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读书笔记：第二卷

余斌

《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一文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一篇文献。他们写作这篇文献的目的是“帮助广大读者识破思辨哲学的幻想”。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下简称“马恩”）所批判的思辨哲学在各方面都低于当时德国的理论发展水平。因此，马恩在序言中指出，假如他们在这篇文献中没有进而对当时德国理论的发展本身加以探讨，那是由于他们所研究的对象的本质所致。与此同时，他们也不得不用当时所达到的成果本身来同他们所批判的对象做一个简单的对比。这篇序言完全表达了一百多年后我在写作《经济学的童话》时的状况。《经济学的童话》也是为了帮助广大读者识破西方经济学的幻想，也由于所批判对象在各方面都低于当前中国的理论发展水平而没有能够对当前的理论发展本身加以探讨，但我也不得不同时用目前所达到的成果同书中的批判对象做一个简单的对比。

马恩的叙述主要是针对布鲁诺·鲍威尔的“文学总汇报”前八期的内容。他们在第一章中首先批评了思辨哲学那种超出群众、怜悯群众和恩赐群众的心态，并以引用赖哈特先生的古怪的和难以理喻的语句的方式，挖苦了思辨哲学自认为是“通俗化的表现方法”。在第二章中，他们批判了思辨哲学不去承认历史的真实的发展反而要求历史应当如何的做法，指出思辨哲学的历史与真正的历史大不相同，进而指出这些思辨哲学的神圣家族的成员完全不了解和不理解当时的英国社会，甚至只好将英国内务大臣从来没有说过的话归之于这位大臣来显示自己的聪明。在第三章中，马恩通过分析思辨哲学用四页的篇幅以某种详细而逻辑矛盾的大纲对某位先生离开柏林大学哲学系的事情的分析挖苦了思辨哲学的彻底性。

在第四章中，马恩指出，思辨哲学以工人所创造的仅仅是“单一的东西”来“论证”工人什么都没有创造，是因为思辨哲学深恶痛绝任何一种现实的、活生生的东西。在思辨哲学那里，只有其理想的、虚幻的创造才是“一切”。在这里，马恩还指出，思辨哲学仅仅是“用现存事物的范畴来制定公式”，也就是用现存的黑格尔哲学和现存的社会意向来制定公式。公式除了公式便什么也没有。马恩的这一批判同样适用于今天强调所谓范式和公式的西方经济学。在这一章中，马恩还通过揭露思辨哲学者对蒲鲁东的错误翻译是如何歪曲蒲鲁东的原意的来正面评价了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这部著作对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意义，并对蒲鲁东的不足之处进行了提升。“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论断都以私有制为前提。这个基本前提被政治经济学当做确定不移的事实，而不加以任何进一步的研究，并且正如萨伊所坦率承认的，甚至被当做只是‘偶然’为政治经济学所涉及的事实。蒲鲁东则对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即私有制做了批判的考察，而且是第一次带有决定性的、严峻而又科学的考察。这就是蒲鲁东在科学上所完成的巨大进步，这个进步使政治经济学革命化了，并且第一次使政治经济学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如今，西方经济学的一切论断都以自私自利为前提，这个基本前提也被西方经济学当做确定不移的事实，而不加以任何进一步的研究。相比蒲鲁东，今天的西方经济学家倒退得太多了。既然蒲鲁东所完成的进步使以私有制为前提的政治经济学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而且马恩在这里也指出，蒲鲁东的著作被科学地越过了，那么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继续称为政治经济学就不太合适，至少应当称为“政治经济科学”。

在这里，还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马恩指出，“工资的数额起初是由自由的工人和自由的资本家自由协商来确定的。后来却发现，工人是被迫同意资本家所规定的工资，而资本家则是被迫把工资压到尽可能低的水平。强制代替了立约双方的自由。”如此看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不仅解放了工人，而且也解放了资本家。第二，马恩指出，“有时经济学家们自己也感觉到这些矛盾，而且揭露这些矛盾成了他们之间的斗争的主要内容。但是，在经济学家们意识到这些矛盾的情况下，他们自己也攻击表现在某种个别形式中的私有制，把私有制的某些个别形式斥责为本来合理的（即他们认为合理的）工资、本来合理的价值、本来合理的商业的伪造者。”这段论述解释了一百多年后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攻击“坏”的市场经济并鼓吹“好”的市场经济的原因。既然“蒲鲁东不同于其余的经济学家，他不是把私有制的这种或那种个别形式、而是把整个私有制十分透澈地描述为经济关系的伪造者”，那么吴敬琏就被一百多年前的蒲鲁东超越了。第三，马恩指出，“以往的政治经济学从私有制的运动似乎使人民富有这个事实出发，得出了替私有制辩护的结论。蒲鲁东从政治经济学中被诡辩所掩盖的相反的事实出发，即从私有制的运动造成贫穷这个事实出发，得出了否定私有制的结论。对私有制的最初的批判，当然是从充满矛盾的私有制本质表现得最触目、最突出、最令人激愤的事实出发，即从贫穷困苦的事实出发。”这段论述也表明，我们评价一个经济制度或一项改革措施，不是看它是否使某些人富有，而是要看它是否造成了某些人的贫穷，是否消除或减轻了社会上的贫穷困苦。第四，马恩还通过分析无产阶级和富有这两个对立面，向我们展示了矛盾的对立统一的运动，并指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做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第五，马恩介绍了蒲鲁东是如何以沙尔·孔德的论证方式恰恰证明了和沙尔·孔德的论点相反的东西，即正是因为土地的数量是有限的，所以土地的利用应该根据大家的利益来调整。这一论证方式同样适用于我们以从自私出发来论证私有制的张五常的论证方式来证明和张五常的论点相反的东西，即正因为人是自私的，所以才要限制私有制，以防止私有制放纵少数人损人利己的自私而使大多数人受害。

