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卷研读笔记

本卷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报纸上发表的一些文章的集合，非常散。那些因为篇幅的限制以及从对今天有所借鉴的角度来看没有在这里提及的文章也是值得一读的，尤其是那些描写当时议会辩论的文章让我们看到这种民主制度除了反动以外没有任何意义，而描写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如何被出卖的以及巴黎工人起义过程的文章更值得一读。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中有17条要求，其中在当前中国也没有能够做到的要求有以下七条：4. 武装全体人民。5. 诉讼免费。8. 农民的抵押地宣布为国家所有。这些抵押地的利息由农民缴纳给国家。9. 在租佃制流行的地区，地租或租金作为赋税缴纳给国家。12. 所有官员的薪金没有任何差别，只有有家眷的官员，即需求较大的人的薪金可以比别人高一些。14. 限制继承权。17. 实行普遍的免费的国民教育。

只做到了部分的要求有以下五条：7. 各邦君主的领地和其他封建地产，一切矿山、矿井等等，全部归国家所有。10. 成立国家银行来代替所有的私人银行，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具有法定的比价。11. 国家掌握一切运输工具：铁路、运河、轮船、道路、邮局等等。15. 实行高额累进税，取消消费品税。16. 建立国家工厂。国家保证所有的工人都有生活资料，并且负责照管丧失劳动力的人。

在《民主派》中我们看到，“在观点、利益和目的不一致的情况下，新时代的幸福是不能用假想的合理妥协和虚伪的合作等办法来达到的，这种幸福只有经过各个党派的斗争才能达到。”由于民主派过分陶醉于最初的胜利，以为只要宣布一下原则，就有把握立刻加以实现这些原则，从而放任资产阶级政党欺骗他们，结果强大的反动派在一般还没有采取任何有利于革命的行动以前就取得了政权。不幸的是，这种情况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反复出现过，甚至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指导的李卜克内西也在1918年的德国革命中重蹈这个覆辙。必须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

我们还看到对那些虚伪的朋友们的公开警告：“他们虽然声明自己同意原则，但是却怀疑它们能够实现，理由据说是世界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实现这些原则的地步，而他们甚至也不想去促进世界的成熟，相反地，却宁愿在这个尘世上和一切坏人坏事一起鬼混。”这些警告也适用于今天的人们。在今天人们通常认为世界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实现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中级阶段的地步，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想方设法地促进世界的成熟，而不是满足于眼前尚能过得去或者锦衣玉食的生活。

在《法兰克福激进民主党和法兰克福左派的纲领》中我们看到，“在德国，中央集权制和联邦制的斗争就是近代文明和封建主义的斗争。……即使从纯资产阶级的观点看来，德国牢不可破的统一也是摆脱它目前的贫困和创造国家财富的首要条件。……但是，民主党纲领的拟订者没有必要涉及据说是次要的物质经济关系。他的论证超不出联邦这个概念的范围。联邦就是自由者和平等者的联合。因此，德国应当成为联邦国家。难道德国人联合为一个统一的大国就会违背自由者和平等者的联合这个概念吗？”这表明，一个统一的大国强过多个小国的总和。如今欧洲在试图统一，而东欧尤其是原南斯拉夫却在分裂，而中国也被西方列强要求分裂，国内一些人也主张中国搞什么联邦制。但是，中国无论搞什么样的联邦制比如财政联邦制都有损中华民族的利益，也有损那些试图将中国资本主义化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

在《6月25日》中恩格斯提到，“资产阶级宣布工人不仅是需要加以征服的敌人，而且是需要加以消灭的社会敌人。它散布这样一种谬论：工人（实际上是资产阶级自己迫使他们起义的）只想抢劫掠夺、杀人放火，工人是一群强盗，因此应当象屠杀野兽一样杀掉他们。可是，占领了城市的大部分达3天之久的起义者却表现得非常高尚。如果他们也采用以卡芬雅克为首的资产者及其走狗所采用的那种残酷手段，巴黎就会变成废墟，而起义者也许会取得胜利。”如今有一些中庸分子指责人民在后来的历史中取得胜利时的一些做法不够宽宏大量，而毛泽东同志则认为这些做法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今天的人民完全没有必要理会那些中庸分子的卑鄙嘴脸。

在《六月革命》中马克思提到，“医学系的学生拒绝给负伤的平民以科学上的援助。科学不是为犯了弥天大罪的平民（他们这次是为自身的生存而战斗，而不是为路易-菲力浦或马拉斯特先生流血）服务的。……这就是博爱，就是一方剥削他方的那些互相对立的阶级之间的博爱，这就是在二月间所昭示的，用大号字母写在巴黎的三角墙上、写在每所监狱上面、写在每所营房上面的博爱。用真实的、不加粉饰的、平铺直叙的话来说，这种博爱就是内战，就是最可怕的国内战争——劳动与资本间的战争。……博爱只有在资产阶级利益还和无产阶级利益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继续存在。……资产阶级社会条件本身所产生的冲突，必须在斗争中加以解决，靠空想是消灭不了的。不掩盖社会矛盾，不用强制的因而是人为的办法从表面上制止社会矛盾的国家形式才是最好的国家形式。能使这些矛盾进行公开斗争，从而获得解决的国家形式才是最好的国家形式。”

在《德国的对外政策》中恩格斯提到，“自古以来，一切统治者及其外交家玩弄手腕和进行活动的目的可以归结为一点：为了延长专制政权的寿命，唆使各民族互相残杀，利用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在德国这一点表现得特别明显。……这不仅是德国政府的罪过，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德国人民的罪过。要是他们不盲目无知，没有奴隶精神，不甘愿扮演雇佣兵和‘仁慈的’刽子手的角色，不甘愿充当‘天生的’老爷们的工具，‘德国人’这几个字在国外就不会被人当作充满仇恨、诅咒和蔑视的骂人话，而受德国奴役的各族人民也早就获得了自由发展的正常条件。……德国将来自由的程度要看它给予毗邻民族的自由的多少而定。”我们过去常常听到一个说法，要把某国政府与某国人民区别开来，实际上，一国政府和它的人民不能分得太开。日本对华的侵略不仅是日本政府的责任，日本人民也是有罪过的。人民不是天生互相支持，不是天生明白自己的处境取决于他国人民的处境。否则，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不会喊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而在批评某个在他国犯下罪行的政府时，也不妨批评一下该国的人民。这不会妨碍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反而能够让各国人民警醒，从而加强人民之间的团结。

在《福斯特曼先生论国家信用》中我们看到，“在地方市场上流通的普鲁士有价证券和法国、英国、西班牙以及其他国家在世界市场上流通的有价证券，在商业上所起的作用是截然不同的。……从这些事实中可以得出结论：第一，一般说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只要国家信用不变，国家证券行情的上升处处都和利息率的下降成正比，反过来也是一样。这是毋庸争辩的。第二，在法国、英国以及其他国家，这种对比关系即使在比较短的时间里也是存在的，因为那里的大部分国家证券掌握在投机商手里，而且由于银根紧，每天都要调节证券行情和利息率之间的对比关系，所以不得不经常抛售证券。因此，在这些国家里，这种对比关系实际上往往是时时刻刻都存在的。第三，在普鲁士恰恰相反，这种对比关系一般来说只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才存在，因为，市场上流通的国家证券为数不多，交易所的买卖也有限，由于银根紧所发生的抛售，其实只是为了调节这一对比关系，而这种情况也很少；同时，地方交易所的证券行情首先是取决于地方的影响，而货币价格却取决于世界市场的影响。”这段论述对于我们今天认识世界各国国债的行情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在《强制公债法案及其说明》中我们看到一个有意思的例子。伦敦一个骗子被控告把全城闻名的守财奴的钱箱减轻了2000镑。而被告认为，他拿私人的钱是为了把它们交给社会。这2000镑可以在裁缝那里、在小铺老板那里、在饭馆等等地方找到。他认为，守财奴把金钱埋在坟墓里，而他只是使这些钱“流通起来”了。他帮助了流通，而流通是创造国民财富的首要条件。因而他是民族的恩人，不应当被判罪！这个例子被用来对比德国普鲁士政府发行强制公债的理由：“发行强制公债是以下面一个无可争辩的理由为依据的：大部分现金或多或少地、无益地存在私人手中，只有用发行强制公债的办法才能使它们流通起来。”

实际上，流通的停止是由生产的停止造成的，而生产停止的原因是厂主只有亏本才能卖出他的产品或根本卖不出去。“内阁危机和商业危机使资产阶级社会的资本无利可图了。国家为了帮助这个社会摆脱困境，也就要剥夺资本本身。”如今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在遇到危机时，只不过在强制流通的理由之上增加了一个扩大消费，以便使厂主的产品能够不怎么亏本地卖出去。但是，政府用于扩大消费的资金仍然来源于对资本的剥夺。

在这里，我们还看到，“18世纪著名的交易所投机商人犹太人品托在他的‘关于流通’一书中推荐有价证券的交易。有价证券的交易虽然不创造任何东西，但它能促进流通，促进财富从一个钱袋向另一个钱袋转移。”而当时的德国普鲁士政府首脑汉泽曼则“把国库变成旋转国民的财富的旋盘赌的赌盘。”如今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让一些人质疑虚拟经济规模过大，脱离了实体经济。但是，虚拟经济不过大又能如何呢？那只不过使流通在生产停止的时候迅速停止下来即让危机来得更早一些罢了。虚拟经济的实质其实就是旋转国民财富以及外国国民财富的旋盘赌的赌盘。

