵动全局。

　　近年来，各地缺乏有效的改革办法扭转国有企业困境，纷纷廉价出售和拍卖困难国有企业，甚至从出售小型企业发展到中型企业，但是，这种办法并未扭转国有企业的严重困境，反而导致了国有企业效益的进一步滑坡，原因之一是工业结构"二元"分化加剧，个体私营和港澳台资企业的规模较小，不愿意进入投资大的基础工业领域，特别是建设周期长的社会基础设施，集中进入生产严重过剩的加工工业，加剧了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不合理，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具有巨大规模，能够不惜代价甚至忍受长期亏损，全面争夺我国关键产业的市场控制权，采取先合资后控股的办法收购国有企业，这样国有企业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夹击，无论是中低档消费品和高科技产品，国有企业拥有的市场份额都急剧度萎缩，加上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并未得到根本改善，私营和外资企业的税负远远低于国有企业，上述因素造成了国有企业效益进一步恶化，反过来加剧了"二元"分化和经济恶性循环。

　　更为令人担心的是，尽管我国采取了上述一系列企业改革措施，包括"抓大放小"和产权重组，加快公司制和股份制改造，实行企业破产和收购兼并，强调企业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等等，但是，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的趋势，近年来尚未出现根本性的改善，反而连年出现了进一步滑坡。９６年国有企业的利润比上一年下降了３８％，比８８年也下降了６８％，亏损额不仅比上一年增加了３８％，而且比８８年也上升了９．７倍，出现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盈不抵亏。９８年１至４月，国有企业效益滑坡幅度更为令人惊讶，比较上年同期下降了４３３％，亏损额比较上年同期增长了４０％，出现了建国以来最严峻的困难形势。

　　近年来企业经营困难也不限于国有企业，如９５年上市股份公司中有６０％效益出现滑坡，其中２１％的上市公司盈利下降了５０％以上，９８年上半年受宏观经济和东南亚危机的影响，沪深上市股份公司的经营业绩都普遍明显下滑，许多地方的乡镇企业也都面临严重的经营困难，但是，由于统计不严格和浮夸掩盖了问题严重性，沿海某些地区的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受国内生产过剩和出口市场萎缩的冲击，甚至出现了６０％至８０％的大面积亏损，但因担心债主追债或维护商誉不敢声张。倘若我们继续将国有企业困难归罪于所有制原因，认为放开经营或企业改制就能够解决问题，很可能因判断失误耽误采取政策措施，及时化解国有企业和其它类型企业的经营困难，导致企业效益加速恶化和经济陷入恶性循环。

　　８０年代我国改革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原则，促进了社会各阶层收入的不断增长，但近年来，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三个不利于"现象，大批工厂设备闲置和职工纷纷下岗，９７年城镇居民中有４０％出现收入下降，社会财产和收入差距出现了显著扩大。随着企业规模和所有制结构的"二元"分化，私营、外资企业的比重会进一步上升，私营、外资企业普遍采取各种途径逃避税收，大批地下经营的私营企业根本不交纳税收，政府进行税收监管的难度大、成本高，从而可能造成政府财政税收滑坡或增长缓慢，重蹈俄罗斯改革失败触发财政危机的覆辙。

　　当前，我国国有企业面临的严重困难形势，并不仅仅是所有制或微观经营的原因。９３年以来我国出现了较大的宏观经济波动，经历了泡沫经济、通货膨胀以及长期的紧缩环境。９３年盲目的开发区热和房地产热消耗了大量资源，仅仅房地产和钢材滞销就积压了数千亿元的资金，投机涨价还误导了大量的盲目重复建设，必然引起一系列恶性循环的连锁反应。西方国家吸取三十年代大萧条的教训，治理泡沫经济的后遗症一般采取经济扩张政策，适当降低税负、放松银根和扩大财政开支。我国９３年治理整顿取得了很大成绩，有效制止了盲目的开发区热，防止了泡沫经济继续膨胀的危害，但是，此后采取了财政金融"双紧"政策，没有采取采取特殊措施扶植正常生产部门，以补充其泡沫经济期间的资源损失。

　　我国国有企业以维护社会稳定大局为重，不轻易广泛采取解雇、破产的办法，大大延缓和推迟了泡沫经济的连锁反应，也为其它类型的企业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但是，由于长期实行了财政金融"双紧"政策，紧缩银行信贷和压缩基建投资规模，企业销售不旺、资金周转困难，提高税负削弱了企业的"造血"机制，当前国有企业已无力继续支撑下去了，被迫大规模破产倒闭和大批解雇职工。

　　各地普遍采取破产逃债和廉价拍卖国企的办法，必然引起一系列强烈的连锁负面效应，如银行和众多企业因无法收回债务受到重创，必然导致社会市场需求进一步急剧萎缩，企业亏损和银行坏账状况也会加速恶化，企业收入和社会财产分配向少数私人倾斜，职工工资和国家税收的份额将会大幅度下降，加重社会贫富悬殊和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进一步加快经济恶性循环的过程。敞若上述趋势不能有效地加以制止，延缓的泡沫经济连锁反应可能重新出现爆发，社会失业甚至可能出现急剧蔓延的态势。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因多年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以及亚洲金融风暴的强烈冲击，正处于市场疲软和失业增加的特殊困难时期。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对改革思路进行调整，暂缓推行易于引起宏观经济恶化的改革措施，如以资产利益为核心的某些改革措施，包括减员增效、破产清算、出售拍卖等等，否则可能导致市场需求萎缩和社会失业增加，加剧国有资产流失和"二元"结构分化，甚至形成经济恶性循环的连锁反应。

　　我们还应重新辩证地认识市场经济的利弊，市场经济有自发调节供求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有容易导致经济比例失调的弊端，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周期性衰退，造成大批企业破产和大规模社会失业，西方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数百年来，一般每隔十年就爆发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我国改革也难以避免市场调节的弊端。我们绝不可以低估市场经济盲目调节的弊端，其造成的损失完全可能超过计划经济的失误，西方数百年来频繁爆发的经济危机和战争就是明证。这说明，我们需要重新认为市场经济弊端的严重性，恢复符合本国国情的一系列改革成功经验，消除西方规范经济理论和改革药方的影响，而不应将改革方向简单地归为"深化市场改革"。

本文选自：杨斌新著：《美国隐蔽经济金融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