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与“贵族风光”——两种截然不同的时代风尚

对一个时代和重大历史事变的认识，往往要经过许多年 的沉淀才能看清真像，此贤哲之所以感到寂寞与悲哀也，毛泽东说“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大概原因也在这里。对“专制主义”控诉颠覆了二三十年，“极左”年代的生活可以说业已够妖魔化了。然而，他们颠覆出的又是什么样的“人性”世界呢？这是一个时代性的历史性的大话题。《那儿》——“工人阶级的伤痕文学”毕竟出现了，虽然“另类”，且声息微弱，但毕竟是出现了，它打破了往日“伤痕”话语的一统霸权地位的。意识形态毕竟是生活的产物，“包身工”来了，仅仅将它从课本上抽去是无济于事的。
前一段时间，某位曾受毛泽东关怀过的女士大炒“贵族身份”，在小范围内曾收到质疑，厚道一点还是“为贤者讳”吧。偶见上海滩炒作“贵族”的文章，特与一与文革有关的帖子合并，以供诸君一阅。后文过长，稍事浏览足矣。

谈《报刊文摘》的“忆苦思甜”

宪之

过去年月共产党爱搞“阶级教育”，“忆苦思甜”就是一种最常见的方式。经过30余年的“颠覆”，如今，它早已成为令人生厌为人唾弃的的陈旧而又陈旧的笑柄，成了“意识形态化”的、“极左”的、“假大空”的、“专制主义”的过街老鼠。
这已经成为习惯思维定势。
不过，如果你偶尔也来一点“求异”，也会获得一点别样的体悟。
《解放日报。报刊文摘》是一家发行量极大的文摘报，多少年来，它的第3版专有半个版面编发以回忆的形式控诉“过去年代”的文章，其实如果用“比较学”的角度视之，那也是一种“忆苦思甜”，其实也可以说是“阶级教育”－－这不过主体和对象不同罢了。如果就事论事，似乎都有道理；但是，如果宏观地审视一下，则无论是中国还是俄国，那些“非意识形态化”的文化所干的，无非是“颠覆”“专制主义”也即颠覆社会主义的工作。挂着人性论的招牌，其实有着极强的阶级性。
05。8。15一期有一篇文章《5号院的“特殊公民”》，说的是北京这一四合院里住着身份特殊的几位“普通公民”在文革中所遭受的“荒唐浩劫”，他们是获得特赦的四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
1966年8月26日某中学红卫兵破四旧杀向社会，在5号院门口贴出一张“通令”：

国民党残渣余孽、牛鬼蛇神们：
你们听着－－1，勒令你们自动减低工资，与劳动人民过同等的生活。2，勒令你们不许雇佣保姆，禁止再过寄生虫生活。3，勒令你们从明天起，分工负责清扫前厂胡同，不得有误。

“通令”贴出后，四位“特殊公民”经过商量居然由一位执笔公开写出“答复”张贴出来，表示“诚恳接受红卫兵小将的监督和改造”。后来，他们果然拿起笤帚扫起了胡同。故事的结尾大同小异，后来自然是受到了周总理殚精竭虑的保护，同年的国庆节应邀登上天安门观礼，“再也用不着扫地了”……
是的，“黄浦一期、中将副司令长官”的“特殊公民”，“红卫兵小将”一纸“通令”，居然不得不“拿起笤帚扫胡同”－－那一“人妖颠倒”的岁月是何等的“荒唐”啊！
其实，如果换一个角度思考，或者说“宽容”一点、“费厄泼赖”一点看，“红卫兵小将”虽然是“极左”，目无法制，不过他们“勒令”这些“中将”“司令”们减薪、扫地和退保姆，“左”固然“左”，违反了政策，不过其初衷也不过是让他们“与劳动人民过同等的生活”，也并非多么疯狂，十恶不赦。
我想，“极左”固然要继续批，批它一万年。不过眼光也必须“与时俱进”。如果，今天像张维迎这些精英先生，也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利用他们的话语霸权，“勒令”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下岗工人”、“三陪女”以及那些因为那不起学费的而辍学的“小将”，也必须“与老板过同等的生活”－－那该多好啊！
30年河东，30年河西，话语权利转换了。实际上大家都在“忆苦思甜”，主体与对象不同罢了。
当包身工与上厕卡、当“煤黑子”与16小时的工作制卷土重来之际，当“三陪”与“鸡”遍地开花之际，我们的精英如果无视这些，而只认可黄世仁与刘文彩们有权MBO，从而没完没了地批判那“与劳动人民过同等的生活”的诉求，无非是一味借助于“忆苦思甜”以转移视线，掩盖现实中形形色色的暴发户的疯狂掠夺罪恶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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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贵族今又风光 ”