在这里谈到人民要求调查秘密的普鲁士国库而普鲁士内阁则回应它有权深入地审查所有帐簿和编制关于全体公民财产状况的清单时，我们看到：“普鲁士的宪政时期不是由人民检查国家的财产状况开始，相反地，而是由国家检查公民的财产状况开始。这样，就给官僚制度无耻干涉公民交往和私人关系大开方便之门。在比利时，国家也发行强制公债，但它仅仅满足于税收册和抵押登记簿，满足于现有的官方文件。”今天的纳税申报是否也存在官僚制度干涉公民交往和私人关系的问题？税制改革如何回避这个问题？而今天当人们要求官员公布其财产时，竟也有官员回应要求老百姓公布其财产以及私营企业的老板向工人公布利润（http://www.caijing.com.cn/2009-03-10/110116583.html）。其实，这个官员的后一个要求是对的，老板们的收入和官员们的收入一样都是来自于他人的奉献。但是，就其前一个要求而言，尽管百姓们竟然愿意公布自己的财产以换取官员们公布其财产（http://news.sina.com.cn/o/2009-03-17/043515319081s.shtml），但是该官员却没有同样公布自己的财产。

在《“科伦日报”论英国秩序》中恩格斯指出，“‘科伦日报’除了从亚当·斯密到科布顿这些自由贸易论者老爷们所攻击的那种垄断，即地方性的由法律规定的垄断以外，别的什么垄断也不知道。……可是，资本的垄断，即不依靠立法和时常不顾立法而存在的垄断，对‘科伦日报’的老爷们来说是不存在的。但实际上直接而无情地压迫工人，并且引起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的正是这种垄断！这种垄断正是产生现代阶级矛盾的特殊的现代的垄断”。这种资本的垄断对今天的西方经济学家来说也是同样不存在的。

恩格斯还指出，“其他一切地方性的小垄断消失得愈快，这种资本的垄断就愈益强大有力、无所不包和带有威胁性。竞争由于消灭了一切‘垄断’而变得越自由，工业封建主手中的资本就集中得越快，小资产阶级就破产得越快，同时英国这个资本垄断的国家使周围各国屈服于它的工业的过程也就越快。要是消灭了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资产阶级的‘垄断’，这些国家在吞并一切的英国资产阶级面前，就会处于无产者的地位。那时，英国的整个资产阶级就会象英国资产者现在压迫英国无产者那样，来压迫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但是，因此而受害最大的就是这些国家的小资产阶级。”如今的经济全球化也是有利于国际垄断资本及其在各国国内的代理人的。这也是许多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家本国的资产阶级得不到发展的主要原因。世界贸易组织的分歧和谈判的困难也在于此。

在《意大利的解放斗争及其目前失败的原因》中恩格斯指出，“意大利人民不惜任何牺牲。他们为了完成已开始的事业和争取民族独立，曾准备以殊死的精神进行战斗。但是这种勇气、这种热情、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无论如何也不符合当权者的心愿。他们公开或秘密地进行种种勾当，利用他们权限范围内的一切手段来麻痹人民的力量，尽快地恢复实质上的旧秩序，而不是使国家从奥地利的残酷压迫下解放出来。”而当年中国的义和团也曾为争取民族独立与西方列强进行过斗争，但是当时中国的当权者满清政府则与列强勾结，努力恢复“实质上的旧秩序”。恩格斯在这里的论述而不是那些斥义和团为拳匪的观点应当成为我们分析中国历史上的义和团运动的一个指南。

在这里，恩格斯还指出，“人民常常由于自己的宽宏大量而自掘坟墓，直到后来他们才聪明起来，从自己的敌人那里也学到了一些东西。”当西方人支持分裂中国的势力、支持在中国西藏复辟神权农奴制和抵制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一些中国人则忙着劝说同胞要“理性”，要“宽宏大量”。这时他们忘了他们曾一直鼓吹的与西方接轨。中国人必须从自己的敌人那里学到一些东西。“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所反映的正是这种学习精神。

在《法兰克福起义》中恩格斯指出，“大多数手无寸铁的人民，不仅要反对由资产阶级所掌握的有组织的官僚军事国家的力量，而且还要反对武装的资产阶级本身。社会上其他一切组织完善的和武装齐全的阶级都起来反对没有组织的和武装很差的人民。因此，人民直到现在都遭受失败，而且在他们的敌人没有因进行战争或发生内部分裂而受到削弱以前，或者在他们没有被某种重大事件推动去进行殊死的斗争并使敌人士气沮丧以前，还要继续遭受失败。”有人认为，恩格斯放弃了暴力革命的想法。其实，恩格斯只是要求等待时机而已。

在《梯也尔关于采用强制比价证券的全国抵押银行的演说》中马克思提到两点：一是，由于土地的集中，才能在农业中使用机器，实行大规模的劳动分工，并使工业和商业同农业互相配合，而采取工厂方式（按照大工业的方式）经营农业必然会使土地流通起来，使它成为自由交易的对象。这一点对于我们解决今天的“三农”问题和土地流转问题是有所启发的。二是，梯也尔反对的是由社会通过国家来代替垄断组织控制信贷，是为了大银行家路特希尔德。现如今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中央银行为大银行家所私有，成为导致货币战争的主要根源。

在《维也纳革命和“科伦日报”》中马克思指出，维也纳的失败只会提醒我们不要同那些用做生意的自由来衡量自由的资产阶级作任何妥协。“失败只会使我们确信，同资产阶级不可能有任何的和平，甚至在过渡时期也是这样，人民应该站在资产阶级同政府的斗争之外，等待资产阶级的胜利或失败，以便利用它们的结果。”现如今中国的资产阶级代言人一再鼓动中国人民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同政府作斗争，不仅在媒体上大造舆论，而且试图挑起一些群发性事件。经受了历史教育和现实教训的中国人民的表现，似乎领略了马克思主义的一点精髓，只怕是要让这些代言人大失所望了。

在《反革命在维也纳的胜利》中马克思指出，“仅仅这种反革命的残酷野蛮行为就足以使人民相信，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缩短、减少和限制旧社会的凶猛的垂死挣扎和新社会诞生的流血痛苦，这个方法就是实行革命的恐怖。”看惯了资产阶级卑鄙面孔和旁观了大量人肉筵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不可能到了晚年就放弃暴力革命的想法的。

在《从巴黎到伯尔尼》中恩格斯谈到了法国的农民问题，而今天还有人以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只了解工人而不了解农民。在这里，恩格斯指出，“农民的生活条件时时刻刻影响着农民。……他们在文明世界中还是野蛮人。在人口不多、只是随着世代的交替才发生人口变化的偏僻的村庄里，农民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的劳动紧张而单调，比任何农奴制都更有力地把他们束缚在一小块土地上，而且代代相传，始终如此；他们的整个生活关系固定不变，千篇一律，他们的极其重要而有决定意义的社会关系仅仅限于家庭，——这一切都使农民目光如豆，而一般说来，这种情形在现代社会中是可能的。虽然伟大的历史运动在他们身边掠过，有时也把他们卷入运动中去，但是他们对于推动运动前进的力量的性质，对于运动的发生和目的，是一点也不了解的。”

“在七月革命以后，农民又不再关心国家的一般利益了。他们的愿望已经实现了，他们的土地占有已经不再受到威胁了……可是，象过去一样，农民在这一次也很少享受到自己的胜利果实。资产者立即开始拚命榨取自己的农村同盟者。土地分割和分散的后果、农民的贫困化和农民土地抵押权的扩大，在复辟时期就已经开始显露出来了。1830年以后，这些现象愈来愈普遍，而且愈来愈严重。但是，大资本对农民的压迫，在农民看来不过是他们和他们的债权人之间的私人关系；他们并没有看到而且也不可能看到，这种愈来愈带有普遍性、愈来愈成为常规的私人关系，已渐渐发展成为大资本家阶级和小土地占有者阶级之间的阶级关系。……农民应该支付的利息，甚至他们对高利贷者的一切新的繁重的支付，就是现代的资产阶级义务，这种义务以同样的方式损害着所有债务人的利益。压迫是在完全现代化的、合乎时代精神的形式下进行的，而农民则按照仅仅保证他们占有土地的那些法权原则受到榨取，遭到破产。……在抵押高利贷中，农民不可能看出阶级关系，他们不可能要求消灭这种关系，因为这样就会破坏他们自己的土地占有的基础，高利贷的压迫不是使他们卷入运动，而是把他们完全弄糊涂了。他们认为只有减少捐税才能减轻他们的负担。”今天的一些人要求将土地直接分给农民，其结果会如何呢？那只不过会导致法国农民曾经经受的一切在中国农民身上重演。

“今年2月里第一次发生了无产阶级提出独立要求的革命，农民对这一点简直莫名其妙。……工商业的停滞状态影响到了农村，在丰年本来就不值钱的农产品更加跌价，并且卖不出去，尤其是六月战斗使法国的穷乡僻壤都感到心惊胆战和惶恐不安，在这个时候，农民普遍地发出了狂暴的呼声，扬言要反对革命的巴黎，反对贪得无厌的巴黎人。事情也只能是这样！顽固不化、目光短浅的农民，对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于民主社会共和国，对于劳动组织，对于那些在村庄的小范围内永远不可能使自己的基本条件和原因表现出来的事物，能够懂得什么呢！当他们偶而从资产阶级报纸上的肮脏消息中模糊地知道了巴黎所发生的事件，当资产者向他们大声疾呼，要他们起来反对巴黎工人，说什么〔这些人想瓜分全部财产和全部土地〕的时候，他们的怒吼就更加狂暴了，他们的愤怒简直无法遏止了。我曾经和法国各地的成百个农民谈过话，他们对巴黎，特别是对巴黎工人都切齿痛恨。”所以，听任农民的土地被资产阶级剥夺，使得阶级成分更为单纯，在某些时候对于工人阶级的斗争反而有利。而中国历史上工人阶级相对来说没有受到农民的激烈反对，大概是因为工人的起义只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爆发，而共产党很好地维护了农民的利益。尽管如此，国民党“共产共妻”的欺骗宣传在封闭的社会中也还是起了一些作用。

第六卷研读笔记

本卷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报纸上发表的一些文章的集合，非常散。那些因为篇幅的限制以及从对今天有所借鉴的角度来看没有在这里提及的文章以及所提及的文章中没有一一提到的内容也是值得一读的。