在第五章中，马恩分析了思辨哲学家是如何以拙劣的黑格尔式的了解方式曲解欧仁·苏的小说《巴黎的秘密》的，并对这本小说进行了他们自己的分析。在这里，马恩提到，“富人手下的学者即经济学家们……很细心地计算出，穷人为了富人和自己本身的福利应该按什么比例通过各种死亡事件来缩减自己的人数。”而今天的“华盛顿共识”同样很细心地计算出80%的穷人是多余的，是应当通过各种死亡事件来缩减的。

在第六章中，马恩批判了思辨哲学的群众观和历史观，批判了思辨哲学家对群众的征讨，对犹太人问题、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唯物主义的发展进行了阐述。这里有一句经典的话就是：“‘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有人以此为自私自利的西方经济学观点辩护，但是，马恩在这里提到的“利益”不是鸡毛蒜皮的个人私利，而是“得到历史承认的群众的‘利益’”。他们明确指出，当这一“利益”最初出现于世界舞台时，总是在“思想”或“观念”中远远地超出自己的实际界限，很容易使自己和全人类的利益混淆起来。例如，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最初出现于世界舞台时就与全人类的利益混淆了起来。而在距资产阶级的利益最初出现于世界舞台数百年后的今天，还有人想混淆资产阶级的利益与全人类的利益就只能是别有用心了。在这里，马恩还指出，“同布鲁诺关于人权不是‘天赋的’这种发现相比较（这种发现近四十多年来在英国有过无数次），傅立叶关于捕鱼、打猎等等是天赋人权的论断，就应该说是天才的论断了。”这表明，人们通过劳动来获得满足自身生存需要的权利才是真正的天赋人权。因此，使人们丧失生产资料的使用权进而使得人们无法通过劳动来获得满足自身生存需要的下岗和失业就是对天赋人权的最大侵犯。在这里，马恩还提出，在“德法年鉴”中他们已经向思辨哲学家指出，“现代国家承认人权同古代国家承认奴隶制是一个意思。就是说，正如古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奴隶制一样，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即仅仅通过私人利益和无意识的自然的必要性这一纽带同别人发生关系的独立的人，即自己营业的奴隶，自己以及别人的私欲的奴隶。现代国家就是通过普遍人权承认了自己的这种自然基础。”这段话以及马恩在这一章所展开的分析，对于我们认识当前西方学者所强调的人权的本质大有裨益。

在第七章中，马恩揭露了思辨哲学需要崇拜，而神圣家族又是如何从它的记者们那里受到它所应受的崇拜的。在第八章中，马恩回到了《巴黎的秘密》这本小说，通过该书人物和情节的展开，揭露了资产阶级、宗教和司法部门的虚伪而残忍的一面，以及资产阶级的消遣性的慈善活动的本质即“人的贫穷、使人不得不接受施舍的那种极度窘迫的境遇，都应供金钱贵族和知识贵族娱乐，应当作为满足他们的自私欲、供他们摆架子和消遣的对象。”在第九章提到思辨哲学宣布世界的灭亡之后，马恩在“历史的结语”中指出，灭亡的不是世界，而是代表思辨哲学的批判的“文学报”。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恩格斯所写的一部伟大作品，在这部作品中，恩格斯想把当时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苦难、斗争、希望和要求的真实情况描绘给当时的德国民众，进而把英国工人阶级所处的屈辱的状况报道给文明世界。尽管有人质疑，“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但是，我们的确能从这部作品中看到后来的世界上其它国家所发生的事情。这部作品是恩格斯“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 所写，为此，他“抛弃了社交活动和宴会，……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都用来和普通的工人交往”，从而也为我们今天的调查研究树立了榜样。顺带提一句，关于调研资料的使用，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在于，其中的事例是孤证，还是具有普遍性。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扩大调查范围，列举更多的同样的事例；另一个是分析现实性背后的合理性。黑格尔曾提出，“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因此，只要我们能够找出调研事例背后的合理性，那么，当这种合理性在其他地方或其他时代出现时，类似的事例就会出现。而要使得同类事例不再出现，就必须使以往的合理性，不再成为合理性。只有这样，人类社会才能进步。实际上，当时英国资本家剥削工人的一些小手法比如实物工资制等在今天中国的私营企业中仍然存在，尽管中国的这些私营企业主中几乎不会有人读过恩格斯的这篇文献。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恩格斯在这篇文献中提到的工人运动也将会中国的未来出现。因此，关注中国未来的学者都应当来关注一下这篇文献。

在导言中，恩格斯简要地介绍了从纺纱织布开始的英国工业革命历程。在使用机器以前，英国的纺纱织布的工人们“还不是无产者”，他们“过着庸碌而舒适的生活。 ”但是，“他们的精神生活是死气沉沉的”，而且，“他们那时也不是人，而只是一架替从前主宰着历史的少数贵族服务的工作机。”因此，这种生活“到底不是人应该过的”。恩格斯指出，“产业革命只是促使这种情况达到顶点，把工人完全变成了简单的机器，把他们最后剩下的一点独立活动的自由都剥夺了，可是，它却以此迫使他们思考，迫使他们争取人应有的地位。像法国的政治一样，英国的工业和整个市民社会运动把最后的一些还对人类共同利益漠不关心的阶级卷入了历史的巨流。”