苏鲁边河

三、四十年代随风飞扬，风流走红，
五六十年代不甘寂寞，风光依旧，
今日重见天日，锋头正健！

A， 评

巴尔札克的小说里，法国的贵族数不清，英国也是。什么“伯候爵子男”，折腾
个没完。现在也还有。中国的贵族，是不是也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以前呢？孔子有
七十几代孙，且孔子自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很有些讲究派头的啦。孔孟
相传至今二千多年，可没有谁称他们现在的后代为贵族啊？历代有封号，不时也
张扬一番，可生活中也还有顶着封号招摇、过日子的吗？“旧时王谢堂前燕”，
王、谢是东晋王朝大姓大贵族。至今已有一千五六百年吧？有没有延续至今的？
说正宗贵族，就从滿清王公大臣，贝勒，格格们算起？还有名人名流之后，袁世
凯、康有为一干人的后人。论享乐，皇室该数正宗嫡传，香火不断么。贵族看重
的世代相传，家传。吃喝穿着居住，享受玩乐，养成教育，代代相沿。贵族气质
作派，方可新鲜出炉。林语堂大师曾云：“其实物质文明吃穿居住享用还是咱们
黄帝子孙内行。”鲁迅就以《两种“炎黄子孙”》来驳他。当然，以当日及今天
某些人的眼光来看，鲁迅是“中了阶级斗争的毒了”。

老牌贵族，破落户，大家族。看重血统，门弟、出身与名分，鄙视暴发户。但再
名贵、真正正宗老牌，没有钱是不行的。没有钱，有爵位官职也行，能生钱捞钱
。实在钱、权、位都没有，广有田亩大宅子旧物古董也行。正所谓“百足之虫,死
而不僵”是也！变卖祖宗遗产是可羞可耻不孝，但维持门面脸面更重要。老牌贵
族羞于言钱，耻于言商。商人的钱是可爱的，商人之名是可恶的！正宗贵族看重
传统与家风。门阀历史、陈年流水薄子，敝帚自珍，如数家珍。也有不足：男爷
们交际，女性仍锁深闺中。

老牌的正宗的贵族一般都看不起“后起之秀”的新贵，不屑与之为伍，甚至也不
想提携“后进”。尤其憎恶“暴发户”！“独一份”，“别无分号”，搞贵族垄
断，独霸贵族话语权。唐二小姐就说：“我还记得光皮衣就挂了满满一整面墙的
大衣橱，哪里像现在的人家，一般只有一两件裘皮大衣。”

西化了的贵族，如唐家，地位与金钱同等重要，古来官医一体，上海本商埠，在
商自言商。钞票不可少。男与女同领风骚，更不在话下。这都是“与时俱进”。
自家有钱，或夫家有钱。以钱开路，出名，名之后又是钱。唐二小姐自言“一场
拉丁舞要1000元，我一周跳三场，算下来多少钱?”昔日贵族为延续这一嗜好与风
光，钱自何来？唐二小姐也是生财有道，有需求有供给有市场有交易。

今日富人，也看重贵族派头。是有其名无其实，还是有其实而无其名？钱是够了
，排场也有了，动静很大了，看人有影、听声有声，知名度行了。“烟柳繁华地
，温柔富贵乡！”“烈火烹油，鲜花着锦。”金子做了脊梁骨了。可在老牌的正
宗的贵族后裔、那怕是一度破落了而今又名声复振、身价倍增的贵族面前，仍然
还是直不起腰、抬不起头，奈何？其病胎里来，盖在“一夜暴富”也。三代人学
吃，五代人学穿，养成贵族也是非一朝一夕之功。其德其文其教养，嫩了点。举
手投足，常常犯怯。

革命胜利后也会有新贵、权贵。以权谋私之辈，其养尊处优，日用排场，挥霍奢
华，威风八面，较之新老贵族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恶的文革，竟一度断了他们的
脉。文革被否定，复旧复古浪潮随“金钱至上”狂潮一路上扬，历久不衰。恢复
旧物旧观旧风，修旧如旧么。于是，搜寻再现旧贵族风范，延续贵族家风于一脉
，历史的重任落到了遗老遗少的身上。而今有钱人太浮躁太张狂，易招惹人，也
很需要榜样。他们不学雷锋。他们也学不来。市场需要，商机无限。出书的出书
（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章诒和女士的《往事并不如烟》），拍电视剧的拍电视剧
。进培训班高价深造，如何文明用餐如厠更衣，做一个有教养的人。“重建上海
，再现三十年代亚洲第一商埠第一金融城市第一大都市的辉煌”也叫响了么。深
度抢救挖掘，随之跟进，也无孔不入。八十岁的唐二小姐被国内外记者所追堵，
有些应接不暇了。

这些，也许并不足以让我们多么忧心忡忡。在一个革命的国度里，有一些个往日
的贵族、今日的新贵在出没，招摇，不必大惊小怪吧。一则彰显我们的仁慈与大
度，二则即使他们兴过了头，对我们一些人也是一个提醒与教育吧。