在《柏林的反革命》中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是很愿意通过友好的协商把封建王国变成资产阶级王国的。资产阶级在剥夺了封建党派的有辱资产阶级尊严的徽志和封号以及和封建所有制相关联的、破坏资产阶级占有方式的收入之后，它是很愿意同封建党派结成联盟并同它一起奴役人民的。但是旧官僚不甘沦为资产阶级的奴仆，因为到目前为止，它一直是资产阶级的专横导师。封建党派不愿为资产阶级牺牲自己的特权和利益。最后，国王把旧的封建社会（他作为这个社会的畸形产物而高踞于这个社会之上）的因素看作是自己的真正的、和他有血缘关系的社会基础，而把资产阶级看作是异己的、人为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它只能凋萎。”这对于我们理解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的官僚们在抛弃了社会主义之后把那里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社会有一定的帮助。

在《柏林和科伦的检察机关》中马克思解释了“强权即公理”的含义是指“公理的代表到处都站在强权那一边”。

在《意大利的革命运动》中透过马克思的论述，我们体会到为何马克思和恩格斯要提出共产主义革命会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看法。其理由大概是，只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矛盾才发展得最充分，才无需摸索就知道如何解决问题和消灭矛盾，只有这些国家才会把革命教给其他国家。其次，这些发达国家的革命进展较为接近，如果一国发生革命，比较容易同时唤起其他国家跟着革命。再次，发达国家的反革命是团结在一起的，会互相支持。所以，单是一国的工人阶级起来革命会面对数倍于己的反革命力量，革命成功的难度很大，必须同时起来。

在《德国教授们的可耻行径》中我们看到，“只要这些贪得无厌的坏蛋教授们的钱袋稍微受到一点威胁，整个科学就要大发雷霆。他们的垄断的基础是‘天赋’王权。他们给国王上奏折保证他们的忠诚，其实这意味着：他们要终身矢忠于自己的垄断。如果人民将来取得了最后胜利，那末，不管‘他们的科学职业具有怎样的重要性’，这些先生很快就会站到现在被他们百般诅咒的人民主权方面来。可是，到那时人民会向他们喊道：‘太晚了！’——并迅速消除享受特权的学者们的一切卑鄙行为。”八九动乱期间一个院士对我说，不论是共产党在台上还是什么人在台上，都得靠他去修锅炉。这的确反映了某种垄断。但是，要消除这种垄断，仅仅像文化大革命那样打倒知识分子是做不到的，只有普及高等教育才是可能的。即使不是人人都具有高级知识分子那样的学习能力，但只要这样的人一多，竞争一激烈，高级知识分子的垄断就会受到削弱。

在《对哥特沙克及其同志们的审判》中马克思分析了西方的陪审法庭制度。马克思指出，我们绝不能把这种陪审法庭看做是某种保障。“资格限制使一定的阶级享有从自己的人当中挑选陪审员的特权。编制陪审员名单的方式使政府有权操纵垄断，从特权阶级中挑选出自己惬意的人。……在这样组织起来的陪审法庭上，那些公开反对特权阶级和现存国家政权的被告要是不直接落到自己死敌的手中，那简直是奇迹了。”马克思还指出为什么不能指望陪审员们的良心。这是因为，“良心是由人的知识和全部生活方式来决定的。共和党人的良心不同于保皇党人的良心，有产者的良心不同于无产者的良心，有思想的人的良心不同于没有思想的人的良心。一个除了资格以外没有别的本事的陪审员，他的良心也是受资格限制的。”

在《革命运动》中马克思指出，“英国统治着世界市场。欧洲大陆的任何一个国家甚至整个欧洲大陆在经济方面的变革，如果没有英国参与，都不过是杯水风浪。……欧洲的解放——不管是各被压迫民族争得独立，还是封建专制政体被推翻，都取决于法国工人阶级的胜利的起义。但是法国的任何一种社会变革都必然要遭到英国资产阶级的破坏，遭到大不列颠在工业和贸易上的世界霸权的破坏。如果要把法国以及整个欧洲大陆的任何一种局部性的社会改革进行到底，那无论现在或将来都不过是一种虚无飘缈的善良愿望。而旧英国只有世界大战才能摧毁，只有世界大战才能给宪章派这个英国工人的有组织的政党提供条件，来进行胜利起义以反对它的强大的压迫者。只有当宪章派成了英国政府的首脑的时候，社会革命才会由空想的领域进入现实的领域。但是，凡是有英国参与的欧洲战争都是世界战争。这场战争将在加拿大和意大利、东印度和普鲁士、非洲和多瑙河流域进行。而欧洲战争将是法国胜利的工人革命的第一个结果。像在拿破仑时代一样，英国将成为反革命大军的首领，但由于这场战争，英国本身将被投入革命运动，将成为革命运动的领袖并赔偿它对十八世纪革命所犯下的罪过。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起义，世界大战，这就是1849年的前景。”马克思对于世界大战的预言早了一些，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在资产阶级国家之间。但是，不仅现实的是合理的，而且合理的是现实的。只有在英国陷入世界大战之中，欧洲大陆的社会改革才能进行到底的合理性还是在十月革命中成为了现实。有人说，十月革命延长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间，因为当时的俄国是战胜国的一方，革命后的俄国脱离了战场，削弱了战胜国的力量。此议是对资产阶级的联合不了解所致。正因为俄国无产阶级取得了胜利，才使得各国的资产阶级决定尽快结束敌对，以便共同对付苏俄。而英国支持了对苏俄的武装干涉。还有人说，民主国家之间在二战之后没有发生战争，将和平归功于民主。但是，民主国家在二战后主动发动针对所谓非民主国家的战争，却表明这类民主国家是和平的敌人。实际上，二战中更多的国家得以趁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之际实现了社会改革，迫使发达资产阶级国家不得不约束各自敌对的贪婪来避免出现更大的利益损失。而他们的利益所得正是全世界人民的利益所失。

在《“新莱茵报”审判案》中马克思的发言引证了“立宪惯例”，指出“有人可以是一个很好的检察长，同时却是一个不好的人民代表。”这是因为，执行机关的代表被怀疑会为了现存政府的利益而轻易牺牲社会的利益，因而在制宪议会的讨论中占如此显著地位的是关于不能兼职的问题。如今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中的很多代表都是政府公务员，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从中国的宪法上讲，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而不是政府领导的国家。虽然政府中有很多共产党员，但没有必要让这些人也成为人民代表，他们应当受到普通百姓，包括非公务人员的共产党人在人民代表大会中对他们的监督。拒绝兼职而非三权分立才是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革的一个方向。

在《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中马克思的发言在提到“信奉法制基础和保存法制基础的真正含义”时指出，“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恣意横行。现在我手里拿着的这本〔拿破仑法典〕并没有创立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相反地，产生于十八世纪并在十九世纪继续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只是在这本法典中找到了它的法律的表现。这一法典一旦不再适应社会关系，它就会变成一叠不值钱的废纸。你们不能使旧法律成为新社会发展的基础，正像这些旧法律不能创立旧社会关系一样。”显然，“法律至上”、“相信法律的公正”等口号是毫无意义的蠢话。

在发言中，马克思还提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条件“要求把官僚和军队，把这些过去的商业和工业的统治者降低为商业和工业的工具，变成资产阶级交换的简单机构。资产阶级社会不能容忍农业受封建特权的限制，工业受官僚监护的限制。这是同它的自由竞争的生活原则相矛盾的。它不能容忍对外贸易的条件不受国民生产的利益的调节，而受宫庭对国际政策的考虑的调节。它必须使财政管理服从于生产的需要”。这对于我们理解代表当今中国多种经济成份中之资产者成份的那一部分人在媒体上所表现出来的要求是非常有帮助的。

在这里，马克思还提到，“在中世纪社会中，赋税是新生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国家之间的唯一联系。由于这一联系，国家不得不对资产阶级社会作出让步，估计到它的成长，适应它的需要。在现代国家中，这种同意纳税的权利和拒绝纳税的权利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社会对管理其公共事务的委员会、即政府的一种监督。因此，部分的拒绝纳税是每一个立宪机构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每当否决预算的时候，都要发生这种拒绝纳税的事件。”现如今中国的税制改革即将再次展开，它将会遵循什么原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在《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中恩格斯批判了那种“不顾各族人民的历史状况和社会发展阶段而硬要把它们联合起来建立各族人民普遍的兄弟同盟的理论”，指出“那些几百年来并非出于自己的意愿而被历史拖着走的小民族，必然要成为反革命的民族，而且它们在1848年革命中所采取的全部立场的确都是反革命的立场。”通过阐述欧洲尤其是东欧各族人民的历史状况和社会发展阶段恩格斯向我们展示了认识民族问题的原则就是，革命高于民族特性。革命的民族必须反对反革命的民族，否则革命力量就会被粉碎。

在《经济状况》中我们看到，“在1845年10月被各种事件挡住了的危机终于在1847年9月爆发了。”这说明资本主义危机是挡不住的，即使是“废除了谷物法，从而意外地巩固了已经动摇的信用并重又激发起了企业主的事业心”这样的重大举动也没有用。危机是不可以用“信心”来克服的，但可以用“信心”来抵挡他国的无理要求。