“ 使英国工人的状况发生根本变化的第一个发明是珍妮纺纱机。”由于纱的产量大增，就需要更多的织布工人，“兼营农业的织工阶级”就“逐渐完全消失而变成了一个新兴的织工阶级，他们光靠工资生活，没有丝毫财产，……这样，他们就变成了无产者。”“在产业工人放弃了农业以后，许多土地闲起来了，在这些土地的基础上就产生了新的大佃农阶级……小自耕农除了卖掉那块已经不能养活自己的土地去买一部珍妮纺纱机或织机，或者到大佃农那里去做短工即做一个农村无产者以外，就再没有其他任何办法了。”而工业的发展在继续，“有些资本家开始把珍妮纺纱机安装在大建筑物里面，并且用水力来发动；这就使他们有可能减少工人，并且把自己的纱卖得比用手摇机器的个体纺工便宜。由于珍妮纺纱机的构造不断在改进，机器随时都会变成过时的，因此必须把它们加以改造或者换成新的；资本家由于利用水力，即使机器已经过时也还可以维持下去，而对于个体纺工来说，这越往后就越不行了。工厂制度就这样奠定了基础”。今天有些人在那里空谈地争论为什么是 “资本雇佣劳动”而不是“劳动雇佣资本”，或许有人认为，个体纺工可以联合起来像工厂那样使用机器，但是，首先，如果没有工厂制度作为竞争中的优胜者成为榜样，个体纺工是不可能像工厂那样联合的。其次，在描述其他劳动部门的情况时，恩格斯提到了一种称为民主工业的现象。小师傅和自己的学徒或者在自己家里的作坊中工作，或者——当他们需要蒸汽发动机时——在巨大的工厂厂房中工作，这些厂房被划分成许多小作坊，租给个别的师傅；在每个作坊中都装有由蒸汽发动机带动的传动带，再由传动带转动机器。然而，这种民主工业对师傅和帮工的状况都不是很有利的。在其他场合下由一个大厂主独吞的利润，现在由竞争加以调整，被分配到许多小师傅手里，所以这些小师傅是不会生活得很好的。资本集中的趋势经常影响着他们；只要一个人发财，便会有十个人破产，另外还有一百个人因受到某一暴发户的廉价竞争的压力而生活得比以前更坏了。不言而喻，当小师傅不得不和大资本家竞争时，他们要花很大的力量才能勉强应付过去。显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谓的劳动雇佣资本是不可能战胜资本雇佣劳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公有制无法战胜私有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劳动者的主动创新在企业的竞争力中越来越重要。如果公有制能够尊重并充分发挥和利用劳动者的主人翁精神，其竞争力将是私有制所不可比拟的。而且在私有制下，一个企业的成功会造成众多企业的破产，而公有制则能够避免社会资源的这种巨大浪费。

恩格斯指出，“在工业中，人——工人，仅仅被看做一种资本，他把自己交给厂主去使用，厂主以工资的名义付给他利息。”这大概就是现代所谓人力资本的由来。而马克思后来的研究则表明工人实际上是一种商品而不是资本。实际上，恩格斯稍后也指出，工人“竟可以像商品一样地被卖掉，像商品一样地涨价跌价。如果对工人的需求增加，他们的价格也就上涨；如果需求减少，价格也就下跌；如果对工人的需求下降，有一定数目的工人找不到买主因而‘成了存货’，那末他们就只好闲着不做事，而不做事是不能生活下去的，所以他们只好饿死。”

恩格斯谈到工厂城市的形成时指出，“大工业企业需要许多工人在一个建筑物里面共同劳动；这些工人必须住在近处，甚至在不大的工厂近旁，他们也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村镇。……这种村镇里的居民，特别是年轻的一代，逐渐习惯于工厂工作，逐渐熟悉这种工作；当第一个工厂很自然地已经不能保证一切希望工作的人都有工作的时候，工资就下降，结果就是新的厂主搬到这个地方来。于是村镇就变成小城市，而小城市又变成大城市。城市愈大，搬到里面来就愈有利，因为这里有铁路，有运河，有公路；可以挑选的熟练工人愈来愈多；由于建筑业中和机器制造业中的竞争，在这种一切都方便的地方开办新的企业，比起不仅建筑材料和机器要预先从其他地方运来、而且建筑工人和工厂工人也要预先从其他地方运来的比较遥远的地方，花费比较少的钱就行了；这里有顾客云集的市场和交易所，这里跟原料市场和成品销售市场有直接的联系。这就决定了大工厂城市惊人迅速地成长。”在这里，恩格斯不仅提出了今天产业集聚理论的基本原理，而且提前一百多年驳斥了张五常的如下观点：“你到我的工厂工作，因为工厂在邻近能使你节省交通费用，工厂位置的话事权在我手，我给你的交通方便你要给我钱，或减少我给你的薪酬。”按照张五常的这个说法，中国工人就只好倒贴钱给远道而来的美国资本家打工了。

关于大城市，恩格斯指出，在任何地方，都是社会战争；都是法律庇护下的互相抢劫，而这一切都做得这样无耻，这样坦然。“因为这个社会战争中的武器是资本，即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直接或间接的占有，所以很显然，这个战争中的一切不利条件都落在穷人这一方面了。穷人是没有人关心的；他一旦被投入这个陷入的漩涡，就只好尽自己的能力往外挣扎。如果他侥幸找到工作，就是说，如果资产阶级发了慈悲，愿意利用他来发财，那末等待着他的是勉强够维持灵魂不离开躯体的工资；如果他找不到工作，那末他只有去做贼（如果不怕警察的话），或者饿死，而警察所关心的只是他悄悄地死去，不要打扰了资产阶级。”恩格斯指出，英国工人将饥饿致死和因饥饿导致身体虚弱而引起的病死称为“社会的谋杀，并且控诉整个社会在不断地犯这种罪”。其实，今天穷人看不起病也是一种“社会的谋杀”。当然，恩格斯也承认，“饿死的人在任何时候都仅仅是个别的。但是，有谁能向工人保证明天不轮到他？……谁也不能。”一百多年后张维迎却拾西方经济学家的牙秽（连牙慧也不如）说什么，“在一个古典型企业里，企业家承担了所有的风险，而工人们只挣取固定的报酬”。