然而，世事今有大谬不然者。善良大度的人们且慢宽心。他们的队伍在扩大，并
不在少数。他们并不安分守己，而是恣意张扬显摆，一改守势而取攻势，跃跃欲
试。“爱玩会玩的人，懂得及时行乐。”“一生浸淫于浮华”。曾经被批倒批臭
打倒在地埋进棺材的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顶着一张张“贵族”“世家”“大
院”的皮，闪亮登场，一时间，降伏了多少人们的心！不能再掉以轻心了！复活
旧物，并不是沉渣泛起。它们还要联手呢。市场经济，商品社会，必须寻找与之
相匹配、和谐互动的价值观人生观生活方式消费方式才能扎下深根大行其道！市
场经济社会是富人的社会与天堂，不是穷人的社会，也必然不是平等的社会。市
场经济注定制造不平等不公正，要为全社会不断地生产出富人与穷人来。贵族的
追求享乐而且及时行乐，就如同“过把瘾就死”“潇洒走一回”“我拿青春赌明
天”的唱词一样，被市场经济、商品社会选中了！

唐二小姐说：“很多人把我写成什么旧上海的金粉世家的传人，其实我就是一个
爱玩会玩的人，懂得及时行乐。”其实，与现已造就的这个社会（唉，想叫你一
声社会主义，真不容易！）共鸣共舞，这已经很够了。“现在百乐门怎么能和当
年的社交比?”言为心声，他们的胃口还大的很呢！

面对他们的火爆，我们总不至于只有自惭形秽、自愧弗如吧？

B，提要

一， 贵族血统，出身，地位，社会关系，阔绰，家风

请看回忆：

毕竟出身不凡，她随口说件事情就是掌故，提起一个人名就是段历史，她的父亲
唐乃安是中国最早的西医之一；哥哥唐腴庐曾任宋子文的秘书，1931年被误当作
是宋子文而遭暗杀；姐姐唐瑛是与陆小曼并称为“南唐北陆”的海上名媛。可是
对于一生浸淫于浮华的女人生活的唐薇红而言，那些历史风云只不过是插曲，

我爸爸唐乃安是中国最早的西医之一，是用庚子赔款出国留学的，回国后在北洋
舰队做医生，后来在上海开了私人诊所，专门给当时的上海大家族看病，我们家
和宋家就是那时候认识的。我大姐唐瑛还和宋子文谈过恋爱，

哥哥死了之后，是“国民政府”给了我们家赔偿，我还记得总额是一万担米，当
时一担米是5块银元，所以是一大笔钱。

那时候，家里光厨师就养了4个，一对扬州夫妻做中式点心，一个厨师做西式点心
，还有个做大菜。

二， 唐家的大小姐：《南唐北陆》之唐瑛

我那时候最佩服、最羡慕的人就是我的大姐唐瑛。我最羡慕她什么?是她的十个描
金箱子，里面全是衣服，每天换衣服都换不完。……我还记得光皮衣就挂了满满
一整面墙的大衣橱，哪里像现在的人家，一般只有一两件裘皮大衣。

我还记得报纸上常常有她的名字，有一次是英国王室来了，她去表演钢琴和昆曲
，报纸上把她的照片登了很大，我妈妈和她开玩笑，说她风头盖过了王室。

我记得她一天在家要换三次衣服，早上是短袖的羊毛衫，中午外出穿旗袍，那时
候的旗袍和现在不同，要滚很宽的边，滚边上绣各种花。我记得她有件旗袍滚边
上面有上百只金银线绣的蝴蝶，上面的纽扣是红宝石的。我们家养了一个裁缝，
专门给她一个人做衣服。

只要是出风头、有趣的事情，就有姐姐参加，她性格就是那样的，我当然觉得姐
姐比陆小曼好看，姐姐打扮很洋气，个子又高，洋溢着西洋女性的味道，一群名
媛出现在一个社交场合，风头永远属于姐姐。

三，与陆小曼共称“南唐北陆”，名媛！近几年，表现陆与徐志摩的所谓“郎才
女貌”风流恋情的电视剧风靡一时！新中国成立后，陆小曼受到陈毅市长的关照
。共产党人才有如此大度！

陆小曼来上海后，她们成为很好的朋友。《玲珑》里面还记载她的另一件事，说
她和我哥哥的女儿去参加慈善舞会，由于人多，跳丢了一只绣花鞋，那双鞋的价
格是200银元。

陆小曼一直留在上海，解放后生活很困难，好像是陈毅市长听说她的困境，让上
海市文史馆把她招收进去，一直在那里当馆员到1959年去世。

四，［上海解放了，唐薇红没有逃走。她看到了十月革命后逃出来的贵族白俄在
上海的下场。她也参加了劳动。她也没忘了旧生活。追求享乐，及时行乐。在旧
轨道上兜圈子。她们自有一伙。革命并没有对她们太绝情。太阳并没有普照大地
。阴暗角落，藏污纳垢。他们还很滋润自得。所以，她说了：只要漂亮就可以出
来，照样被男人养活，好像收入的主要方式是在她们家里面打牌，由她们抽头，
一场牌打下来，几千块钱到手。外面是红旗飘飘，里面还是老一套，上海这个城
市啊，骨子里是风流的。