在《十亿》中我们看到，资产阶级革命后的临时政府对农民的课税，而不是征收地产税，使“农民离开了革命，因为革命不但不保护他们的利益，反而只使他们受到损害。”并使得“农民到处都对城里的工人表示愤慨”。进而成为农民反对工人革命，并导致工人革命失败的重要因素。即使是在法国，工人也不能不保护农民的利益，否则工人革命难以成功。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工农联盟”是对马克思主义在再创造，毛泽东思想不愧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在《柏林关于奏折问题的辩论》中恩格斯提到“大多数投票赞成拒绝纳税的议员之所以再度当选，并不是因为他们从1848年5月到11月的全部活动都使选民感到满意，而是因为他们作出过关于拒绝纳税的决定，从而站到了革命的立场上，因为可以期望，政府给他们饱享的闷棍将最终擦亮他们的眼睛，使他们看清楚，要想争得任何一点东西，就应该对王权和政府采取怎样的行动。人们曾希望，由于这一切，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会向左跨出哪怕是一步也好。与此相反，看来11月间所施的惩罚收到了效果。这些先生不但没有向左转，反而向右转了。他们以抱怨派的最善意的激情，宣扬和解和协商。他们声言准备忘记和宽恕他们所身受的暴力，他们主张和平。他们在自己的提议被否决时受到侮辱性的嘲笑，完全是罪有应得。”这表明，仅仅是选举还是不够的，议员们随时会背叛他们的选民。必须对议员进行监督。包括在其任期内的多次（至少一年一次）的信任投票。现在中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投票都是不计名的，以后的改革应当使之是计名的和公开的，这样人民才能监督他们的代表，并选择能够代表他们的人。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如果代表们害怕来自行政机构的打击报复而不敢公开计名，那就说明它还不是真正的最高权力机构。

在《皮蒙特军队的失败》中恩格斯指出“皮蒙特人一开始就铸下的一个大错误，就是他们只用正规军队来抵抗奥军，他们想进行最一般的、资产阶级式的、规规矩矩的战争。一个想争取自身独立的民族，不应该仅限于用一般的作战方法。群众起义，革命战争，到处组织游击队——这才是小民族制胜大民族，不够强大的军队抵抗比较强大和组织良好的军队的唯一方法。”这正是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抗日主张，因而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拯救了中华民族。而当时党内一些主张“国防文学”并以此对抗“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人则是自以为正统而又不懂马克思主义真谛的人，差一点危害中国的抗战事业。

在这里，恩格斯还提到，“但是，君主国当然决不敢进行革命的战争、决不敢发动全民起义和实行革命恐怖。它宁可跟自己的最凶恶的但出身相同的敌人讲和，而不愿同人民联合。”这一点也与中国抗战时期的蒋介石政权宁愿与日本人讲和也不愿同人民联合的情况相吻合。马克思主义的普适性和不随时间的流逝而过时性可见一斑。

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非常重要地提到了工资的不同于西方经济学中的分类：“无论名义工资，即工人把自己卖给资本家所得到的货币量，无论实际工资，即工人用这些货币所能买到的商品量，都不能把工资所包含的各种对比关系完全表示出来。此外，工资首先是由它和资本家的赢利即利润的对比关系来决定的。这就是比较工资、相对工资。实际工资所表示的是同其他商品的价格相比的劳动价格，反之，相对工资所表示的则是同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价格相比的直接劳动价格，是雇佣劳动和资本的相对价值，是资本家和工人的相互价值。实际工资可能仍然未变，甚至可能增加了，但是相对工资却可能降低了。假定说，一切生活资料跌价三分之二，而日工资只降低了三分之一，比方由三法郎降低到两法郎。这时，虽然工人拿这两法郎可以买到比从前拿三法郎买到的更多的商品，但是和资本家的利润比较起来，工人的工资终究是降低了。资本家（比如，一个工厂主）的利润增加了一法郎，换句话说，资本家拿比以前少的交换价值付给工人，而工人却得替资本家生产出比以前多的交换价值。资本的价值比劳动的价值提高了。社会财富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配更不平衡了。”

在这里，马克思还描述了商品的价格是如何由买主和卖主之间的竞争即供求关系决定的，说明了决定商品价格的竞争的三个方面。而这些描述是西方经济学中所没有的。

最后，马克思指出，“总括起来说：生产资本愈增加，分工和采用机器的范围就愈扩大。分工和采用机器的范围愈扩大，工人之间的竞争就愈剧烈，他们的工资就愈减少。……最后，上述发展进程愈迫使资本家以日益扩大的规模使用既有的巨大的生产资料，并为此而动用一切信贷机构，而‘地震’也来得愈来愈频繁，在每次地震中，商业界只是由于埋葬一部分财富、产品以至生产力才维持下去，——也就是说，危机来得愈益剧烈了。这种危机之所以来得愈频繁和愈剧烈，就是因为随着产品总量的增加，亦即随着对扩大市场的需要的增长，世界市场变得愈加狭窄了，剩下可供榨取的市场愈益减少了，因为先前发生的每一次危机都把一些新市场或以前只被微微榨取过的市场卷入了世界贸易。”如果说，过去三十年里，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得不那么频繁的话，那只不过是因为那时的前苏联和东欧地区以及中国的市场还没有卷入世界贸易。随着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剩下可供美国资本家榨取的市场大大减少了，今后的危机将会来得“愈频繁和愈剧烈”了。

在《莱茵各城市代表大会》中恩格斯告诫科伦的工人们：“科伦工人要记住，特别是在下星期日要记住，政府的一切挑衅行为的目的在于：使暴动在不利于我们而有利于政府的时机发生。只有在发生巨大事件时才能实行革命；如果上了政府挑衅的当，那结果至多也不过是一次骚动。”这样看来，历史上工人失败的一些暴动的确有冲动的成份在内。

在马克思的遗稿《工资》中我们看到，“取消星期日对工人来说，纯粹是损失。雇主们竭力这样来降低工资：他们保持工资的名义数额，却强迫工人多劳动比如十五分钟，缩短吃午饭的时间等等”。这表明在考察名义工资时，我们不能看周工资和日工资，更不能看年工资，而要精确地计算小时工资。因而，当前饱受非议的人均年工资的统计数据，从一开始就是没有意义的。应当计算的是，年人均小时工资和年中位数工资。前者能够较清楚地表达工人的劳动时间与收入的真实关系，后者能够较清楚地表明，有多少人低于这个工资水平之下。

在谈到，有人向工人建议尽可能学会各种劳动时，马克思指出，“这样一来，在一个劳动部门中出现工人供应过剩现象，就会立即波及一切部门”。此次美国金融危机涉及中国时，一些地方将培训过剩的农民工作为应对危机的手段，而没有注意到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将会导致失业的蔓延。

在这里，马克思还提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相对工资：“为了确定相对工资，应该指出，一个塔勒对于工人和一个塔勒对于企业主有不同的价值。工人不得不以更贵的价格买更坏的东西。他的一个塔勒能买到的商品，不像企业主的一个塔勒所能买到的那样多，那样好。工人不得不成为挥霍者，违反一切经济原则来进行买卖。”问题在于，“一切商品都减价，而最必需的生活资料却不减价，其结果便是：工人穿上破衣烂衫，他的贫困蒙上文明的色彩。”

在这里，马克思谈到了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即竭力说人口比生活资料增加得快是自然规律的理论能够喧嚣一时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受到了资产者的欢迎。这是因为这种理论安慰了资产者的良心“责成他把冷酷无情当作一种道德义务，它将社会现象变成自然现象，并且让他能像看待任何一种自然现象那样心安理得、无动于衷地来静观无产阶级大批饿死，另一方面，把无产阶级的贫困看作是它本身的罪过并主张因此惩罚它。它说什么无产阶级可以用理智抑制自然的本能，并用道德监督的办法来限制自然规律的有害发展。”

第七卷研读笔记

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9-125）中马克思在谈到1848年至1949年革命到处失败时指出，“在这些失败中陷于灭亡的不是革命。陷于灭亡的乃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即那些妨碍革命最彻底进行的东西，而革命的失败使得一个团结而坚强的反革命的出现，反而有助于“革命向前进展并为自己开拓道路”。马克思认为，“在革命进程还没有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还没有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工人们只能用可怕的六月失败作代价来换得这个胜利。”

在这里，马克思谈到国家负债是直接符合于资产阶级中通过议会来统治和立法的那个集团的利益的。“当没有恢复预算平衡，没有恢复国家收支平衡的时候，是不能使国家行政服从于国民生产利益的。然而，若不缩减国家支出，即若不损害现存统治制度支柱的利益，若不改变税收制度，即若不把很大一部分税负加到资产阶级上层分子肩上，又怎能恢复这种平衡呢？”在这里，马克思还指出，“一般说来，银行家和他们在议会中和王座上的同谋者由于利用国家信用的不稳定状态和掌握国家的秘密，才有可能制造公债券市价的突然急剧的波动，这种波动每次都要使许多较小的资本家倾家荡产，使大投机者难以置信地暴富起来。”如今的中国股市也是动荡不宁，也有一些暴富的神话不断传出，而中小投资者在股市中呈现整体亏损的局面。这种局面已经有力地证明中国股市相对于邓小平同志同意推出股市的初衷来说是不成功的，尽管它对大投机者来说是成功的。

对于那些呼风唤雨的金融贵族，马克思对他们的评价并不是什么社会精英。“金融贵族，不论就其发财致富的方式来说，或就其享乐情形来说，都只不过是流氓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上层的再生罢了。”今天在华尔街破产之际，有人提出要趁机抢夺那里的“人才”，但这是些什么样的“人才”呢？

在谈到宪法的意义时，马克思指出，“正如把基督教历改名为共和历，把圣巴托罗缪节改名为圣罗伯斯比尔节决不会使天气有什么改变一样，制定这个宪法也没有并且也不能使资产阶级社会有什么改变。凡是问题超出了改换服装的范围的地方，这个宪法就把已经存在着的事实记录下来。于是，它郑重其事地登录了共和国成立的事实，施行普选权的事实，由单一全权国民议会代替两个权力有限的立宪议院存在的事实。于是，它就登录了并且法定了卡芬雅克独裁的事实，把永恒的、无责任的、世袭的王权改成了暂时的、有责任的、由选举产生的王权，即改成了任期4年的总统制。”中国也不例外。上世纪50年代的宪法不过是记录了新中国成立的事实，而改革开放后的宪法修改每一次都记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充实的事实。