接下来，恩格斯描述了“社会给工人什么样的住宅、什么样的衣服和食物作为他们工作的报酬，社会让那些对它的生存最有贡献的人如何生活下去。”其状况在今天的世界上仍然能够见到。其中，关于假货和份量不足，他是这样说的：“做工人的生意的多半是些小商贩。他们收买次货，而且正因为是次货，所以才能够卖得这样便宜。……工人们买到的肉常常是不能吃的，但是既然买来了，也就只好把它吃掉。……商人和厂主昧着良心在所有的食品里面掺假，丝毫不顾及消费者的健康。…… 掺假的行为除非和漏税有关，是很少受到法律追究的。……英国工人不仅在物品的质的方面受骗，而且在量的方面也受骗。小商人的尺和秤大部分是不合规定的。” 今天，安徽阜阳假奶粉案的受害者也是低收入的家庭。王海式的打假原本是最符合市场经济原理的打假，但却受到中国法院的阻止。只是在假货的危害过于明显时才会受到一些制裁，而中国小商人的尺和秤也常常不合规定。

对于当时英国工人的不幸，恩格斯认为，其原因在于竞争。“竞争最充分地反映了流行在现代市民社会中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个战争……不仅在社会各个阶级之间进行，而且也在这些阶级的各个成员之间进行”。其中，“工人彼此间的这种竞争对于工人来说是现代各种关系中最坏的一面；这是资产阶级对付无产阶级的最有力的武器。因此，工人竭力利用工会来消灭这种竞争，而资产阶级则疯狂地向这些工会进攻”。除了竞争这种因素外，还有一个被恩格斯归入竞争之中的原因则需要单独指出来：“无产者是无助的。他们要是只靠自己，那连一天也不能生存下去。资产阶级垄断了一切生活资料（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无产者所需要的一切都只能从这个资产阶级（它的垄断是受到国家政权保护的）那里得到。所以，无产者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资产阶级的奴隶，资产阶级掌握着他们的生死大权。”实际上，如果无产者拥有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讲也是生活资料），那么不存在劳动雇佣资本的问题，只存在劳动者使用自己的生产资料的问题。如果无产者是无助的，那么只可能是资本雇佣劳动，而不可能是劳动雇佣资本。这是因为，后者意味着无产者不再是资产阶级的奴隶，而资产阶级决不允许这样来革自己的命。

接下来，恩格斯分析了什么是最低工资、最高工资和平均工资，可以说是提出了工资理论的基本原理，相比西方经济学以供求均衡来确定工资要深刻得多。恩格斯甚至还指出，那些需要一定的技能和常规性的工作岗位的平均工资较高是为了鼓励工人去获得这种技能并在工作中服从这种常规性。这种分析无疑也是优于今天的人力资本理论的。为了说明工人之间的竞争一般总是胜过争夺工人的竞争，恩格斯描述了，在不以直接满足需要为目的而以赚钱为目的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混乱制度下，商业危机的发生和发展过程。这对于我们认识今天的商业危机和国际贸易中存在的问题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为了说明英国产业工人所面临的竞争，恩格斯还分析了迁移到英格兰的爱尔兰移民的原因和后果。在这里，恩格斯提到，由于工人看不起病，“他们只好根本不看病，或者求助于收费低廉的江湖医生和归根到底是害多利少的假药。”当时，英国有许多的类似当前中国保健品的特许专卖药，“所有这些药剂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医治世界上的一切疾病。这些药品固然很少含有直接有害的东西，但是经常大量服用，对身体到底还是有害的……英国工人喜欢吃特许专卖药，结果是戕害了自己，同时却填满了这些药品的制造者的钱袋。”恩格斯还提到，由于女人常常在分娩后三四天就回到工厂去做工，对婴孩的照顾自然就不周了。然而这不仅是对婴孩的照顾问题，还是女人自己的健康问题。中国人所说的月子病，在西方妇女身上同样会出现。而今天的美国妇女到现在也是在分娩后三四天就回到公司上班，如果她还需要工作的话。

接下来，恩格斯“从工人的身体状况转到精神状况”，在揭露了资产阶级和国家在工人阶级的培养和教育方面的糟糕做法之后，他指出，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本身就给他们一种实际的教育。“贫困教人去祈祷，而更重要得多的是教人去思考和行动。英国工人几乎都不会读，更不会写，但是他们自己的和全民族的利益是什么，他们却知道得很清楚。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是什么，他们能够从这个资产阶级那里得到些什么，他们也是知道的。虽然他们不会写，可是他们会说，并且会在大庭广众之中说。虽然他们不会算，可是他们对政治经济学概念的理解足以使他们看穿主张取消谷物税的资产者，并且驳倒他们。虽然他们完全不了解教士们费尽心机给他们讲的天国的问题，可是他们很了解人间的即政治的和社会的问题。”在今天中国农村的孩子已经开始放弃大学梦之后，中国底层民众的教育现状如何，也的确值得我们就恩格斯的分析进行对比研究。

在分析了资产阶级为工人阶级的教育所做的一切之后，恩格斯指出，“当人们谈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一切都讲得很冠冕堂皇，资产阶级听起来也很入耳。但是对没有任何财产的人来说，私有财产的神圣性也就自然不存在了。金钱是人间的上帝。资产者从无产者那里把钱抢走，从而真的把他们变成了无神论者。如果无产者成了无神论者，不再尊重这个人间上帝的神圣和威力，那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今天的中国学者无端端地指责所谓的“仇富”心态，而完全没有注意到人们首先仇的是“穷”，然后才是仇造成这种“穷”的“富”。这种憎恨、这种愤怒“证明工人感觉到他们是处在一种怎样非人的状况里，证明他们不愿意被当做牲口来看待，证明他们总有一天要把自己从资产阶级的羁绊下解放出来。”