因此，文革的发生，越发显得并不突兀。文革“破四旧”，也并不如文人宣染得
那样火爆激烈：旧物是她们自己放火烧的。查抄的东西登记造册，平反后“完璧
归赵”。这一点，唐二小姐比某些酸臭文人来得直爽。文人咒骂文革时，就写红
卫兵如何破坏，搞“打砸抢”，他的多少宝贝转眼化为灰烬；炫耀自己身份时，
又张扬家中现有多少古董秘笈。他们就是这样“钻进头去不顾腚。”

文革这一刀给唐薇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往昔的生活到此真正一刀两断，只留下
了回忆。“我不是那种抱着回忆不放的人”，可往日上海滩上的繁华及贵族气派
的点点滴滴，还是记忆犹新。无庸讳言，惯于追逐享乐、及时享乐 的唐二小姐也
有一些年只有靠追忆陶醉于往日而打发时光。她们有眼光。她们终于盼来了时光
倒转、时来运转、还能行时的这一天！拉丁舞曲的疯狂节奏下，八十岁的老太太
与红男绿女们尽情地旋转飞翔！相形见绌的是，另一些人黯然失色，从风光圈子
里淡去，渐行渐远……］

再看二小姐的回忆：

1949年前夕，我没有和家里人一起出国，不是说我觉悟有多高，我是根据事实说
话的，那时候上海有家“第第斯”餐厅，是做俄式大菜的，里面的白俄女招待都
很漂亮，你坐下来，她们会推着银制的小推车来送冷盘。但是，我知道她们一到
夜里，换下招待服，就要做舞女之类的赚钱，很可怜啊，想想她们在国内也都是
贵族出身。就因为有这个活生生的例子，所以我没有听姐姐她们的劝说而出国。

上海到底是上海，虽然百乐门改成了红都电影院，营业性舞厅早已经取缔了，但
还是有地方去的，我经常去的地方叫苏联俱乐部，在徐家汇那边，里面全是国际
友人在跳舞，必须有人带着才能进去。我始终有朋友带我进去，有一次还和印尼
的苏加诺跳了舞，我英语很好，一边跳一边和那些外国人说话，他们邀请我跳完
舞和他们去吃饭，我哪里敢?俱乐部外面就停着公安局的车，谁敢和那些外国人走
，第二天就会被抓起来。

50年代的上海社交在暗地里进行，在一些大家庭里总有牌可以打，也有小型舞会
。可是我接触到的出来交际的女人就很复杂了，不再是从前时代的大家闺秀了，
很多以前的舞女啊，向导啊，只要漂亮就可以出来，照样被男人养活，好像收入
的主要方式是在她们家里面打牌，由她们抽头，一场牌打下来，几千块钱到手。
外面是红旗飘飘，里面还是老一套，上海这个城市啊，骨子里是风流的。

大姐和宋子文往来的情书有20多封，“破四旧”时候都被我烧掉了，我一边看，
一边害怕死了，家里居然还有宋子文的笔迹，小时候我不知道还有这么回事。同
时烧掉的还有我哥哥那件带血的长袍，出事后，我妈妈伤心得不得了，她一直留
着那件长袍，白色的府绸里子，灰色的法兰绒面子，上面有很多血迹。那天烧掉
的东西太多了，就在我现在住的衡山路房子里面，我一边烧一边放水冲，结果下
面的邻居看见我们家烟雾滚滚，冲上来说，是不是着火了 。

我印象中，上海真正交际生活的结束，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一下子什么都没
有了，什么都是四旧，所有人都噤若寒蝉。那是真正的没有任何舞会的日子了。

我不是那种抱着回忆不放的人，现在人人都知道百乐门有个喜欢跳拉丁舞的“唐
阿姨”，但是现在百乐门怎么能和当年的社交比?这里不过是一群国外的旅游者来
观光的地方，要不就是台湾人来摆阔的地方，一场拉丁舞要1000元，我一周跳三
场，算下来多少钱?很多人把我写成什么旧上海的金粉世家的传人，其实我就是一
个爱玩会玩的人，懂得及时行乐。

C，原文：

唐嶶红：我所见证的交际生活

记者 王恺

80岁的唐薇红每次接受采访前都要到楼下的理发店去做头发，家在衡山路上，早
就把这条街上的风光吃透了，别人来这时髦街道是观光，她是和理发店的人兴高
采烈地说家常：“前些天我上电视了，结果有个中学男同学找到我的电话，非要
和我吃饭。”20出头的理发师诚心实意地说唐阿姨漂亮，她喜欢大家都叫她唐阿
姨，或者叫她的英文名ROSE。

“上次德国电视台来拍我，连我化妆的过程都拍进去了。”她告诉记者。德国电
视台是在百乐门舞厅的拉丁舞场上发现她的，一个80岁穿着粉色的拉丁舞裙，烫
着蓬松头发的“阿姨”，外加一口流利的英语，舞伴却是她请的20出头的专业舞
蹈员。本来打算拍摄的主题是百乐门，结果成了她的个人纪录片，说是在中国发
现一个完全西化的老太太。