在谈到累进所得税时，马克思指出，“这种税不仅是在现存生产关系范围内或多或少可行的一种百分之百的资产阶级措施，并且还是唯一能使资产阶级社会各中等阶层依附于‘正直的’共和国，减少国家债务并打退资产阶级中反共和主义多数攻击的手段。”如今中国的财政部门的官员却非常不情愿地实行累进所得税，不愿意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并提高累进所得税的税率，胡说什么这不利于补助穷人。

在涉及法官终身制的问题上，马克思指出，六月事变后的三色旗宪法“既已拒绝对小资产阶级作任何妥协，既没能吸引任何新的社会成分来归附新的国家形式，同时又匆忙恢复了最顽强和最狂热拥护旧制度的那个集团历来享受的不可侵犯权。它把临时政府险些侵犯到的法官终身制提高成为根本法了。于是，它所推翻了的一个国王，就化身为这种终身制的法制刑讯官而成千倍地复活起来了。法国报刊全面地揭示了马拉斯特先生宪法中所包含的矛盾，如两个主权者——国民议会和总统——同时并存等等。”这里实际上指出了三权分立制度的两个致命缺陷：一是存在三个主权者；二是以终身法官制复活了封建主义。

在谈到对法律的解释时，马克思指出，宪法的解释权不是属于宪法制定人，而只是属于宪法接受者；法官是法律的真正解释者。

在谈到国债时，马克思指出，“国家财富落入金融贵族手中的原因何在呢？就在于经常有增无已的国家负债状态。而这种国家负债状态的原因何在呢？就在于国家支出经常超过收入，在于这种不相称的状态，而这种不相称的状态既是国家公债制度的原因又是它的结果。为了摆脱这种负债状态，国家必须限制自己的支出，即精简政府机构，缩小其规模，尽可能减少管理范围，尽可能少用官吏人员，尽可能少干预公民社会方面的事务。”但是，资产阶级和他们的政党无法使国家摆脱负债的状况，原因有二：一是，“随着各方面威胁秩序党的统治和它那个阶级生存条件的危险愈益增长，它就不免要愈益加强自己的镇压措施，加强自己由国家出面的官方干涉，加强自己通过国家机关去到处出头露面。当侵犯人身和财产的罪行日益频繁的时候，宪兵人数是不可减少的。”二是，无法“把特别税加在最富裕阶级身上而至少暂时使预算得到哪怕是一时的平衡”。这是因为，“秩序党难道应该为了使国家财富摆脱交易所剥削，而把他们自己的财富献上祖国的祭坛吗？〔它没有这么傻！〕”

在谈到普选权时，马克思指出，“把资产阶级统治视为普选权的结论和结果，视为人民主权意志绝对的表现，——这就是资产阶级宪法的意思。但是，当这个普选权，这个人民主权意志的内容已不再是归结为资产阶级统治的时候”，资产阶级就要废除普选权，而他们在当时的法国正是这样做的。而对于普选权的废除，马克思认为，普选权在革命时代所能起的作用不过是让大多数人民都上了有教育意义的一课，“它必然会被革命或者反动所废除。”

在谈到资产阶级政府“规定报纸上的每一篇文章都要有作者署名”时，马克思指出，“当报刊是匿名的时候，它是广泛的无名的社会舆论的工具；它是国家中的第三种权力。每篇文章都署名，就使报纸纯粹成了或多或少知名的人士的作品文集。”现如今一些人也要求互联网络上的文章也要实名制，他们就破坏了社会舆论的工具，与当年法国反动的资产阶级保持了一致。

在这里，马克思还提到，“山岳党一退出议会会场就丧失了力量，也如巨人安泰一脱离自己的母亲即大地，就丧失了力量一样。山岳党人在立法议会会场内是参孙，而在‘爱好和平的民主派’厅堂里就成了普通的庸人。”这也提醒我们不能随便放弃任何一个阵地，即便我们在那个阵地里呆着不舒服、不痛快。议会内外的斗争都是革命阶级所需要的，不能拿一种贬低另一种。

在《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127-235）中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从来都不是作为一个整体实行统治的；且不谈至今在自己的手中还保存着一部分政治权力的封建阶级，就是大资产阶级本身在战胜封建主义以后，也立即分裂为执政党和在野党，它们通常一方代表银行，另一方代表工厂主。”而这种分裂的状况也造成了资产阶级统治的民主假象。

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描述了他亲身经历地小资产阶级领导的起义的过程，整个过程只能用怯懦、混乱和可笑来形容。它表明小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是没有前途的。恩格斯谈到在起义者的巴登－普法尔茨军队里无产阶级的党的力量相当强大，特别是在志愿队里。“这个党敢于对一切其他党派这样说：无论哪个党派也无法对无产阶级的党的任何成员提出丝毫的责难。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也是最勇敢的兵士。”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党在起义军中把支部建立起来，少数党员的存在和带头作用不足以带领甚至一个连的起义军去完成他们的任务，也没有能够充分发动群众去取得胜利，而党则一直没有在斗争中壮大。

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2期上发表的书评》（236-253）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解释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相对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保守的谜团：英国“资产阶级与大部分大土地所有者之间建立了长期的联盟，而这种联盟使英国革命在本质上有别于用分散土地来消灭大土地所有制的法国革命。这个和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大土地所有者阶级（它其实在亨利八世时就已经出现了）与1789年的法国封建地主不同，它对于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不但不加反对，反而完全抱容忍的态度。这个阶级的地产事实上不是封建性的财产，而是资产阶级性的财产。这些土地所有者一方面供给工业资产阶级以手工工场所必需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又能使农业的发展与工商业状况相适应。这就使土地所有者和资产阶级有共同利益，这就使土地所有者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

在《10小时工作制问题》（269-275）中恩格斯提到“施行10小时工作制法案的，是自由贸易的反动敌人，是土地所有者、金融资本家、殖民地各公司和航运公司的代表，……他们不愿意被厂主排挤掉，所以出于对厂主的憎恨而施行了这个法律，以便赢得人民的同情并且阻止厂主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迅速增长。10小时工作制法案的通过不是证明工人阶级有力量，而只是证明厂主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获得他所想获得的东西。……厂主的势力越强大，就越对10小时工作制法案的束缚感到头痛。他们开始公开地破坏这个法案：他们恢复了轮班制，迫使内政部颁发指令，让工厂视察员毫不追究这种破坏法律的行为；最后，由于对他们的商品的需求日益增长，某些讨厌的视察员的批评意见也使他们无法容忍，于是他们把问题提到财务法庭，而财务法庭仅仅以一纸判决就完全废除了10小时工作制法案。由于厂主力量的成长，40年宣传的成果这样一日之间便被毁掉了，厂主为了达到这点只要短时间的‘繁荣’和‘需求的增长’就够了；英国的法官证明说，他们和牧师、律师、国家活动家和政治经济学家一样，只不过是统治阶级（不管它是土地贵族阶级，是金融贵族阶级或是厂主贵族阶级）雇佣的奴仆。”如今中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一些厂主破坏劳动法等法律的行为也没有受到追究。在这种情况下，那里的报刊却呼吁所谓的司法独立，难道那里的一些执法部门独立得还不够吗？

在这里，恩格斯指出，“工人现在应当懂得，在他们还没有获得使工人可能在下院占多数的普选权之先，他们社会地位的改善永远不会有保障。”当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之一，就是必须将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按人口的比例来分配，工农群众的代表要占多数，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而不能搞那种以有产者及其代理人占多数的议会制。

在《英国的10小时工作制法案》（276-287）中恩格斯提到“正当法国七月革命使金融贵族获得统治地位的时候，英国在这以后不久，于1832年所通过的议会改革法案却使金融贵族垮台下野了。银行、国家债权人和证券投机商，总之，借给贵族巨额款项的金融商人到那时候在选举垄断的五光十色的掩护下几乎单独地统治了英国。大工业和世界贸易越向前发展，他们的统治尽管作了一些让步，仍然越来越变得无法忍受。资产阶级其余的派别和英国无产阶级以及爱尔兰农民结成同盟，把金融资产阶级推翻了。人民以革命进行威胁，资产阶级大量的向银行兑换它所发行的银行券，使得银行濒于破产。金融贵族及时地作了让步，它的让步使英国避免了本身的二月革命。”这使我们注意到，如果产业资本家能够随时要求将货币兑换为金银，那么金融资本家就难以凌驾于产业资本家之上。因此，废除金本位制的根本原因，不是别的，就是为了让金融贵族获得绝对的统治。而反对这种金融贵族的统治不一定要回到金银本位制上，可以通过由国家控制信贷，将美联储这样的私有的中央银行完全掌握在国家（议会）手中来做到。

在这里，恩格斯谈到了经济危机的成因和避免经济危机的办法：“现代的大工业只有在经常扩大，经常夺取新市场的条件下才能存在。大量生产的无限可能性、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一步完善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资本和劳动力的不断排挤，迫使现代的大工业非这样不可。在这里，任何停滞都只是破产的开始。但是，工业的发展取决于市场的扩展。由于工业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上，增加生产力比扩大市场要迅速得多，于是便产生周期性的危机；在危机期间，由于生产资料和产品的过剩，经济机体中的流通便突然停止；在多余的产品没有找到新出路以前，工业和商业几乎完全陷于停顿。……要避免这种危机只有一个办法：或者依靠夺取新市场，或者依靠加剧剥削旧市场来扩大销路。如果把1842年以武力在中国开辟了以往顽强地闭关自守的市场这种为数不多的特殊场合撇开不谈，那末，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工业的途径来开辟新市场和加剧剥削旧有市场，就是说要降低价格和减少生产费用。不过，要减少生产费用就只有采用新的更完善的生产方法，减少利润或者降低工资。而采用更完善的生产方法并不能避免危机，因为这样就会使生产增加，从而需要新的市场。降低利润在危机时期是根本谈不到的，因为这时即使折本出售也都愿意。……工资毕竟是生产费用的主要组成部分，所以经常降低工资是扩大市场和避免危机的唯一办法。但是，只有工人的生活资料价格便宜了，工资才能降低。”这就揭示了工人阶级收入随着经济增长反而下降的一个原因即为了扩大市场和避免危机。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是非常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它实际上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理论之外提出来的最重要的具体措施。尽管这些措施在当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甚至在他们身后的德国没有实现，但是它们在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中却得以实现。它们实际上解释了相对落后的俄国和中国革命得以成功的根本原因，是证明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证据。这篇文献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写于1850年3月（288-299），第二部分写于1850年6月。其中，第二部分主要是报告同盟的情况；比较重要的是第一部分，在这一部分里，“阐明了工人阶级政党，特别是同盟，无论在目前或革命时期所持的立场”。也就是说，这里的立场适用于那时以后的革命时期。

