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模式后遗症：昆明新楼盘库存30多个月才能消化

作者：刘向南来源：中国经营报 2015-03-28

原标题：仇和的昆明“遗迹”

82岁的莫正才老人坐在他的已有百年历史的古朴雅致的农家小院里，手里拿着一本临时装订而成的18开大小的“书”，书名是“仇和”二字，内容则是连日来媒体关于仇和落马消息的各种报道与评论。

3月15日，全国两会闭幕当日，中纪委发布消息，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3月18日，仇和被免职。

对于有关仇和的这个消息，莫正才老人很关心。仇和是近20年来中国官员群体中最具争议的“明星式”人物，从江苏到云南，其行政轨迹一直伴随着以大拆大建为典型特征的各种“大手笔”。而经过一番抗争，莫正才老人的小院以及他所在的村庄最后于仇和强力推进的“城市化”中“幸免于难”。

宏仁村故事

莫正才所在的村庄叫宏仁村，辖于昆明官渡区矣六街道，距市中心约20公里，仇和主政昆明时期修建的地铁在村东不远处通过，紧邻着地铁的另一侧，是规模庞大的被当地人称为“新螺蛳湾”的“中豪·螺蛳湾国际商贸城”。“新螺蛳湾”的老板刘卫高，是从江苏一路跟随仇和来到昆明的浙江籍商人，此时，他已辞任中豪商业集团董事长之职。

宏仁村现有700余户人家，2000多人。大概在2006年之前，这里还是静谧的乡村。宏仁村所在的滇池东岸一带，一直都是昆明的“菜篮子”，宏仁村则早在1949年之前就已在种植蔬菜了，据莫正才说，在“城市化”浪潮席卷这个村庄之前，单单宏仁村就承担着昆明城约1/4的蔬菜供应量。这种局面随着2006年前后新亚洲体育城在村北不远处的修建被打破，宏仁村的土地先是被体育城项目征用一部分，仇和主政昆明后，其主导的“新螺蛳湾”项目又征用该村土地，村里的田地至此被征用殆尽。

“新螺蛳湾”体量庞大，目前已建成的一、二、三期项目从南往北绵延数百米，其周围是拔地而起的用以经营银行、酒店的各种高楼，住宅小区亦星罗棋布。在“新螺蛳湾”的主人刘卫高与背后主导者仇和先后出事前，这个项目仍在扩张，刘卫高曾设想，其最终的占地面积将达到12000亩。

这种扩张再次波及与其毗邻的宏仁村。2010年，由村民自己出资在老村西面修建的宏仁新村刚刚落成，即传来新村与老村要被一起拆迁的消息。宏仁新村共建房屋502栋，都是六七层小楼，村民每户一栋。“这是用我们卖菜的积蓄与征地补偿款修的房子，自己买建筑材料，所以质量非常好，从2005年开始修，一直修了5年才完成，我们不愿意拆。”莫正才回忆。

拆迁补偿条件则“一刀切”：新村3500元/平方米，老村3000元/平方米。莫正才居住的小院建于民国初年，是被称为“一颗印”的滇池东岸的典型民居，土木结构的二层小楼围成一个方方正正的四合院，保存完好。而这种风格的老建筑在宏仁村还完整存留一处，据莫正才介绍，那一座比他这一座还要古老。“他们不管这些，都要拆掉”，补偿价格也同于老村其他普通住宅。

据莫正才介绍，为了完成拆迁，“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先是对宏仁村进行“经济封锁”。宏仁村当时租住着数千名来自各地的“新螺蛳湾”务工者或生意人，村里到处都是超市、饭店、旅馆，“他们不准这些商铺开业。”

莫正才认为，当年发生的这起事件，背后一定有仇和的身影。“调来那么多人，不会不经过他的同意。”而为了抵制拆迁，莫正才等几个村民代表曾多次到省、市有关部门上访，据他讲，有一次，省国土厅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再来了！国土厅怎么能管得住仇和！他是副省级干部，是昆明市城中村改造指挥部的‘政委’！”

仇和强力推进的城中村改造，遭遇抵制的并非仅宏仁村一例，只是宏仁村成为罕见的抵制成功者。在2010年的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后不久，对于新村的拆迁即宣布“暂停”，而对于老村，强拆虽继续推进，由于村民的抵制，实际上从2013年直至仇和落马，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好大喜功的“强势书记”

在昆明开了40年诊所的卢速江在仇和任市委书记时就曾匿名举报过仇和，这和卢的亲身经历以及观察有关。有一年，卢速江去工商局办执照，却被告知，只有房产证上标注“商铺”的才能办理，卢开诊所，一直租用别人住房，是“住宅”，非“商铺”，因此一度不能继续办理。而当时正值“新螺蛳湾”开业，市内“老螺蛳湾”及其他一些批发市场被关闭，卢速江判断，仇和制定的“工商执照新规”与关闭其他批发市场一样，“都不过是为了把商铺逼往‘新螺蛳湾’。”

“仇和这个人太霸道了，”卢速江回忆，“有一年，他为了市容美观，要求居民必须把防盗笼都拆了，就这个事，很多昆明人都恨他。”卢速江向有关部门写了匿名信，举报仇和“仇恨和谐”。