她化好了妆，艳红色的指甲和CD的口红，钻石胸针和耳环是一套的，穿着短皮大
衣，很正规地和记者约好在衡山路的一家咖啡馆见面，怕记者找不到她，又把穿
着描绘一遍。

唐薇红对过去的世界并不眷恋，她习惯于享受和谈论时下生活，比如昨天和王文
娟一起打麻将，她又输了钱；再比如她不想在百乐门跳拉丁舞了，因为太贵，请
教练什么的，一次是1000元，她准备换到虹口区新开的一家舞厅去跳，“我们跳
拉丁舞的，必须要大场子，所以一般小舞厅没法跳开”。她有些埋怨地说，又说
要把报纸上公布的专业舞蹈员指导价格拿到百乐门给他们看，“让他们明白自己
是收贵了”。口气像个30岁生机勃勃的女人。

毕竟出身不凡，她随口说件事情就是掌故，提起一个人名就是段历史，她的父亲
唐乃安是中国最早的西医之一；哥哥唐腴庐曾任宋子文的秘书，1931年被误当作
是宋子文而遭暗杀；姐姐唐瑛是与陆小曼并称为“南唐北陆”的海上名媛。可是
对于一生浸淫于浮华的女人生活的唐薇红而言，那些历史风云只不过是插曲，她
所记得的历史不外乎是那些当事人的服装和长相，以及当时的社交风俗，娓娓道
来的，是上海近代交际生活的变迁。

唐腴庐和唐瑛：家世传奇

我大哥唐腴庐不是替宋子文挡子弹死的，他是被误杀了。当年一直有传闻他是替
宋挡子弹死掉的，可是妈妈告诉我，哪里会有人那么傻，看见人开枪，还不跑掉
了?我那时候只有六七岁，这件事我妈妈后来一直讲给我听。 ．
大哥非常聪明，16岁就出国了，到耶鲁读书，和宋子文是同学。我们家一直不让
他学政治，那时候的老百姓很怕和政治搭界，妈妈叫他读经济，他到美国后自己
不肯学经济，回国后就给宋子文当秘书，爸爸、妈妈生气也无可奈何。

那是1931年7月，天气很炎热，哥哥和宋子文经常南京、上海两地跑，因为当时的
“国民政府”在南京。司机很早起床接大少爷，车是什么模样我还记得，一辆绿
色的福特，牌照是51号。哥哥坐早晨的火车到老北站，5点钟就到站了，那时候本
身人就很少，车到的早，就更没有人了。司机突然看见有人放烟幕弹，一片烟雾
散开，就听见枪响，司机亲眼看见我大哥中弹倒下，他戴铜盆帽，穿灰法兰绒的
长袍，和宋子文穿戴很相似，所以被当成了宋子文。宋子文此时也下了车，看见
烟幕弹，马上钻到火车下面了，刺客没发现他。长大后我才知道刺客是“暗杀大
2E"’王亚樵带的一批人。

司机马上把我哥哥送到最近的一家德国医生开的医院，哥哥膀胱上中了很多枪，
但是那时候太早了，德国医生还没起床，等他起床准备好上手术台时，哥哥已经
去世了．

我爸爸在事发的半年前去世了，得了胃癌，吃什么都吐。我爸爸唐乃安是中国最
早的西医之一，是用庚子赔款出国留学的，回国后在北洋舰队做医生，后来在上
海开了私人诊所，专门给当时的上海大家族看病，我们家和宋家就是那时候认识
的。我大姐唐瑛还和宋子文谈过恋爱，不知是因为我爸爸缘故还是我哥哥缘故两
人认识的，但是我知道是为什么分开的：我爸爸坚决反对。我爸爸说，家里有一
个人搞政治已经够了，叫我姐姐不许和宋子文谈恋爱，怕她嫁给宋子文，家里就
卷到政治圈里，我爸爸总是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搞政治太危险，后来证明，
我爸爸的话是对的。

大姐和宋子文往来的情书有20多封，“破四旧”时候都被我烧掉了，我一边看，
一边害怕死了，家里居然还有宋子文的笔迹，小时候我不知道还有这么回事。同
时烧掉的还有我哥哥那件带血的长袍，出事后，我妈妈伤心得不得了，她一直留
着那件长袍，白色的府绸里子，灰色的法兰绒面子，上面有很多血迹。那天烧掉
的东西太多了，就在我现在住的衡山路房子里面，我一边烧一边放水冲，结果下
面的邻居看见我们家烟雾滚滚，冲上来说，是不是着火了 。 哥哥死了之后，是
“国民政府”给了我们家赔偿，我还记得总额是一万担米，当时一担米是5块银元
，所以是一大笔钱。