在这一部分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目前即将爆发新的革命，工人党必须尽量有组织地、尽量一致地和尽量独立地行动起来，才不会再象1848年那样受资产阶级利用和做资产阶级的尾巴。”为此，他们提出革命的工人政党对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应当是这样的：“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去反对工人政党所要推翻的派别；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想要巩固本身地位来谋私利的时候，就要加以反对。”具体说来：

“第一、目前，在民主主义小资产者到处都受压迫的时候，他们一般地都向无产阶级宣传团结和协调，表示愿意与无产阶级携手合作，力求建立一个包括民主党内一切派别的巨大的反对派政党，就是说，他们极力想把工人拉入这样一个党组织，在这里尽是一些掩盖他们特殊利益的笼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空话，为着维持极合心愿的和平而不许提出无产阶级的特殊要求。……无产阶级对于这种联合应该采取极坚决的拒绝态度。工人，首先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不应再度充当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随声附和的合唱队，而应该努力设法建立一个秘密的和公开的独立工人政党组织，以与那些正式的民主派相并立，并且应该使自己的每一个支部变成工人联合会的中心和核心，在这种工人联合会中，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利益问题应该能够进行独立讨论而不受资产阶级影响。……在反对共同的敌人时，不需要任何特别的联合。既然必须进行反对共同敌人的直接斗争，两个党派双方的利益也就会暂时趋于一致，因而将来——也如以前有过的情形一样——自然会产生出这种只适合一定时机的需要的联盟。显然，在当前的流血冲突中，也如在先前各次流血冲突中一样，主要是工人必须勇敢而坚定地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来争取胜利。在这个斗争中，小资产者群众必定会和从前一样，行动尽可能拖延，采取犹疑不决和消极的态度，以待将来取得胜利的时候，利用这个胜利机会来谋自己的利益，号召工人镇静下来和回到劳动中去，制止所谓过火行为并剥夺无产阶级所获得的胜利果实。工人无法阻止小资产阶级民主党人采取这种行动，可是工人有能力阻止小资产阶级民主党人凌驾于武装的无产阶级之上，并逼迫他们接受一些条件，使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统治一开始就具有复灭的根苗，使他们的统治在以后很容易就为无产阶级的统治排挤掉。工人在冲突发生时期和斗争刚结束以后，首先必须尽一切可能反对资产阶级制造和平局面的企图，迫使民主派实现他们现在所说的恐怖言论。工人应该努力设法使直接革命的热潮不致于又在革命刚刚胜利后就被镇压下去。相反，他们应该尽可能支持这种热潮。工人不仅不应反对所谓过火行为，不应反对民众对于可恨的人物或对于那些与可恨的往事有关的官方机构进行报复，不但应该容忍这种举动，而且应该负责加以领导。在斗争时和斗争后，工人在每一场合都应当提出他们本身的要求，以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要求相并列。当民主主义的资产者刚一准备夺取政权时，工人就应当要求他们给予工人以各种保证。在有必要时，工人应以实力争得这些保证，并且一般应当设法使新统治者作出各种让步和诺言；——这是使他们丧失信用的最可靠的手段。工人一般地应该用一切方法尽可能地抑制那种由新的情况所引起的狂喜心理，抑制那种随着每次巷战胜利产生的陶醉心情，而应该对事变有镇定冷静的了解。对新政府公开表示不信任。同时，工人应该立刻成立自己的革命工人政府，如地方自治机关即地方代表会、工人俱乐部或工人委员会以与正式的新政府并立，这样使得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府不仅立刻失去工人的支持，并且一开始就看到自己受着全体工人群众所拥护的政权机关的监督和威胁。总之，从胜利的最初一瞬间起，工人所表示的不信任态度就不是针对着已被打倒的反动政党，而是必须针对着自己从前的同盟者，即针对着那个想要利用共同胜利来专门图谋私利的政党。”在这里，我们看到，尽管毛泽东同志当时不可能读到这篇文章，但他对于当年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得到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的结论，就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相暗合。而在后来的重庆谈判中，也是迫使蒋介石作出必要的让步和诺言，最后使蒋介石政权因为破坏双十协定而在全国人民面前丧失信用。相反，陈独秀则没有对国民党的反革命事变有任何镇定冷静的了解，一再对国民党妥协，也没有成立革命政府来监督和威胁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府，尽管保持住了共产党的秘密的和公开的独立组织形态。

“第二、可是，为了坚决而严厉地声讨这个从胜利的头一小时起就开始背叛工人的政党，工人应该拥有武装和严密的组织。必须立刻使整个无产阶级用步枪、马枪、大炮和弹药武装起来；必须制止过去那种专门对付工人的市民自卫团的复活。在无法做到这点的地方，工人就应该设法组成由他们自己选出的指挥官和总参谋部来指挥的独立的无产阶级近卫军，不要听从国家政权机关的调动，而要听从由工人所建立的革命地方代表会调动。凡是工人在国家企业中做工的地方，他们都应该获得武器，组成由他们自己选出的指挥官指挥的独立军团，或是组成无产阶级近卫军。他们无论如何都不应把武器和弹药交出去；对于任何一种解除工人武装的企图在必要的时候都应该予以武装回击。消灭资产阶级民主党人对于工人的影响，立刻建立起独立和武装的工人组织，造成各种尽量使暂时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民主党统治感到困难和丧失威信的条件，——这就是无产阶级及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即将爆发的起义中和起义后所应注意的主要问题。”这段话再次说明陈独秀在1927年的错误所在。主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再次站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立场上。而俄国革命之所以能够一举成功，没有出现中国历史上的那种挫折，就在于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坚定地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上述意见。

“第三、新政府只要巩固到一定程度，就会立刻开始反对工人。为了有可能大力声讨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首先必须使工人独立地组织起来并通过自己的俱乐部集中起来。”这段话无疑是对1927年蒋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杀的准确预言。

接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到，“引起资产阶级民主派与工人发生冲突的第一个问题，将是消灭封建制度的问题。正如在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一样，小资产者将把封建地产交给农民作为他们自由支配的财产，就是说，他们将力求继续保存农村无产阶级并造成一个农民小资产阶级，这个农民小资产阶级一定会象法国农民现在的处境一样经受一贫如洗和债台高筑的痛苦。工人为了农村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自己本身的利益，一定要反对这种意图。他们必须要求把没收下来的封建地产变为国家财产，变成工人农场，由联合起来的农村无产阶级利用大规模农业的一切优点来进行耕种。这样，在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发生动摇的情况下，公有制的原则立刻就会获得巩固的基础。正如现在民主派与农民联合起来那样，工人也应当与农村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斯大林的集体农庄无疑是这样做了。工农联盟也成为中国革命成功的重要基石。而当前中国农村的问题就在于只注意到把土地交给农民自由使用，而没有注意充分利用大规模农业的一切优点。分散的而不是联合的生产方式是三农问题的主要病因。

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上发表的书评》（300-342）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到“所有的经济学家，其中也包括李嘉图，都证明单一税有好处。资本税作为单一税，可以一举而消灭所有庞杂的耗费巨大的税务机构，对生产、流通和消费的正常进程产生最小的影响，并且和其他一切捐税不同，征收的范围也包括投入奢侈品方面的资本。……数量相等的资本，不管它的利润是6%或3%，或根本没有利润都必须向国家缴纳同样的税。这样，就会使闲置资本投入流通，从而增加了生产资本，而已经投入流通的资本则会加速周转，从而生产更多的产品。”显然，这种单一的资本税完全可以作为今后中国税制改革可以摸一摸的“石头”。

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提到，“英国地产的集中从地面上消灭了几代人。在法国，同样的集中（资本税必将通过农民的加速破产有助于这种集中）将把这些农民群众赶入城市，从而使得革命更无法避免。”如今一些人鼓动要在中国农村搞土地流转，那么除非走集体化道路实现二次飞跃，否则也会有大量农民群众被赶入城市，而能够吸纳这些农民群众的只能是公有制企业，而不是制造相对过剩人口的私有制企业。因此，配合土地流转的应当是过于拥挤的大城市之外的中小城市创办公有制企业来吸纳被土地流转赶出来的农民工。

在《德国农民战争》（383-483）中恩格斯提到德国历史上“法庭拒绝受理案件，而且只干受贿敲诈的勾当。骑士们在再也想不出法子榨取到农民的钱财时，就把农民不问青红皂白地投入牢狱，然后再强迫农民把自己赎回。”现如今中国的法庭也动不动就拒绝受理案件。应当立法规定，法庭拒绝受理的案件必须报同级人大法制委员会备案，接受同级人大代表质询，并且每年要就拒绝受理的案件向人大进行说明。

