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读书笔记：第四卷

余斌

本卷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报纸上发表的一些文章的集合，非常散。那些因为篇幅的限制没有在这里提及的文章也是值得一读的。

《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批评蒲鲁东观点的一本著作。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曾提到，蒲鲁东的著作被科学地越过了，这篇文章就展示了这个越过过程。值得一提的是，被马克思在这里越过了的蒲鲁东的观点，在现代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经济学家那里仍然有着大量的体现。它在说明如今西方学者的渺小的同时，也说明了蒲鲁东的确是个天才，而马克思则更加的伟大。

在这里，马克思提到了交换的历史，并隐含地认为不同时期的交换，交换价值的确定有所不同，这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交换价值是非常重要的。这些不同的时期包括，“曾经有这样一个时期，例如在中世纪，当时交换的只是剩余品，即生产超过消费的过剩品。也曾经有这样一个时期，当时不仅剩余品，而且一切产品，整个工业活动都处在商业范围之内，当时一切生产完全取决于交换。……最后到了这样一个时期，人们一向认为不能出让的一切东西，这时都成了交换和买卖的对象，都能出让了。”

在这里，我们注意到，蒲鲁东的许多观点在今天的西方经济学中也有体现，可以说蒲鲁东比当代所有的西方经济学家都伟大。而马克思对于蒲鲁东的批评，实际上也适用于今天的西方经济学。例一：在蒲鲁东那里，交换价值和稀少成了同义的术语；而在西方经济学中，稀缺与经济物品也成了同义的术语。例二：在蒲鲁东那里，一方面是效用（使用价值，供给），另一方面是意见（交换价值，需求）；而在西方经济学中这个问题也是同样的。例三：蒲鲁东“使抽象达到极端，把一切生产者化为一个唯一的生产者，把一切消费者化为一个唯一的消费者”；而在西方经济学中我们也能看到这样的代表性企业和代表性消费者。例四：“大家都知道，当供求互相均衡的时候，任何产品的相对价值都恰好由包含在产品中的劳动量来确定，……蒲鲁东先生把实际情况弄颠倒了。他说：只要先开始用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衡量产品的相对价值，那末供求就必然会达到平衡。”西方经济学同样认为，按照均衡价格确定市场价格，供求也就必然会达到均衡。例五：蒲鲁东认为，“如果工资普遍提高，一切物品的价格就会上升。”西方经济学称其为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但是，“如果除去某些波动情况，普遍提高工资的结果就不是蒲鲁东先生所说的价格普遍上涨，而是价格的局部下跌，主要是用机器制造的商品的市场价格的下跌。”例六：“蒲鲁东先生认为，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好坏两个方面。……应当作的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吴敬琏也认为，存在“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但是，“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任务，就是立即使辩证运动终结。”例七：科学在蒲鲁东的观念里“已成为某种微不足道的科学公式了；他无休止地追逐公式。……以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纯经济的细节”。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同样是无休止地追逐数学模型和公式，但是，“在历史科学中，专靠一些公式是办不了什么事的。”而政治经济学恰恰是一门历史科学。例八：“蒲鲁东先生认为，肯定就是证明”，而在萨缪尔森等编的经济学教科书这种肯定比比皆是。例九：蒲鲁东先生“承认自己在了解地租和所有权产生的经济原因上是无能的。他承认这种无能使他不得不求助于心理上和道德上的考虑”。同样地，凯恩斯也是从心理上来理解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的。

马克思指出，“需求同时又是供给，而供给同时又是需求。……生产者所供给的不仅是有效用的物品，而且主要是某种交换价值。至于需求，它只有在掌握交换手段的条件下才有效。而这些交换手段本身也是产品，也是交换价值。”这是我们认识供求关系的一个指南。在这里，马克思还指出，消费者并不是自由的。“他的意见是以他的资金和他的需要为基础的。这两者都由他的社会地位来决定，而社会地位却又取决于整个社会组织。”而马克思关于“世界贸易几乎完全不是由个人消费的需要所决定，而是由生产的需要所决定”的观点揭示了当前外向型经济的特点和在全球性经济危机下所处的困境。