我那时候最佩服、最羡慕的人就是我的大姐唐瑛。我最羡慕她什么?是她的十个描
金箱子，里面全是衣服，每天换衣服都换不完。我那时候还小，她不带我出去玩
，我就知道她是个“名媛”，天天需要出去交际，因此有无数衣服，我还记得光
皮衣就挂了满满一整面墙的大衣橱，哪里像现在的人家，一般只有一两件裘皮大
衣。

国外有什么大亨名流来了，我姐姐一定出场。我还记得报纸上常常有她的名字，
有一次是英国王室来了，她去表演钢琴和昆曲，报纸上把她的照片登了很大，我
妈妈和她开玩笑，说她风头盖过了王室。

我们家是基督教家庭，女孩子地位很高，甚至可以说是“重女轻男”，但也不是
说女孩子就可以出门交际的，必须要等到结婚后或者有男士上门邀请才能社交。
我姐姐是因为结婚了，获得了交际的权利，她嫁给了宁波“小港李家”的李祖法
，姐夫是保险公司的总经理，但是不喜欢交际。我们家的女人都外向，所以他们
两个人过不到一起去，婚后几年就离婚了，我姐姐也就获得了社交的自由，他们
生的孩子李名觉后 藩是美国著名的舞台艺术家。

我记得她一天在家要换三次衣服，早上是短袖的羊毛衫，中午外出穿旗袍，那时
候的旗袍和现在不同，要滚很宽的边，滚边上绣各种花。我记得她有件旗袍滚边
上面有上百只金银线绣的蝴蝶，上面的纽扣是红宝石的。我们家养了一个裁缝，
专门给她一个人做衣服。她非常聪明，那时候我和她一起去逛鸿翔百货，看见最
新的服装样子，她并不买，而是记下来和家里的裁缝说，改良后再做出来。和她
一起上街，总听见旁边人说，这是唐瑛啊。她的衣服样子领导着当时的上海服装
潮流，后来她和陆小曼等人开了家“云裳时装公司”，现在留下来的宣传画还很
时髦，完全是装饰画风格，上面的女人没有面目，只有阔大的衣领和细腰的线条
。

我姐姐并不是每天晚上都出去交际，很多时候别人也会来家里。妈妈后来告诉我
们说，当时“社交”是被当作新鲜玩意儿引入中国的，有个杂志叫《玲珑》，整
天鼓励女性要学会社交，并且把我姐姐当成“交际名媛”的榜样。家里的男性长
辈都不在了，妈妈是按西方规矩对待姐姐的客人的，不干扰她交往朋友，姐姐是
上海最早的“海上名媛”，当时就有一种说法：上海有唐瑛，北京有陆小曼。陆
小曼来上海后，她们成为很好的朋友。《玲珑》里面还记载她的另一件事，说她
和我哥哥的女儿去参加慈善舞会，由于人多，跳丢了一只绣花鞋，那双鞋的价格
是200银元。

我姐姐长得漂亮，会唱京剧和昆曲，英语也说得流利，那时候，家里光厨师就养
了4个，一对扬州夫妻做中式点心，一个厨师做西式点心，还有个做大菜。

现在流行一些小说和电影，里面往往有个交际花，长得美艳又擅长交际，没有职
业，周旋于男人中间，靠男人供养生活，常年住在高级旅馆或公寓里，就像《日
出》里面的陈白露。当时的高档旅馆里确实是有一批这样的女人，住在国际饭店
和金门大酒店里的是最高档的了，那里的套房都带有会客室。但即使是住在最高
档的公寓里的这类女人，也不算“交际明星”，她们的出身一般是舞女或者堂子
里的人，当时人们管她们叫“交际草”。1949年去台湾的文史作家陈定山，他也
是中国最早化工厂的少东家，1958年写过一本《春申旧闻》，里面写道：“上海
名媛以交际著称者，自陆小曼、唐瑛始……门阀高华，气度端宁。”看到这就明
白当时交际界的情况了。

“南唐北陆”：高尚社交的背后

我看见有文章说当时杨杏佛也追求我姐姐唐瑛，并且说和徐志摩、陆小曼的恋爱
一样，是当年最出名的两对三角恋爱，其实也是不对的。杨杏佛追求的是我的干
姐姐，我们叫她三姐，姓张，因为我妈妈喜欢她，尤一直住在我们家里。

我记得杨杏佛、徐志摩、陆小曼他们一群人总是来我家，他们是我大姐唐瑛很好
的朋友，姐姐是让我和他们接触的，他们不是那种很讲究的人，喜欢一起闹。我
记得杨杏佛总是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背唐诗。他脸上长了很多小疙瘩，不好看，拉
着我的手教我背唐诗，我从小上的是教会学校，就会背“床前明月光”，他就批
评我太西化了。

我一直不知道三姐是和谁在谈恋爱，就记得有天她接电话，那时候电话全是装在
楼梯拐角那里的，我在她背后，突然看见三姐一声不响地倒下来了，电话机都没
有放好，悬在半空中晃，我吓得哭起来。她一病就是一年，都不能走路，一直躺
在床上。原来，那天她接电话传来的消息就是杨杏佛被暗杀了。