恩格斯在这里谈到了德国农民起义曾经所处的优势和他们的失败。还谈到了他们的领袖闵采尔的困境：“闵采尔为了避免在适当时机到来以前操之过急，不得不亲自出面劝告大家忍耐一下；然而在此领导运动的他的学生普法伊费尔，却已蛮干起来，将局面弄到这样的地步，以致不能按兵不动，而于1525年3月17日，即还在德国南部总起义之前，缪尔豪森就已发生革命了。原有的城市贵族议会被推翻了，政权转入新选出来的‘永久议会’手中，永久议会的主席就是闵采尔。这是一个极端党派的领袖所难于应付的最糟的事情了。如果这样一个领袖在自己所代表的阶级进行统治的时机还末成熟，为了这个阶级统治必需贯彻一些措施的时机还未成熟，而这个领袖在这种时期中被迫出来掌握政权，这是最糟不过的事了。他所能做的事，并不取决于他的意志，而是取决于不同阶级的矛盾尖锐化的程度，取决于历来决定着阶级对立的发展程度的物质生活条件、生产条件和交换条件的发展程度。他所应做的事，他自己的党要求于他的事，又不取决于他，但也不取决于阶级斗争及其条件的发展程度；他为他一向鼓吹的理论和要求束缚住了，这些理论和要求又不是从当时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地位得出来的，也不是从当时生产条件和交换条件的或多或少是偶然的水平中得出来的，而是从他对于社会政治运动的总趋势的几分远见中得出来的。于是他就不可免地陷入一种无可救药的进退维谷之境：他所能做的事，是和他一向的整个主张、他的原则、他的党的直接利益不相容的；他所应做的事，则是无法实行的。总而言之，他是被迫而不代表自己的党，自己的阶级，却去代表当时运动使其统治条件已成熟的那一阶级。他不得不为运动本身的利益而保护异己阶级的利益，他不得不以一些空话、诺言来应付自己的阶级，硬说那个异己阶级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利益。任何人陷入这样的苦境，都是无可救药，注定要失败的。在现代我们还经历过同样的事例；我们只须回想一下无产阶级代表们在最近法国临时政府中所处的地位即可了然，他们本身虽然还只代表着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低阶段。……然而闵采尔作为缪尔豪森永久议会首脑所处的地位比任何一个现代革命的执政者还要冒险得多。他的理想是他本人才开始隐隐约约想到的；为要实现他的理想，不仅当时的运动，连他所处的整个世纪也都不够成熟。他所代表的阶级才刚在形成中，距离发展齐全而力能推翻并改造整个社会之境还很遥远。他所幻想的社会变革，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中过于缺乏基础，甚至这些物质条件正在准备着的一种社会制度和他所梦想的社会制度是刚刚相反的。但是他还受着他一向宣说的基督教的平等和福音的财产公有教义的约束：他不能不为实现他的教义至少作一番尝试。一切财产公有，一切人有同等的劳动义务，一切官厅都应废除，都是已经宣告了的。可是在实际上缪尔豪森仍然还是一个共和制帝国直辖市，拥有几分民主化的政体，拥有一个处于市民大会控制之下的由普选产生的参议会，拥有一个草草组成的贫民救济机构。当时的新教市民们一听说推翻现社会都谈虎色变；所谓推翻现社会，事实上从未超出提前建立后来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一种软弱而不自觉的尝试的范围。闵采尔本人似乎已经感觉到他的理论和当前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他的天才想法在拥护他的群众的单纯的头脑中越遭到歪曲，这个鸿沟就越不能不呈现在他的眼前。他以他自己也少有的热忱来组织并扩大运动；他向各方面发出书信，派遣心腹使节。他在书信和宣教中流露出一股革命的狂热，这股狂热与自己早期的写作相较也很令人惊讶。……闵采尔此时已完全成为革命的预言者；他不断煽动群众对统治阶级的仇恨，他激发最狂野的热情，并且只用旧约预言者吐露宗教狂热和民族狂热的那种猛烈的语调来说话了。从闵采尔此时努力以求的作风中就可看出他所要影响的民众究竟是处于什么样的文化水平了。……闵采尔本人显然没有任何军事知识。然而诸侯们认为在此也适用特鲁赫泽斯常常用以取得胜利的策略：背信食言。5月16日，他们开始谈判，缔结了一个停战协定，但后来就在停战期限还未满之前，突然袭击农民。……闵采尔在诸侯面前被严刑拷问，然后斩首。他以生平的大无畏精神从容就义。他被害时至多不过28岁。”

与当年的德国农民相比，中国农民则幸运得多。他们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在军事水平上远远超过了闵采尔，并且能够将一盘散沙的农民军打造成真正的革命军队。实际上，当年中国的革命时，中国的工农阶级进行统治的时机也未成熟，为了这个阶级统治必需贯彻一些措施的时机也同样未成熟，但是，革命党人是可以通过自己所执掌的政权来促进这些时机的成熟的，正如当年中央苏区的红色政权里所发生的事情一样。因此，主要问题并不是革命的时机不成熟，而是革命的领导人不成熟，不能把握历史的机遇。这是因为，除了反复爆发的革命，比如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革命往往是在时机不成熟时到来的。另一方面，毛泽东同志发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都的确是在冒险，因为，“为要实现他的理想，不仅当时的运动，连他所处的整个世纪也都不够成熟。……他所幻想的社会变革，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中过于缺乏基础，甚至这些物质条件正在准备着的一种社会制度和他所梦想的社会制度是刚刚相反的。”

最后值得说明的是，恩格斯之所以回顾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是为了对比从1848到1850年的革命，是为了把握历史现象中的异同，揭示背后的规律，指导当前的实践。

在《国际述评（三）》（492-540）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象往常一样，繁荣很快就产生了投机。投机常常是发生在生产过剩已经非常严重的时期。它是生产过剩的暂时出路，但是，这样它又加速了危机的来临和加强危机的力量。危机本身首先是爆发在投机领域中，而后来才波及到生产。因此，从表面上看来，似乎爆发危机的原因不是生产过剩，而是无限制的、只不过是生产过剩之征兆的投机，似乎跟着而来的工业解体不是解体前急剧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过是投机领域内发生破产的简单反映。”这段话的内容在今天的美国次贷危机中得到了再现。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描述的英国铁路投机的过程也非常适合美国互联网新经济时代的投机过程：“英国铁路系统的发展早在1844年就已经开始，不过只是在1845年才达到最大的规模。……铁路投机的繁荣时期是1845年夏秋两季。当时股票价格不断上涨，投机者的利润很快地把各个阶级都卷入了这个漩涡。公爵和伯爵跟商人和工厂主争相参加有利可图的各铁路线的董事会。下院议员、法官和神甫也广泛参加这些董事会。即使只有一点点储蓄的人，即使只能弄到一点点贷款的人，都干起了铁路股票的投机。铁路报纸从前有3家，现在有了20多家。一些大报馆常常在一周之内就能收入14000镑的铁路广告费。工程师很缺，因此他们的薪水很高。承制广告、设计图和地图等的印刷商、石印商、装订商和纸张商等和为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的许多新的董事会和临时委员会等的办公室承制家具的家具商都赚了一大笔钱。由于英国和大陆的铁路系统确实有了发展并且因此而产生了投机，这个时期逐渐形成了象约翰?罗和南海公司时期那样的投机取巧的风气。千百条线路的设计毫无实现的希望，其实设计者本人也根本不想真正实现这些设计，整个问题仅仅在于让经理去挥霍寄存代付金和从出卖股票中获取利润。1845年10月发生了剧变，很快就成为真正的恐慌。早在1846年2月以前（当时必须向政府交付寄存代付金），最不现实的设计就已经破了产。1846年4月，这种情况已经影响到大陆的股票交易所。在巴黎、汉堡、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股票不得不按极为低落的价格抛售，结果使得许多银行家和经纪人遭到破产。”在美国的互联网冬天来临前，许多IT企业的设计也同样是毫无实现的希望，不少已经实现的设计其赢利性也是很差的。但是，少数像微软公司那样的企业的成功和纳斯达克股票市场的股价的上涨，引发了越来越大的投机，股票的市盈率高达成千上万倍，IT从业人员很缺，他们的薪水也很高。最后，美国的互联网投机像英国的铁路投机一样破了产。

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提到了一条信贷定律：“在繁荣时期剩余资本会不断投入信贷资本市场，依照竞争的规律，它就会自然而然地使利息率大大降低，而信用的增加会使利息率降到更低的水平，因为信用随着普遍的繁荣而逐渐扩大，从而减少了对资本的需要量。政府在这样时期有可能降低统一公债的利息率，而土地所有者有可能按较为有利的条件恢复自己的抵押贷款。这样，信贷资本市场上的资本家的收入就会减少1/3，或者甚至还要多一些，而所有其他各种资本家的收入却会增加。这种状况继续得愈久，他们就愈不得不拚命地为资本寻找更有利的出路。生产过剩使得大批新建设计划产生，其中只要有一些计划实现就足可以使大量资本投入这一方面，直到投机逐渐具有普遍性为止。”

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到，“即使危机首先使大陆爆发革命，那末危机的原因仍然还是产生在英国。在资产阶级躯体中，猛烈的震荡在四肢自然要比在心脏发生得早一些，因为心脏得到补救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因此，在分析今天其他地区的危机时，原因要到美国去找。而美国此前没有爆发较大的危机并不是资本主义已经完善了，只是那里的危机爆发得晚一点罢了。

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发生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这是理解马克思关于“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论述的钥匙。尽管每一次危机过后都会出现繁荣，但是这种繁荣并不是认为危机期间也不能以革命灭亡那种导致危机的社会形态的理由。这是因为，危机的爆发已经表明，这个社会形态已经不能容纳全部的生产力了。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讲得很清楚：“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象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

在批判所谓的欧洲中央委员会的宣言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我们的福音传播者看来，各个阶级和各个阶级的各个派别之间的斗争（它的个别发展阶段也就是革命）不过是互相矛盾的体系的存在的可悲结果，其实完全相反，不同体系的存在是阶级斗争存在的结果。单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宣言的作者是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他们借口反对空谈家，而取消任何明确的内容，任何明确的政党的观点，否认各个阶级有权表达自己的利益，提出与其他阶级相对立的要求。他们建议这些阶级忘记利益的对立，在十分庸俗而又露骨的态度暧昧的旗帜下求得和解，其实这种暧昧态度是在调和一切政党利益的幌子下掩盖着仅仅一个政党——资产阶级政党的利益的统治。”如今有网友指责媒体上的一些学者“吃人饭不干人事”。实际上，这只不过表明这些网友不属于那些学者所代表的阶级。应当允许那些学者表达自己的利益，提出与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对立的要求。只是与这些学者相对立的人们也要有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