马克思引用李嘉图的话说，“当我们谈到商品、商品的交换价值和调节商品的相对价格的原则时，我们总是只指那些人的劳动可以增加其数量，竞争可以刺激它们的生产而且不会碰到任何障碍的商品。”牢记这一点可以让我们从容应对那些拿任何劳动都不能增加它们的数量的东西的高价来质疑劳动价值理论的人。马克思还引用李嘉图的话来说明为什么价格取决于生产费用而不是供求关系：“个人或公司所垄断的产品的价值，是按照罗德戴尔勋爵确定的规律变化的：产品的价值随供应量的增加而下降，随购买者需求的扩大而上升。产品的价格和它的自然价值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至于在出卖者中间引起竞争而且数量可以适当增加的那些物品，它们的价格归根到底也不是取决于供求关系，而是取决于生产费用的增减。”

一些看过《资本论》的人常常质疑复杂劳动是如何转化为简单劳动的，有一个什么样的公式没有。而马克思在这里指出：“据一个美国经济学家的意见，竞争决定着一个复杂劳动日中包含多少简单劳动日。把复杂劳动日化为简单劳动日，这是不是假定把简单劳动当做价值尺度呢？如果只把劳动量当做价值尺度而不问它的质量如何，那也就是假定简单劳动已经成为生产活动的枢纽。这就是假定：由于人隶属于机器或由于极端的分工，各种不同的劳动逐渐趋于一致；劳动把人置于次要地位；……时间就是一切，人不算什么；人至多不过是时间的体现。……这不过是现代工业的一个事实。……如果说工人的劳动中有质的差别，那末这至多也不过是一种决不能作为特点的无足轻重的质。总之这就是现代工业的情况。”

马克思指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这或许可以看成是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产关系的一个说明以及生产方式的一个定义。

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运动在其中进行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绝不是一致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只有在不断消灭资产阶级个别成员的财富和形成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的条件下，这些关系才能产生资产者的财富，即资产阶级的财富”。今天中国也在强调发展生产力，那么这种运动是否也是两重的，会不会也因为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如果会，怎么克服这种压迫？如果不会，那么导致这种不会的原因是什么？

马克思指出，“历史的进程并不象范畴那样死板绝对。……即使只拿分工的这一方面来说，情况也各不相同；这里是古代的共和国，那里则是基督教的封建制度；这里是古老的英国和它的贵族，那里则是现代的英国和它的棉纱大王。”显然，我们也不能死板地看待历史的进程，强调什么中国必须补资本主义的课。中国完全可以发展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

马克思引用斯密的话指出，“个人之间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远没有我们所设想的那么大；这些十分不同的、看来是使从事各种职业的成年人彼此有所区别的才赋，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因而，随着分工的消灭，人们完全可以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去完成各种各样的工作，从而使重建个人所有制成为可能。

马克思指出垄断和竞争的辩证关系：“垄断产生着竞争，竞争产生着垄断。垄断资本家彼此竞争着，竞争者逐渐变成垄断资本家。如果垄断资本家用局部的联合来限制彼此间的竞争，工人之间的竞争就要加剧；对某个国家的垄断资本家来说，无产者群众愈增加，各国垄断资本家间的竞争就愈疯狂。合题就是：垄断只有不断投入竞争的斗争才能维持自己。”

在谈到所有权时，马克思指出，“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实际上，“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因此，那些认为，马克思没有产权理论的人实际上不懂得马克思已经通过描述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早就给出了所有权或产权理论。

在这里，马克思还提到了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的地租理论。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指出，“只有在城市工业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社会组织迫使土地所有者只去追求商业利润，只去追求农产品给他带来的货币收入，教他把自己的土地所有权看成仅仅是一架为他铸造货币的机器以后，才可能有地租。”他反对李嘉图把地租概念“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家的土地所有权”，并认为，“这就是把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当作永恒范畴的一切经济学家的通病。”从而，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中的地租甚至近现代史中出现的一些地租也与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中的地租不是一回事。这是我们在研究地租时需要加以注意的。

在谈到罢工和工联时，马克思指出，“使英国经济学家异常吃惊的是，工人们献出相当大一部分工资支援经济学家认为是单只为了工资而建立的联盟。”而今天的西方经济学家在分析工会问题时，仍然只是从经济角度加以考虑。