徐志摩戴了眼镜，千干净净的，是个知识分子中的小白脸。那时候陆小曼的前夫
王赓也来我们家玩，他们当时还没有离婚。我有一次和记者说王赓不好看，眼镜
像酒瓶底，结果人家记错了，记到了徐志摩的头上。

当时徐、陆的恋爱故事传得很厉害，有天刘海粟在功德林请客，把我的姐姐、哥
哥，还有杨杏佛、陆小曼、徐志摩、王赓全部都叫去了，刘海粟高谈阔论，在祝
酒时以反封建为话题，先谈人生与爱情的关系，又谈到伉俪之情应建筑在相互之
间感情融洽、情趣相投的基础上，没有爱情的婚姻是违反道德的。王赓也是极聪
明的，他终于觉察到这席宴会的宗旨，他举杯向刘海粟、向其他人说：“愿我们
都为自己创造幸福，并且为别人幸福干杯!”姐姐后来告诉我，这场宴会就是徐志
摩逼着刘海粟举行的。宴会后，徐志摩给王赓写了一封英文长信，把他认为永难
解决的僵局打开了。王赓是个开通的人，同意与小曼很快离婚。

但是我姐姐也告诉我，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后，并没有想象中的幸福。两家长辈
由于不赞成他们的婚姻，都不肯给他们金钱援助。徐志摩与陆小曼生活得并不协
调，他想改造陆小曼的原意难以实现，陆小曼喜欢奢侈玩乐，她性格与习惯上的
缺点，不是徐志摩能够改造得了的，大概也不是什么人能够做到的。

徐志摩一向生活平顺，但到此一关，苦头却接二连三而至。作为一个好丈夫，徐
志摩很多时候跟陆小曼去做他所不愿意甚至是讨厌的事。他在文章里面说：“我
想在冬至节独自到一个偏僻的教堂里去听几折圣诞的和歌，但我却穿上了臃肿的
袍服上舞台去串演不自在的‘腐’戏。我想在霜浓月澹的冬夜独自写几行从性灵
暧处来的诗句，但我却跟着人们到涂蜡的跳舞厅去艳羡仕女们发金光的鞋袜。”

陆小曼和我姐姐都喜欢京剧，陆登台演出《玉堂春》，喊徐志摩在台上演红袍官
员，据说把徐志摩弄得难受死了，他说的“腐”戏肯定是指这场演出。我姐姐演
出了中国第一出英文京剧《王宝钏》，1935年，他们在上海的卡尔登戏院(今长江
剧场)，用英语演京剧。扮演薛平贵的是凌宪扬，他曾担任沪江大学校长。因为是
用英语演出京剧的第一遭，所以看得人很多。薛平贵身穿箭衣，头戴软罗帽，王
宝钏的扮相与京剧一样，姐姐英语流利，而且也很会做戏，只是他们的台步都走
不好，伴奏的有锣鼓也有管弦乐，但是只有对白而无唱段，因而看了有不伦不类
的感觉。

但是那时候哪里会想那么多，也不知道背后会有那么多纠葛，这些都是我后来慢
慢悟出来的。只要是出风头、有趣的事情，就有姐姐参加，她性格就是那样的，
我当然觉得姐姐比陆小曼好看，姐姐打扮很洋气，个子又高，洋溢着西洋女性的
味道，一群名媛出现在一个社交场合，风头永远属于姐姐。

她后来嫁给了熊希龄的侄子熊七公子，个子比她矮，一点也不好看，可是也很活
泼，喜欢社交，姐姐就喜欢这一路的人。熊七公子是当时美国美亚保险公司的中
国总代理，1948年之后他们就到香港去了，我不知道姐姐生活幸福不幸福，但她
喜欢打扮的性格一点都没有变。70年代她回来探亲，我在机场接她，很多年过去
了，我害怕认不出来她，结果看见楼梯上下来一个穿绿色旗袍的人，我远远就叫
了，肯定是姐姐，结果果然是她。

陆小曼一直留在上海，解放后生活很困难，好像是陈毅市长听说她的困境，让上
海市文史馆把她招收进去，一直在那里当馆员到1959年去世。

唐薇红：20世纪40年代后的交际余韵

我是16岁开始走进社交的，记得第一次成年舞会是姐姐带我参加的，在铜仁路的
绿房子里，那是在染料大王吴家举办的舞会，满场的洋行大班和公子哥。别看我
生长在那个开放的家庭，但我们家是不允许未成年就学跳舞的，所以那时我根本
不会跳舞。我穿着姐姐的一件嫩黄的晚礼服，也穿着她的高跟鞋，第一支舞是荷
兰银行的大班带我跳的，我一直注意不要踩到他的脚。出门参加了第一次舞会，
不代表你就可以公开社交了，必须要有人来家里请你，才能出门。那时候我未来
的丈夫经常上门来找我，我妈妈看见他在海关工作，很可靠，允许他带我出门跳
舞和玩，我们那时候全部是跳下午的茶舞，晚上一般不允许出门。茶舞会上男女
社交的方式是：他带一些男的来，我带一些女同学来，大家初次见面，自由挑选
舞伴。18岁我就结婚了，为什么结婚那么早?就因为我渴望不受约束的社交生活，
最好和我姐姐一样。

