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中国没有榜样》

时代华纳的创始人亨利•卢斯被美国人誉为“教育家”和“宣传家”，他创办的《时代》、《财富》杂志，“其影响力超过了整个美国教育制度的总和”。正是这个人，公开鼓吹美国应当充当“世界警察”，以保护美国的全球商业利益。他还告诫他的编辑：在某些新闻立场上，完全中立是不可能的，有时候需要某种偏见。美国媒体的“爱国主义热情”一点都不比我们差。
美国从建国初期就确立了民族主义的特征，借由工业化和民主化，锻造了一个新的主权民族，弱化了原先的自然民族。虽然美国历史上有种族主义的污点，但不可否认，当今美国在深入锻造主权民族方面，修正了它在历史上的不道德手法。实际上，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建立以美国国家利益为中心的霸权，与它强化主权民族的一致性、弱化自然民族的差异性有着必然的关系。与此同时，美国以领导者的姿态登上国际舞台，也体现了它的民族主义倾向。
美国著名的媒体大亨亨利•卢斯（Henry Luce，1898－1967年），创办了美国最重要的三个杂志－－《时代》、《财富》和《生活》。20世纪50年代，亨利•卢斯的影响力至少与美国国务卿相当，艾森豪威尔总统请他担任大使，他拒绝了，因为他想当国务卿。卢斯头上拥有包括教育家、宣传家、虔诚的基督徒、意识形态专家、西方理论家、保守人士等等的称号。《美国新闻百科全书》称赞他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人们甚至说“他的杂志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整个美国教育制度的总和”。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说，卢斯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七个人之一。由于卢斯首先提出“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因此，20世纪50年代也被称为“卢斯的十年”。
早在耶鲁读书的时候，卢斯就在给耶鲁校刊写的一篇文章中说，他要激励同龄人“燃起民族自豪感，振奋民族精神”，“当我们在20年后讲到‘美国’时，愿这伟大的名字在全世界至少意味着两点：第一，美国的利益应当受到尊重，美国公民有权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贸易和生活，无论美国的商人走到哪里，他们的经济理想都能得到承认；第二，但凡发生国际争端，都可指望美国来协助解决……”
卢斯宣称美国应该当“世界警察”，以便保护美国的利益，其核心就是美国商人的商业利益，他认为美国应当“全心全意地担负我们作为世界上最强大和最有生命力国家的责任，并抓住我们的机会，从而为了我们认为合适的目标，通过我们认为合适的方法，对世界施加我们全面的影响”。出于维护美国商业利益的观念，《生活》杂志始终坚持不懈地宣传美国的生活方式，并且不遗余力地证明，美国的生活方式是唯一正确的。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里根，对于好莱坞作用的解释，与卢斯也完全一致。1951年，加州议员、好莱坞出生的里根公开说：“正是美国的电影，向全世界人民展示放满了我们美国商品的橱窗，我们美国的停车场，我们美国布满汽车的街道，以及驾驶这些汽车的我们美国的司机。”文化倾销成为商品倾销的广告，应该就是从卢斯开始的。
一些中国人在提到亨利•卢斯时，经常眩晕于他传媒帝王的身份，有些甚至故意忽视他坚定、狂热的美国民族主义者的特征。其中一个原因是，卢斯与中国有着特殊的情缘。卢斯的父亲路思义是个传教士，1897年携妻子来中国传教。卢斯出生于中国山东的蓬莱，其童年很长一段时间都在中国度过。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常常强调卢斯创办《时代》周刊后，在抗日战争期间，大力宣传帮助中国抗日，说他为中美友谊做出了贡献。这个说法大致不错，但必须看到背后的心态。
美国建国后，与中国的关系经历了几个阶段，其中关系最好的阶段之一，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时的美国为了打败日本，非常需要中国。因此，按照卢斯的一贯思想，帮助中国抗战，是完全符合美国利益的。同时，为了美国的利益，他可以帮助蒋介石夫妇，与蒋介石夫妇成为私人朋友。但他并不因此而顾及中国的利益。《时代》杂志当时驻中国的记者白修德，发回大量报道揭示蒋介石政权的民主，甚至明确提出蒋介石将被毛泽东取代。卢斯对于白修德的稿件，要么不发，要么改得面目全非。白修德后来辞职，与人合写了一本书，名叫《中国的惊雷》。直到蒋介石退守台湾，卢斯依然经常大幅报道蒋介石夫妇的动态。直到今天，美国与台湾的关系，都有卢斯当年的痕迹。有人说，《时代》周刊作为国民党的宣传机器，与国民党本身只有一点不同：文章写得比国民党好一些，更容易被美国人接受。在帮助蒋介石宣传这个问题上，卢斯的确根本不顾中国的事实真相，只忠实于自己的“偏见”。