在《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中恩格斯指出，“海因岑先生要把徭役农民对地主的仇恨和工人对雇主的仇恨转到君主头上，是永远也办不到的。但海因岑先生的所作所为确实对地主和资本家有利，因为他把这两个阶级剥削人民的罪过转嫁于君主。而德国十分之九的灾难却正是由于地主和资本家剥削人民造成的！”而今天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也在试图把普通百姓对现实的不满转到中国政府头上，而引起这些不满的现状十分之九也是由于富人们为富不仁造成的，比如污染环境、推高房价等等。不过他们也会像海因岑先生那样达不到他们的目的。

在这里，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不是学说，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被共产主义者做为自己前提的不是某种哲学，而是过去历史的整个过程，特别是这个过程目前在文明各国的实际结果。共产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大工业以及和大工业相伴而生的一些现象：世界市场的形成和随之而来的无法控制的竞争；具有日趋严重的破坏性和普遍性的商业危机，这种危机现在已经完全成了世界市场的危机；无产阶级的形成和资本的积聚以及由此产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共产主义作为理论的时候，那么它就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个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显然，那种将共产主义渺茫化的做法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而在这里被共产主义者作为自己前提的东西也应当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提。

在谈到海因岑指责共产主义者消灭个性时，恩格斯指出，“由于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分工而成为鞋匠、工厂工人、资产者、律师、农民，即成为一定职业及与这种职业相适应的习俗、生活方式、偏见、局限性等等的奴隶的现代个人，似乎还具有某种可以消灭的个性！”这提醒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个性。

在《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中马克思指出，“人们为自己建造新世界，不是如粗俗之徒的成见所臆断的靠‘地上的财富’，而是靠他们垂死的世界上所有的历来自己创置的产业。他们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首先必须创造新社会的物质条件，任何强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们摆脱这个命运。”但是，尽管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形成以前，“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无产阶级还是可以利用已经掌握的政权来创造新社会的物质条件。斯大林在前苏联所取得的建设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至于前苏联后来的垮台只能算是偶然因素造成的，因为新中国并没有按照苏联的模式垮台。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得以在历史上出现就说明无产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经济条件已经基本成熟。

在这里，马克思谈到了工资与捐税的关系，表明工人的纳税只是表面上的，只有资本家才是纳税人：“由于竞争的结果，平均工资必然下降到最低限度，就是说下降到勉强维持个人和后嗣生存的地步。捐税就是这种最低工资的一部分，因为工人的政治使命正是缴纳捐税。假如工人肩负的全部捐税用激进的办法废除，结果必然是从工资中扣除目前付出的捐税总额。因此，不是同样直接增加雇主的利润，就是仅仅变换征税的形式。先前是资本家把工人应缴的捐税连同工资一起发给，现在则是不经过转手而把这些捐税直接付给国家就是了。”

在这里，马克思谈到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可避免：“革命中的老百姓是莽撞的和过火的。因此，资产者先生们千方百计总想不经过革命而用和平方式把专制君主国改造成资产阶级君主国。但是普鲁士的专制君主国也和从前英国和法国的一样，是不愿意自动变成资产阶级君主国的。它是不会自动退位的。除了君主本人有偏见以外，还有大批的文职、军职和神职官僚束缚住他们的双手，因为君主专制的这一组成部分是绝对不愿意拿自己的统治地位去换取资产阶级手下的职位的。另一方面，封建等级又极端保守；对他们来说这是存在或者不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财产的保留或者被剥夺的问题。尽管资产阶级以一切忠心耿耿的誓言来表示自己的忠诚，专制的君主依然认定他的真正利益同这些等级的利益是一致的，这是显而易见的。”既然资产阶级革命不可避免，那么无产阶级革命也是不可避免的和无法和平实现的。这一段论述还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俄罗斯的情况。前苏联官僚集团抛弃社会主义道路之后，尽管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一套。但是官僚集团是不会愿意拿自己的统治地位去换取资产阶级手下的职位的，尽管其中的一些人也已经成为了资产者，因而俄罗斯应当被称为官僚资本主义。这也表明，对于资产者来说，仅仅是和平演变，还是不足以建立资产阶级君主国或共和国的，还必须来一场针对背叛过来的官僚的革命才行。这也是为什么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在和平演变之后还要再一次颜色革命的原因。