与今天的月光族相比，恩格斯提到储蓄对工人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因为他能够储蓄起来的，最多也只能维持他几个星期的生活，而他一失业，就不会仅仅是几个星期的事。……在工资高的时候，工人的生活就‘阔绰’起来，这是使英国资产者莫名其妙而且极为恼怒的。要知道，如果储蓄对人们并没有什么好处，而最后还是要……被资产阶级所吞没，那末，他们在可能享受一下的时候就享受，而不去储蓄，这不仅是十分自然的，甚至也是合理的。但是这种生活方式比别的任何生活都更使人堕落。”有人用有恒产者有恒心来鼓吹私有制，但是，既然在私有制下工人不能长久地保有财产，那么只有公有制才能做到有恒产者有恒心。

恩格斯引用了当时的半资产者的论述把大城市在工人道德发展方面造成的有害后果暴露出来。如果说上世纪西方的性解放还需要制造舆论来辩护的话，那么当时的工厂制度已经使性解放成为工人阶级中青少年的生活现实。同时，随着工业的发展，犯罪事件也在增加，每年被捕的人数和加工的棉花的包数经常成正比。这种成正比的数量关系可以称为资本主义犯罪经济学的规律。这种规律可以供那些想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引入数学工具的学者去进行实证研究。另一方面，大城市还有它的另一面，当时的十足的资产者已经发现，大城市的生活助长工人中的团结，并给贫民以力量。而且尽管当时工人的生活使人堕落，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工人比资产者仁慈得多。……乞丐通常都几乎只向工人求乞，工人在帮助穷人方面无论如何比资产阶级做得多。”

恩格斯接下来分部门分析了英国工人的状况。恩格斯指出，“机器上的每一种改进都抢走了工人的饭碗，而且这种改进愈大，工人失业的就愈多。因此，每一种改进都像商业危机一样给某一些工人带来严重的后果，即匮乏、贫穷和犯罪。”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美国共产党员哈拉比先生初次到中国时惊讶地发现中国致力于提高生产力，而美国工会则反对提高生产力。因为，在美国，生产力的提高意味着工人的失业和贫困。而在当时的中国，正是恩格斯所说的“在一个组织得合理的社会制度”下，因而，“所有这些改进都只会受到欢迎”。

西方经济学认为，只要工资够低，就不存在失业问题，而不论这点工资能不能养活工人。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学的充分就业仍然会有5%左右的失业率。而西方经济学并没有讨论这5%的失业人口如何生活。实际上，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地产生相对过剩的人口。这意味着机器生产不足以吸纳足够的工人。那么，多余的工人如何生活呢？恩格斯指出，与机器织业相比，“手织业又是在其他劳动部门中失掉工作的一切工人的最后的避难所，因而在这里总是人手过多。”因此，“在这些不得不和机器竞争的工人中间，生活得最坏的是棉纺织业中的手工织工。”而这一点却反过来被资产阶级用来反击那些攻击工厂制度的人。资产阶级洋洋得意地叫道，“看看这些穷织工生活得多么糟，看看工厂工人生活得多么好，然后再来评判工厂制度吧！”张维迎也拾西方经济学家的牙秽声称，工人之所以进工厂受资本家的剥削，是工人自愿的行为，是一种“双赢”，不能称为“受剥削”，这是因为工人在工厂中得到的比他在工厂之外得到的多。然而，恩格斯指出，这是“用昨天犯的罪来替今天犯的罪进行辩解。” 这种诡辩技巧在今天中国的另一个例子是：有人要求，中国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四万亿投资要顾及民营企业，因为民营企业贡献了75%的就业岗位。但是，民营企业在“今天”之所以能“贡献”这么多岗位，就是因为“昨天”私有化了大量的国有企业。因此，合理的逻辑应当是拿这四万亿投资重新开办国有企业，增加国有企业的就业岗位，让政府的钱用于更多的人，用于更公共的地方，而不是资助少数资本家。

在这里，恩格斯还提醒我们，在某些行业存在不同的生产方式，既有最新式的改良了的机器生产，也有因为厂主舍不得而仍然使用旧式机器进行的生产。在不同的方式下，尤其是在后一方式下，因为厂主不愿意受到损失，工人受到的剥削程度不同。比较优势原理在这里并不适用。

接下来，恩格斯详细解释了工厂制度对工人家庭的破坏，而这些现象在陈志武的笔下则被称做是现代金融制度的功劳，所谓发达国家的工人不用养儿防老，他们是为了爱孩子才生孩子的。尽管恩格斯认为，“现代社会里的家庭正日益解体这一事实，只不过证明了维系家庭的纽带并不是家庭的爱，而是隐藏在财产共有这一外衣下的私人利益。”但他并不认可由于资本家雇佣廉价的妇女、儿童来排斥成年男工，而导致的“妻子挣钱养活全家，丈夫却坐在家里看孩子，打扫屋子，做饭”的家庭关系的变化。

在谈到工厂奴隶制时，恩格斯指出，“不言而喻，工厂奴隶制也和任何别的奴隶制一样，甚至还要厉害些，是把初夜权给予主人的。在这方面厂主也是女工的身体和美貌的主宰。解雇的威胁即使不是一百回中有九十九回，至少十回中也有九回足以摧毁女孩子的任何反抗……即使不是所有的厂主都利用这个权利，女工们的情况本质上也不会因此而有所改变。……当大多数厂主都是……暴发户的时候，他们是泰然自若地利用他们这个‘正当地得来的’权利的。”中央民族大学的张宏良教授就曾经看到在重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过程中，刚刚成为原国有企业老板的暴发户就立即让人强行把原国有企业的美丽女工往自己的办公室里拖。这就是那些鼓吹私有化的经济学家所要求明晰的产权。在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地方，人权和产权就是是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所有权和奴役权。

谈到儿童劳动时，恩格斯指出，“把孩子们应该专门用在身体和精神的发育上的时间牺牲在冷酷的资产阶级的贪婪上，……这无论如何是不可饶恕的。”对于工厂里的工伤事故，恩格斯则指出，“一切不幸事件的罪过归根到底总是在厂主身上，至少也应当要求他终生赡养失去工作能力的工人，而在工人死亡时，就应当赡养他的家庭。”恩格斯的这一要求对于一百多年后与时俱进的今天的中国来说，还是没有能够做到的。这无疑是今后中国立法机构必须努力的方向。