卢斯去世后，《时代》周刊与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的邓小平时代，有过一个关系良好的阶段。这一时期的《时代》周刊延续卢斯的思想，向中国释放较多的善意，背后的重要原因也是因为美国的利益：美国需要利用中国来对付苏联。冷战结束后，美国立即把中国视为新的假想敌，《时代》的态度也随之而变。
出于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民族主义热情，卢斯甚至公开抛弃新闻媒体所谓的“客观公正”原则，在自己的《时代》杂志上宣布：“在公共问题和重大新闻上，不可能有完全的中立，也不应当持完全中立的态度。因此，编辑不能没有某种偏见……”卢斯不光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从1940年开始，卢斯的杂志就成为共和党的忠实喉舌。卢斯对自己的倾向性毫不掩饰，公开宣称报刊就应该教育“茫然无知的读者”。
为了美国国家利益而不顾事实真相的做法，卢斯并非特例。“民主”的顶头上司直言不讳地说，“民主”的职责就是一切服从美国国家的最高利益。在这一原则下，新闻自由、客观公正都是随意搓揉的抹布。斯坦福大学一位教授为“民主”辩护说：“从本质上看，通过制造虚假新闻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只要这种虚假新闻的受众是外国人，而不是美国人。”正因为如此，“民主”在美国本土的收听受到了限制，这种违背新闻自由的做法，目的就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越战是美国的一个噩梦。美国人从内部和外部总结越战失败的原因，其中得出一条内部原因是：越战败于媒体。越南战争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丢脸的一场战争。也正因为这种耻辱，一些美国人对于“捣乱”的媒体心存不满，美国政府和政客对于媒体的态度悄然改变。
从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起，美国政府对于媒体的控制变得非常严格，战场报道权只授予那些被美国政府或军方认可的机构。这种做法获得了令美国军方满意的结果，媒体报道的主流都被政府、军方控制。那些可能会影响战争进程，尤其是可能会引起民众反战情绪的新闻被缩减到最小程度。并且，媒体也成为战场心理战的一个重要角色，在瓦解对方军队、百姓士气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媒体已经成为参战方，客观公正已经不是第一位，为美国战争的胜利服务才至关重要。
此后，在科索沃、波黑等地区，这种倾向性极为明显的报道方式，几乎成为美国媒体的必然选择。“9•11”之后，美国发动了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媒体在战场上的角色沦为政府和军队的附庸。一位带着手枪作战场报道的美国名记，满怀激情地宣告：记者首先是美国人，然后才是记者。如果我遇到本•拉登，我会先打死他，为“9•11”死难者报仇。他的言论虽然受到一些媒体从业者的质疑，但爱国高于一切的原则，为这种倾向性报道发放了通行证。为了提升美国士兵形象，获得国内民众对于战争的支持，美国媒体还炮制了女兵林奇被救的假新闻。人们接受这一现象，并认为这种做法无可厚非的唯一理由，只有国家利益下的民族主义。因为，战争是国家利益的集中体现。
如今，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面对迅速发展的中国，他们的民族主义表现与过去已经有所不同。我们很难想象在100年以前，一个发达国家领导人的选举，要用中国或印度等作为拉拢选民的话题。而如今，只要说中国不好，就能获得部分民众的支持，而不管事实究竟如何。这一现象在我看来，可以被定义为是一种“洋人义和团”心态：一是排外，例如欧美国家对于移民的态度，对于外国产品的态度；二是陋见，例如欧美国家对于其他国家和民众的认识；三是顽固，他们拒绝改变自己，拒绝了解他人。
近几年来，“洋人义和团”行为主要体现在抵制中国产品上，他们说勤劳吃苦的中国人抢了他们的饭碗，却不问自己的懒散是否妥当。焚烧中国产品、驱赶中国商人、提高市场准入条件、阻止中国并购他们的企业、逼迫中国货币升值等等，洋人义和团变着花样折腾中国。一个关键原因是，中国、印度等国家以自己的方式，正在快速走向与他们同样的成功，甚至开始在很多方面显示出超越他们的巨大潜力。他们原来引以为傲的财富生活和道德优势，已经露出衰败的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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