在提到海因岑试图把北美共和国的宪法作为“历来的治国艺术梦寐以求的最好的政治形式”照搬到德国时，马克思指出，“想利用北美宪法（而且是经过美化和改善的）来为亲爱的祖国谋福利的正直的德国人好比一个抄袭自己的富裕对手的账簿的愚蠢商人，自以为有了这份抄本就占有了对方使他眼红的财富！”既然北美宪法连德国都不适用，那么今天有些人想把它照搬到中国来岂不是更愚蠢？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介绍了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出现，比较了无产阶级与奴隶和农奴的差别，尤其是这三者在解放自己问题上的差别。在谈到产业革命的后果时，恩格斯指出，“那些……半野蛮国家，现在已经被迫脱离了它们的闭关自守状态。这些国家开始购买比较便宜的英国商品，把本国的手工工场工人置于死地。……今天英国发明的新机器，一年以后就会夺去中国成百万工人的饭碗。”从这里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中的比较优势原理所描绘的图景决不是田园牧歌式的。

在这里恩格斯还提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在自由竞争这种社会状况下，每一个人都有权经营任何一个工业部门，而且，除非缺乏必要的资本，任何东西都不能妨碍他的经营。这样，实行自由竞争无异就是公开宣布：从今以后，由于社会各成员的资本多寡不等，所以他们之间也不平等，资本成为决定性的力量，而资本家，资产者则成为社会上的第一个阶级。……资产阶级在社会上成了第一个阶级以后，它就宣布自己在政治上也是第一个阶级。这是通过实行代议制而实现的；代议制是以资产阶级在法律面前平等和法律承认自由竞争为基础的。”

在谈到用建立新社会制度的办法来彻底铲除一切贫困的手段已经具备时，恩格斯指出，“大工业及其所引起的生产无限扩大的可能性，使人们能够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将生产得很多，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可见，前苏联和新中国建国后大力发展大工业是必须的。只不过，由于前苏联和新中国在建国前都比较落后，为了发展大工业，不得不限制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从而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能在一段时间内得到有效的发挥，从而使一部分人丧失了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途的信心。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恩格斯不仅指出“私有制并非一向就有”，而且指出私有制是中世纪末期手工工场“为自己创造了新的所有制形式”。也就是说，此前的封建和行会所有制并不是私有制。这就大大缩短了人们通常以为的私有制的历史长度。

在谈到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时，恩格斯的回答是：“不能，正象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建立公有经济所必要的程度一样。……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并且只有在废除私有制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创造出来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这表明，在过渡时期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容许私有制的存在的前提是大量生产资料还没有创造出来，而与生产力的落后与否并不直接相关。现在的问题是，当前的中国是否已经创造了大量的生产资料？

尽管不能一下子就废除私有制，恩格斯在谈到“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时指出，“假如无产阶级不能立即利用民主来实行直接侵犯私有制和保证无产阶级生存的各种措施，那末，这种民主对于无产阶级就会毫无用处。”这里有两层含义：第一，民主制度意味着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第二，民主将直接侵犯私有制，尽管还不能一下子就废除私有制。

而“只要向私有制一发起猛烈的进攻，无产阶级就要被迫继续向前迈进，把全部资本、全部农业、全部工业、全部运输业和整个交换都愈来愈多地集中到国家手里。”这一点或许能够说明，为什么新中国建国后会很快从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为什么农村刚开始搞合作社不久就办起了公社，为什么城市里刚刚调合劳资关系，就迅速地进入公私合营直到几乎全部国营的境地。原来如此迅速地迈进，多少是带有“被迫”的性质的。

在这里，恩格斯为后人诟病的地方是，他认为，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内发生：“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但是，通读上下文我们发现，恩格斯并不是指共产主义革命在这些国家同时取得胜利。因为他明确地指出，“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特别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因此，他所指的共产主义革命是指的一个历史进程，是指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在世界各国的同时出现，并已经认识到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有先有后的。而事实上，上个世纪20年代初，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就受到了发达国家共产主义革命的影响，中国的历史进程不仅被完全改变了而被特别加速了。