在谈到福音传播者关于“我们相信劳动创造出来作为劳动的标志和成果的私有财产，我们相信社会通过贷款为体力劳动提供材料以及通过教育为智力和身心劳动提供材料的义务”的观点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一切资产阶级的财产到底有几分是‘劳动的成果和标志’，这一点亚当?斯密要比我们这些在他以后80年的革命倡导者知道得更清楚。至于说向社会主义作的如下让步，即社会应当通过贷款保证社会劳动所需要的每一种材料，那末，每个工厂主通常贷给工人的钱只够买他们在一星期内加工用的材料，信贷系统目前已经普及到财产的不可侵犯性所能容许的程度，而贷款本身归根结底也不过是资产阶级财产的一种形式。”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当前世界上一些机构和政府把小额贷款作为发展贫困地区经济的途径的做法的意义，以及这种做法最终能够达成的效果。

在《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546-577）中恩格斯提到了拿破仑曾经成功采用过的众兵战术。这种战术其实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具有优势兵力）的敌人。恩格斯指出，在1796年拿破仑为期6天的皮蒙特远征前“人们曾使用了这种战术，但并不懂得它”。然而，80年后，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德国军事顾问李德仍然不懂得这个道理，反倒是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这个战术。这表明，德国工人政党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并没有很上心地去加以掌握，而李德连拿破仑使之完善的军事学术都没有掌握。倒是毛泽东同志不愧是伟大的军事家和马克思主义者，最终挽中国革命于即倒。

在这里，恩格斯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使一个完全新的阶级得到统治的新的革命，是否会和第一次革命一样，创造出新的兵器和新的作战体系，而现在的拿破仑的体系与之相比就如同七年战争时代的体系与第一次革命时代的体系相比是同样过时和同样无用的呢？”恩格斯当年的“现代的作战体系是法国革命的必然产物。它的前提是资产阶级和小农的社会和政治的解放。资产阶级出钱，农民当兵；两个阶级解除封建的与行会的枷锁，是产生现今的庞大的军队所必需的条件；而与社会发展的这个阶段相联系的财富和文化的水平，同样是保证现代军队有必要数量的武器、弹药、粮食等，培养必要数量的有素养的军官，以及士兵本身智力发展所必需的条件。”应当说，此后飞机、坦克和原子弹、导弹，尤其是计算机辅助工具等新的兵器的出现导致作战体系进行了相当大的革命，但它们与一个完全新阶级得到统治的新的革命关系不大，尽管他们与前苏联的新阶级政权与欧美旧阶级政权的对抗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尽管中国没有创造出新的兵器，毛泽东同志却创造了人民战争的新的作战思想。这种作战思想也是对作战体系的一场革命，而且与一个完全新的阶级得到统治的新的革命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在这里，恩格斯指出，“现代的军事体系不可能在贫困的、半野蛮的和人口很稀少的国家内长期采用。”这大概是胡宗南在延安和日本在中国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相反，毛泽东的人民战争却适用于贫困的、半野蛮的国家长期采用。恩格斯还指出，在军队人数庞大的情况下，“战略家和战术家（战场上的指挥官）不能集于一身，所以在这里就要有分工了。战略行动，——各军队集团行动的协调——应当由一个中枢地点用电报线路来指挥；至于战术行动的指挥则由各别的将军来实施。”蒋介石恰恰由于其独裁统治的特性而不得不将战略家和战术家集于一身，否则将领自立，冒出一大堆阎锡山、冯玉祥之类能够拥兵自重的人物就会妨碍其独裁统治。相反地，毛泽东同志执行的是战略家的职能，各野战军首长执行战术家的职能，分工还是很明确的，以至于有影视剧表现出美国顾问挖苦蒋介石说，毛泽东的优势在于他没有飞机，不能亲临前线指挥。

在这里，恩格斯已经预见到，“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军事上同样也将有它自己的表现，并将创造出自己特殊的、新的作战方法。……正如象无产阶级革命在工业上不是消灭蒸汽机，而是增加它的数量一样，在军事上，它的任务也不在于减少军队的众多性及其运动性，而恰恰相反，在于把两者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前苏联在二战后期就是这样做的，迅速消灭了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而毛泽东同志在四渡赤水和解放战争时期也是这样做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再次得到证明。而中国步兵在朝鲜战场上创造的机动奇迹，连半个世纪后美国更加机械化的军队在伊拉克战场上也没有能够超越。恩格斯所没有预见到的是，世界大战会在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爆发，以为“由于无势均力敌的敌人，这样人数众多的战争根本不能发生。”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在于它对于规律的把握，而不是表现在具体的事件的预测上，那么，恩格斯的这两个预见就体现出来了这一点。

在这里，恩格斯还提到，“现在尚未定形而且部分地还作其他阶级尾巴的德法无产阶级之夺取政权距工人阶级的真正解放还很远……因为工人阶级的真正解放在于消灭一切阶级矛盾。在法国和德国，无产阶级真正解放、一切阶级差别全部消灭和一切生产资料全部社会化的前提是：第一，英国参加这个过程；第二，德法现有的生产资料至少增加一倍。”在前苏联和中国，无产阶级的真正解放缺少“美国参加这个过程”这个前提。而前苏联和中国的生产资料应当是足够了（如果更好地控制一下人口的话）。另外，中国的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所采用的压服的办法，不仅没有消灭一切阶级矛盾，反而内在地激化了阶级矛盾，造成了大量的“伤痕”，即便其初衷是好的，也是十分不明智的。

在《1848年11月4日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578-592）中马克思提到资产阶级由于1848年6月的胜利而嚣张起来的时候，从宪法中删除了如下三条：

“第6条 教育权是全体公民通过国家的免费教育全面发展身心和智力的权利。

第7条 劳动权是每个社会成员以自己劳动维持生活的权利。因此，社会必须保证一切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在无法通过其他途径找到工作的时候能够获得工作。

第9条 救抚权是孤儿、病弱者和年老者受国家救抚的权利。”

就今天的中国而言，如果我们不能做得更好的话，至少也得实行这三条。而且今天的中国远比150年前的法国更有条件做到这三条。

在这里，马克思在谈到法国的新宪法中的“第3条 凡居住在法兰西领土上的公民，其住宅不得侵犯，非遵照法律规定的手续，不得侵入公民住宅。”时指出，“请注意，法兰西宪法在这里也和在其他一切地方一样都保障了自由，但是总是附带着一些法律已经规定的或者可能另行规定的例外情况！”现在，中国的法律也包含不少另行规定的例外情况。因此，中国法律改革的一个方面是尽量明确各种例外情况，而不是以“例外”概括之。对于没有明确的例外情况，要走立法程序加以补充，而不是随便什么机构就能使之例外。

马克思在谈到法国新宪法中的“第9条教学自由权。教学自由须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在政府的监督之下享受之。”时指出，“这里是在重演老把戏。‘教学自由’，但是‘须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而这些条件恰恰是一些完全消灭这种自由的条件。”其实，法律本身就是限制自由的，否则法律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与其空谈自由，不如明确具体的规定，使得任何机构不得随意超出这些具体的规定去进行干涉。

在解释“选举权是直接的和普遍的”这句话在当时的法国是怎么一回事时，马克思指出，“1850年3月31日的选举法不仅把政治犯，不仅把所有被认为藐视早已确定的社会舆论和出版法的罪犯一律划入这个范围，而且实际上规定了居住资格，从而使2/3的法国人不能参加投票！”

在这里，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宪法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个文件从头到尾是一大套掩饰极其奸诈的意图的漂亮话。宪法的措词本身使破坏宪法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每个条款都包含着相反的一面，而完全取消条款本身。……宪法一再重复着一个原则：对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例如，结社权、选举权、出版自由、教学自由等等）的调整和限制将由以后的组织法加以规定，——而这些‘组织法’用取消自由的办法来‘规定’被允诺的自由。……这个虚伪的宪法中常常出现的矛盾十分明显地证明，资产阶级口头上标榜是民主阶级，而实际上并不想成为民主阶级，它承认原则的正确性，但是从来不在实践中实现这种原则，法国真正的‘宪法’不应当在我们所叙述的文件中寻找，而应当在根据这个文件通过的我们已经向读者简要地介绍过的组织法中寻找。这个宪法里包含了原则，——细节留待将来再说，而在这些细节里重新恢复了无耻的暴政！”

在本卷的附录中，我们惊奇地看到《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605-606）的章程，其中规定：“协会的宗旨是推翻一切特权阶级，使这些阶级受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为此采取的方法是支持不断的革命，直到人类社会制度的最后形式——共产主义得到实现为止。”“为了促进这个宗旨的实现，协会必须使共产主义革命政党的一切派别加强团结合作，按照共和主义的友爱的原则来消除民族分立。”“协会的全体会员必须宣誓保证严格遵守本章程第一条的规定。第一条所表述的主旨如果在修改时遭到削弱，会员即不承担他所负的义务。”在这里，我们注意到：第一，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论早已有之，不是毛泽东同志的率先发明。当然，继续革命的形式和内容尚待明确。第二，共产主义者强调以友爱消除民族分立，而资产阶级则以暴力强调文明的冲突。第三，当章程的宗旨发生改变时，会员可以不承担他所负的义务。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党章在总纲遇到修改的情况时，所有党员都应当重新进行入党宣誓。否则那些以前宣誓入党的人其誓言还是针对旧党章的，不是新党章的。为此，誓言中也必须明确是针对哪一个党章或其总纲。

在《1850年9月15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616-622）中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即使取得政权，它推行的不会直接是无产阶级的措施，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措施。我们的党只有在条件允许实现它的观点的时候，才能取得政权。”这样看来，新中国成立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而中国共产党只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才在真正的意义上取得了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