接下来，恩格斯谈到了英国工厂法的出台经过，在谈到工人要求十小时工作法案时，恩格斯提到了厂主们反对这个法案的理由即增加生产费用，从而使英国工业无力对抗外国的竞争等等。而恩格斯对此的评论则是，“这论据有一半是对的，但这只是证明，英国工业的威力仅仅是靠野蛮地对待工人、靠破坏工人的健康、靠忽视整代整代的人在社会关系、肉体和精神方面的发展的办法来维持的。”恩格斯还指出，厂主们“用尽一切正当的和不正当的手段来反对这个为他们所痛恨的法案，但是这对他们没有一点好处，只是日益加深工人对他们的憎恨。”今天，中国出台的新劳动合同法和最低工资制度等也遭遇几乎同样理由的反对，只不过经济学家和媒体人士替代资本家承接了工人对他们的憎恨。要在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消除这种憎恨，而除了坚决执行相关法律和制度外，没有别的办法。

恩格斯指出，“工人只有仇恨资产阶级和反抗资产阶级，才能获得自己的人的尊严。而英国工人阶级之所以能够如此强烈地反抗有产者的暴政，应当归功于他们所受的教育，或者更确切地说，应当归功于他们没有受过教育，同样也应当归功于英国工人阶级的血液中掺有大量的爱尔兰人的热血。”在这里，英国资产者利己主义的民族特征在英国工人身上“消失”了。突破民族界限的“普世价值”在工人阶级身上比在资产者身上体现的更早，而工人阶级的“普世价值”就是“仇恨资产阶级和反抗资产阶级”。

在经历了偷窃、砸碎机器等消极、孤立的反抗阶段后，英国工人利用当时的法律组建工会进行罢工。恩格斯指出，“这些工会的历史充满了工人的一连串的失败，只是间或才有几次个别的胜利。”在这里，恩格斯提出了一个问题：工人明明知道宣布罢工没有用，为什么还要采取这种办法呢？而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问题很简单，因为工人必须反对降低工资，甚至要反抗这种降低的必然性本身；因为工人一定要宣布，他作为一个人，不能去迁就环境，相反地应该让环境来适应自己，适应人；因为工人的沉默就表示同这种环境妥协，承认资产阶级在商业繁荣时期有权剥削工人，而在萧条时期又有权把工人饿死。只要工人还保存有一点点人的尊严，他们就不能不对此表示抗议，而他们之所以这样抗议，而不用别的方式来抗议，就因为他们是英国人，是用行动来表示自己的抗议的讲求实际的人，而不是像德国理论家们那样，只要把他们的抗议书登记下来，归入卷宗，就回去安安静静地睡大觉，让抗议书也像抗议者本人一样地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睡觉。相反地，英国人的积极抗议是不会不发生影响的：它把资产阶级的贪得无厌的欲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使工人对有产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万能权力的反抗不致消沉下去。它同时也向工人证明，要粉碎资产阶级的势力，除了工会和罢工，还需要更多的东西。”不过，理论家的抗议也是有必要的，它有同样有助于把资产阶级的贪得无厌的欲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同时也不应强求理论家的抗议方式与工人的抗议方式一样。

尽管罢工没有用，但是，这些工会及其所组织的罢工“存在的前提就是工人已经懂得，资产阶级的统治正是建筑在工人彼此间的竞争上，即建筑在无产阶级的不团结上，建筑在一些工人和另一些工人的对立上。而正因为工会努力反对竞争，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生命攸关的神经（虽然这种努力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所以这个社会制度才把它看得这样地危险。”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是随便说说的，而是把它当作全世界无产者的核心价值来指出的。而资产阶级则无疑要强调个人主义和自由竞争来对抗无产者的联合。既然自由竞争尤其是工人之间的自由竞争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生命攸关的神经，那么，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将这种“自由”鼓吹为“普世价值”也就是必然的了。一味反对“普世价值”这个名词，实际上无助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更好的办法应当是以无产阶级的“普世价值”对抗资产阶级的“普世价值”，要敢于向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主动出击，而不只是被动地防守。

在论述英国工人运动的过程中，恩格斯顺带提到了“在英国是怎样神圣地看待法律的”。他指出，“对资产者说来，法律当然是神圣的……资产者懂得，即使个别的法律条文对他不方便，但是整个立法毕竟是用来保护他的利益的……但是在工人看来当然就不是这样。工人有足够的体验知道得十分清楚，法律对他说来是资产阶级给他准备的鞭子，因此，只有在万不得已时工人才诉诸法律。”

接下来，恩格斯介绍了当时英国的宪章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以及英国资产阶级如何用降低工资等方法迫使工人罢工以便逼使工人阶级为资产阶级废除谷物法的要求去火中取栗等情况。值得一提的是，工会会员、宪章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自己出经费创办了许多学校和阅览室来提高工人的知识水平。在无产阶级的、特别是社会主义者的学校或阅览室里经常举行关于自然科学、美学和政治经济学问题的讲演会，而且听众往往很多。恩格斯常常碰到一些穿着褴褛不堪的粗布夹克的工人，他们显示出自己对地质学、天文学及其他学科的知识比某些有教养的德国资产者还要多。阅读最新的哲学、政治和诗歌方面最杰出的著作的几乎完全是工人。今天的中国也出现了不少所谓的民间科学家，这些人在学术上或许很不成熟，但是这种研究精神要鼓励而不是打击。