接下来，恩格斯回答了彻底废除私有制以后将产生什么结果的问题：“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而有计划地尽量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全体成员需要的规模；消灭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情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这一切都将是废除私有制的最主要的结果。”应当说，恩格斯的这些设想并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这是因为，只要“超出社会当前需要的生产余额”不再“引起生产过剩”，不再成为“产生贫困的极重要的原因”，而是“保证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那么就“将引起新的需要，同时将创造出满足这种新需要的手段”。

在《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马克思提醒人们注意一下所有工厂都采用的厂规。他指出，“这种私人立法的建立是为了制造过失，而过失却成为生财之道。”这是因为，“罚款往往超过工人实际所造成的损失”。显然，今天中国政府和立法机构也必须关注中国工厂中的厂规并以法律加以限制，比如可以要求所有的罚款全部充公作为财政收入等。如果厂主认为工人造成了损失可以通过司法程序来索赔。

在谈到反谷物法会降低谷物价格从而降低工资时，马克思指出，“当粮价和工资都同样处于较高的水平时，工人能节省少许粮食就足以满足其他的需要。但是一旦粮价大大下跌，因而工资也大大下降的时候，工人便几乎根本不能节约粮食来购买其他的东西了。”从这一点来看，如今中国提高粮价和工资不仅对农民有好处，对工人也会有些许的好处了。

在谈到最低工资时，马克思指出，其前提是迄今妨碍自由贸易的羁绊已不再存在。从而竞争把每一种商品的价格都降低到该商品的最低生产费用。而要维持工人使他能勉强养活自己并在某种程度上延续自己的子嗣，就需要一些物品，生产这些工人生活必需品时的最低限度的支出恰好就是最低工资。因此，最低工资是劳动的自然价格。但马克思指出，“不要由此得出结论说，工人的所得不可能多于最低工资，也千万不要认为他所得到的总是最低工资。”由于工业接连地经过繁荣、生产过剩、停滞、危机诸阶段而形成一种反复循环的周期，工人的所得有时会多于这种最低工资，但这种多余部分不过是补充了他在工业停滞时期所得低于最低工资的不足部分而已。同时，“由于不断地找到以更廉价更低劣的营养品来维持工人生活的新方法，最低工资也就不断降低。”如今有些人拿发达国家工人的生活水平的现状来指责马克思的最低工资说，存在三个原因：一是忽视了妨碍自由贸易的羁绊是否存在；二是忽视了最低生活水平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会有所变化这个事实；三是忽视了工人阶级所忍受的一切苦难和贫困和工人阶级在工业战场上抛下的许多尸体。

对于什么是自由贸易，马克思的总结是：“这就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而中国加入WTO所受到的制约无非就是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国际资本在中国前进的民族障碍而已，这就是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因此，马克思强调：“先生们，不要用自由这个抽象字眼来欺骗自己吧！这是谁的自由呢？这不是每个人在对待别人的关系上的自由。这是资本榨取工人最后脂膏的自由。”

在这里，马克思明确反对今天仍然被当作中国产业选择的一个原则的所谓比较优势原理：“有人对我们说，自由贸易会引起国际分工，并根据每个国家优越的自然条件规定出生产种类。先生们，你们也许认为生产咖啡和砂糖是西印度的自然秉赋吧。二百年以前，跟贸易毫无关系的自然界在那里连一棵咖啡树、一株甘蔗也没有生长出来。也许不出五十年，那里连一点咖啡、一点砂糖也找不到了，因为东印度正以其更廉价的生产得心应手地跟西印度虚假的自然秉赋作竞争。而这个自然秉赋异常富庶的西印度，对英国人说来，正如有史以来就有手工织布天赋的达卡地区的织工一样，已是同样沉重的负担。”

马克思还指出，“既然一切都成了垄断性的，那末即使在现时，也会有些工业部门去支配所有其他部门，并且保证那些主要从事于这些行业的民族来统治世界市场。”因此，当前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应当去侧重发展那些能够支配所有其他部门的工业部门。