十几年前，卢速江在昆明西山区马家营买了一个17平方米的商铺，用于出租。2010年前后，马家营进行城中村改造，其商铺所在的永丰商住城也被征用，由金地地产开发房产，后来他们知道，永丰商住城并不属城中村改造范围，也是被地产项目以商业目的“扩大化”，卢速江不满个人权益被侵害，坚决抵制，尽管他的商铺已被推倒，至今仍拒不签字。2014年12月以来，他已先后两次遭受不明人士的殴打。

在仇和主政昆明时期，为强力推进城中村改造，从市里到各区，专门成立城改办，“城改办权力很大，他们管的事情，住建局、国土局这些部门就不用管了。”而仇和本人，不仅牵头昆明市城中村改造指挥部，还牵头昆明市规划委员会。当地媒体界人士苏先生说，自从仇和担任规划委“政委”以后，“规划三天两头改，比如对当时正在建设中的呈贡新区的规划，就几个月修改一次。”

在某省级机关工作的王女士说，2010年，仇和曾推进一项“拆违透绿”市政举措，要求把违章建筑都拆掉，建一些小花园，“这很不错，”但是，“他要求把防盗笼都拆掉，要公务员带头拆，这个事情就做得很不好。”

王女士回忆，那一年，仇和强硬要求“昆明市的干部，包括事业单位的，必须在12月10日之前把家里的防盗笼拆掉，不拆的就‘回家’。因为受到抵制，后来他改为把防盗笼‘收回来’，与墙体平行就行了，这个仍受到抵制，就改为只是在主要街道推行”。

据王女士描述，在拆除防盗笼的政策推行之初，仇和最强硬，要求必须拆掉，而且不准装新的，“一些省级机关单位的人就说，这是你们市里的要求，我们是省里的，你管不着，不要理他那一套。”一位曾在盘龙区任副区长的退休老干部，患有肺心病，住在一楼，他就说：“随你怎么办，我就是不拆，我有病，不能关着窗子睡觉！”这位老干部坚决没有拆。

就像一些“主流”看法一样，对于一向以“改革官员”面目出现的仇和，媒体界人士苏先生原本也充满了期待，但在亲历了一些事情后，马上改变了这种印象。一次是在2010年春，昆明开始干旱，仇和主持召开水利工作会议，在会上，仇和说昆明应该建设几个大水库。苏先生之后到西山区水务局采访，该局一位官员即向他抱怨：仇和这个人干事情不经过脑袋，建水库要进行严格论证，要论证水源从哪里来、地质条件如何、会否引起地震等等，哪里能随随便便就说要建几个。后来昆明也没有建水库。

还有一次，在仇和的主张下，昆明市做了一个“雨污分流”工程，即把雨水与污水通过不同的下水道来处置。苏先生回忆，当时仇和不但要求主干道要铺雨水管与污水管，还定了几百个小区或单位进行改造。“很多单位抵制，比如一家电网公司，就说它的地下全是电网，这样改造会出事。”此后不久，仇和到滇池视察，又讲到“雨污分流”，“他说以前我们也有误区，觉得雨水和污水要分开来处理，现在要转变观点，城市里的雨水也是污水，还是应该走污水管。”该工程就此不了了之。

据苏先生介绍，仇和还一度要求昆明市的公务员每人要学会100句老挝语和缅甸语，也是很快不了了之。

“仇和模式”后遗症

在担任4年昆明市委书记之后，仇和又担任了3年多时间的云南省委副书记，之后折戟。曾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的杨维骏说，在云南官场，仇和并不受欢迎，而其升任云南省委后，也无实权，形同“架空”。昆明人对仇和的印象，还多停留在其任市委书记时的一些作为。

而仇和推进的最引争议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在其任职省委副书记之后，即已明显慢了下来，现在留给昆明市的则是一个“烂摊子”。根据北京大学朱晓阳教授的观察，在已经启动改造的城中村项目中，“盖了回迁房的，不到30个，”有一部分城中村的改造虽然已经启动，但像宏仁村一样，并没能成功拆除，还有一部分，“根本就没有启动。”

在朱晓阳看来，仇和的城中村改造“肯定是失败了”，“他野心太大，像北京市那么大财力，才敢搞50个城中村，即使是50个，北京都没有搞完，因为知道负担太重，广州、深圳拆了十多年，大多数都还没有拆。仇和到昆明就敢这么干，真是不负责任！”仇和的城中村改造给后届政府留下了极大包袱，朱晓阳注意到，“去年新上任的市委书记说过，要赶紧把回迁房盖起来。”

在媒体人士苏先生看来，“城中村不能不改造，但仇和好大喜功，步子迈得太大。”他注意到，2014年昆明市新楼盘库存量要30多个月才能消化掉，“新房库存大，一方面是由于呈贡等周边的成交土地供应加大，另一方面就是城中村改造的摊子铺得太大。”而昆明市的城中村改造，有很大一部分并非纯粹的盖住宅，而是住宅和商业并行配套，由此导致被官方称为“商业综合体”的商业广场大量增加。“2009年昆明市的商业综合体只有8个，2014年，省住建厅规划全省建150个商业综合体，其中昆明在建或已建成的有40多个，商业容量超过1000万平方米，这导致新开盘的一些商业广场招商非常困难。”