在 “矿业无产阶级”这一章中，恩格斯揭示了当时英国煤矿频发事故，并指出英国“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毫不犹豫地把大多数这种不幸事件的责任归之于矿主。相比之下，张维迎却认为，当今中国的私人煤窑出现矿难的原因是因为煤矿的所有权不归矿主所有或承租期太短，所以矿主不采取安全措施。但是，当年英国矿主并不存在所有权和承租期方面的问题，不也同样没有采取安全措施吗？当时的英国曾经通过一个法案，绝对禁止妇女在矿井里工作并严格限制雇用儿童。然而这个法案在大多数地区都成为一纸空文，因为连视察法律执行情况的矿山视察员都没有任命。因此，当“曼彻斯特卫报”报道某个矿坑爆炸，一个女孩子被炸死的时候，竟没有人注意到这已经暴露了违法的事实。同样地，中国劳动法对工作时间进行了规定，但是中国政府也没有任命视察这个法律执行情况的视察员，从而在这个法律在许多地方也是一纸空文。曾经有中国的私企管理者在电视台提到他们工厂的工人每天工作12小时，一周工作六天，所以比法国企业有竞争优势时，也是竟然没有人注意到这已经暴露了违反当时中国劳动法的事实。

在 “农业无产阶级”这一章中，恩格斯提到了社会救济的一个结果：“当旧的济贫法存在的时候，工人们还可以从济贫金中得到一点救济；因此，工资就更加下降，因为农场主尽可能把更多的开支转移到济贫金上面去了。这使得随着过剩人口的出现本来已经大为增加的济贫捐更加增多，并促使新济贫法的出现……但是情况并没有因为有了新的济贫法而有所改善。”前段时间有人强调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但是，这种将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割裂开的说法完全违背了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辩证法。恩格斯在这里已经指出了这种说法的必然后果就是再分配的公平将被初次分配的效率的反向调节所抵消。社会福利越多，工人的工资越低，从而需要更多的福利。这大概是福利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难以维系的一个主要原因。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福利的最终受益者是资本家而不是工人。显然，必须在初次分配中就注重公平，然而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工人的工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又会是什么后果呢？一是工资收入的相当一部分会被作为社会福利税被政府拿走。二是，物价也会大大提高，实际上北欧福利国家的物价水平在发达国家中就居于高位。

在 “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态度”这一章，恩格斯谈到现代“有限政府”和“小政府”的概念的起源及其实质：“自由竞争不能忍受任何限制，不能忍受任何国家监督，整个国家对自由竞争是一种累赘，对它来说，最好是没有任何国家制度存在，使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剥削他人……但是，资产阶级为了使自己必不可少的无产者就范，就不能不要国家，所以他们利用国家来对付无产者，同时尽量使国家离自己远些。”而在法律方面，“无论资产者做什么，警察对他总是客客气气，并且严格地依法办事”。相反，“对无产者来说，法律的保护作用是不存在的，警察可以随便闯进他家里，随便逮捕他，随便殴打他。”警察如此对待穷人也不能完全算是不依法办事，只不过，警察和“官吏们对付穷人时不是按照法律的条文而是按照法律的精神。”

在这里，恩格斯还揭露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要求被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出来的“过剩人口”饿死，并在事实上成为资产阶级残酷对待无产阶级的工具。对于这样的人口论，我们是不能把它仅仅当作一个通常的学说甚至是错误的学说来对待的，至少应当与侵华日军的“大东亚共荣圈论”相提并论。

在这篇文献的最后，恩格斯指出，“在原则上，共产主义是超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敌对的……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想到要向个别的人复仇，或者认为某个资产者在现存的条件下能够有不同于现在的行动。”尽管恩格斯已经意识到，“太晚了！”但在这里还是表露出了他对“和平解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抱有幻想。只不过，无产阶级取得反抗资产阶级的胜利之后，则应当减少针对个人的粗暴行为和野蛮行为，保持阶级警惕，而不必以阶级斗争为纲，反而要以消除造成这种对立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体系为纲。

在《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这篇文献中，恩格斯提到了，当时的普鲁士政府不得不客客气气地对待一切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运动，只要这些运动在形式上是合法的就行。而且到处都出现了改善劳动者的处境以及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教育的协会，并且还有些普鲁士政府的高级官员也积极地参加了这些协会的活动。遗憾的是，恩格斯没有详细指出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而这种现象的出现则可以解释为什么是在德国而不是在英国最早出现了现代的社会保障制度。

1845年2月8日和15日恩格斯在爱北斐特发表了演说。他在8日的演说中分析了“自由竞争和它所造成的社会秩序”。他指出，厂主凭猜测进行生产，除了永远在波动的价格水平，他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遵循的。在生产如此混乱的情况下，商业中时时产生不景气的现象，是十分自然的事情。相比之下，现代西方经济学则认为，价格水平包括了一切信息，可以通过看不见的手调节价格水平的波动来达到生产和消费的完美协调。

与自由竞争相比，恩格斯描绘了共产主义的愿景，并举了一些共产主义组织的优点的例子。在这里，他提到，“现代社会促使个人敌视其他一切人”，而这种社会战争状态恰恰就是西方经济学所推崇的帕累托最优状态。所谓帕累托最优是指这样一种状态，即无法做到在改善一些人的境遇时不损害到其他人。显然，在这种状态下，除非一个人不想改善自己的境遇，否则他就必然损害到其他人而成为其他人的敌人，同时其他人也是他的敌人。恩格斯还指出，当共产主义社会遇到反对它的战争时，其成员“一定会保卫真正的祖国、真正的家园，因此他们将精神焕发、坚毅勇敢地作战，使受过机械化训练的现代军队也要望风披靡。”这句关于人民战争的话在上个世纪中得到了验证。