结婚后的自由生活就是出门吃饭和跳舞，婆婆规矩大，我却不听从，每天去仙乐
斯和同学跳舞，因为那舞厅比较纯粹，不像百乐门人品流杂。要不就是骑自行车
和同学们郊游。

1949年前夕，我没有和家里人一起出国，不是说我觉悟有多高，我是根据事实说
话的，那时候上海有家“第第斯”餐厅，是做俄式大菜的，里面的白俄女招待都
很漂亮，你坐下来，她们会推着银制的小推车来送冷盘。但是，我知道她们一到
夜里，换下招待服，就要做舞女之类的赚钱，很可怜啊，想想她们在国内也都是
贵族出身。就因为有这个活生生的例子，所以我没有听姐姐她们的劝说而出国。

丈夫在海关里工作，本来很稳定的，可是后来不断地有人事变动，要他去徐州，
去深圳，不去就没有工作。后来终于去了深圳海关，说什么东西都不用带，那里
什么都有，去了那里，住在广州一个叫梅溪的地方，就是荒野一片啊，发给我们
一床、一桌、两凳子，我肚子里的孩子也流产了，我看这地方不能呆了，就和他
离婚，自己回上海来了。

上海到底是上海，虽然百乐门改成了红都电影院，营业性舞厅早已经取缔了，但
还是有地方去的，我经常去的地方叫苏联俱乐部，在徐家汇那边，里面全是国际
友人在跳舞，必须有人带着才能进去。我始终有朋友带我进去，有一次还和印尼
的苏加诺跳了舞，我英语很好，一边跳一边和那些外国人说话，他们邀请我跳完
舞和他们去吃饭，我哪里敢?俱乐部外面就停着公安局的车，谁敢和那些外国人走
，第二天就会被抓起来。

那时候我和朋友投资在上海闵行开了一家拉链厂，本来是因为没事做给自己找点
事情做，那时候上海的社交生活已经大规模减少，白天到厂里上班，做会计，晚
上就穿着光鲜地坐着黄包车去找跳舞的地方，结果被厂里工人看见了，上班时批
评我说：“唐师傅，你怎么晚上穿那么漂亮?和你一起坐在黄包车上的男人是谁?”
和我坐在一起的是庞维谦，后来成为我的第二任丈夫，但当时他只是我的追求者
，就是怕大家说我作风不好，最后才和他结婚了。

庞维谦是南浔庞家的后代，我的公公庞青臣曾经是支持孙中山革命的人，民国时
代被孙中山委以要职，但是他不肯去做。可是庞维谦没那么多革命事迹，他和我
一样，一辈子就会玩，50年代的上海我们俩是出了名的爱玩的一对。50年代的上
海社交在暗地里进行，在一些大家庭里总有牌可以打，也有小型舞会。可是我接
触到的出来交际的女人就很复杂了，不再是从前时代的大家闺秀了，很多以前的
舞女啊，向导啊，只要漂亮就可以出来，照样被男人养活，好像收入的主要方式
是在她们家里面打牌，由她们抽头，一场牌打下来，几千块钱到手。外面是红旗
飘飘，里面还是老一套，上海这个城市啊，骨子里是风流的。

我印象中，上海真正交际生活的结束，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一下子什么都没
有了，什么都是四旧，所有人都噤若寒蝉。那是真正的没有任何舞会的日子了。

那时候我在工厂里挨批评，只能当工人了，一天要做几百米的拉链，光把铁拖来
拖去就要近万斤。我那时候人缘好，工人给我喝盐汽水，我不管杯子脏不脏，接
过来，偷偷从杯子的把那里喝，那里不脏。结果大家都说我接近群众。去当搬运
工也帮着我，我在前面拖板车，后面始终有人推，幸亏有这份工作啊，我那时二
个月赚82元钱，我丈夫庞维谦一辈子没工作，我们还有4个孩子，一个保姆，这钱
养了一家7口人。我一直工作到退休，现在还有退休金，这钱现在正好付我家的阿
姨工资，我告诉她，我也是有退休金的人啊，不要以为我没工作过。

我不是那种抱着回忆不放的人，现在人人都知道百乐门有个喜欢跳拉丁舞的“唐
阿姨”，但是现在百乐门怎么能和当年的社交比?这里不过是一群国外的旅游者来
观光的地方，要不就是台湾人来摆阔的地方，一场拉丁舞要1000元，我一周跳三
场，算下来多少钱?很多人把我写成什么旧上海的金粉世家的传人，其实我就是一
个爱玩会玩的人，懂得及时行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