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上，我只讲了三个故事

　　同志们、朋友们：

　　我来自北京大学中文系，我只是马克思的读者，谈不上是马克思的研究者。

　　感谢朱善璐书记和北大党委对我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强力支持。感谢于鸿君教授邀请我参加这次盛会。

　　我不能代表中文系，但此时此刻，我想起我们中文系的两位前人：邓中夏，1916年考入北大中文系，是中国工人运动和鄂豫皖红色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被杀害时年仅36岁。伍中豪，1932年考入北大中文系，他是比林彪更年轻的红军纵队司令，战死时年仅25岁。

　　邓中夏和伍中豪，他们的名字大气磅礴，都有一个中字。

　　此时此刻我想说：

　　邓中夏和伍中豪两位前辈，你们安息吧!

　　我们伟大的北大前人，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你们安息吧!

　　感谢所有在逆境中坚持马克思的事业的人们，对于我个人而言，尤其要感谢中国少年儿童出版总社和美国奔驰标准出版集团，你们把我关于马克思的小书以英语和瑞典语出版。

　　我还要再次感谢中国国家新闻广电出版总局的领导，感谢我国驻纽约总领事章启月、副总领事张美芳，感谢你们在今年五月纽约国际书展上，为一本中国人写的马克思的书站台。

　　《少年读马克思》(Karl Marx for Young Readers)英译版封面和封底

　　我谈一下我写Karl Marx For Young Readers这本小书时的一点感想。

　　说老实话，写这本小书给我带来的最为深刻的感受其实是：马克思是不可解的。当然，这不是指他的学说和思想不可解，在当今世界上，无论赞成他还是反对他，人们实际都已经完全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即把全部人类活动描述为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社会再生产，而这种思想正是马克思所发明的。

　　所谓不可理解的，其实是马克思的命运，是马克思的故事。而且，它不仅是不可理解的，更是令人震惊的。

　　理性和经验完全不能解释马克思的命运，不能解释马克思仿佛是自讨苦吃的选择，唯一能够解释这一切的，是他在17岁时一篇作文里所说的咒语般的话，他说：为人类福利而劳动、为大家而献身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唯一能解释这一切的，也许是他在23岁时写下的博士论文中令人震惊的发现：知识不是来自经验，也不是来自理性，因为知识，就来自凝视他人的目光，倾听他人的呼吁，并立志为他人做些什么。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马克思自25岁起的人生是失败的，是全然走了下坡路，但是，如果从人类的角度来说，情况却全然不同了，如果从人类的角度来说，马克思25岁之后的人生才开始攀登光辉的顶峰，他的一生是伟大的，马克思25岁之后的人生可谓光辉灿烂。

　　什么是人类的命运呢?

　　康德在谈论人这个物种所独有的禀赋时说：

　　我不想说，所谓人类进步的历史就是一部忘恩负义的历史，我也不想说，后生者只是一味的捞取好处，而对马克思的牺牲、马克思的工作和马克思的斗争连想也懒得去想。我只想说，今天全世界的劳动者都应该感谢马克思，因为如果没有马克思，如果没有他的学说、没有他的斗争和牺牲，普天下的劳动者，还要为争取在工作期间偶尔喝一口水的权利而斗争。

　　同志们、朋友们，不管有人是否不屑一顾，在这样的场合，我还是想在谈谈我们伟大的校友毛泽东，谈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和他们的命运。

　　1951年，已经成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曾经感慨万千的与湖南省立第一中学的老同学周世钊等人，谈到青年时代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书时的情景。

　　他说：

　　说来也是笑话，我读过小学、中学，也当过兵，却不曾见过世界地图，因此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湖南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世界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总是站着看一看。

　　我真怀疑，人生在世间，难道注定要过痛苦的生活吗?

　　决不!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是不应该永远存在的，是应该彻底推翻、彻底改造的!总有一天，世界会起变化，一切痛苦的人，都会变成快活的人，幸福的人!我因此想到，我们青年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道路真长。从那时候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正是基于这样的宏愿，1918年4月7日，星期日，在这一天，毛泽东等14人，在蔡和森家开满桃花的庭院里，成立了新民学会。

　　1931年，新民学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蔡和森因叛徒出卖，牺牲于广州军政监狱，年仅36岁。

　　新民学会最终发展到八十名成员，大多数成员后来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如毛泽东、何叔衡)以及早期领导人(如蔡和森、蔡畅、向警予、罗迈、夏曦等)，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像蔡和森一样，在残酷的革命中牺牲了。

　　10月10日-11日，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在北京大学举办

　　1922年10月23日，杨开慧因为难产，紧急住进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创办的长沙湘雅医院，该院的产科大夫李振翩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校友，他也是新民学会的成员，他为杨开慧做了剖腹产手术，次日清晨，毛泽东的长子岸英在长沙湘雅医院诞生。

　　毛岸英出生的时候，毛泽东正在领导两千长沙泥木工人举行罢工，他正吹着哨子走在工人游行的队伍里，没有及时赶到产房。关键时刻，唯一能够帮助他的人，只有新民学会的成员李振翩。

　　李振翩说：现在中国人地位提高了，我们在国外也觉得他们看得起中国人一些了。

　　毛泽东回答说：其原因之一，就是中国赶跑了日本帝国主义。第二就是打败了美国的走狗蒋介石，他跑到台湾去了。再就是派志愿军到朝鲜，打败了美国人。

　　然后，毛泽东动情地说：现在开慧不在了，岸英也牺牲了。我这个人不行了。腿也不行了，气管也不行了，眼睛也不行了，耳朵还可以。两个月前我还能看书，两个月以来就困难了，比如对你们吧，大致看得清楚，细部我就看不清了。

　　李振翩说：主席的一举一动都同全世界有关系。

　　毛泽东则幽默地说：自从尼克松总统到中国，就在这个地方(用手指汤坐的位置)，跟他谈了一次话，还有基辛格博士，后头又跟尼克松谈了一次，从此名声就不好了，说我是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勾结帝国主义。我喜欢美国人民。我跟尼克松也讲过，我们的目的是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帮助各国人民起来革命。我是个共产党员，目的就在于打倒帝修反。现在还不行，大概要到下一代。

　　分别仅仅两年，毛、萧二人却发现：他们彼此的思想和境遇都发生了截然相反的变化，他们彻夜长谈，最终却因为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而相对流泪。

　　毛泽东认为，要改造中国，必须进行政治改造，实现劳动人民的当家作主，仅靠办书店、办教育是不行的。而萧子升依然还是坚信无政府主义，他认为革命会带来牺牲，而他宁愿没有牺牲，通过文化和教育的逐步改良，来获得后代的幸福。

　　毛泽东嘲笑说：你这种理想，1000年也不可能实现，而萧则回答，他愿意等1000年。

　　直到1921年7月他们还在争论，于是，他们一起搭船离开长沙，在船上继续争论。

　　历史证明，毛泽东的预言极为精确，但当时的萧子升却认为，这不过是天方夜谭。

　　萧子升在武汉中途下船，替李石曽办事去了，而毛泽东则继续航行去了上海，毛、萧二人从此分道扬镳。

　　此番分手，地老天荒，萧子升后来说：多年之后我方才知道：那次毛泽东去上海，是为了参加一次重要的会议，而这次会议，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因为我知道有人想用他们编造的故事来堵住我们的嘴，但是，这不可怕，而我的故事要告诉他们：共产党人的故事，马克思的故事，毛泽东的故事，会通过我这样的人，一代又一代地讲下去。

　　这个世界需要马克思，因为这个世界需要光明。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