最后，马克思指出，“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先生们，也只有在这种革命意义上我才赞成自由贸易。”这也应当是我们对待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态度。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矛盾。它不过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罢了。”接着他们论述了这种新的变化。

在论述中，他们提到，“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素被尊崇景仰的职业的庄严光彩。它使医生、律师、牧师、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受它雇用的仆役。资产阶级撕破了笼罩在家庭关系上面的温情脉脉的纱幕，把这种关系变成了单纯的金钱关系。”耶鲁大学的终身教授陈志武认为，正是由于单纯的金钱关系，使得资本主义国家不再养儿防老，从而那里的父母反而会更爱小孩，并以此来攻击中华文明。而他的这套说辞只不过证明了他自己是受发达国家资产阶级雇用的仆役而已，《经济学的童话》一书已经驳斥了他的观点。

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充分阐述之后，马恩合乎逻辑地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借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底下抽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在这里，马恩指出，“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某一个世界改革家所臆想或发现的思想或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当前进行着的阶级斗争的真实关系的总的表述，不过是现在我们眼前进行着的历史运动的表现。消灭先前存在的所有制关系，并不是共产主义所独具的特征。……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消灭私有制。”

在这里，马恩强调，资本不是个人财产，而是“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也只有通过社会的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动作起来。……所以，把资本变为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集体财产，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不过是所有制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与此同时，“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机会，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机会。”

马恩指出，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家庭“是建筑在资本上面的，建筑在私人发财的制度上面的。这种家庭的完全发展的形态，只有在资产阶级中间才存在着，而它的补充现象却是无产者的被迫独居生活和公娼制。”由于当前中国多种经济成份共存，也出现了要求妓女职业正规化即公倡制的鼓吹。而我们不能仅仅是反对这种鼓吹，只有消灭公倡制出现的经济基础，我们才能最终消灭这种丑恶的现象和需求。

在谈到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后所采取的措施时，马恩提出了在各个最先进的国家里几乎到处都可以采取的十个方法。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方法中没有计划经济，也没有一下子就废除私有制。这与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的论述是一直的。实际上，马恩在这里明显是在保留市场的情况下所提出的办法对于正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当今中国特别具有借鉴意义。例如，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数量，这就是说要发展壮大国有企业，而且不仅是在价格形态上要保值增值，而是要在生产资料实物方面加以增加。再例如，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而美国的金融危机也促进了信贷的集中。

关于共产党人，马恩强调，“共产党人为着工人阶级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奋斗，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还坚持着运动的未来。”对我们来说，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要致力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必须着眼于社会主义的中高级阶段，坚持着社会主义事业的未来。马恩还指出，在所有的运动中，共产党人“最为注重的是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当时的发展程度怎样”。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中，所有制改革是一个关键，无论中国的所有制问题发展的如何，中国共产党人都必须始终注重所有制问题，直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在《1847年的运动》中，恩格斯提到瑞士中央集权了，他指出，“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发展则要求有尽可能广阔的区域……各州的独立这一最适合于旧瑞士的政治形式成了资产者沉重的枷锁。资产者需要中央政权，而且中央政权还应当有足够的力量使各州的立法趋于一致，并依靠其巨大影响，消除各州在国家机构和法律上的区别。”这表明中央集权制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也是市场经济的保障。因此，反对中央集权制不符合历史的潮流，只能算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批判过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反动的空想。

在《英国谷物法史》中，恩格斯提到厂主们为了发动一次反谷物法的起义，采取了关闭他们的工厂和降低工人工资的措施，从而迫使工人们起义，而在工人使城内和近郊的全部工厂停工时，厂主们没有加以任何阻挠。然而起义的人民却很少想到谷物法，而是要求以前的工资水平和实现人民宪章。厂主们这才反对自己的同盟者，人民的起义很快就遭到了失败，谷物法依旧保存了下来，于是无论资产阶级或人民又都受了一次教训。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并不一定都是工人挑起的，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的，而是很有可能是由资产阶级故意引起的，以便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同时，这段历史也提醒我们，如果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导致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到资本家的工厂里去谋生时，不排除在某些时候某种情况下，中国的资本家们也会选择突然关闭工厂和降低工资来引发社会动荡，以便趁机篡夺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