接下来，恩格斯谈了三个必然会促使共产主义实现的措施：第一个措施是由国家出资对一切儿童毫无例外地实行普遍教育，这种教育对任何人都是一样，一直进行到能够作为社会的独立成员的年龄为止。第二个措施是全面改组济贫所，把所有失业公民都安置在移民区内，让他们在里面从事工农业劳动，并把他们的劳动组织起来为全移民区造福。第三个措施是采取普遍的资本累进税，其税率随资本额的增大而递增。恩格斯指出，“纳税原则本质上是纯共产主义的原则……或者是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也就无权征税；或者是国家有这种权利，这样私有制就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由于这三个措施是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和平实施的，因而也就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它对于今天的中国解决教育、失业和税收问题仍有借鉴意义。

在15日的演说中，恩格斯详细分析了德国可能采取的三种不同的关税制度即完全的自由贸易、高额的保护关税和当时中庸的关税制度的情况后，得出结论：无论采用哪种关税制度，社会革命将是必然的后果。这里的分析对于我们认识今天世界贸易中的关税问题不无启发。

在《最近发生的莱比锡大屠杀。——德国工人运动》一文中，恩格斯揭露萨克森亲王约翰让士兵把群众赶向官邸的大门，然后以此为借口，命令士兵向群众开枪。然后，恩格斯指出，德国的革命行动将从工人当中开始，尽管在资产阶级当中也有不少的共和主义者以至共产主义者。

在《德国状况》一文中，恩格斯简短地叙述了法国革命对德国的影响。他指出，拿破仑“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人。诚然，他的行动表现出来是暴虐的，但是他的暴虐甚至不及公会的代表们可能表现出来并且实际上已经到处表现出来的一半，不及被他打倒的王公贵族们所惯于表现出来的一半。”但是，由于拿破仑“强迫一向只为私人利益而生活的德国人去努力实现伟大的理想，为更崇高的公共利益服务”，而“弄得德国人都起来反对他”。

恩格斯认为，德国应当感谢拿破仑，而他并不准备在拿破仑做皇帝这件事情上责备拿破仑。这是因为，“在资产阶级已在法国确立了统治而人民又漠不关心的情况下不可能有别的出路，因为资产阶级从不关心公共利益，只要他们私人的事情进行得顺利就行，而人民又看不到革命对自己有根本的好处，他们只具有战争的热情”。恩格斯认为，拿破仑的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娶奥国皇帝的女儿为妻，和旧的反革命王朝结成同盟；他不去消灭旧欧洲的一切痕迹，反而竭力和它妥协；他力图在欧洲帝王中间取得首屈一指的声誉，因此他尽量把自己的宫廷搞得和他们的宫廷一样。他降低到了其他帝王的水平，他力图得到和他们同样的荣誉，拜倒在正统主义原则之前，因此很自然，正统的帝王们便把篡夺者踢出了自己的圈子。”这种错误，我们在前苏联领导人身上也看到了。戈尔巴乔夫也企图与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与资本主义国家妥协，力图在资本主义国家取得声誉。作为苏维埃的领导人，他降低到了其他总统的水平，结果正统的总统们便把他踢出了自己的圈子。他的后继者：叶利钦、普京和梅德韦捷夫也没能加入这个圈子。

接下来，恩格斯分析了拿破仑垮台后欧洲各国的状况，尤其是德国的状况，指出“德国完全被欺骗了”。在这里，他谈到了英国资产阶级的慷慨，那就是“起初以援助的形式给你一个礼物，而后来却以利润的形式从你那里拿走比礼物大6倍的东西。”当今中国在达赖问题上也是一再被德国和法国来回地欺骗，值得我们反思。

恩格斯在这里还指出，“资产阶级的力量全部取决于金钱，所以他们要取得政权就只有使金钱成为人在立法上的行为能力的唯一标准。……他们通过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资格的限制，使选举原则成为本阶级独有的财产。平等原则又由于被限制为仅仅在‘法律上的平等’而一笔勾消了，法律上的平等就是在富人和穷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即限制在目前主要的不平等的范围内的平等，简括地说，就是简直把不平等叫做平等。这样，出版自由就仅仅是资产阶级的特权，因为出版需要钱，需要购买出版物的人，而购买出版物的人也得要有钱。陪审制也是资产阶级的特权，因为他们采取了适当的措施，只选‘有身分的人’做陪审员。”

在《“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的前言和结束语》一文中，恩格斯指出，“现在对德国人来说，最好是首先了解一下国外所获得的成就。……只有他们知道了在他们之前已经做了些什么以后，他们才能表明他们自己能够做些什么。”对于我们来说，则是要首先了解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获得的成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表明自己能够在与时俱进方面做些什么。

在关于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1792年9月22日法兰西共和国的成立大会的报道中，恩格斯提到，“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现在正在各地提倡各民族的兄弟友爱，用以对抗旧的赤裸裸的民族利己主义和自由贸易的伪善的自私自利的世界主义”。这种对抗也可以视为两种价值体系，甚至两种“普世价值”之间的对抗。恩格斯指出，“民主在今天就是共产主义。任何其他的民主都只能存在于那些跟实际毫无联系、认为原则不是靠人和环境发展起来而是靠它本身发展起来的、好空谈的梦幻家的头脑中。民主已经成了无产阶级的原则，群众的原则。即使群众并不总是很清楚地懂得民主的这个唯一正确的意义，但是他们全都认为民主这个概念中包含着社会平等的要求，虽然这种要求还是模糊的。”在这里，恩格斯记录了几位演讲者的精彩演讲，他们的观点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相当一致。显然，时势造英雄，不会只造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个人，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两个人。

本卷的最后，列出了马克思的一个声明。“特利尔日报”编辑部曾发表声明说，在为该报撰稿的各式各样的作家中也有“马克思”。而马克思的声明则指出，他从来没有为该报写过片纸只字，因为该报那种资产阶级的慈悲的、十足非共产主义的倾向是同他毫不相容的。目前在欧洲出现了一些关于马克思的新文献，那么，如何确定它们就是属于马克思本人的呢？能肯定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如果这些文献存在资产阶级的慈悲的、十足非共产主义的倾向，那么无论什么样的“证明”都证明不了它们是马克思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